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序
不知不觉我今年已经八十岁了。没有感到时光过得快抑或过得慢。完全是浑然无觉的状态。可又不是麻木。也不是“耄期倦于勤”。连子在川上的“逝者如斯”的感叹也没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也好像没有看到。
可是八十岁在古代算不小的一件事。按古礼，八十岁可以拄着拐杖上朝。而且有“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的记载。更重要的，《礼记·曲礼》规定，人活到八十岁的时候，“虽有罪，不加刑焉”。这个政策，现在看未免太放纵老人了。古书念多了，难免胡思乱想。到底是古代好，还是现今好，还真不太好回答。
老人活得比较放松，是宋代。当时的风俗，老人八十，就跟小孩子一样待遇了。最有趣的，八十老人的额头上，要用红颜色的笔写上“八十”字样。本来“八十”两个字是写在小孩子的额头上，以期长命百岁。后来将八十老翁和三岁孩童等量齐观了。所以刘辰翁《一剪梅》词有云：“人生总受业风吹。三岁兒兒，八十兒兒。”兒兒就是孩童的意思。辛弃疾《鹊桥仙》词《为人庆八十席间戏作》也有句：“人间八十最风流，长帖在、兒兒额上。”周必大《嘉泰癸亥元日口占寄呈永和乘成兄》诗：“兄弟相看俱八十，研朱赢得祝婴孩。”祝贺八十老人，也就是为三岁小儿祝福寿。俗云，人一老又活回来了，应即斯义。此为宋时风俗，可惜昔不至今。
我一向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内子陈祖芬也不过生日。她喜欢吃蛋糕，每逢生日，总会订一份蛋糕，便也有一点过生日的意思了。但忙起来也会忘记。尤不以整寿不整寿的为然。只有一次例外。三十年前我五十岁，午饭前祖芬请人从壁柜里拿出一大捆书，上面有一红色贺卡，写着“祝熊猫哥哥五十大寿”。打开一看，是《饮冰室合集》，大喜过望的感觉自心底暖融融地生出。当时正需要梁任公此书，几次到书店都在《饮冰室》前面徘徊，翻翻这卷，看看那卷，寻找各专集的目录，最后放回原处。理由无他，囊中羞涩故也。没想到内心的一个期许，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得以实现。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同事，也都知道我有不愿意过生日的习惯。一次所聚后午餐，学术秘书杨明悄悄说“今天是……”，我立刻示意不要讲出来，大家也都没说话。但用餐时，他们一人叫了一碗面，我只好也要了一碗。直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提到生日二字。我真佩服我们所的这些学人，得有怎样的修为，才能做到如此善解人意而又羚羊挂角般地不着痕迹。
今年元旦过后，刘士林来看我。他是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南师大指导的第一个博士，当时就是副教授了。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的掌门人，做了很多事，学术成果一个接一个。他跟我商量，八十岁了，可否邀集历届同门一起庆贺一下，同时出一册纪念文集。我当即表示不必如此。国家也好，个人也好，都以不折腾为上。好在士林了解我的脾气，我态度如此，也就过去无话。不过，生日虽不过，却想在今年出一本书。去年、前年就想好了的，老妻也觉得是好主意。灵感来自前年出版的《七十述学》。七十有《述学》，八十呢？《八十梦忆》这个名字一下就浮现出来了。
