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鼠疫

在疾病的历史上很难找出比“鼠疫”的含义传播更广的名词了。现在我们知道它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由带病的跳蚤——跳蚤在动物宿主死亡后会寻找人类宿主——叮咬传播的疾病。“鼠疫”一词诞生于公元6世纪拜占庭帝国发生的已知首次大流行病期间。它通常被称为“查士丁尼鼠疫”，以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名字命名。它来源不明——可能起源于中非内陆，随后传到埃塞俄比亚，再顺着贸易网传到了拜占庭帝国，但也可能起源于亚洲。人们无法确定。公元541年，埃及海港城市培琉喜阿姆首次出现了关于鼠疫的历史记录。在两年的时间里它横扫地中海，沿岸国家无一幸免，最后抵达东边的波斯和北边的不列颠群岛。

尽管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但这次疫情中显然死亡惨重。以弗所的约翰在《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详细记录了他的见闻，当时他正巧沿着疫情蔓延的路线旅行，从君士坦丁堡到亚历山大，又从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返回。他描绘了撂荒的田地、无人采摘的葡萄种植园、流浪的动物和日复一日忙着掘墓的人们。希腊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写道，公元542年在君士坦丁堡，鼠疫一天就夺去了一万人的生命。“人类走到了灭绝的边缘。”同时代的观察员埃瓦格里估计，鼠疫造成拜占庭首都30万人丧生。这些数字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反映出疫情的惨烈。普罗柯比和其他熟知早前疫情的观察员都认为，查士丁尼鼠疫是前所未有的。伊斯兰化之前的阿拉伯作家察觉到疫情的特殊，他们反映鼠疫对东罗马帝国人口产生了巨大影响。早期的伊斯兰作家记录了瘟疫在短期内造成伤亡无数，人们甚至放弃将死者下葬的惨状。到7世纪中期瘟疫终于播散到英国本土时，比德在自己的《教会史》中哀叹道，鼠疫“以极大的破坏力到处肆虐……夺去了无数英国人的生命”。

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以查士丁尼鼠疫为开端，欧洲部分地区和近东遭受了十多次鼠疫的袭击。8世纪末鼠疫消失了，可能是因为所有人或老鼠都获得了免疫力。

鼠疫的影响因地而异。从大范围内来看，农村人口凋敝对拜占庭帝国经济产生的影响——通过对钱币学、纸草学、法律文书等相关资料的详细收集整理得出的结论——表明第一次鼠疫可能促成了帝国的衰亡。与此相反，鼠疫直到公元664年才播散到英国，23年后就消失了。它在英国造成的直接影响——许多人丧生、空荡荡的修道院、荒废的村庄——令人震惊，但长期影响几乎可以忽略。诺森伯兰的修道院在660年代遭受了鼠疫的惨重袭击，两代之后又恢复了欣欣向荣的景象。鼠疫似乎无法撼动肥沃的土地、王权和巨大的财富。这些结论是从极为有限的资料中得出的，当我们试图把目光投向修道院之外普通百姓的生活时，历史记录却无处可查。

叙利亚深受鼠疫的影响，短期和长期都是如此。载满鼠疫病人的轮船在公元542年从埃及启航，停靠在加沙、亚实基伦、安提俄克，鼠疫从这些港口又传到大马士革，之后再传播到南方。从约翰的书中我们了解到了疫情的惨状。在那之后，公元541—749年，叙利亚几乎每七年就会暴发一次鼠疫。短期来看，鼠疫造成的死亡和大量出逃让许多地方都荒无人烟。长期来看，一再暴发的疫情给农业生产和定居人口带来了不利影响。阿拉伯人四处迁徙的生活方式使得疫情不容易蔓延，从而使得游牧民族的人口数量上升。始终脆弱的农业生产力意味着作物税收的减少和游牧经济的兴起。叙利亚鼠疫暴发次数如此之多，造成的损失如此惨重，以至于到伊斯兰早期，叙利亚成了人们口中的鼠疫之国。这一印象根深蒂固。到了中世纪，人们都知道伊斯兰叙利亚曾长期遭受鼠疫的毁灭性袭击。

关于首次鼠疫大流行我们所不知道的远远多于已知的信息。随着更先进的分析工具的出现，情况可能会有转变。通过仔细研究书面资料只能得到现有的结论。历史学家必须要利用动物学、建筑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知识来揭开首次鼠疫之谜。

