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权力博弈：附保逐拱

1.隆庆皇帝的去世

隆庆皇帝和他的父亲一样，都喜好“房中术”，是好色的登徒子，居然要司礼监太监冯保不停地进献“诲淫之器”和“邪燥之药”，也就是用来纵欲的房中术器具和房中药（春药），纵情于声色。皇帝当了没有几年，身体就垮掉了。

隆庆六年（1572）正月下旬，服用“春药”过度的病征开始显现，身上发出了“热疮”，此后病情日趋严重。皇帝自己也许已经意识到了，在他的寝宫召见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以及成国公朱希忠，对他们说：朕精神有些恍惚，后事由卿等详细考虑安排。显然，他在考虑“后事”了。

善于随机应变的张居正从旁仔细观察皇上的身体，脸色如同枯黄的树叶，神色黯然，骨瘦如柴，已经病入膏肓。恐怕有不测之变，他暗中把关于皇帝后事处理的方案，密封后派人送给冯保，要他早做准备。

五月二十五日，皇帝病情加剧，在乾清宫召见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高仪以及司礼监太监冯保，要他们四人作为“顾命大臣”，辅佐皇太子朱翊钧。高拱一行急忙赶到乾清宫寝殿的东偏室，但见皇帝躺在御榻上，皇后、皇贵妃隔着帷帘坐在御榻边，皇太子朱翊钧站在御榻左面。孝安皇后陈氏，没有子嗣，颇受皇帝冷落；皇贵妃李氏，是皇太子的生母，掌控后宫实权，显示了非凡的政治才干。

当时的情景颇有一点凄凉：高拱等人跪在御榻下，御榻上的皇帝命高拱伸手上来，自己的手靠着榻边的矮几伸过去抓住高拱的手，望着身边的后妃与儿子，上演了“托孤”的一幕。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两句最重要的话，一句是“以天下累先生”——天下的治理有劳高先生；另一句是“事与冯保商榷而行”——朝廷大事你们内阁要和司礼监太监冯保一起商量决定。接着，他吩咐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

遗嘱有两份，一份是给皇太子的，一份是给顾命大臣的。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顾命大臣的遗嘱写道：

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这两份遗嘱引起朝廷大臣议论纷纭，高拱竭力扬言是张居正与冯保起草的，并非皇上本意。尤其是其中“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最为反感，攻击得最厉害。

高拱的话只说对了一半，遗嘱的确是由张居正与冯保起草的。张居正吸取嘉靖皇帝去世时徐阶与他起草遗诏的经验，把他写好的后事十余条交给冯保，要他早做准备。那不对的一半，就是“卿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恰恰是皇帝的本意。一则，皇帝托孤时亲口对他说：“事与冯保商榷而行”，可以为证；二则，当时在场的皇贵妃即后来的慈圣皇太后六年后在一道“慈谕”中说“司礼监冯保，尔等亲受顾命”云云，更是确证。由此可见，张居正与冯保所起草的皇帝遗嘱，并没有违背皇帝的意愿。但是，高拱已经心生芥蒂，成为他与冯保摊牌的一个起因。这是后话，暂且搁下。

高拱听完皇帝临危托孤大为悲恸，边哭边说：臣受到皇上的厚恩，发誓以死相报。东宫皇太子虽然年幼，臣一定依照祖宗法度，竭尽忠心和力量辅佐，希望皇上不要为后事担忧。说完之后，号啕大哭，悲痛至极。在旁的皇后、皇贵妃也失声痛哭。乾清宫里一片凄凄惨惨戚戚。

第二天，即五月二十六日，穆宗隆庆皇帝去世。他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二十三日，卒于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终年三十六岁（虚岁），在位仅六年。

国不可一日无君。隆庆皇帝逝后第三天，高拱向皇太子呈上《劝进仪注》，希望皇太子早日即位，并且草拟了《登极仪注》，也就是皇帝临终前所说的“一应礼仪”。根据祖宗制度，文武百官的“劝进”，皇太子必须推辞，如此反复三次，才可以即位。

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举行即位典礼，宣布改元——明年为万历元年。这样，他就成了明朝的第十三代皇帝，即神宗万历皇帝。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岁（虚岁）的孩子，需要四位顾命大臣的悉心辅佐。然而，就在此时此际，顾命大臣内部却为了权力而明争暗斗起来，内阁首辅高拱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矛盾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