人生原本是一场梦。我经历的曲折可谓多矣。有梦想，也知道梦想的实现总是困难重重。因此对李白的《蜀道难》深感共鸣。也欣赏钱锺书先生1957年写的一首诗：“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还连类把自己的书房起名为“无梦斋”。九十年代和钱先生通信，一次提及此事，他说：“无梦过邯郸，安知不即是梦呓乎？清人王正谊有句云：‘名下士无天下士，眼中人半梦中人。’言甚有味，告供赏咏。”钱先生的意思，所谓无梦，是不可能的，自己看中的人，也有梦幻的成分在里面。这么说，我们都有梦，我们自己就是梦中人，区别只在梦醒与未醒而已。然而明人张翰的《松窗梦语》写道：“安知梦时非觉，觉时非梦乎？”则醒和不醒，又不见得有区隔了。1919年吴宓在哈佛讲《红楼梦》，题目是《红楼梦新谈》，陈寅恪为之题词的开头两句为：“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这和钱先生让我赏咏的清人诗句如出一辙。可知古往今来的文化人，即使意趣高远者，也无法出离“梦中谈梦”的前后左右。
况且我是极爱做梦之人，几乎夜夜有梦。后来知道做梦倒也不影响睡眠，反倒是睡得踏实的表现。梦中景致，无所不有。有人，有故事，有山川河流，有星辰天空。梦见的人，说来还真有点讲究。七十年代，经常梦见周总理。八十年代经常梦见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九十年代经常梦见余英时先生。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十年，经常梦见季羡林先生。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刘再复、庞朴、龚育之、李希凡等，也不时梦到。本所的梁治平、刘军宁，也多次梦到。当然母亲、父亲、家人、妻子，更经常出现在梦中。好多梦，都是和祖芬在一起。我还梦见过马英九。他站在我家的窗前，用极小的塑料勺，一口一口地吃冰激凌。他第二个任期就没有再梦见了。其实我和他只见过一面。后来在台湾和一位曾经在国民党里有一定地位的人讲此事，他说太绝了，马英九执政，就是在你家用小勺吃冰激凌的样子。
《八十梦忆》写的就是这些经常出现在我梦中的人物。以学术人物为主。没有想到，我生命的历程中，竟和这么多我敬重的学界人物，有如许情牵梦萦的交集。有些近现代人物，是我的研究对象，如王国维、蔡元培、傅斯年、张荫麟、陈梦家、张申府等，虽未亲炙，却如同熟识的师长，没有丝毫的陌生感。特别是陈寅恪和马一浮，他们如影随形，时时陪伴着我，成为我学问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强大支撑力量。要而言之，他们都是我亦师亦友的新交旧雨，或者心仪的前辈，把他们可钦敬的道德文章和我本人与之交往的有趣事体记录下来，俾便“忆往事，思来者”，同时对自己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全书共十三章，每章都用词牌名标称，分别为——
第一章 忆少年
第二章 念故人
第三章 望远行
第四章 忆旧游
第五章 思佳客
第六章 思远人
第七章 长相思
第八章 寻芳草
第九章 学士吟
第十章 忆岁月
第十一章 意难忘
第十二章 有所思
第十三章 失调名
我国唐宋以还的词牌名，既典雅又富妙趣，很像赋比兴的“兴”，和词的内容只要有笼括性、象征性的关联就可以。甚至不相关，只是旁敲侧击、插科打诨或反转其义，均无不可。曲牌名也是如此。本书所选用的词牌名，尽量使之与每一章的内容有意象上的相关性。
第一章《忆少年》，是对童年生活情景的一些回忆。《亲情与“家学”》的故事，《七十述学》发蒙部分写过，收入此书的文字经过重新改写，且增加了反思和检讨。《心感》写与母亲的心灵感应。此章的《古韵乡情》，是写一次在德国遇到的一个四人组合小乐队，禁不住引发了我的故国之思。收入此章，略志家国之情的微意云耳。
第二章《念故人》，是对赵朴初、柳存仁、王元化、龚育之、庞朴、朱维铮、吴小如、丁聪、李学勤、李希凡诸师友的纪念与怀思。第三章《望远行》，是第一章的续篇。写了茅盾、王昆仑、周汝昌、张舜徽、季羡林、费孝通、李亦园、萧萐父几位已逝去的老辈学者。第四章《忆旧游》，写我与钱锺书、汤一介、余英时、李泽厚、戴逸、叶嘉莹、金耀基、叶秀山、范曾几位师友的交往和谈讲之乐。第五章《思佳客》，写的是张申府、张荫麟、陈梦家、傅斯年、陈寅恪，凸显了他们的骨鲠精神。何炳棣置于此章，是由于何具有一般学者少见的强劲毅力和特立独行的品格，我称他为“学术独行侠”。《明清易代与士人之出处大节》，是跟张中行先生讨论明清易代和士人的气节问题，关涉陈寅恪和《柳如是别传》的人物与性格，故一并附载于此。
