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金融治略的最近演进

在各国面临大国竞争的多极格局中，金融治略已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自本书英文版出版后，中国的经济能力依然在增强，其领导层继续努力应对金融治理挑战，有时候单独但很多时候是在金砖国家框架内进行。

中国最近的金融治略最突出的特征是随“一带一路”倡议而来的。至2020年，“一带一路”倡议纳入了中亚、南亚、东南亚和欧洲的70多个国家。(13)“一带一路”支持了中国的大战略。一方面，投资的推进有助于解决该国的国内经济问题。(14)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可以在国外推广可供选择的观念和规范，并建立一个议价联盟以重塑全球治理。(15)它在中国的互联互通超越亚洲之际也扩大了中国经济治略的选项。然而，世界对“一带一路”的评价并不一致。世界银行关于“一带一路”的报告概括了某些关切，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经常未能支持接受国的政策优先顺序，导致这些国家在贸易（30%）和外国直接投资（70%）中表现不佳。(16)除此之外，随扩张性“一带一路”投资而来的外债积累已成为接受国金融和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17)结果是，201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对“一带一路”的债务可持续性表达了关切。这是日本政府在2019年6月G20大阪峰会上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建议的背景。(18)中国领导人同意了这些原则，并清楚地表明他们愿意把“一带一路”转化为支持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并符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正如本书中讨论的，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代表了国际关系学者所称的“外部选项”，中国及金砖国家据此为崛起大国在全球制度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打开机会之窗。亚投行自2016年正式开张后，其成员已扩大到102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0年4月已批准了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68个项目的资金支持。(19)迄今为止，亚投行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密切合作，签订了无数谅解备忘录，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共同融资和合作。亚投行从三大全球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惠誉和穆迪）获得了3A评级。围绕COVID-19的全球卫生紧急状态也激发了亚投行将其使命扩大到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它于2020年4月宣布了一笔新的5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20)相比之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并未在最初五个金砖国家基础上扩大成员，而是把可持续基础设施开发继续放在新开发银行资助项目的中心位置。(21)尽管如此，新开发银行也在中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发行了三年期的“抗击新冠病毒债券”。(22)

中国和金砖国家集团也通过在现有全球金融机构内合作促进改革而追求“内部选项”。当2019年格奥尔基耶娃被提名出任新的IMF总裁时，金砖国家没有发表任何联合声明，尽管她将是出任这一要职的第一个东欧国家公民。中国的声明只是强调了它的观点，即IMF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23)当世行和IMF开始面临COVID-19挑战时，中国通过向救助基金捐资支持了它们的努力，中国领导人呼吁在G20框架下采取行动，令人想起它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24)尽管它不是巴黎俱乐部的成员，中国加入了G20的暂停还债计划，停止本金和利息偿还至少到2020年。此外，中国允诺为IMF的灾难遏制和救助信托基金捐资，这一信托基金是在2020年4月中通过的，为25个受影响最大的低收入国家提供约5亿美元的即时债务救助。

在上面讨论的美元支配地位和反对美国强使金融力量这一领域，中国已取得稳步进展。自从2016年10月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篮子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继续有所进展。人民币以储备货币形式作为价值储存的使用仍处于低位，2019年第四季度时低于2%，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影响了人民币的广泛使用。(25)比较起来，正如本书表明的，中国13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为世界第二大，是一个比现有大国的市场更为有利的选项，也比大多数其他新兴债务市场要稳定。像俄罗斯一样——自2018年以来它把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几乎削减了一半，把美国国债从1 000亿美元减少到100亿美元——中国鉴于美元资产易受美国行动的影响，日益将其所持的美元资产多样化。2019年6月它们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58%——从2005年的79%降了下来——也低于国际平均的美元储备占62%的水平。(26)

与此同时，中国的货币权威继续扩大着对别国的吸引，在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给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提供便利。中国不仅与欧洲国家合作，允许它们进入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配额和货币互换，而且中国还通过增加其所持欧元和欧洲国家发行的主权债券，对它们的支持给以互惠酬报。(27)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努力也支持了国内经济改革。尽管主要是象征性的，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帮助中国采取更多步骤进行金融改革。(28)中国人民银行（PBOC）的改革者们表达其政策论述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促进由市场驱动的人民币国际化和使人民币成为一种顶尖全球货币这一雄心变得更为容易了。(29)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鉴于中国将需要一个开放的资本账户和法律体系以成为储备货币，它已经在建设其他工具以更具有自主性并抵御美国最为锋利的治外金融之剑。因此，北京对开发诸如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和中国的平行国际支付系统表现出了兴趣。在建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六年后，中国人民银行于2020年4月为其数字货币引入了一个引航项目，在主要央行中是首家。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技术（金融科技）体系的领袖，由阿里巴巴子公司蚂蚁金服的阿里支付和腾讯的微信支付主导。2019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也将努力聚焦区块链技术。根据中国央行的研究，一个政府数字支付系统将有助于打击洗钱、赌博和恐怖主义融资，还不包括提高金融系统的交易效率。显然向数字货币过渡将会减少各国受金融制裁的影响，降低对美元清算系统的依赖。(30)

对付金砖国家所认为的美国滥用金融和货币火力的其他金融安排已表明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10月启动了中国的支付系统，即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以填平中国国家高级支付系统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之间的鸿沟。到2019年中，有89个国家的数百家银行加入，2018年CIPS处理了26万亿元（3.77万亿美元）的支付。(31)CIPS的主要用户是暴露于美国金融制裁的国家如俄罗斯和土耳其，以及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接受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非洲国家。在2019年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五个金砖国家支持了一个计划以建立一个“反制裁国际支付系统”，并讨论了在该集团内开发一种秘密支付货币的选项。(32)

与此有关，金砖国家的“共同社会目标”驱动它们投资建立一个信用评级机构。(33)自2020年3月以来，为应对新冠疫情，中俄还在建立一个联盟——与古巴、伊朗、尼加拉瓜、朝鲜、叙利亚和委内瑞拉一起——以寻求美国放松金融制裁，为此而共同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