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逢迎于徐阶、高拱之间

1.张居正重回官场

嘉靖三十八年（1559），张居正从家乡回到京城，官复原职，继续在翰林院工作。

这时，看似平静的朝廷已经隐约可以察觉风云变幻的迹象。徐阶在与严嵩的较量中，非常需要张居正这样得力的助手，协助他密谋策划，运筹帷幄，因此对他多方提携。徐阶先是把他从翰林院编修提升为右春坊右中允，兼任国子监司业，前者主管太子有关的事务，后者则是太学的第二把手（仅次于祭酒）；继而又把他调入裕王府邸，担任裕王朱载垕的讲读官。这是深谋远虑的安排。嘉靖皇帝虽然生了八个儿子，但是存活的只有长子裕王朱载垕和幼子景王朱载圳，按照皇室传统惯例，长子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事。由于严嵩等少数大臣的支持，景王朱载圳觊觎皇位，欲与兄长一争高低。徐阶和多数大臣站在裕王一边，因此把张居正安排在裕王府邸，成为皇储的侍从亲信，日后裕王朱载垕即位（就是穆宗隆庆皇帝），那么他们就是拥戴有功的从龙之臣。

为了讨好嘉靖皇帝，徐阶派张居正去主持《兴都志》的编撰工作。兴都是一个大有来头的地方，原来的地名是安陆（今湖北钟祥），是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封地。明武宗朱厚照一生荒淫，二十九岁去世时，没有留下子嗣，环顾皇室宗亲，只有兴献王之子朱厚熜一人符合条件。因为他的父亲朱祐杬是明孝宗的弟弟，朱厚熜就是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成为明世宗嘉靖皇帝以后，就遇上了皇室世系问题，如果称呼明孝宗为伯父，那么他的皇位从哪里继承的？如果称呼明孝宗为父亲，那么自己的生身父亲兴献王如何安排？这就是当时头号政治话题——“大礼议”，朝廷大臣聚讼纷纭。最后还是屈从皇帝的意志，把生身父亲朱祐杬尊称为“皇考”“兴献皇帝”，这就意味着朱厚熜是从自己父亲那里继承皇位的，而真正的皇位传承者明孝宗则被称为“皇伯考”。

嘉靖皇帝十分在意这个“大礼议”，不仅要让自己的父亲尊称为皇帝，而且他的封地安陆，也改名为承天、兴都，含有“龙兴之地”的意思。因而编撰《兴都志》与一般地方志截然不同，它带有明显的政治意义。讲得直白一点，这就是拍皇帝马屁的“文化工程”。张居正对徐阶的意图当然是心领神会的，亲自撰写了《兴都志》的重要篇章，歌功颂德的马屁功夫十分了得，把嘉靖皇帝的父亲朱祐杬与周文王相媲美，甚至说他的道德品质超过了周文王。皇帝的父亲被吹嘘为“周文王”，那么皇帝本人又该如何美化呢？张居正自有办法，索性把他称为“今之尧、舜”。尧、舜、文王是孔子、孟子推崇备至的圣君，父子二人各得其所，马屁“文化工程”也就功德圆满了。

这一时期，张居正还得到了政坛前辈高拱的关照。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人称高新郑。此人颇有政治眼光，精明练达，敢做敢当，与张居正的性格颇为相近，他们互相之间也颇为欣赏。朱载垕封为裕王以后，他就进入裕王府邸，成为裕王的侍讲官，深受裕王的信赖。张居正成为裕王侍讲官以后，与高拱有了同事关系。高拱以礼部尚书兼任国子监祭酒，张是国子监司业，成为高拱的副手。

张居正的年龄比高拱小十几岁，资历也浅得多，以下级对待上级、晚辈尊敬前辈的姿态，希望得到高拱的关照。两人都对当时政治的颓败深表不满，颇想有所整顿、有所改革。在这一点上两人是有共同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