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自画像（1956年）

《政治和文学咖啡馆》第VI期，1956年1月，第16—17页；之后，以《1956年访答录》为题收录在《巴黎隐士》以及《散文集》中。在卡尔维诺的文件中保留了手稿原件，题目为《伊塔洛·卡尔维诺答〈咖啡馆〉杂志记者问》，其中有增补和改动，本文已在注释中标明。

您做个自我介绍。

我于1923年10月15日生于哈瓦那附近的一个名叫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的小镇。我父亲是利古里亚大区圣雷莫人，农学家，在那儿领导一个甘蔗实验站，而我母亲，是撒丁岛人，植物学家，当时是我父亲的助手。很可惜我对古巴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1925年我就随父母回到意大利的圣雷莫，他们回来管理一家花卉栽培实验站。关于我出生在海外一事，我的头脑里仅存下一个难以书写的出生地名称，些许家庭回忆，我的教名源自移民对他们守护神的虔诚，但此名在家乡却非常响亮，有着卡尔杜齐之风范。二十岁前，我一直同父母住在圣雷莫，生活在一个满是珍稀外来植物的花园里，还经常与我父亲，这位孜孜不倦的老猎人去内陆的树林里打猎。[1]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出于家庭传统的原因，我注册了农业学专业，然而这并不是我的爱好，因为那时我已经心系文学。这时，德国人占领了意大利，我就依从我那多年的情感，同那些英勇的游击队员战斗在小时候父亲带我认识的那片森林中。解放之后，我到都灵就读文学专业，1947年，我以一篇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论文匆匆毕业了。我的文学生涯始于1945年底，维托里尼主办的《综合科技》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篇早期短篇小说。但在此之前，帕韦塞读过我的第一篇小说，他推荐给穆谢塔主办的《阿瑞梭莎》杂志，随后得到发表。[2]我现在能成为作家，要归功于帕韦塞的教诲，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一直与他在一起。从1945年开始，我住在都灵，并且开始围着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打转，最初是去出售分期付款书，后来我一直在编辑部工作。在这十年中，我只写了一小部分我想写的，只发表了一小部分我写的，一共只出版了四卷本。

哪位批评家给予了您最为肯定的评价？哪位给了相反的评价？

从一开始，不论是文学巨匠（在此，能提及他们的名字我感到十分荣幸：德罗伯蒂斯从我的第一本书一直关注至今，切基为《分成两半的子爵》写了评论，还有博、波切利、潘帕洛尼、法尔奎，以及可怜的卡尤米，他生前是我的第一位书评人），还是与我同龄的年轻一代，大家对我的书都给予了极大的好评。极少数的那些负面评论反倒更吸引我，更让我有所期待：一个严肃而又深刻的否定评论，能让我受益匪浅，但到目前我不曾获得这样的评论。当《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出版后，恩佐·贾基诺的一篇文章，是绝对的纯粹的批评，非常激烈的批评，也非常生动，可能是我接收到的最好的书评之一，也是我时常有兴趣重读的为数不多的评论之一，但是仍然对我毫无用处——它只是触及了作品的外在问题，即使我自己也能发现并克服这些问题。[3]

您愿意简要地谈谈您所坚持的审美原则吗？

在2月的一次报告会上，我提出了一些我的基本观点（《狮子的骨髓》），最近发表在一份杂志上。[4]现在我不想补充其他的。但很明确的是，我知道最好不要奢望能实现我所宣扬的那些观点。我只是时不时地写一些我能够写的。

您喜欢从什么样的环境、人物和情况中来确立您的主题？

这一点我还不清楚，也许这正是我频繁变换写作风格的原因。但几乎所有我的比较成功的作品里，都有里维埃拉的风景，因此往往与儿童期或青春期的世界相关联。从忠实于主题的角度来看，脱离祖辈的、我童年时的家乡会让我失去可靠的精神食粮，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完全沉浸于此，那就无事可叙。出于很多深层次的原因，都灵是我的首选城市，我多次尝试去写它，但是一直没有写好。也许需要离开都灵，我才能写好。关于社会阶层，我不能说我是钟情于某一个阶层的作家。直到我写了关于游击队的文章，我确信我是对的：我明白了很多关于游击队员的事情，通过他们我接触到不同的社会阶层甚至是社会的边缘阶层。我对工人很感兴趣，但我还不了解他们。对一件事感兴趣是一码事，让它变成白纸黑字是另外一码事。[5]不是我没信心，我迟早会学会的。我的阶层，应该是中产阶层，我没有太多社会根基，我出生于一个特立独行的家庭，一个脱离了传统习俗和当下习俗的科学家的家庭；我不得不说，我对中产阶层不感兴趣，也无兴趣去争辩。我之所以大发议论是因为我要回答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让我夜不能寐的麻烦。我有兴趣讲述的故事总是那些探寻人类整体、一体化的故事，通过实践和精神上的双重考验，超越强加在当代人身上的异化与分裂。我想，我的作品中值得探讨的是诗学与精神上的统一性的问题。