第六章《思远人》，写了几位外国学者，有费正清、狄百瑞、史华慈、傅高义、柯文，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和中国学学者。费正清我没见过，但他在我与傅高义的对话中屡屡被谈起。其余几位则是在哈佛和哥大为我所亲见亲历。韩惠京是韩国的汉学家，我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的韩文版，就是惠京教授翻译的，收入本书的是她写的一篇情文并茂的译后记。第七章《长相思》，是从学术角度深层审视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蔡元培、张舜徽、陈从周几位二十世纪的大师。我的意思，他们的人格境界和学术创获是常新的，值得永远记忆。所以连同《解放周末》对我的一次专题访谈《我们该怎样向大师致敬》，一并置于此章，可谓若合符契。
我在这篇访谈中，特别引用英国哲学家卡莱尔的话，概括大师的品质：“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的光源，他们令人敬仰，挨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我还引用了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讲过的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引用之后，我对《解放日报》的记者补充道：“一个失去礼敬和敬畏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这在渴慕大师而又看不见大师的今天，应不无启示。《新文化背景下的文言与白话》，是去年在扬州的一次演讲，整理成文后发表于《中华读书报》，文中涉及的人物和思想，可以与此章的其他人物连类比观。
第八章《寻芳草》，写我个人寻觅古人遗迹的经历和感会，以及与木令耆、白先勇、茅威涛等当代名作家的相遇相识。《王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特殊年代的有感而发，最早刊载于香港《明报月刊》，内地读到的人很少。《杜甫草堂背杜诗的喜乐与感伤》，则是古今合体之作，写出了人所不知的我的喜乐、孤独和感伤。第九章《学士吟》，是我的一组书评，关涉的学术人物，有费孝通、金耀基、孙机、黄一农、龚鹏程，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大家看后就知道了。高占祥既是文化界的领班，又是文章作手。他重病在身，竟然写了《仁义礼智信简明读本》，让我惊异而感动，特应命撰一跋尾，以明三纲五伦之来由及其义理价值之所在。《〈读书〉与“读书人”和“知识人”》列于此章，是鉴于《读书》杂志是当代中国学人的会聚之所，而“读书人”和“知识人”的概念，则为余英时先生所首创，以此便有双重纪念的意思了。
第十章《忆岁月》，收入的是我部分著作的序言或后记。包括《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学术思想与人物》《学术与传统》《陈寅恪论稿》《马一浮与国学》《中国文化的张力》，共六种著作。时间跨度从2004年到2019年，从中可以约略窥知我的学术历程和心路历程。每篇序言或后记，都有值得记忆的故事和思想。《学术与传统》的后记，我说自己最适合做装修队长，很少有人能识得其中的“奥义”。唯余世存看后说，刘先生的空间感真强，似为得之。《陈寅恪论稿》的自序，刊于《文汇学人》时，陆灏兄以“隆隆作响的震撼”为标题，显然洞彻我研究义宁之学所受之影响。《马一浮与国学》自序，记述了我由文学入史学再到经学的为学历程。《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后记，故事性就更强，涉及学术界许许多多的人与事，应该很好看。《中国文化的张力》的后记，引述了余昌民先生讲述的南国改革初起的先行者袁庚对本人的奖掖之词。袁先生看了我1996年出版的《传统的误读》一书，写下这样一段话：
