现在肯定你必得意识到这一点吧？你一个人是待不住的：你的天性是这样迫切执拗地要求别人关心你，花时间陪你；还要看到你的心智缺乏持续专注的能力：不幸的偶然——说它偶然，因为我希望已不再如此——即你那时还无法养成在探索智性事物方面的“牛津气质”，我的意思是，你这个人从来就不能优雅地玩味各种意念，只会提提暴烈的门户之见——这一切，加上你的各种欲望和兴趣是在生活而不在艺术，两相巧合，对于你本人性灵教养的长进，跟对于我作为艺术家的创作工作，具有同样的破坏性。你现在必得明白这一点吧？把同你的友谊，跟同像约翰·格雷和皮埃尔·路易斯[7]这样还要年轻的人的友谊相比时，我感到羞愧。我真正的生活，更高层次的生活，是同他们和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同你的友谊所导致的恶果暂且不说。我只是在考虑那段友谊的内在质量。对于我那是心智上的堕落。你具有一种艺术气质初露时的萌芽迹象。但是我同你相遇，要么太迟要么太早了，我也说不清楚。你不在时我一切都好。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一直在说的那年12月初，我劝得你母亲把你送出英国后，就重新拾起、再度编织我那支离破碎的想象之网，生活也重归自己掌握，不但完成了《理想丈夫》剩下的三幕，还构思并几乎完成了另外两个完全不同的剧本，《佛罗伦萨悲剧》和《圣妓》[8]。而这时，突然之间，不召自来，不请自到，在我的幸福生死攸关的情形下，你回来了。那两部作品有待完稿，而我却无法再提笔了。创作它们的那份心境永远也无法失而复得了。你本人现在已有一本诗集出版，会承认我说的全是真话。不管你承不承认，这都是你我友谊的核心里一段不堪回首的真事。你同我在一起时便绝对是我艺术的克星，而我竟然允许你执拗地隔在我和艺术之间，对此我羞愧难当，咎责难辞。回想起来，你无法知道，你无法理解，你无法体谅。而我一点也无权指望你能做到这些。你的兴趣所在，不外乎餐饭和喜怒。你的欲望所寄，不过是寻欢作乐，不过是平平庸庸或等而下之的消遣享福而已。这些是你禀性的需要，或认为是它一时的需要。我本来应该将你拒之门外，非特别邀请不得登门。我毫无保留地责怪自己的软弱。除了软弱还是软弱。半小时的与艺术相处，对于我总是胜过一整天地同你厮混。在我生命的任何时期，对我来说任何东西只要与艺术相比，便无足轻重了。但就一个艺术家而言，如果软弱使想象力瘫痪，那软弱就不亚于犯罪。

我还怪自己让你给带到了经济上穷困潦倒、信誉扫地的穷途末路。我还记得1892年10月初的一个上午，同你母亲一道坐在布莱克奈尔秋风渐黄的树林里。那时我对你真正的性格知道得很少，有一次在牛津同你从星期六待到星期一，而你来过克莱默同我待了十天打高尔夫球。我们的话题转到了你身上，你母亲开始跟我说起你的性格。她说了你的两大缺点，你虚荣，还有，用她的话说，“对钱财的看法大错特错”。我清楚记得当时我笑了，根本没想到第一点将让我进监狱，第二点将让我破产。我以为虚荣是一种给年轻人佩戴的雅致的花朵；至于说铺张浪费嘛——我以为她指的不过是铺张浪费——在我自己的性格中，在我自己的阶层里，并不见勤俭节约的美德。可是不等我们的交情再长一个月，我便开始明白你母亲指的到底是什么。你孜孜以求的是一种挥霍无度的生活，无休无止的要钱，说是你所有的寻欢作乐都得由我付账，不管我是否同你在一起。过些时候这就使我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你抓住我的生活不放，越抓越紧。总而言之，你的铺张挥霍对我来说是乏味透顶，因为钱说真的无非是花在口腹宴饮，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乐上。不时地让餐桌花红酒绿一下，可说是件赏心乐事，但你的无度却败坏了所有的品位和雅趣。你索取而无风度，接受而不道谢。你养成了一种心态，认为似乎有权让我供养，过着一种你从未习惯过的奢侈生活，而因为这一点，如此的奢侈又让你胃口更大。到后来要是在阿尔及尔的哪家赌场输了钱，第二天早上就干脆拍个电报到伦敦，要我把你输的钱如数存到你银行的户头上，事后便再也不见你提起。