欧洲无鼠疫之患的时代随着鼠疫的再次暴发终结于1347年，这次疫情夺去了半数——可能还不止——欧洲人的性命。第二次大流行的冲击在1353年终于过去，之后的欧洲大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1347年鼠疫再次暴发后，它隔一段时间就会袭击欧洲和伊斯兰国家。欧洲的最后一次鼠疫在1770年暴发于俄国。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不是一过性的，而是严重程度、规模和影响范围各异的多次疫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鼠疫于14世纪中期从中亚传播到欧洲后就在当地扎下根来，这一观点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而最近关于中亚气候变迁和欧洲鼠疫流行相关性的研究表明，旧有的模型可能需要修正。鼠疫可能是一再播散到欧洲的。中亚的沙鼠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数量激增，它们到处游走，分布广泛，成为跳蚤的完美宿主。随后这些跳蚤跳到人类和家养动物身上，当时亚洲和欧洲的港口城市比如杜布罗夫尼克贸易往来繁忙，跳蚤随之被带到了欧洲。

几个世纪后欧洲人开始接受鼠疫的存在，甚至开始预测鼠疫的到来，并想出了应对鼠疫的办法。因此，人们对1348年佛罗伦萨鼠疫和1665—1666年间伦敦鼠疫的反应就大不相同，两次鼠疫造成的影响也无法相提并论。前者对佛罗伦萨来说是前所未见的疫情，后者在1660年代虽然也是灾难性事件，但对伦敦来说，人们已经和它打过交道，对这种疾病的了解也越来越多。而在第一次大流行期间，情况并非如此。疫病的暴发突如其来，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从没有人见过这种病，它很特殊，能置人于死地。它是可怕的“黑死病”。

在七年的时间里，鼠疫在欧洲肆虐，对城市和农村造成破坏性影响。最早关于鼠疫的历史记录出现在1346年的黑海港口城市卡法，随后疫病无情地传播到欧洲各地。人们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丧生？这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人们从几个方面对病因给出了解释：天意、瘴气、接触传染、个人易感性等等，这些病因说互相有交集。就和霍乱流行一样，这些解释（特别是瘴气和接触传染）直到19世纪末期仍然在疾病传播理论中占统治地位。在黑死病期间——借由从希腊语和拉丁语原文翻译成的阿拉伯语，中世纪晚期对伽林和希波克拉底著作的重新发掘正如火如荼，而臭气会致病的学说也正兴起——瘴气和接触传染这两种学说并不像日后那样水火不容。腐烂的植物释放毒气，瘴气从地面上扩散出去，人可能因此受到感染。随后这些具有传染性的人会把疾病传给他人，特别是那些容易惹病上身的人，比如有罪之人、心怀不满之人、放荡之徒和贪吃之徒。

这些对鼠疫传播路线的自然解释可以归入大众所认为的鼠疫的根源：上帝的怒火。什鲁斯伯里的拉尔夫是巴斯和威尔斯教区主教，在感染鼠疫前，他恳求教众们祈祷。1348年夏末，他写道：“邻国已经遭受了来自东方的疫病的袭击，我们担心除非我们诚心诚意、不眠不休地祈祷，同样的魔爪也将会伸向我们，夺人性命。”鼠疫来源于上天旨意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1348年10月，巴黎医学院的老师在当时对鼠疫病因最详尽的描述中写道：“疫病的根源在于天象……行星的会合和之前的排布，与日食以及月食一起，使得人们周围的空气受到严重污染，预示着死亡和饥荒的到来。”木星和火星相会尤其会造成“大量瘴气充斥于空气中”。木星使地气蒸发，而火星则将其引燃。不过，尽管这一科学解释基于观察之上，有理论作为支撑，并且坚信药物有助于控制疫情，但人们仍认为鼠疫的根源在于上帝。“我们不能忘记瘟疫乃天意，因此我们能给出的唯一忠告就是怀着谦卑之心回归上帝。”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生动描述了人们对鼠疫的恐惧。《十日谈》以他在佛罗伦萨的亲身经历为基础，是描绘鼠疫之下人们生活的杰出文学作品。在鼠疫病因上，薄伽丘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鼠疫可能是“天体的影响”，也可能是“上天的惩罚，表明上帝对人类堕落生活方式的义愤”。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在突如其来的疫病面前，人类的智慧和才智毫无用处……医生和药物都帮不上忙”。

