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因素

就文学发展史而言，江湖诗派毕竟首先是一个文学集团，它之所以出现在南宋中后期，与当时诗坛的状况更有着直接的关系。

南宋前期，诗坛上仍然笼罩着江西诗风。江西诗派的后劲吕本中、陈与义、曾几等人，继承他们的前辈黄、陈的传统，经过自己的富有独创性的努力，曾使江西诗派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此同时，江西诗派的流弊也逐渐表现出来。正如吕本中所指出的：“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按此指“须于规模令大，涵养吾气”），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3)这种状况，到了南宋中期，愈加明显，早期江西诗人的创新精神和自立气度，已不复存在。于是，江西诗派终于走上了末路。

最早扭转江西诗风的是所谓“南宋四大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4)。

这四位诗人大致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早年浸染江西，后识其弊，随之脱离江西阵营，建立了自己的风格。杨万里在《江湖集序》的自述中，代表了他们所走过的共同历程：“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年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5)绍兴壬午为绍兴三十二年（1162），是年尤袤、杨万里三十六岁，范成大三十七岁，陆游三十八岁，都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江西末流的影响。

但是，“南宋四大家”并不是一个流派的概念。尽管这四位诗人除了尤袤诗篇遗佚过多，难以详论之外，其余三家都可以认为自成一家，代表着南宋诗坛的最高成就，周围也不乏追随者，但他们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都始终没有形成流派。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比较重要的一点也许是，他们处于民族矛盾非常激烈的时期，多以抗金复国为己任，而且，除陆游外，都身居高位（尤袤官至礼部尚书，杨万里官至宝谟阁学士，范成大官至参知政事），他们做诗人，似乎只是“余事”(6)。因此，他们身上缺乏变革诗风的群体意识。只是到了四灵出来，对江西诗风的清算才取得了全面的成果。

四灵指生活在浙江永嘉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他们“厌傍江西篱落”，公开提倡中、晚唐，尤其是姚、贾诗风，“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7)。影响所及，“江湖诗人多效其体”(8)，所谓“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9)。出现了“四灵诗体变江西”(10)的极盛的局面。四灵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为江湖诗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学史上长期流行着一种说法，即将四灵和江湖划为两个流派(11)。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有重新加以考虑的必要。我们知道，一个文学流派必须有一个由相当数量的作家所构成的创作阵容，用这一点来衡量，则所谓“四灵派”的阵营显然过小，而许多追随、学习四灵或被四灵引为同道的诗人，现在又经常被划入江湖诗派中(12)。事实上，四灵和江湖在许多方面都有相同之处。首先，在时间上，江湖诗人中有许多与四灵生活在同时，这有大量的酬赠诗为证。其次，在社会地位上，他们大都是下层知识分子，四灵也带有些清客的味道。第三，在诗歌理论上，他们多宗晚唐，反江西。第四，在诗歌创作上，他们的许多诗写得通俗晓畅，清新灵巧，风格相同。而当时的批评家也有将二者视为一体的，如陈起刻《江湖集》，便收入了四灵的作品(13)。因此，四灵和江湖是不易分开的。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抹杀二者间的区别，在江湖诗人中，与四灵诗风相异的诗人也有一些，甚至随着诗派的发展，还有一些人不满或批判四灵，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刘克庄，就存在着这种倾向。对此，我的看法是：第一，任何文学流派都不可能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群体，流派内部风格相异或相反的情形是毫不奇怪的，而且，这种相异和相反，有时往往会成为促进流派走向深化的因素。从文学史的实际看，江湖诗派的发展也正是如此。第二，江湖诗派本来就是一个芜杂的群体，在诗派成员中，不仅有许多人学习四灵，也有一些人学习江西(14)。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同时也说明了这个诗歌流派的特殊性。因此，尽管事实上四灵是江湖的先驱，江湖是四灵的发展，相通而不全相同，但由于二者关系的天然的密切性，仍可视为一个整体。循着这一思路，在本书中，我将把文学史上的所谓“四灵”和“江湖”加以合并，通称江湖诗派。

