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障碍与精神病态

漫不经心的态度，就像卡尔所表现的，在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身上并不罕见。人格障碍会影响一个人思考以及与他人交往的方式，而具备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往往善于操纵别人、欺瞒哄骗，并且冷漠无情。其严重程度各有不同，广义地说，那些处于谱系内较为严重一端的人可能会被视为精神病态。精神病态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可以这样诊断，但严格来说并不被当作精神疾病。患有这类障碍的人通常以不一样的方式来感知和体会以他们为中心的世界。大体上，他们是行为正常的个体，往往拥有貌似寻常的工作和生活。然而，对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来说，操纵和暴力并不少见。

自恋型人格障碍也和情感操纵以及家庭暴力有关。这种人或许是傲慢的、爱控制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可能需要或是觉得他们有资格得到别人的赞叹，并且看上去缺乏同理心。他们对批评格外敏感——我称之为“脸皮薄”。即使这些行为十分明显，还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他们也不太可能改变，他们会认为问题存在于他人身上，或者是由于别人的错误。自恋型人格障碍和精神病态有许多共同的性格特征，和这类人一起生活时会遭受暴力，并且难以摆脱。

加拿大心理学家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制定了“精神病态核查表”。它列出了我们可能会在这一类人身上看到的人格特征、行为举止和既往史，以此帮助我们识别精神病态。精神病态感知世界的方式与非精神病态不同；对他们来说，世界围绕着他们的迫切需求而旋转，他们往往会不顾一切地确保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他们不会感到同情，更不可能产生同理心。

黑尔教授说，精神病态活在当下，既不沉湎过去，也不绸缪将来。在他们的世界里，人们基本上分成了赢家和输家两大类；或者如黑尔教授所说的，捕猎者和猎物。人生就是一场要打赢的战争。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世界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分而裂之的。即使我们相信生活可以被视为一连串的有输有赢的战争，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会接受“有得必有失”的现实。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对每一件事情都这么争强斗狠或者求胜心切。我们不会竭尽我们所能，而罔顾对我们自己或别人所造成的后果。但卡尔这样的人就会。

具备强烈的精神病态特征的人不太擅长进行直观的互动对话。这些对话当然可以是操纵性的、貌似有理的，但它们通常是经过练习的脚本和举止。当脚本被打破，或者当他们面临没有他们所熟知的脚本可以遵循的情境时，他们就不太知道怎么往下进行。有时候，他们不得不“脱离脚本”来应对，这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泄露他们的真容，因为他们的回应可能会不合时宜，有时甚至离奇古怪。这是我在和像卡尔这样的人对话时所发现的真正耐人寻味之处。

在相当早的时候，邦妮有机会认识到卡尔其实并不像他最初看起来那么好：他很有可能会在邦妮未能配合他所期待的那些时刻露出行迹。卡尔多半学习了大量的脚本，以便随心所欲地进行操纵；有些可能是浪漫的，有些可能是暴力和恐怖的。卡尔知晓这些脚本所造成的后果。为了尽力确保自己的安全，邦妮或许已经学会了应对这些脚本；有时候管用，有时候并不管用。

邦妮被普遍地形容为善良又体贴。她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个关系亲密的大家庭的一员，因此邦妮并不缺乏她与卡尔之间冲突的见证者。当警察深更半夜出警，找他“说道说道”的时候，他们全都看见了；她哭喊着说她有多害怕他的时候，他们全都听见了；当邦妮脖子上有瘀伤，她找理由搪塞其来源的时候，他们全都试图当作没看见；并且，他们互相之间全都讨论过，他们到底有多恨卡尔。

邦妮开始揣测他对事物的反应，并随之改变自己的行为，竭尽全力让他变得没有威胁。她想要保护家人免遭他的伤害。他曾经恐吓过他们，当邦妮试图躲起来，而他去寻找她的时候，甚至跑到了他们的家里，要是他们不透露她的下落，他就要他们走着瞧。他甚至揍了一名男性亲戚，这就意味着邦妮在受到恐吓时，不再会求助于家人。

当这段关系发展到这一节点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很难毫发无伤地摆脱它。邦妮应该很清楚卡尔的能耐，离开他，对她来说很可能不是一个好选择。他不会允许的。

我相信卡尔患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甚至很可能罹患了精神病态，尽管从未有过任何正式的诊断。许多类似于卡尔的施暴者确实有这样的障碍，或至少拥有那些使他们显得冷酷无情、自我中心的人格特征。我第一次得出这个结论，是遇到了一个被定罪的杀人犯的前女友，当时我正和她谈及她的经历。这个男人杀害了他下一任的女友，并被确诊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我糊里糊涂地竟然活下来了，”她对我说道，“我太像她了。我本该是又一个她。有一天，你知道的，他拿一根绳子套住了我的脖子。他说，每个人都会认为我是自杀，他永远不会被怀疑。他很清楚我吓坏了。我真的以为他会这么做。他是笑着的，他非常享受。”