鼠疫造成的痛苦使得人们放弃了宗教和法律的约束：没有人活着来执行它们。薄伽丘写道，住在城郊得不到治疗、没有家人也没有邻居照料的人们“像动物一样毫无尊严地”死去。人们从未遭受过这样的灾难。“天降之祸（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也有人祸）如此残酷，在书中提到的这一年的三月到六月带来大范围毁灭性的打击……据可靠估计，佛罗伦萨城内有10万人被夺去生命。”法国观察家写道，阿维尼翁有半数人丧生，马赛有五分之四的人死去。疫病在法国蔓延期间，“如此高的死亡率使得人们因为害怕，不敢跟任何有去世亲人的人说话，因为人们发现，家中如果有一个人去世，几乎其他所有人都会接二连三地死去”。猜疑和恐惧的情绪肆虐；人们像对待牲畜一样对待染病的家人；邻居们互相回避。在城市里，人们不顾殡葬习俗，将死去的人集中埋到大坟坑里，这至少表明了短期内社会秩序的崩塌。面对着可怕的疫病人们无能为力，许多人选择了逃离，然而穆斯林相信违抗神的旨意是亵渎神明。于是有人将疫病怪罪到其他人身上。在欧洲有多达1 000个犹太社区被暴徒们摧毁。

尽管人们普遍感到无助，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仍然成立了卫生委员会来应对疫病。为了保证空气的洁净，委员会下令要冲洗下水道和收集垃圾。当人们确信鼠疫正要蔓延到佛罗伦萨来时，政府下令禁止来自热那亚和比萨的人进入城内。疫病已成事实后，人们制定卫生条例，将“可能造成或引发空气污染的腐烂物和感染者”运走。这些措施大体上都无效。鼠疫仍然蔓延开来，夺去无数人的性命。要等到至少一百年后，稍微有些成效的预防措施才开始出现——不过到那时鼠疫的势头也早已减弱了。

面对鼠疫人们做出了种种不同反应：有人试着来解释这场灾难；有人被恐惧所裹挟；有人仓皇出逃；有人怪罪于异族。而鼠疫对于人口、经济、社会习俗、文化、宗教等的长期影响则不容易发现。短期来看，鼠疫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最新估计约有60%的欧洲人丧生。之后一个世纪人口仍然稀少，造成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并伴随着通货膨胀以及更多土地被开垦用以耕种的现象。人口减少短期内改变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某些方面，英国对此有完好的记录。1349年，因为劳动力短缺，恩沙姆修道院的院长和庄主不得不重新与租户签订了对租户更有利的劳资协议。1351年，牛津伯爵约翰·德维尔庄园里的农奴被免除了许多义务。在柴郡的德雷克洛皇家庄园，根据会计官约翰·德·沃德尔的记载，“由于疫情的影响”，房租减少了三分之一，“租户们威胁说不减租他们就离开（如此一来房屋将被空置），减租要一直持续到状况好转和房屋价值回升”。工资上涨了，但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出现了上涨——劳动力短缺带来需求的上涨，同样意味着商品短缺。人们要求更低的租金和更高的工资。为了应对这种局面，1349年议会通过了《劳工条例》，1351年又通过了《劳工法令》，设定工资上限，强制人们工作，而违反者将受到惩罚。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迅速采取措施来打击任何试图从中获利之人。

要通过法律来阻止人们寻求高工资和低租金意味着，在黑死病结束以及14世纪随后的几十年内，人们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可察的变化。精英阶层对农民行为（多被污蔑）的看法证实了这一点。农民拿着新到手的盈余添置和身份不符的衣服；他们还开始打猎——这在以前可是富人独享的活动。

诗人约翰·高尔哀叹着旧日时光一去不回：“过去农民不常吃小麦面包；他们吃的是豆子和其他谷物粉做的面包，喝的只有水而已。有奶酪和牛奶就算是大餐了，他们难得吃到比这更好的美食。他们穿的就是普通的灰布衣裳。人们安居乐业，尊卑有序。”可现在“美好的旧时光全给毁了”。这是因为“仆人和主人全给颠倒过来了……农民学主人的样子，穿主人式样的衣服”。为了规范“与财产和地位不符的过度着装”而出台的节俭法令，也反映出农民生活方式的显著改变。黑死病过去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对人们安分守己的旧时光的哀叹很常见。尽管法律明文禁止索要和开出高工资，这种做法仍然屡见不鲜：面对着长期的劳动力短缺以及1360—1362年间和1369年疫病的雪上加霜，人们别无选择。

意大利的工人也要求提高工资。佛罗伦萨的编年史作家马泰奥·维拉尼写道：“女仆和毫无服务经验的妇人以及马房伙计都要至少12弗罗林一年，最狂妄的甚至开价要18～24弗罗林一年，护士和工匠学徒的工钱也涨到以前的三倍，种地的农民个个都要配耕牛和种子，都想种最肥的地，不要差些的地。”从政府的应对措施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不止是少数心怀不满的劳工提出的要求，这些措施包括设立工资上限、强制人们签订工作合同而不得谈条件。