我告诉你，从1892年秋到我入狱那一天，看得见的我就同你以及为你花了不止5 000英镑的现金，还不算付的账单呢。这样你对自己所坚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就会明白一二了。你认为我是夸大其词吗？我与你一起在伦敦普普通通的一天的普普通通的花销——午餐、正餐、夜宵、玩乐、马车及其他——大概在12至20英镑之间，每周的花销相应的自然也就在80到130英镑之间。我们在戈灵的三个月，我的花费（当然包括房租）是1 340英镑。一步一步地，我不得不同破产案的财产管理人回顾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太吓人了。“平实的生活，高远的理念”[9]这一理想，当然了，你那时还无法体味，但如此的铺张奢侈却是令你我都丢脸的一件事。我记得平生最愉快的一顿饭是同罗比在索赫的一家咖啡馆吃的，所花的钱按先令算，数目同你我用餐时花的英镑差不多。同罗比的那顿饭使我写出了第一则也是最精彩的对话[10]。意念、标题、处理方式、表达手法，一切全在一顿三法郎半的套餐上敲定。而同你的那些挥霍无度的餐宴之后，什么也没留下，只记得吃得太多、喝得太多了。你的要求我频频迁就，这对你很不好。你现在明白了。我的迁就使你更经常地伸手索要，有时很不择手段，每次都显得粗鄙低下。太多太多次了，宴请你而不觉得有多少欢乐或荣幸。你忘了——我不说礼貌上的道谢，因为表面的礼貌会令亲密的友情显得局促——我说的不过是好朋友相聚的雅趣、愉快交谈的兴致，那种希腊人称之为τερπνóν κακóν的东西；还有一切使生活变得可爱的人性的温馨，像音乐一样伴随人生的温馨，使万物和谐、使艰涩沉寂之处充满乐音的温馨。虽然你也许觉得奇怪，一个像我这样潦倒的人还会去分辨这样丢人和那样丢人的不同，但我还是要老实地承认，这么一掷千金地在你身上花钱，让你挥霍我的钱财，害你也害我；做这等蠢事对我来讲、在我看来，使我的破产带上了那种庸俗的由穷奢极欲而倾家荡产的意味，从而令我倍加愧怍。天生我材，另有他用。

但是我最怪自己的，是让你使我的道德完全堕落。性格的根基在于意志力，而我的意志力却变得完全臣服于你。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却是千真万确。那些接二连三的吵闹折腾，在你几乎是出于肉体的需要，可同时又使你的心灵和肉体扭曲，让你变成一个别人不敢听不敢看的怪物；你从你父亲那儿继承的那种可怕的狂躁，使你写出令人恶心的书信；你对自己的感情完全失去控制，要么郁郁寡欢长久地不言不语，要么如癫痫发作似的突然怒发冲冠。凡此种种性格扭曲、狂躁和情感失控，我在给你的一封信中都已提及——这信你把它随便丢在萨瓦伊或哪家旅馆，而让你父亲的辩护律师得以出示给法庭——那信中我不无悲怆地恳求过你，假如你那时能认识什么是悲怆的心情和言辞的话——我说，这些就是我为什么会对你与日俱增的索求做出致命让步的根源所在。你会把人磨垮的。这是小的胜过大的。这是弱者的暴政压过了强者，在一出剧本的什么地方我说过这是“唯一历久不衰的暴政”[11]。

而这又是无可避免的。生活里，每一种人际关系都要找着某种相处之道[12]。与你的相处之道是，要么全听你的要么全不理你，毫无选择余地。出于对你深挚的、如果说是错爱了的感情，出于对你禀性上的缺点深切的怜悯，出于我那有口皆碑的好心肠和凯尔特人的懒散，出于一种艺术气质上对粗鲁的言语行为的反感，出于我当时对任何事物都能逆来顺受的性格特征，出于我不喜欢看到生活因为在我看来是不屑一顾的小事（我眼里真正所看的是另外一些事）而变得苦涩不堪——出于这种种看似简单的理由，我事事全听你的。自然而然地，你的要求、你对我的操控和逼迫，就越来越蛮横了。你最卑鄙的动机、最下作的欲望、最平庸的喜怒哀乐，在你看来成了法律，别人的生活总要任其摆布，如有必要就得二话不说地做出牺牲。知道大吵大闹一番你就能得逞，那么无所不用其极地动粗撒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我毫不怀疑你这么做几乎是无意识的。最终你不知道自己急急所向的是什么目标，或者心目中到底有什么目的。在尽情利用了我的天赋、我的意志力、我的钱财之后，贪得无厌的心蒙住了你的眼睛，你竟要占据我的整个生活。你得逞了。在我整个生命最为关键也最具悲剧性的那个时刻，正是我要采取那可悲的步骤、开始那可笑的行动之前，一边有你父亲在我俱乐部留下一些明信片恶语中伤我，另一边有你用同样令人恶心的信攻击我。在让你带着到警察局，可笑地去申请拘捕令将你父亲逮捕的那天早晨，我收到的那封信，是你所写的最恶毒的一封，而且是出于最可耻的理由。对你们两人，我不知如何是好。判断力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恐惧。老实说，在你们的夹攻下，我欲逃无路，盲目地跌跌撞撞，如一头牛被拉向屠宰场。我对自己心理的估计大错特错了。我总以为小事上对你迁就没什么，大事临头时我会重拾意志力，理所当然地重归主宰地位。情形并非这样。大事临头时我的意志力全垮了。生活中说真的是分不出大事小事的。凡事大小轻重都一样。主要是由于最初的无动于衷，让那凡事听你的习惯很没有理性地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不知不觉地，这成了我禀性的模式，成了一种永久的、致命的心态。这就是为什么佩特会在他的散文集第一版那言辞微妙的跋中说道：“失败就在于形成习惯。”[13]当他说这话时，牛津的那些死脑筋们还以为，这话不过是故意将亚里士多德有些乏味的《伦理学》文字颠倒过来说罢了。可是话中隐含了一条绝妙的、可怕的真理。我允许你榨取我的性格力量，而对我来说，习惯的形成到头来不只是失败，而是身败名裂。你在道德伦理上对我的破坏更甚于在艺术上。