她说了很久，谈到一些他所施加于她的虐待，那些重复了一次又一次的暴力和操纵的模式。她表现出一些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6)）的症状，对此我一点都不惊讶。下一任女友的死亡给她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她从电视上听说了这件事，震惊像一阵突如其来的浪潮，唤醒了全部的创伤和不安。

“每当我试图告诉每一个人，我非常害怕他，而且我认为他会杀了我，我总是在想这不是真的——我没办法让他们相信我，”她对我说道，“当我听说了她，那个被杀死的人，突然一切都是真的了。我真的有可能成为她，这太令人震惊了。我就差那么一点儿了。”

这名女子讲述了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如何保护自己，从而忘却她的伴侣困住她的那个世界；而当下一任女友去世时，所有的滤镜都脱落了，余震吓坏了她：“他们很清楚他有这个能耐，但是他们看着我的眼神，有点儿像是如果不是我一直念念不忘，我不会那么害怕的。但我给吓破胆了，不敢不往回看，你懂我的意思的吧。”

并不是所有控制欲强的人都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或者是精神病态。许多人之所以开始操纵，是出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这可能与过去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事情有关，掩盖于社会对关系的期待和信息中——尤其涉及关系中的等级。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领域。比如，文森特的不公平之感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很可能有一部分是源于不良经历。然而，我并不在意去了解像文森特和卡尔这样的人是如何变得有操纵欲的，我更关心的是他们在操纵这一事实。

邦妮和唐娜都被吓坏了，她们所恐惧的事情大致相同：如果她们不照办操纵她们的人的期望和要求，会发生什么？从外表看，文森特是无害的，卡尔则不然；然而，他们两个都有能力谋划并执行一场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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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文·德·贝克尔（Gavin de Becker）是一名世界危险预测专家，也是《恐惧给你的礼物》（The Gift of Fear）的作者，他认为“女性一直生活在警惕之中”，并且“她们的生活的的确确处于危险当中，而这是男性从未经历的”。不管她们有多么自信和多有能力，大多数女性与恐惧的关系跟男性所具有的确实不同。

我记得有一次我被当作抢劫、强奸犯罪者的诱饵。有许多投诉称，一个单身的男子在夜晚跟踪女性，并对她们实施性侵犯。我的警长决定让我身穿便衣在已知的这名男子作案的地区巡逻。我有一个对讲机可以呼叫支援，我的同事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哪里。就这些了。没有人跟我在一起，我也没有武器。我无法想象现在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知道如果我呼救的话，救援会迅速抵达，但最快也需要五到十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可以发生很多状况了。

当我在悄无声息的黑暗中行走，望向那条长长的据说是男子发起袭击的人行道时，我下定决心再也不做这种事。即使他们在每一条小路的尽头都安插了一位同事，我也不认为我想要继续下去。

现实世界与假想的情境是迥然不同的。当情感只是被想象的，它远没有那么强大的震撼。实际经历的严重威胁与想象中的严重威胁是不同的。想象力会激起“我本来会这么做”或者“你为什么不这么做”的回应。在简报室里，想象袭击者针对我的行为会与对另一位女性的不同，这对我来说是没问题的。想象救援会比现实中可能来的要快得多，这也要容易一些；更容易忘记的是我会感到害怕，还有那些地方加诸我身体和心理上的额外负担；还很容易忘记我是一个人，以及这种想法所带来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我感觉不能说我给吓坏了——那会是什么样子？

我确实在外面搜寻那个强奸犯了，不过只待了一个小时：我真的不能再待更长时间了。我换回了制服，继续在那一带巡逻；我觉得这给了我一层额外的保护。警长不该让我独自一人处于那种境地，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而是因为任何一个警员都不应该充当孤独无援的诱饵，无论男女。我想这也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人们并不认为“性攻击”是性命攸关的，犯罪者仅仅被当作是有病的，而不是危险的。没有人担心我的安危。

从很小的时候起，女性就被明里暗里地教导，男性对她们来说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性侵犯和家庭暴力的情况中，她们应该设法先发制人并且避而远之。

这些教诲刻入了大多数女性的骨髓里，它们使得对潜在危险的防护变得习以为常。其中有一条训诫是，保持安全的最佳办法是恪守责任，并且避免招惹男性。女性可以通过她们的行为举止、穿着打扮、说话方式或者饮酒量的多少来控制针对她们的暴力，这已经成为一个都市神话了。这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它在我们的媒体、家庭和社区以及法庭上屡见不鲜。在现代社会评论中，它被称为“受害者有罪”。它定义了社会制度和信仰体系是如何强调他们认为女性可以更有效地防护好自己的安全，而不是“自找麻烦”的方式。比如在强奸案中，女性的性生活和着装风格往往会被提出来，以此证明她也有过错，因为她没有打理好自己的安全。这意味着我们期望女性必须始终未雨绸缪，总是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危险。它还暗示，如果女性不去招惹男性，他暴力或者虐待的过往就不会重演。

当然，这些都是虚妄的神话。

在女性触发之前，家庭暴力的操纵模式并不会处于休眠状态。它们是始终活跃着的。操纵模式并不是响应，它们是执行和监督操纵的系统：永远在那里，永远在伺机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