尽管很难准确知道人们生活的改善情况——相关的数据哪怕有也很难找——但讽刺的是，黑死病过去后的几十年里，不论男女，的确比瘟疫前的人们生活要好些。

欧洲人口减少带来的只是短期冲击。之后一百年内，生产力和人口数量又有所恢复甚至蓬勃增长。要近两百年后地中海西部的人口才能重新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而直到1600年英国的人口才恢复。不过，人口数量减少没有造成长期负面影响。有一种解释是疫前的人口数量可能已经达到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所说的临界点，资源已经达到了最大负载。按照这种观点，虽然短期看来鼠疫是悲惨的，但长期看来可能对社会是有益处的。黑死病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各地实际工资的增加有史可查，这可以用人工费用上涨来解释。将如此辽阔地域上的经济和人口变迁归结为单个事件的影响，即使这个事件破坏巨大，也是不可能的，甚至概括总结都很困难。许多改变可能已经在悄然发生：到处都出现了人口减少；许多地方的劳工关系和土地所有制在疫情之前就有所变化——12世纪和13世纪毫无疫情影响，而那时农奴制在佛兰德斯和荷兰就已经消亡。不过另一方面，鼠疫可能将科技发展的步伐往前推了一百多年。风车和水车等动力设施发展迅猛，枪械的使用也是如此。是鼠疫暴发导致人口减少，人们才开始使用这些工具的吗？有可能。就算鼠疫不是社会变迁的唯一因素，它肯定加速了变化的到来，这似乎是不可否认的。

如此大规模的疫情在文学、艺术和宗教上都留下了印记。鼠疫之后，有些地方的人们表现出极度的虔诚，而另一些地方爆发了对宗教约束的反抗。中欧的苦修者——一群笃信宗教的信徒，他们表达虔诚的独特方式包括当众鞭笞自己——开始承担牧师的传统职责，宣扬上帝即将来到人间，会把富人的财富分给穷人，让世上再没有压迫。艺术作品对死亡这一主题的迷恋反映出人们意识到了死亡的不可预知性。鼠疫后大学得到了发展——牧师人手不足、疫后人们沉溺于学习都促进了大学的建立。在英国，人们不再修建规模宏大的教堂，改为修建朴实的小教堂。

黑死病暴发几十年和几百年后，医生有了经验，死亡率有所下降，政府也在疫病的控制中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在许多地方，疫病规律性地暴发，使得人们慢慢适应了疫病的存在。1500—1665年伦敦暴发了17次鼠疫。1500—1720年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法国每年都暴发鼠疫。埃及每8～9年就会经历一次鼠疫；从黑死病暴发到1517年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暴发了18次大规模的鼠疫。鼠疫成了常态，而且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像黑死病那样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惨烈疫情，这意味着人们的恐慌情绪减少了许多，也不再将灾难怪罪于别人。和黑死病期间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层出不穷相反，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只在波兰发生过一起袭击。黑死病的恐怖没有重演；鼠疫仍然很可怕，但成了平常之事。医生和市政当局有了更多信心来应对疫病。尽管人们无法预知疫病何时何地会暴发——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所说，鼠疫“有种令人费解的随机性”——但它仍然表现出某种大致规律：它首先袭击港口，接着是内陆城市，然后从城市蔓延到农村。疫病出现在城市的特定街区，挨家挨户地传播，似乎毫无规律可循。疫情之下能看出人们的行为模式，许多人选择逃离疫区。人们都想保全自己，这也意味着有些时候会弃他人于不顾。大体说来，政府仍保持完好，鼠疫也没有造成社会秩序的崩塌。早期现代欧洲各地政府应对疫病的措施——成立政府资助的卫生委员会、医院、鼠疫隔离医院以及采取隔离机制——巩固了国家的统治。

随着医生不再相信鼠疫是上帝的怒火或是行星的排列所致，控制疫病的手段也开始变化。医生试着找出更切实际的病因并且治愈疾病。14世纪末，医生开始认为鼠疫促进了医学的进步，15世纪这种观点进一步得到发展。治疗鼠疫过程中采用的各种疗法让医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这在中世纪晚期出现的一类专门讨论鼠疫病因的鼠疫论著作中有翔实的记载。有几次疫情相对轻微，人们可以在大暴发时所不允许的不那么紧迫和危急的情况下从容地开展研究。医生的信心得到提升，许多人宣称自己的医术超过了希波克拉底和伽林等古代医家，声称这些前辈没有和鼠疫打过交道，而他们自己攻克了鼠疫。