逮捕令一旦批了下来，你的意志当然就主宰一切了。当我本应在伦敦听取律师的高见，冷静地考虑一下我让自己一头钻进去的这个令人发指的圈套——你父亲至今一直称它为陷阱——你却硬要我带你去蒙特卡罗。在这天下首屈一指的肮脏地方，你好没日没夜地赌，只要赌场不关门。至于我呢，赌纸牌没兴致，就一个人留在门外头了。你不肯花哪怕五分钟时间同我讨论你和你父亲使我面临的处境。我的事不过是为你付旅馆的费用和赌债而已。只要稍稍提及我面临的严峻处境你就心烦，还不如人家向我们推荐的新牌香槟更让你感兴趣。

我们一回到伦敦，那些真正关心我安危的朋友恳求我避到国外，别去打一场无望的官司。你说他们这是居心不良，我要听他们的话便是胆小鬼。你逼我留下来，可能的话在审判席上靠荒唐愚蠢的谎言伪证顶住。最终当然是我被捕入狱，而你父亲则成了一时英雄。何止是一时英雄，你们家莫名其妙地跻身于神仙圣人之列。好像历史也带上了一点哥特式的离奇古怪，从而使历史和史诗之神克里奥成了众缪斯中最不正经的一位。靠着这份离奇古怪，结果是你父亲在主日学校的文学里将永远活在那些个心地和善纯良的父母之中，你将与少年撒母耳并列，而在地狱最底层[14]的污渎中，我将与杀害儿童的雷斯[15]和性变态的萨德侯爵[16]为伍。

当然了，我本该把你甩掉的。本该把你从我的生活中甩掉，就像从衣服上抖掉一根扎人的刺。古希腊的大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在他的一出最好的戏剧[17]中给我们讲了一个大公的故事。他在自己家里养了一头小狮子，对它疼爱有加，因为那小家伙大公一叫就眼睛亮闪闪地跑过来，要东西吃时就朝他摇尾巴。等这家伙长大了，本相毕露，把大公本人、他的房子和财产全毁了。我觉得自己就跟那大公一样。但我的错不是没离开你，而是太经常离开你了。照我算来，每三个月我就想把同你的友谊断掉。而每次要同你一刀两断时，你总是通过哀求、电报、书信、你的或我的朋友来说情等诸如此类的手段，要我让你回来。在1893年3月底你离开我在托基的家时，我下过决心从此不再和你说话，无论如何不让你跟我在一起，因为你离开前那天晚上大吵大闹了一通，实在叫人受不了。于是你就从布里斯托尔又是写信又是拍电报，求我原谅，同你再见面。你的导师没走，他告诉我说他觉得有时你无法对自己的说话做事负责，在莫德林学院的人，如果不是全部也大部分持有这种看法。我答应了见你，当然也原谅了你。在去城里的路上，你求我带你去萨瓦伊酒店。那一趟对我的确是致命的。