刘梦溪之著述读之确含藏充实，气势磅礴，惜乎论述只及于晚清；如今知识分子之苦，有口难言。因学术独立于权势，学术思想之多元，学派之纷繁的局面，可能下一世纪才会出现。
这哪里仅是一位特殊域区的领导者的话语，分明是站在潮头的大思想家的学术断判。“含藏充实，气势磅礴”八字评，让我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充溢在胸。我感谢他。只不过他期待的“学术独立于权势，学术思想之多元，学派之纷繁的局面，可能下一世纪才会出现”，看来未免太乐观了。归根结底，袁庚是一位学者型的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总是难以逃脱与生俱来的悲情。我觉得我也是这一命运中人。
我的另外两部著作《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和《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是我不曾想到的。韩国加图立大学的韩惠京教授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她着手翻译我并不知情，译稿初就，才来北京与我晤面。《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韩文版出版于2015年，《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韩文版出版于2019年。此章所收的一篇导言和一篇序，就是应韩惠京教授之约，专门为两书的韩文版所写的书前文字。自认为此两篇文字，都不乏发人所未发的创辟胜解，曾分别刊载于《光明日报》和《读书》杂志。
第十一章《意难忘》，记述了我创办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同时也连带《中国文化》杂志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文化所始建于1988年7月，1993年4月经文化部批准正式命名为中国文化研究所。人员都是我一个一个调入的。每个人来所都是一个故事。徐书城、梁治平、刘军宁、任大援、范曾、摩罗、喻静、张红萍，都是文化所的正式在编研究员。何怀宏、廖奔、于丹也都曾经是在编的正式成员。每两周有一次所聚，天上地下，海阔天空，无拘无束，但又相见无杂言，自成值得回味的学术盛宴。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意趣相同，宗旨不二，有如同胞兄弟。一所一刊的学术理念，就是我本人的学术理念。2018年11月，我从研究院退休，不再担任文化所的所长。但退得不彻底，还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仍由我主编。本章所选，都是关于文化所和《中国文化》的单篇记载，希望知情或不知情的朋友，能够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个研究单位曾经有过的赏心乐事。
《丙申仲春所聚义述》，记载的是2016年4月25日，周一上午10时至12时，由李飞跃博士的调入，而东西南北，而古今中外，而抚今追昔，而众声喧哗，而才思喷涌，而胜义纷呈。此种情景，最能见出文化所众学士积学之厚，所风之蔚然。当我将当天晚上率性而成的五言六十四句，送请范曾先生指正时，他竟揄扬有加，反复与我讨论乐府、歌行和律对的关系。讨论函共三通，范二通，我一通。一并附载于此，尚请明诗善律之君子是正焉。《〈中国文化〉20周年戊子岁尾雅集发言集锦》等三篇纪实，不乏对我们一刊一所的奖掖之词，但在我则看作师友们的惺惺相惜和真情的呵护与鼓励。