您喜欢哪位意大利当代叙事文学作家？年轻一代的叙事文学作家中，您又对哪位最感兴趣？

我认为，帕韦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复杂、最富有思想的意大利作家。不论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不论提到文学家或叙事作家，都不能不提到他。与维托里尼开始的交谈对我的成长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说“开始”是因为如今我们认为谈话只进行了一半，我们计划继续下去。之后，通过了对语言的新的尝试的主要兴趣阶段，我开始接近莫拉维亚，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说他是意大利唯一一位“体制式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定期出炉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逐步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定义相关，与习俗、社会变迁、思想的总体方向相连。喜欢司汤达让我对托比诺也颇有好感，尽管我无法接受他炫耀他作为托斯卡纳人的地方自豪感的习惯。我对卡洛·莱维有种特殊的喜爱与友情，首先是因为他的具有争议的反浪漫，其次因为他的非虚构叙事文学，我认为，对于探讨各种问题的社会文学来说，他的非虚构叙事是最为严谨的，尽管我不同意他的主张，即现今这种文学形式将取代小说，我认为小说还另有他用。

现在我们来看年轻作家。在那些出生于1915年左右的极少数作家中，卡索拉和巴萨尼注重研究意大利中产阶级的意识分歧，这为他们的作品赋予了独特的意义；但我要批评的是，卡索拉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映浮于表面，而巴萨尼则是“黄昏派”的矫揉造作。更年轻的一代开始研究冷硬派小说，作品生动且平民化，其中雷亚首屈一指。如今还有帕索里尼，作为小说家和诗人的一代中的佼佼者，他写了一部小说[6]，我对其“创作观”有诸多保留，但再三品味后，越发觉得回味无穷，实属佳作。

您喜欢哪位当代外国作家？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说明海明威对我的写作生涯初期的意义。[7]即使海明威不再能满足我，但我仍无法说，有任何一位其他当代作家可以取代他的位置。[8]这五六年我在细细品味托马斯·曼，我总是为其中的丰富性而陶醉。但我总觉得，如今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写作。在与以前的作家之间的关系上，我则更为自由，我毫无保留地充满热情；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作家中，有我的一大批老师与朋友，我从未停止对他们的拜读。

在国外，您的书受到了怎样的欢迎？

此时言之尚早。《分成两半的子爵》现在法国出版，也即将在德国出版。《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将于春天在英国出版，半年后紧随其后的是《最后来的是乌鸦》。

您现在正在准备什么作品？

没有完成的事暂不能透露。

您认为，作家应该参与政治生活吗？如何参与？您属于哪种政治倾向？

我认为人人都应该参与其中。作家亦然。我认为，道德与文明意识应当影响人类，迟早也会影响作家。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别无他法。并且我认为，作家应当保持一个开放的、不能将政治拒之门外的论述空间。我加入共产党大约十二年了，始终忠于这些原则，我的共产主义意识和作家意识并没有痛苦的对立，并没有像我的很多朋友那样被这种痛苦吞噬，这让他们认为必须在非此即彼的政治倾向中做出一个选择。导致放弃自己的一部分的一切都是消极的。我根据自己的能力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政治和文学，但我对二者都感兴趣，它们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同一话题。

注释

[1]在卡尔维诺的文件中保存着一份1953年未发表的（也未完成的）自传草稿，这份自传是意大利共产党都灵联合会要求其撰写的。在草稿中，卡尔维诺这样写道：“在我的政治和道德教育中，父母的性格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父亲（生于1875年）是利古里亚老一辈激进的社会民主党的典型代表，与奥拉齐奥·雷蒙多和乔万尼·卡内帕都是同一代人，再加上在墨西哥的经历，这些让他以墨西哥的矛盾的革命运动来看待法西斯；我母亲也是科学家，并且是我父亲的合作者，但她与我父亲不同，她受到世俗思想、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理想的熏陶，始终是坚定而勇敢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我父母最惹眼的特立独行之举就是他们豪迈的决不妥协的反教权主义：自小在学校，我就学会了要拥有不同于他人的想法，为了不盲从官方的思想，就要忍受来自上级和同伴的猜疑、歧视和嘲笑。因为我不去做弥撒，我没有像我同学那样受坚信礼，没有去上宗教课，在档案的宗教信仰一栏中，我父母填了‘无’，我因此被人指指点点。我父母从小向我灌输的另一个思想就是仇视君主制，这是属于一个古老的具有共和党与马志尼思想的家庭的意识。”

[2]访谈的第一部分由卡尔维诺修改之后收录在《意大利作家量身定制的肖像》中的自传文章中，埃利奥·菲利波·阿克罗卡主编，威尼斯：图书联合会出版社，1960年，第110—111页。

[3]恩佐·贾基诺，《排名第一》，《新世界》，1947年11月20日，第3页；之后收录在安德烈·蒂尼主编的《1947年里乔内国家奖与伊塔洛·卡尔维诺》，切塞纳：老桥出版社，2007年，第324—326页。

[4]刊登在《文学比较》第VI期，总第66期，1955年6月，第17—31页；之后收录在《文学机器——文学与社会的讲稿》（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80年）和《散文集》（米兰：蒙达多利出版社，1995年）中。

[5]在手稿中，接下来还有这样两句话：“比方说，女性也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但我很少谈及这个话题！”

[6]此处指《流落街头的少年》。

[7]《海明威与我们》，《当代》杂志第I期，总第33期，1954年11月13日，第3页；之后收录在《散文集》，米兰：蒙达多利出版社，1995年，第1312—1320页。

[8]在手稿中，接下去这样写道：“可能也是因为如果当代有一位能令我完全满意的作家，我自己就不会有动力当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