黑死病后再没有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死亡。严重的疫情仍有发生——1656—1657年间热那亚市有60%的人死去，还有至少六次疫情夺去了马赛、帕多瓦和米兰等地30%的人的性命。大多数情况下死亡率都有所下降。死亡率的显著下降和人们对医疗技术信心的提升是相符的。这些信心部分当然来自对疾病有了新的了解，比如知道隔离病人的必要性。但也有可能随着人群慢慢产生了免疫，疫情的严重程度逐渐减轻。

传染这一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发展历程充满曲折，从伽林提出传染源理论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其间在阿拉伯世界瘟疫的病因学说上，传染让位于瘴气和上帝降罪理论；直到16世纪在欧洲，传染理论才重新获得了发展。早在14世纪晚期就出现了鼠疫可能有传染性这一论断。黑死病在地中海造成惨重破坏期间，阿拉伯作家伊本·哈提卜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传染理论的支持。他的观点和穆斯林世界普遍接受的上帝降罪理论相悖。他写道：“若要问我为何接受神意早已否定的传染一说，我将这样作答：经验、推断、常识、观察以及无数报告都证实了传染的存在，上述种种皆可作为证据。”

现代欧洲早期出现的传染理论常常和瘴气学说共存，而上帝的影响仍然无处不在。比如英国牧师理查德·利克就不接受任何除神意之外的病因理论。他吟诵道：“不是空气污染、瘟热，更非女巫的恶毒行径、霉运或其他任何臆想的原因，而是我们自身的罪孽才招致这些灾祸。”鼠疫是上帝降罪于人间的。1630年秋，鼠疫袭击了托斯卡纳内陆地区一个名叫蒙特卢坡的小村。政府官员和宗教领袖就鼠疫的原因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争论不休。和其他大多数居民一样，宗教领袖主张举行游行来平息上帝的怒火。政府部门的卫生官员认为鼠疫有传染性，试图阻止公众集会，并将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隔离起来。暴乱随之爆发。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弗朗西斯科·瓦莱斯、维托雷·丁卡雷拉和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等作家都指出鼠疫这类疾病有传染性。正如瓦莱斯评论伽林的《流行病学》时所说，“如果没有传染物质从患者传播到被感染者，那鼠疫这类传染病是无法产生的。此乃众所周知，盖因所有活动都必须通过接触才能发生……必然有传染源从病人传给被感染者，这种传染源即某种污秽之物”。不过早期传染理论和现代传染理论有着天壤之别。1636年，英国评论家斯蒂芬·布拉德维尔在写作中很自然地将传染和瘴气混为一谈，因为在研究鼠疫（或其他疾病）病因论的这个阶段，两者并不是水火不容的：正如他所写的，“人们可以将自身疾病通过接触传给他人，不管这种接触是通过肉身、精神抑或是呼吸来达成的”。这种传染媒介是“有毒酊剂，它质地轻盈，含有酒精，能和空气混合在一起，穿透毛孔”。

政府开始对人们和货物采取隔离措施，颁布旅行禁令，禁止宗教游行等公众集会，将患者和疑似病人纳入更有力的政府控制之下，这些举措表明传染理论得到了（部分）认可。在率先施行这些措施的意大利北部，卫生委员会在疫情期间施行了和公共卫生相关的法律。不过这些措施收效甚微，鼠疫仍然横行。

然而这些举措可能反映出并强化了疾病和贫穷的关联。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人们发现穷人比富人更容易遭受鼠疫的袭击。1720年马赛的最后一次大疫病暴发期间，一位医生就富裕街区这样写道：“街道开阔，房屋宽敞，所住的都是富人，因为有办法尽量逃离疫病的魔爪，他们往往也是最不容易感染的人。”当时许多人相信鼠疫会传染并且穷人才会得病，富人越来越担心疫病会跨阶层传染。鼠疫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它成了贫富分化的标志。对鼠疫的恐惧和对穷人的恐惧如影相随。