对江西诗风的纠正，反映了江湖诗派变革诗风的主观要求和自觉意识。另外，江湖诗派的出现，在客观上是对宋代盛行的理学诗的反动。

宋代学术文化发达，流派众多，仅就理学而言，先后出现了关学、洛学、闽学、心学等派别，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杨时、朱熹、陆九渊、真德秀、魏了翁、金履祥等。理学在北宋已有了较大的发展，衍及南宋，又开创了极盛的局面。开禧三年（1207）史弥远执政后，更确立了理学的正统地位。

理学家的诗作和诗论，别具一格，在宋代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后人有称其为理学诗派的(15)。随着理学诸子日渐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理学诗也就颇为盛行。江湖诗派要想开辟自己的领域，对这种诗风不能不作出自己的认识和反应。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理学家鄙薄作诗，如程颐云：“某私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能言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16)而江湖诗人则多以诗为业，有的把终生精力投入作诗之中，乐此不疲。第二，理学诸人认为诗是“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17)。因此，在诗中大谈义理，往往索然无味。如朱熹《克己》：“宝鉴当年照胆寒，向来埋没太无端。只今垢尽明全见，还得当年宝鉴看。”(18)当然，朱熹的诗颇有佳作，在道学家中，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是最高的，并不都是这样一种说教的面孔，但许多理学诗却的确如此。江湖诗派反其道而行之，追求诗歌的生动性和形象性，使诗恢复了其文艺作品的面目。第三，理学家不重视诗歌的艺术技巧，不愿意在形式上下功夫。如邵雍《无苦吟》云：“平生无苦吟，书翰不求深。”(19)金履祥《作〈深衣小传〉，王希夷有绝句索和韵》云：“莫把律诗较声病，圣贤工夫不此如。”(20)江湖诗派则注重完善诗歌的艺术形式。如四灵认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21)号称苦吟的，在江湖诗人中更是屡见非一见。这些，在客观上都是与理学诸子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相矛盾的。

江湖诗派主观上对江西诗派的反对和客观上对理学诗风的反动，使得它开拓了自己的领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有了开宗立派，自立于诗坛之上的气魄。

文学见解、创作风格的一致，是江湖诗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江湖诗人能够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是与诗人们愈益鲜明的群体意识密切相关的。其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是诗社。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刺激人的才能尽量发挥，再没有比这种共同的观念、情感和嗜好更有效的了。我们已经注意到，要产生伟大的作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自发的，独特的感情必须非常强烈……。第二，周围要有人同情，有近似的思想在外界时时刻刻帮助你，使你心中的一些渺茫的观念得到养料，受到鼓励，能孵化、成熟、繁殖。……人的心灵好比一个干草扎成的火把，要发生作用，必须它本身先燃烧，而周围还得有别的火种也在燃烧。两者接触之下，火势才更旺，而突然增长的热度才能引起遍地的大火。”(22)诗社当然并不一定就能产生好诗，更不用说是“伟大的作品”，但这段话却告诉我们，文学家一旦具有群体意识，则能够更大程度上发挥个人的潜力，从而推动文学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了解诗社，我们先要考察一下诗人唱和的风气。大约在《诗经》时代，唱和的形式便出现了，但是，真正以诗歌形式进行唱和的作品，则是东晋才产生的。其后，经过宋、齐、梁、陈，至唐代逐渐走向繁荣，到宋代达到了鼎盛(23)。

唐代诗人唱和风气很浓，如开元中，王之涣、王昌龄、崔国辅等曾“联唱迭和，名动一时”(24)。中唐以后，诗人们唱和的兴趣更大，活动也更自觉了。元白、皮陆的唱和，都在诗坛上享有盛名。如陆龟蒙，集中存诗六百三十首，唱和诗即在三百四十首以上。这个数字，见出一时风会。胡震亨云：“唐朝士文会之盛，有杨师道《安德山池宴集》、于志宁《宴群公于宅》、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体》等诗。并吟流之佳赏，承平之盛事。”(25)这种文会的形式，以白居易等九人的香山九老会为极盛的标志，反映了中唐以迄晚唐诗人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到了宋代，唱和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著名的西昆酬唱，影响非常广泛，而庆历中则有徐祜九老会、马寻六老会，元丰中则有徐师闵九老会、文彦博五老会、洛阳耆英会等。有宋一代，此风盛行不衰，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下面将唐宋两代的主要唱和诗词集列一简表，以见唱和的盛况及其发展。