本章还收入了三篇发刊词。《中国文化》创刊词、《世界汉学》发刊寄语和《红楼梦学刊》创刊词。《中国文化》创刊词撰写于1988年，颇有些迥异时流的意味。在“文化热”的背景下，我提出：“深入的学术研究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学者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仅需要独立而且常常以孤独为伴侣。”时贤纷纷以走向世界相标榜之际，我写道：“与学界一片走向世界的滔滔声不同，我们想为了走向世界，首先还须回到中国。明白从哪里来，才知道向哪里去。”《中国文化》创刊至今，已三十余年，创刊词阐发的宗旨始终一以贯之。《世界汉学》创刊于1998年，当时成为很壮观的一件事。因资金受阻，只发行了四期，就无以为继了。红学是我的旧时营生。1988年，二三子有创办《红楼梦学刊》之议，我于是写了这篇创刊词。当时的语境，使我未能完全摆脱时代的印痕，如果今天来写，宜有不同。《学刊》的题签，也是我请茅盾题写的，使用至今。但《红楼梦》的活动我早已不参加了。我喜欢《红楼梦》，不喜欢红学。我是《红楼》“梦”外人。
第十二章《有所思》，有更为特殊的意义。2018年春节过后，我的老妻陈祖芬病了。此章首篇《台湾归来所聚谈话》，第一次向我们所的同事约略陈述了一年多治疗的经过。第二篇《人生小语》，是多年前应香港《明报月刊》写的，这里不妨引录全文，以明我当时和此时的心境。
丁聪大师为文化人造像，贱名亦忝列其间。像后例有自述及友朋附语。我的自述是：“吃麦当劳，喜欢柳如是，研究中国文化。”季羡林先生赐语曰：“相互切磋琢磨，莫忘那更好的一半。”[1]王蒙撰一联：“古今商之，阅经史子集，颇悟微言妙谛；天下念也，观暑寒晴雨，但求大概明白。”内子陈祖芬附语：“小孩总想装大人。”丁聪夫人沈峻赐函或打电话，呼我为“民国前”。本所一副所长荣升，临别语所内同人：“刘先生即之也温，久而知其严，再久，又转温矣。”二十余年前，一职掌文化界之高官评云：“自傲之甚，天下谁都不如他。”邻居一退休女杂技演员的印象：“刘老师就是胆儿小。”
这篇小引句句写实，一字不虚。有助于了解我们的文化所，也有助于了解我和我的一家。写附语的几位师友也真了解我们。副所长任大援先生的话，则是体认深切的高明者之言，不是谁都能够说得出来。
此章的第三篇《爱为何物》，写出了我的爱情观。《“敬”之一字可以升华世界》，是2008年5月12日上午在本所的一次长篇谈话。谈话时作家十年砍柴先生碰巧在座。谈完话回家的路上，在燕莎旁边的红炉磨坊小坐，没等一杯咖啡喝完，汶川大地震就发生了。秦燕春博士下午发信息，说我的谈话惊天动地。十年砍柴事后写来一信，认为我的谈话与地震似乎有一点什么关联。当然不会的，人的心理感觉有时难免呈现无法证实的莫名其妙。另外则是与凤凰卫视有关的两篇文字。一篇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演讲全记录。曾子墨主持，总是与人不同。她能“引诱”我说出不想说的话。另一篇是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节目的名主持人王鲁湘与我的文化对话。鲁湘是有文化眼之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能看到。
第十三章《失调名》，写的是晚清的大学者俞曲园。就是那位在道光最后一年考中进士，礼部覆试获得第一名的德清俞樾。覆试的诗题是“淡烟疏雨落花天”，很容易让人生出黯淡惆怅之感。可俞樾依题所作的两首五言八句，其第一首的头两句竟是：“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让担任此场阅卷官的曾国藩击节称赏，评说道：“咏落花而无衰飒意，与小宋《落花》诗意相类。”小宋即宋代诗人宋祁，所写《落花》诗为两首，第一首云：“坠素翻红各自伤，青楼烟雨忍相忘。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于是曾国藩力主擢拔俞樾为第一名。但俞樾的仕途并不顺利，仅放了一年河南学政，就因科场案而罢归。真是成也科场，败也科场。但官运不通，却成就了无人不晓的大学者。