随着欧洲国家开始对货物实行强制检疫隔离，鼠疫的传染性对经济也产生了影响。海上检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末期，杜布罗夫尼克是最早实行检疫的港口城市。尽管这项措施引发了争议，效果也常常不明显，但仍渐渐成为常规。不光货物需要隔离，旅客也可能会而且的确常常被隔离起来。贸易、旅行和鼠疫的关联由来已久。因为许多人认为鼠疫发源于东方并且有传染性，扣留来自东方的货物和旅客的做法自然深得人心。穆斯林国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人们对传染理论的接受程度更低，而奥斯曼帝国也不具备施行隔离的行政能力。印度和中国这些常常被认为是鼠疫发源地的国家也没有施行检疫措施。因此欧洲国家特别是地中海沿岸国家自己在边境设立了检疫机构。鼠疫发源于东方，可这些国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疾病的传播，这种观念加剧了东西方的分歧——19世纪霍乱暴发期间分歧变得更加不可调和。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严格地执行检疫隔离措施，这样做的是那些更靠近疫源地的国家。同样重要的是国家的管理实力和保护人民免受疫病侵袭能力这两者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关联在意大利独立城邦表现得最明显，1575—1578年鼠疫肆虐于全意大利境内时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意大利通过改良卫生状况、限制人口和货物（特别是境外人口和货物）的流动来阻止疫病播散，这些举措加深了人们对疫源的了解，开创性地成立许多卫生部门也使得意大利与众不同。不过，这些做法渐渐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流行起来——1578年英国的首个鼠疫法令就明显受到了意大利的影响——特别是检疫和隔离变得越来越普遍。

尽管国家为了控制疫情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因为执法不严、边境管理松懈、商人为了生存违反规定等原因，效果没有完全显现。另外，意大利这些城邦都很小，长期以来人们拥有强烈的公民自豪感和自我保护意识。而在国家更为庞大、人口组成复杂的法国，建立检疫制度难度很大。甚至当人们采取了海上检疫措施，比如1664年鼠疫从低地国家传播到伦敦期间所做的那样，它也并不总是收效，在这一年和之后两年里，伦敦遭受了一个世纪多以来最惨重的鼠疫袭击。理论上说，病人居家隔离是一个好办法，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帮助：病人们不遵守居家的命令，而这样的人数不胜数。18世纪，作为一种公共卫生措施，隔离及其对商业的影响遭到了相当的质疑，它越来越像是愚昧时代残留的糟粕。

假如说第二波鼠疫暴发的时间可以精确到1347年和黑死病的到来，疫病消失的时间却无法精确到哪一年。它逐渐式微，从一个个国家消失不见，再也无法卷土重来。英国最后一次鼠疫暴发于1665—1666年间，夺去了八万伦敦居民的性命。半个世纪后，在马赛出现了西欧最后一次鼠疫。50年后莫斯科出现了欧洲最后一波疫情。整个18世纪埃及不断遭受鼠疫的袭击，1791年大流行期间，开罗30万人中有20%丧生。奥斯曼帝国直到19世纪仍在遭受瘟疫袭击。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鼠疫对宗教信仰、疾病的传播理论、人口和经济都产生了影响；它促进了首个国家资助的公共卫生措施的问世。接着鼠疫就消失了。从早期现代世界范围来看，鼠疫似乎是渐渐消失的——毕竟伦敦和莫斯科的最后一次疫病隔了一百多年。不过从局部或者国家范围来看，疫病似乎是突然消失的。自1340年代以来，英国不断受到鼠疫侵袭。1665—1666年最后一次大暴发后，鼠疫就一去不返。法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几个世纪里，几乎每年都会暴发鼠疫，而1720年马赛的疫病暴发后就再也不见鼠疫的踪影。这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是老鼠产生了免疫力，阻断了鼠疫的传播，也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老鼠种类变了。可能是造成鼠疫再三播散的中亚气候波动稳定下来。另外，尽管许多情况下隔离措施效果并不明显，但长远来看，它的作用开始显现，从而逐渐阻止了疫病的传播。从1666年起，英国开始严格实行隔离政策，鼠疫再也没有卷土重来。然而鼠疫持续时间长，影响的地区众多而且千差万别，最后消失的时间也各异，因此很难确定疾病消亡的唯一原因。

1890年代鼠疫再次暴发时，历史的记忆仍然鲜活。19世纪霍乱的流行唤起了曾经历过鼠疫的国家的记忆，让它们回想起阻击疫病的情景；霍乱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大都是在第二次鼠疫流行期间发展起来的。它的影响极为深远。同样，霍乱也影响了之后第三次鼠疫暴发时人们的应对方式。