唱和之风与诗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唐太宗大历年间，李端“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耿湋、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26)。我们探讨大历诗派的形成，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唱和为诗歌流派的形成创造了某种必要条件，如果以某种形式使唱和固定下来，变得经常性，有目的性，则往往可以促进诗派的形成。这里，起着重要中介作用的是诗社。

诗社大约兴起于中唐以后，与唱和之风的大盛是同步的。见于文献的，如司空曙《岁暮怀崔峒耿湋》：

洛阳旧社各东西，楚国游人不相识。(27)

高骈《寄鄠社李遂良处士诗》：

吟社客归秦渡晚，醉乡渔去渼陂晴。(28)

沿及北宋，诗社得到了发展。吴可《藏海诗话》云：

幼年闻北方有诗社，一切人皆预焉。屠儿为《蜘蛛》诗，流传海内……。元祐间，荣天和先生客金陵，僦居清化市，为学馆。质库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货角梳陈二叔皆在席下，余人不复能记。诸公多为平仄之学，似乎北方诗社。(29)

下层市民也可结社吟诗，一方面见出文化的普及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诗社这一形式已在社会上十分普遍了。

南宋诗人结社的风气更浓，影响所及，一些高级官吏也多入社唱酬(30)。这反映出，人们通过诗歌加强联系，扩大影响的愿望大为加强，对诗艺的探讨和切磋已成为不同阶层人士的共同的主观要求，也就是说，群体意识更为强烈了。在江湖诗派活动的时代，据不完全统计，有枌社、山中后社、东嘉诗社、江社、桐阴吟社、江湖社、西湖诗社等不少诗社存在，而一些通常被认为是江湖诗人的作家，如严粲、薛嵎、王琮、李涛、孙惟信、苏泂、徐集孙、林希逸、刘翼、敖陶孙、李贾、戴复古、利登、赵崇嶓、黄文雷、潘牥、赵庚夫、刘翰、潘柽、胡仲弓、赵希崥、叶茵、高翥、林尚仁、张蕴、薛师石、赵师秀、刘克庄等，都是诗社中人，可见一时盛况。

诗社虽是自发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带有组织性。互相唱酬、切磋诗艺、品第高下，是其活动的重要内容。王绰《薛瓜庐墓志铭》云：

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继灵之后，则有刘咏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从容指论，则又有瓜庐隐君薛景石者焉。诸家嗜吟如啖炙，每有文会，景石必高下品评之，曰：某章贤于某若干，某句未圆，某字未安。诸家首肯而意惬，退复竞劝：“语不到惊人不止。”(31)

这是以薛师石为首的一群江湖诗人结社活动的情形。薛氏指论诸作，“高下品评之”，而诸家皆“首肯而意惬”，这显然对提高诗艺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入社者多情趣相投，诗风相近，因此，也不免产生标榜之习。林希逸谈到当时的诗坛风气时云：

学贵自知。求知于人，未必以情告我。江湖诸友人人有序有跋，若美矣。或以其浅淡，则曰玄酒太羹；或以其虚泛，则曰行云流水；疏率失律度，则以瑞芝昙华目之；放浪无绳束，则以翔龙跃凤誉之。讥侮变幻，而得者亦自喜。(32)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标榜与形成宗派往往密切相关，江湖诗人既盛行标榜之风，故其以群体的面目出现，亦属事有必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从文学上看，江湖诗派是在诗人的群体意识大大加强之时，适应着诗坛上呼唤新的诗歌精神的需要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