今年春节蜗居家中，翻看曲园老人的《春在堂全书》，发现那是一片交错纷呈的晚清社会与人生的海洋。曾国藩、李鸿章、彭玉麟等中兴诸将，都和俞樾有频繁的往还。他还经历了诸多家人、亲人相继离世的悲痛。他和发妻姚氏自幼就是令人羡慕的青梅竹马，结缡后感情深笃。但长期没有自己的居所，不得不与姚氏一起住在岳家。待到苏州的春在堂落成，姚氏不久就去世了。这让俞樾感到格外伤痛。他是一位经历过大浮沉、大悲欢，生与死和殊荣隆誉相与纠缠，有大阅历的传奇人物。所以在临终时能写出《病中呓语》九章，并说他身后二百年的世势都在里面了。
1932年，陈寅恪为俞曲园的《病中呓语》写过一篇跋文，是应俞樾的曾孙俞平伯之约写的，他们当时同在清华教书。由于这两个人都与我相关，以此一直对《病中呓语》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次终于有了机缘，得以写出这篇《俞曲园〈病中呓语〉的“呓语”》。写完之后发现，此文放在《八十梦忆》里倒是异乎寻常地合适。“呓语”不就是说梦话吗？可是，如置于本书第一至第十二任何一章，都感到与前后左右的邻舍有点格格不入。最后决定，索性单独成章，作为全书的一个象征性的结语。词牌名中有一名为《失调名》，移用于此章可谓恰到好处，严丝合缝。
写到这里，已经七八千字了，意犹未尽。记得二十年前的2000年4月，大病初愈后与内子，还有南师大的几位好友，自南京，下扬州，过镇江，到常熟，经苏州，到上海，抵杭州，前后一个月的旅程，乐莫大焉。可是从扬州往镇江的路上，我心有所思。我知道那里是沈括晚年隐居的地方，其居处现在就叫“梦溪园”，是一个与自己的名字相重合的所在。一车人，我又不好意思提出能否在镇江停留。因为彼处的肴肉，是无论上海、苏州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一上车几个人就啧啧于口。我沉思了好一会儿，这才知道中午可以高兴地品尝肴肉了。
第一个去处就是“梦溪园”。大家是为我而来，都高兴得不得了。园里颇荒落，除我们几人，没有其他游客，工作人员也只有一个。看了一会儿，拍几张照，就要离去了。这时我在门口停了下来，问有没有纸笔。工作人员递给我一支小圆珠笔，和一本皱皱巴巴的登记簿。我问有没有毛笔和宣纸，回答说没有。同行的高永生是极能干的老师，立刻跑到街上连同墨汁都买了回来。我一挥而就，畅然地在一张宣纸上写了两行字：“古今同一梦，双溪不二流。”沈括名字里有“梦”字，我名字里也有“梦”字，但他是古人，我是今人，“梦”字相同，梦的内涵却有古今之分别。沈括名字里有一个“溪”字，我名字里也有一个“溪”字，两个溪字是相同的，但他姓沈，我姓刘。“溪”相同，“刘”却只有一个。这样又把彼此分隔开了。并且谐音写作“流”，含有两个溪的流向不一定相同之微意。中午用餐略发斯义，大家不免为之欣喜，内子则带着只有我知晓的幸福感久久地笑乐于心。
看来我与梦的关联也多矣。撂下这些古今典例不说，如果只是梦溪本人在八十岁的时候，写一本关于往昔岁月的书，以《八十梦忆》名之，也是恰切得名正言顺。但现在这本书，远不止此了。《红楼梦》第一回作者自云，“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如果将“闺阁”换作我所熟悉的学术界，自然更称得上“历历有人”。单是本书写到的人物，就超过半百之数。只就本人亲炙亲历者言，他们虽然领域殊科，年辈不一，阅历有别，性情异趣，但都是一时之选，同为我的亦师亦友则一。现在他们统统作为本书中的梦中人了。各章文字，陆续写成，大都发表过。只有何炳棣、李亦园、叶嘉莹、戴逸、金耀基等少数几篇为新近竣事。余英时、朱维铮两篇，则系重新写过。
钱锺书先生嘱我赏咏的清人诗句：“名下士无天下士，眼中人半梦中人。”前一句不妨忽略不谈，只就后一句言，本书所写的人物，应该既是我的眼中人，也是我的梦中人。然陈寅恪题吴宓《红楼梦新谈》又说：“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则本书所写，亦只不过是一个“八十兒兒”的“梦中说梦”而已。
岁在庚子二月初二写毕于京城之东塾
[1] 季先生赐语的原文为：“博古通今，颖慧而且谨严。相互切磋琢磨，莫忘那更好的一半。”我最看重的是后两句，故公之于众时总是省略了前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