1890年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在华南暴发。疫病沿着珠江播散到广东，随后抵达南方最大的贸易城市——广州。之后又传播到邻近的香港以及更远的地区。1890年代疫病扩散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海港城市。开普敦、悉尼、火奴鲁鲁和旧金山都暴发了鼠疫。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未能幸免。在葡萄牙的波尔图，海上检疫措施让经济活动陷入了停滞。虽然这些城市的死亡率并不高，人们却陷入了极度恐慌当中——八万人逃离香港；在开普敦和悉尼，隔离成为对非洲黑人和华人施行种族政策的手段；旧金山和火奴鲁鲁对华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疫病肆虐于印度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造成近1 200万人死亡。1914年塞内加尔遭到了鼠疫第三次袭击，之后30年里疫病动摇了法国在这片殖民地上的统治地位。1910年中国东北境内暴发了一种致命的肺鼠疫。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并非说明黑死病卷土重来。除不容忽视的印度外，这次疫病的病死率大大降低——疾病的凶险程度可能有所减轻，公共卫生措施也更加有力。疫情监控、海上检疫、病人隔离——政府采取上述所有以及其他措施来控制疫病，有时近乎残暴和铁腕。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市，卫生官员们摒弃了强迫人们遵守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的做法，让民间领袖参与进来，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主动合作。如此一来避免了大面积的恐慌，市内的疫病在几个月内就得到了控制。

不断提速的蒸汽船和大量增加的铁路使得全球贸易网快速发展，人口的迁移也越来越频繁，导致在短时间内疫病就扩散到了世界各地。商业、人口迁移和传染性疾病的关联——以及设法实现国际合作来对抗疫病的必要性——在19世纪的霍乱大流行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关联性在鼠疫卷土重来和1918年大流感席卷全球期间变得更为明显。

在科学家得到重大的实验室发现时，鼠疫再次暴发。1894年疫病暴发早期，瑞士裔法国科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和日本研究员北里柴三郎分别发现了鼠疫杆菌，两人前后相差十天。随后，随着疫病在全球播散，鼠疫由老鼠身上的跳蚤所传播这一理论也流传开来。这一理论最初由法国科学家保罗——路易·西蒙于1898年在孟买工作期间提出。哪些人会感染鼠疫、感染方式如何、鼠疫又是怎样传播，这些讨论是几个世纪以来和鼠疫有关著作的主题，现在终于尘埃落定。

鼠疫杆菌的发现以一种有些突然的方式从本质上改变了人们对鼠疫的认知。1890年鼠疫暴发，1894年科学家在显微镜下发现了鼠疫杆菌，因此鼠疫现在成了一种可知的明确的疾病，尽管仍有些令人触摸不着；而自6世纪以来造成生灵涂炭的鼠疫，过去在人们眼中一直是虚无缥缈、神秘莫测的。鼠疫杆菌的发现改变了一切，人们在回顾时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确认曾经的疫病正是鼠疫杆菌所致。耶尔森和北里柴三郎都声称发现了中世纪鼠疫的病因。以实验研究为基础的现代鼠疫理论将被应用到对古老疾病的解释上。不久之后鼠疫杆菌正式被命名为鼠疫耶尔森氏菌（Yersinia pestis）。

对鼠疫的新认知带来了回顾性诊断这一问题。我们如何确认在542年袭击君士坦丁堡、1349年造访阿维尼翁以及1665年席卷伦敦的，正是现知的由鼠疫耶尔森氏菌所引起的鼠疫呢？有些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对此予以否认，他们着重指出了疾病严重程度的可能差异；他们声称老鼠的迁徙不够快，不可能造成疫病如此快速地蔓延。有些病人没有鼠疫样症状，而且没有老鼠大规模死亡的证据。这些学者的观点建立在现代鼠疫和中世纪鼠疫两者的不同之上。他们认为两者区别明显，不可能是同一种疾病。

而认为两者是同一疾病的观点是以两者的相同点为基础的：两者症状一样，特别是都有标志性的名为淋巴结炎的腋窝、腹股沟和颈部肿大。几乎可以确定，在许多出现过鼠疫的地区，老鼠和跳蚤都很猖獗。和现代鼠疫一样，历史上的鼠疫——就我们所知——先是通过海运传播的，表明船上有老鼠存在。鼠疫理论的支持者们还指出，病菌会演化，历史上鼠疫的症状在某些方面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有区别也就不奇怪了。那历史上的疫病究竟是什么？迄今为止，大多数历史学家、遗传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都认为所有的疫病都是鼠疫耶尔森氏菌所致。原因之一是从古代、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坟墓中收集到的DNA样本证实了这一点。