三个月后，是6月，我们在戈灵。有个周末你一些牛津的朋友来了，从星期六待到星期一。他们临走的那天上午，你又当众大吵了一番。太可怕太气人了，我告诉你我们非分手不可。记得很清楚，我们站在平坦的槌球场上，四周是一片漂亮的草坪，我向你指出，我们正在互相作践对方，你绝对是在把我往绝路上拖，而我也明显地没让你真正幸福，一刀两断才是上策。午餐后你闷闷不乐地走了，给管家留了一封最恶语伤人的信，要他在你走后交给我。可不出三天，你又从伦敦拍电报来，求我宽恕，让你回来。我已租了那个地方让你高兴，照你的要求雇了你自己的仆人。那可怕的脾气总让我为你遗憾得不得了，你自己也深受其害。我喜欢你。因此我让你回来，原谅了你。又过了三个月，是9月，你又闹了几场，事缘我给你指出了你试译《莎乐美》中犯的小学生般的错误。你现在应该是个不错的法语学者，看得出那译文既配不上它想移译的原作，也配不上你这个普通的牛津生。你那时当然不知道了，给我写信谈论此事时言辞暴烈，在一封信中说过你对我“并无任何心智上的亏欠”。记得读这句话时，我觉得在我们的整个友谊中你写给我的就这个是真的。我看到一个教养较少的人对你真的会更合适得多。这么说绝无怨你怪你的意思，只是道出过从交往的事实而已。归根结底一切人际交往的纽带，不管是婚姻还是友谊，都是交谈，而交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如果双方的文化教养迥异，那唯一可能的共同基础只能建立在最低的层面上。思想和行为上的琐屑讨人喜欢。我曾用这一点来作为一个非常睿智的人生哲学的基石，在剧本和悖语中加以表达。但是我们生活中的蠢话傻事却常常变得令人烦不胜烦：我们只是在泥淖中相遇。你谈话时总是围绕着的那个话题[18]虽然引人入胜，引人入胜得不得了，但到头来我还是觉得腻味。我常常被它烦得要死，但却接受了它，就像接受了你要去杂耍剧场的狂热，接受了你荒唐地大吃大喝的癖好，以及别的在我看来不那么有趣的脾气；也就是说，我干脆当它为一个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当它为同你认识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的一部分。离开戈灵后我到第纳德两周，你因为我没带上你而大为光火，在我动身前在阿尔伯玛尔旅馆就这事同我大闹了几场，搞得非常不愉快，而后又往我小住几天的一处庄园发了几封同样令人不快的电报。我记得跟你说过，你理应同家人相聚一阵，因为整个夏季你都是在别处过的。但是实际上，坦白地告诉你吧，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你待在我身边。我们在一起已经有十二个星期了，我需要休息，需要从与你相处那可怕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我有必要自己一个人待一阵子。是心智上的必要。因此我坦白，在你的信中，也就是上面所引的那封，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了结你我之间突然冒出来的这段致命的友谊，让它了结而不留愤懑。这正是我三个月前在戈灵的那个明媚的六月上午的确想做的。然而却有话传来——我应该坦诚地说是我的一个朋友，你在落难时求助过他——说是假如我把你的译作像小学生的练习一样送回去，你会觉得很伤心，或许几乎是无颜见人，说是我在心智上对你太过苛求了，还说不管你写什么，做什么，你的心都是完完全全向着我的。你在文学中刚刚起步，我不想成为第一个刹你的车、泼你冷水的人。我知道得很清楚，除非是由一位诗人执笔，否则没有哪个译文可以说能充分地传达出我作品的色彩与节奏。心意的奉献，在我看来，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件不能轻言丢弃的好事。因此，我把你，连同你的译文一起接了回来。刚好又是三个月过后，又是当众闹了几场，最后积聚成一场特别令人嫌恶的争吵。那是个星期一晚上，你由两个朋友陪着，到我房间里来闹。第二天早晨，我简直是身不由己地躲开你飞逃出国，编了些荒唐的理由向家人说明我的仓促离去，给仆人留了个假地址，怕你搭下一班火车尾随而至。记得那天下午，我坐在火车车厢里向巴黎飞驶而去，心想自己的生活怎么会弄成如此一塌糊涂；我堂堂一个世界知名人士，竟然就这么被迫逃离英国，为的是甩掉一段友情，这友情在心智和道德上都会把我内心美好的东西破坏殆尽；这个我飞奔逃离的人，这个我同他纠缠了那么多日子的人，并非什么从阴沟泥潭里蹦到现代生活中的怪物，而是你本人，一个社会地位同我一样、上的是同一所牛津学院的年轻人，一个我的座上常客。那些同往常一样的哀求悔过的电报跟着就来了。我不予理睬。最后你威胁说，除非我答应见你，否则你绝不答应动身去埃及。我在你的同意和配合下，曾亲自央求你母亲送你离开英国到埃及去，怕你在伦敦把自己糟蹋坏了。我知道你要是不去，会令她大失所望的。看在她的分上我真的见了你。情之所至，甚至连你大概都忘不了的，我原谅了过去的一切，虽然将来会怎样我一句不说。

记得我第二天回到伦敦，坐在房间里悲伤而又认真地思索着，你到底是不是我认为的那样，全是可怕的缺点，对己对人都是祸害一个，同你相处甚至相识，就要酿成致命之祸。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想这事，琢磨着是不是真的看错了人，把你冤枉了。那个周末你母亲的一封信送来了。信中将我自己对你存有的每一个印象说得透彻无遗。说到你那盲目地自视甚高的虚荣心，这使你看不起自己的家，把你的兄长——那个老实人——看作市侩庸人；说到你的脾气使她不敢同你谈你的生活，她感到、她知道你过的那种生活；说到你在处理钱财事务上的行为，在在让她苦恼丧气；还说到你的变化和堕落。当然她看到了，遗传让你背上了一个可怕的性格负担，并且也坦白地承认、心怀恐惧地承认：他是“我孩子中继承了致命的道格拉斯家族禀性的那一个”，信中是这么说你的。最后她说她觉得只好挑明，你同我的交往依她看是大大加强了你的虚荣心，以致成为你一切过失的根源，并恳切地请求我别在国外同你会面。我马上给她回信，说我对她讲的每句话都完全同意。还加了许多，把我可能说的都说了。我告诉她，我们的友谊源自你在牛津读大学时，那时你碰上了非常特别又非常严重的麻烦，向我求助。我告诉她，你的生活仍旧如此，仍旧为同样的麻烦所困扰。你把去比利时的原因归咎于同行友伴的过失，你母亲就怪我把他介绍给你。我于是把责任放到了该放的肩膀上，那就是你的肩膀。我最后向她保证，我一点也没有要同你在国外见面的意思，并央求她想办法把你留在埃及，可能的话在使馆里供个荣誉官职，不行的话就在那里学习现代语言，或者以任何一个她认为合适的理由。但为你好也为我好，至少要留在那儿两三年。