自从热那亚人和东方开展贸易从而引起1340年代鼠疫的首次暴发，鼠疫和贸易的关系就为人所熟知。1850年代到19世纪末，新兴的国际社会定期召开一系列国际卫生大会来讨论如何控制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暴发时，科学国际主义正达到高潮，而1897年在威尼斯召开的国际卫生大会就证明了这一点，会上有关鼠疫的最新科学发现迎合了人们对放松贸易管制的长久期盼。科学或能服务于贸易。

在威尼斯会议上，国际社会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伦敦流行病学会会长称在这次会议中，“国际社会在形成关于传染病防控措施的开明和科学的观念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随着疫情监控和上报等更有效措施的应用，隔离措施慢慢不再流行。一旦疫病的暴发地得到确认，政府就能够在当地采取限制人口流动或海港检疫等更有针对性的举措，而不是在恐惧和无知的驱使下限制所有贸易。并非所有国家都遵守了会议公约——葡萄牙和西班牙采用的是在港口实行无效的军事封锁等更传统更僵化的措施——但在埃及等遵守共识的国家，贸易禁令很快得以解除。六年后在巴黎举行的卫生大会上，该共识仍有效力。那时人们开始关注会携带鼠疫病菌的老鼠，关注焦点也转向阻止鼠疫从始发港向外传播。这取决于当地政府的能力和对两件事的重视程度，这两件事是公认的控制鼠疫的必要措施：卫生改革和强有力的疾病监控及上报系统。在世界范围内，这两项政策的实施并不均衡。

科学和贸易的关系在印度表现得很明显，这个国家无疑是第三次鼠疫期间遭受打击最惨重的。1896年鼠疫在孟买暴发，一开始疫病就对英属殖民地的疫情防控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对医学新建立的信心提出了质疑。起初，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介入和干预印度人民的生活，并以1897年《传染病法案》的颁布告终。为了响应国际社会的呼声，阻止疫病蔓延到欧洲，殖民地官员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负责施行登船检查、社区隔离、颁布旅行和宗教集会禁令以及实施卫生措施。法案允许当局采取任何可能有效的举措。殖民地官员给予了医生和卫生专家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让他们参与政策制定，医学技术也随之树立了权威。

这些政策——熏蒸和焚烧房屋；强制将病人送往不顾种姓习俗、人人畏惧的医院；禁止举办葬礼；对死者进行尸检；严格隔离病人等等——引发了19世纪印度历史上对西方医学最大规模的抵制。

浦那的一份英文报纸《马拉地人》（Mahratta）写道，英国人从未如此“有组织地大规模地介入印度人的家庭、社交和宗教生活”。家庭隔离特别是将妇女带往隔离营是人们最憎恨的做法之一，也引发了最暴力的反抗。在浦那，英国士兵当街检查妇女、频繁搜查房屋的做法也引发众怒，导致防疫指挥官W.C.兰德在1897年6月被暗杀。此后一年，政府采取了更多措施，反抗也达到了顶峰：印度北部各地都爆发了反对搜查房屋、隔离政策和强制入院的骚乱。

殖民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阻击疫病和镇压抗议影响了殖民地的经济；使用武力只能适得其反。或许和印度人民合作比镇压的效果会更好。卫生指挥官认识到，“经验告诉我们，可取的医疗措施实际上可能不可行，并且会带来危险的政治后果”。

在政府做出转变后，即使在曾爆发最激烈抗议的浦那，人们也开始表现出和殖民地官员合作的态度。1900年印度鼠疫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政府态度从强迫转变为合作卓有成效。人们的抵抗表明了对西方医学缺乏信心，新时代的合作也突显出人们意识到那些英国官员虽然表面上吵吵嚷嚷，实际上心中也没有答案。此后殖民地官员再也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将观点强加给印度人民。认为这标志着印度迎来了合作和平等时代的曙光的观点，将会被印度国内事态的发展所推翻。重点在于英国殖民政府对鼠疫的最初应对表明，这是一个只会把观点强加给人民的政权。一旦武力的使用适得其反，英国政府不得不接受失败命运，殖民政府和西方医学并不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强大这一点也就昭然若揭。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国的鼠疫疫情要么得到了控制，要么已经开始消退。但鼠疫并没有消失。尽管现在可以用抗生素来治疗，但治疗必须争分夺秒，又因为鼠疫有传染性，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传播开来。鼠疫在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断断续续时有出现，持续几十年的时间；1990年代印度和21世纪早期马达加斯加鼠疫的暴发提醒人们，这种古老而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仍未远去。不过它再也没有达到全球流行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