在这期间你从埃及不断给我写信，每次邮件里都有你的信。这些书信我全然不当回事，看过就撕了。不再跟你打交道我觉得很泰然。我决心已定，愉快地把自己献给艺术，那曾经让你把它给打断了的艺术。三个月后，你母亲亲自写信来了——很不幸，她个性中那典型的软弱，在我生活的悲剧中所起的致命作用不亚于你父亲的暴虐——我当然不怀疑是你叫她写的，她说你急得不得了，要我写信给你，而为了使我不至于有借口不写，还把你在雅典的地址寄过来了。你的地址，我当然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坦白说看了她的信我目瞪口呆。真不明白，在她写了12月份那封信后，在我回了她那封信后，到头来她怎么还会想法重修重建我同你的这段不幸的友谊。我没话讲，认收了她的信，又再次催她想办法把你同海外的哪家大使馆挂钩，使你不会回到英国来。可我没给你写信，同接到你母亲的这封信以前一样，依然把你的电报不当回事。最终你竟打电报给我妻子，求她用她对我的影响使我写信给你。我们的交往从来就是一桩令她苦恼的事——这不光是因为她从来就不喜欢你这个人，还因为她看到了同你来往把我变成了怎样一个人，不是变得更好——可仍然，就像对你一贯的善意款待一样，她不忍心看到我对任何朋友有任何的不周，因为在她看来这是对朋友不周。她认为，她的确明白，我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在她的要求下我确实同你联系了。那封电报的词句我记得很清楚。我说时间愈合每一处伤口，但是在未来好几个月内我既不会写信给你也不会见你。你刻不容缓地动身前往巴黎，一路上给我发来激情洋溢的电报，求我无论如何见你一面。我婉言拒绝了。你在一个星期六晚上很迟才到了巴黎，在下榻的旅馆发现我给你的一封短信，说我不会见你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泰特街收到你的一封电报，长十到十一页。你在电报里说，不管你对我做了什么事，你都不相信我会永不见你。你说了，为了见我，哪怕是一个小时，你六天里昼夜兼程地横跨欧洲；你的电文，我必须承认，写得像一份哀婉凄绝的呼求，而结尾依我看又以自杀相威胁，一个不加掩饰的威胁。你自己常常告诉我，你的家族中有多少人曾经双手沾满自己的鲜血；你的叔父无疑是一个，你的祖父可能又是一个，在你出身的这个狂乱败坏的家系里还有别的许多人呢。[19]我可怜你，又碍于旧情，也出于对你母亲的尊重——你要是如此可怕地死去，那对她的打击就太大了——还有那种恐怖之感，想到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尽管在在是缺点陋习，但还存着美的希望，就要这么可怕地死于非命，同时还有人性本身——这一切，要是有必要找借口的话，就必定是我答应最后让你再见一面的借口了。当我到巴黎时，那天整个晚上，不管是在瓦松晚餐还是后来在帕拉德[20]夜宵，你都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看到我时那份真心的欢乐，就像一个柔顺悔祸的小孩那样拉着我的手不放的样子，在当时显得那么单纯率真的悔过之意，这一切使得我答应与你重修旧好。我们回到伦敦两天后，你父亲看见我同你在皇家咖啡座午餐，便加入进来，喝了我的酒。当天下午通过一封给你的信，开始了他对我的第一轮攻击。

也许说来奇怪，但是要我同你分手的责任，我不说这是机会，再次落在了我身上。该不用提醒了吧，我指的是你在1894年10月10日到13日在布莱顿对我的举止态度。三年了，要你回想可真是个不短的时间。但对我们这些在监牢里度日的人们，生活中不见人间的动静而只有悲哀，只能以肌体跳痛的顿挫、内心悲苦的短长来度量时日。我们没别的好想了。受苦——你听着也许会觉得奇怪——就是我们得以存在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有存在的意识；而记住受过的苦对我们是必要的，这是对我们身份继续存在的认可和证明。我与记忆中的欢乐之间，隔着一道深渊，其深不亚于我和现实的欢乐之间隔着的深渊。假如我们在一起的生活真的如世人所想象的那样，纯粹是享乐、挥霍和欢笑，那我就会一丁点也记不起来。正因为那生活时时刻刻都包孕着悲剧、痛苦、恶毒，一幕幕单调地重复着乏味可怕的吵闹和卑劣的暴力，所以那些事一件件一点点都历历如在眼前，切切似在耳边，说实在的别的什么就很少能看得到听得见了。这里的人们是如此的苦中度日，所以我同你的友谊，照我那样被迫去记住的样子，总显得像是一支序曲，与眼前变换着的痛苦一脉相承。这些痛苦每一天我都得体会领悟；不仅如此，甚至得靠它们度日；似乎我的生活，不管在我本人还是在别人眼里曾经是什么样子，从来就是一部真正的悲怆交响曲，一个乐章一个乐章有节奏地推向其必然的结局，一切是那样的必然，简直就是艺术上处理每个伟大主题的典型手法。

三年前我曾连续三天讲过你对我的举止态度，不是吗？那时我想一个人待在沃辛，把最后一个剧本写完。你来过两次。走后又突然第三次出现，还带了一个人，竟说要在我的房子里逗留。我断然拒绝了（你现在必须承认我那样做是很对的）。我当然是接待了你们，在这事上我别无选择——但要在别的地方，不能在我家里。第二天是星期一，你的那个人回去办他的公务去了，你则留下来。沃辛待腻了，而且我不怀疑，由于我毫无希望地想把注意力集中在剧本上，而那又是我当时唯一的兴趣所在，你更不耐烦了，硬要我带你去布莱顿的宏伟酒家。我们到的那个晚上你病倒了，就是那讨厌的低烧，人们糊里糊涂地称之为流感。这是你的第二次发作，如果不是第三次的话。用不着提醒你，当时我是怎样地伺候照顾你，不只是源源不断的水果鲜花、礼物书籍诸如此类用钱买得到的东西，还有那份感情、那份亲切、那份爱，不管你怎么想这些都是用钱买不来的。除了上午一个小时散步，下午一个小时驾车出去，我从未离开过旅馆。因为你不喜欢旅馆提供的葡萄，我就给你从伦敦买来特别的葡萄，还编造各种事情让你高兴，要不就守在你旁边，要不就待在隔壁房间，每天晚上都坐着陪你，使你安静，逗你开心。

过了四五天你康复了，我就出去租公寓住，想把剧本写完。你，当然了，就陪着我过来。安顿好的第二天早上，我觉得人非常难受。你有事得去伦敦，但答应下午回来。在伦敦你遇见了朋友，等到第二天很迟才回到布莱顿，到那时我已经烧得很厉害了，医生说是你的流感传染给了我。谁要是病了，都会发现再没有比那套公寓更不方便的地方了。我的起居室在二楼，卧室在四楼。没有男仆伺候，连找个人递信，或者买医生吩咐的东西都没有。但有你在呢。我用不着担心。接下来两天，你把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撂在那儿，不管不顾，什么也没有。这不是什么葡萄鲜花礼物的问题，而是最基本的必需品的问题：我甚至连医生要我喝的牛奶都没有，柠檬水就更别提了。我求你到书店买本书，如果没有我要的，就挑一本别的，可你从来就舍不得到那里走一趟。结果我一整天没东西可读，这时你不动声色地告诉我，你买了书，他们答应要送过来的。这话我后来碰巧发现，从头到尾是一派胡言。在这期间你不用说，全是由我供养，马车进出，宏伟酒店的餐饭，全由我支付。的确，只是在要钱时你才会在我房间里出现。那个星期六晚上，你把我一个人撂下不管已有一天了，我要你晚餐后回来，陪我坐一会儿。你没好气地答应了。我等到了十一点，可你就是不露面。我于是在你房间里留了个字条，只是提醒一下你的许诺，以及你是怎么守的约。下半夜三点，我睡不着，口渴难耐，就摸黑冒着寒冷下楼到起居室，想找点水喝。没想找到了你。你朝我破口大骂，用尽了只有一个狂野的、没教养的人才想得出的语言。在自我中心可怕的点化之下，你的愧悔变成了暴怒。你骂我自私，自己生病了还想要人陪；说我对你的消遣横加阻挠，想剥夺你享受生活的权利。你告诉我，而我也知道这话不假，你半夜里回来，不过是要换件衣服，又再出去继续寻你的欢作你的乐；可是给你留这么一封信，说你一整天一整夜把我放着不管，我实在是把你寻找更多欢乐的心境剥夺了，把你再去享受生活的兴味减低了。我嫌恶地回到楼上去，一夜未眠直到天亮。而天亮后很久我才弄到东西缓解一下发烧引起的口渴。十一点时分你来到我房间。通过你前面一番的吵闹我不禁看出，由于那封信，我到底还是在你变本加厉放纵自己的一个夜里拦住了你。那天上午你倒是恢复了常态，我自然就等着听你要编出什么借口，看你要怎样请求你心里明白一定在等着的宽恕，不管你做了什么。你绝对地相信我永远会宽恕你的，说真的这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或许也是你最讨人喜欢的地方。没想到你不但没这么做，反而又开始夜里的吵闹，用词更为激烈狂暴。我最后只好叫你出去，你也装着走出去了。可当我把埋在枕头里的头抬起来时，你还在那里，狞笑着以歇斯底里的狂怒突然向我蹿过来。我心中冒起一阵恐惧，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也说不清，但我一跃而起，就这样光着脚跑下两层楼到了起居室，摇铃叫房东。直到房东说你已经不在我卧室，还答应需要的话随叫随到，我才走出起居室。这样过了一个小时，在这期间医生来过，发现我，当然啰，神情紧张，衰弱不堪，烧得比刚发病时更厉害了。这时你一声不响地回来，取钱来了：把梳妆台和壁炉台上能找着的钱都拿了，带着你的行李离开了这房子。难道还用得着我说吗，在接下来两天病中欲唤无人的凄苦日子里，我拿你是怎么看的？难道还用得着说出来吗，我已清楚地看到，照你如此表现的为人，即使只是同你保持熟人关系，也是很丢人的一件事？难道还用说吗，我已认识到，该是最后了结的时候了，这可是真正的一大解脱？难道还用说吗，我知道，从今往后我的艺术和生活不管在哪方面都将更自由、更美、更好？虽病体虚弱，但内心舒畅。分手是义无反顾了，这使我觉得安宁平静。到了星期二，烧退了，我第一次在楼下用餐。星期三是我的生日。在桌上放着的电报书信中有一封你手书的信。我怀着一份伤感将它打开，心里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因为一句好话、一句感人的话、一句哀愁的话而容你回来。可我完全上当了。我低估了你。你在我生日当天寄来的信是对前两场吵闹淋漓尽致的重复，处心积虑地、狡猾地写成白纸黑字！你用粗俗的嘲弄取笑我。你说，在整个事件中你得意的一招便是在动身回伦敦之前折回宏伟酒家，把吃的午餐算到我的账上。你恭喜我还算聪明，从病床上跳开得快，逃下楼逃得快。“那可是你小命危险的一刻，”你说，“比你所想象的还要危险。”啊！对这一点我可是深有体会。话里的真正意思我不知道：不知你是否带着那支买来要吓唬你父亲的手枪，有一次我陪着你在一个餐馆，你以为枪没上膛，在那儿还开了一枪；不知你当时是否在伸手，要操起一把碰巧搁在我们面前桌子上的普通餐刀；不知你是否盛怒中忘了你的个子体力都在我之下，趁我卧病在床想要来点特别的人身侮辱，甚至攻击；这些我都不知道。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当时心中腾起一股极度的恐惧，感到要不是马上离开房间躲避，你说不定会做出，或者想做出什么事来，铸成甚至是你本人的千古之恨。我平生在此之前只有一次经历过这种对一个同类的恐惧。那就是在泰特街我的书房里，你父亲和我，中间是他的帮凶，或者朋友，只见他那双小手在空中暴怒狂乱地挥舞着，站在那儿口中吐出他那颗肮脏的心能想得出的所有肮脏话，号叫着做出令人恶心的威胁，这些威胁他后来又是如此狡猾地付诸行动。在那一次，当然是他，先离开房间的。我把他赶了出去。同你的这一次，是我先走。这不是第一次我觉得有责任救你一把，免得你自食其果。

你在信的结尾说道：“你像尊偶像，没了底座就没意思了。下次你要是病了我马上走开。”啊！活脱脱一副粗鄙的嘴脸！多么的缺乏想象力啊！那性情，到了那时候，变得多么无情，多么卑俗啊！“你像尊偶像，没了底座就没意思了。下次你要是病了我马上走开。”有多少次，在被关押过的各处监狱那凄凉的单人牢房里，这些话在我耳边响起过。我自言自语念着，一遍又一遍；在这些话中我看到了，但愿是冤枉了你，你奇怪的沉默背后的一些秘密。我为了照顾你而染上你的病，在我被高烧病痛折磨之际，你居然写了这些话给我，其粗鲁和鄙俗当然是令人心寒；但是普天之下，任何一个人写这样的信给另一个人，都是罪不可赦，如果天下还有不可赦之罪的话。

坦白说在读了你的信后我觉得自己几乎是被玷污了，好像与这样一个人为伍，我已无可挽回地使自己的生命陷入了污秽和羞耻。没错，我已经陷进去了，可只有在六个月后，才知道陷得有多深。我打定主意那个星期五回伦敦，当面去见律师乔治·刘易斯勋爵，请他写信给你父亲，说明我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再让你进我的屋子、坐在我的饭桌旁、跟我讲话、同我散步，不管何时何地都绝不能与我在一起。这件事办好了，就会给你写信告知我所采取的行动，其中的理由谅你也心知肚明。星期四晚上我一切安排停当。星期五早晨上路前坐下来准备吃早餐，无意间翻开报纸，看到上面登了一则电文，说是你哥哥，你们真正的一家之主，爵位的继承人，家庭的栋梁，被发现死在一道沟里，身边是他发射后的空枪。[21]这恐怖的悲剧，现在据知是意外事故，可当时却暗指另有蹊跷。这样一个谁见了谁喜欢的年轻人，几乎可以说是在成婚的前夜，却突然死了。如此悲惨的变故，使我想到你本人的哀伤会有多深、该有多深；使我意识到你母亲，她的幸福和欢乐之所寄的人失去了，那她会面临怎样的哀痛，她曾亲口告诉我，你哥哥从一落地就没让她掉过一滴眼泪；我也意识到你本人的孤单，因为你另外两个兄弟都出门不在欧洲，所以你母亲和妹妹在哀恸中不但要靠你照应，还要靠你处理出了人命之后必不可免的大大小小令人伤心劳神的事务；一想到眼泪，一想到承载着这世界的泪水，一想到做人处世的种种哀愁——在这万千思绪百般情感的交汇之下，汹涌在我脑海中的便是对你及你家人的无限同情。对你的愤懑和怨恨我忘了。在我病重时你那样待我，在你痛失亲人之际我不能以牙还牙。我当即致电给你，表达我最深切的同情，并随后去信，邀请你一走得开就到我家来。我觉得在这一特殊时刻丢下你，通过律师正式地一刀两断，对你会是太可怕的一件事了。

从他们传召你去的悲剧现场一回到城里，你马上就到我这儿来了，穿着丧服，泪眼盈盈的一派温良率真的模样，要人安慰、求人帮忙，像个小孩似的。我对你敞开了我的房子，我的家，我的心，将你的悲痛当作自己的悲痛，这样也许能在你的沉沉哀痛中扶你一把。我甚至绝口不提你是怎么待我的，绝口不提那一幕幕不堪入目的吵闹和那一封不堪入耳的信。你那真切的悲哀，似乎带着你前所未有地靠近我。你从我这儿带去供在你哥哥坟上的鲜花，不只要成为他生命之美的象征，也要成为蕴藏于所有生命中并可能绽放的美的象征。

神是奇怪的。他们不但借助我们的恶来惩罚我们，也利用我们内心的美好、善良、慈悲、关爱，来毁灭我们。[22]要不是因为对你及你家人的怜悯和感情，我现在也不会在这人所不齿的地方哭泣。

当然，你我所有的交往，我看不光是命中注定，而且是在劫难逃：劫数从来是急急难逃，因为她疾步所向的，是血光之地。因为你父亲的缘故，你所出身的这个家系，与之联姻是可怕的，与之交谊是致命的，其凶残的手，要么自戮，要么杀人。在每一个小小的场合当你我命途相交，在每一个或至关紧要或像是无关紧要的时刻，你来我处寻乐或者求助，在那些不起眼的机缘和不足道的偶然之中——对生活而言，它们像是浮沉于光影中的纤尘、飘落于树荫下的枯叶——在这些时候，毁灭都尾随左右，像哀号的回声，像猛兽扑食的阴影。我们的友谊真正是始自你的一封可怜又可爱的信，求我在危急之中助你一把。你当时的境况任谁都会吓坏的，对一个就读于牛津的年轻人更是倍加可怕。我帮了你，并且最终由于你在乔治·刘易斯勋爵面前说我是你的朋友，我开始失去这位十五年老朋友的尊重和友谊。得不到他的忠告、帮助和关心，我生命中便失去了这一大保障。

你送过来一首很好的诗[23]，属于本科生那种的，要我给夸两句。我在回信中兴之所至地作了一些文学上俏皮诙谐的比附，把你比作海拉斯、雅辛托斯、琼奎伊尔或那耳喀索斯[24]，或者受到伟大的诗神宠爱、眷顾和礼遇的哪个人。那信听着就像一首莎士比亚商籁诗中的一段，被转为小调式似的。只有那些读过柏拉图的《会饮篇》，或者对希腊雕像优美地为我们传达出来的某种凝重情调得其神韵的人，才能理解信中的意思。让我坦白地说吧，这样的信，在我心情愉快、如果说是随心所欲的时候，要是两所中随便哪所大学的任何一位风雅的年轻人送我一首自己写的诗的话，我都会写给他的；确信他会有足够的才智，或教养，来正确阐释信中兴之所至的那些话。看看那封信是怎样辗转流传的吧！先是从你传到了你一个缺德的同伴手中，从他再传到一伙敲诈之徒那里，弄成许多份在伦敦到处传，寄给了我的朋友，还寄给了我的作品正在上演的剧院的经理：人们众说纷纭，可就是没有一个解释切中信的原意。社会为各种荒唐的谣言撩得耳热心跳：说是我因为写了一封不光彩的信给你而不得不付出一笔巨款。而你父亲又据此进行最为恶毒的攻击：我自己在法庭出示原信，说明真相，却被你父亲的辩护律师指为意在暗中败坏纯真心灵的邪恶企图，最终列为刑事罪状的一部分。刑事庭接受了这一指控，法官对此的总结陈词道学多而见识少：我到底还是因为这个进了监狱。情辞并茂地给你写了一封信，却落得个如此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