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怪物
虚伪是笼罩在19世纪上空的道德阴云，它是这个高尚时代的一部分。1821年，拜伦写道：“事实上，英国是盛产虚伪的大本营；虚伪的政治，虚伪的诗歌，虚伪的宗教，虚伪的道德，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充斥着虚伪。”他本想让唐璜皈依卫斯理宗，以此作为榜样，但已经有太多为了符合时宜转投上帝的新教徒和圣公会教徒了。虚伪是一面镜子，把利己伪装成利他，把贪婪伪装成虔诚，把对少数几个受益家族的考虑伪装成“国家利益”。虚伪包括那些一边作恶一边微笑的政客；虚伪就是那些关闭周日公共酒吧的道德改革家的言辞。这个国家的政治词汇，常常因其古典的文法和响亮的音节而受到称赞，但那大部分是虚伪的。历史学家经常对19世纪国会议员们的啰唆和热情感到惊讶，然而他们的话也是虚伪的。大多数人，至少是那些还有点自知之明的人，都知道自称的信念和美德是空话，不过他们还是会和别人来共同维持谎言。从未有一个时代如此执着于要给人留下正派的印象。
举个例子，1815年秋天的“四国同盟”的基础便是虚伪。在此之前，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建立了“神圣联盟”。当国家事务被冠以神圣之名时，最好要小心了。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似乎应该以爱和慈善为原则，但事实上君主们彼此猜忌，也害怕自己的人民。卡斯尔雷子爵形容这个联盟是一种“混合了崇高的神秘主义和无稽之谈的东西”，发明这种玩意的君主只能说是“脑子进了水”；然而，他却没有采取措施阻止摄政王暗中对其予以批准。四国同盟的明确目的就是要巩固君主国家间的关系，排斥波拿巴家族的政权，就此而言，爱和慈善可能还有点用。于是，这场以卡斯尔雷为首席指挥的“欧洲协调机制”在一声嘹亮的号声中开始了。
威斯敏斯特宫乃是集虚伪之大成的殿堂；议会在1816年初于此地召开时，其追随者麇集于上下两院。卡斯尔雷子爵控制了下议院，而利物浦勋爵则控制了上议院。为什么军队没有被全部解散？为什么摄政王在召开议会时穿的是元帅制服？皇家军事庇护所有必要存在吗？对于这个国家真正的弊病，人们什么也没说。“你们的郡有如此严重的痛苦，对此我深感关切，”内政大臣西德默斯子爵对一名议员说，“但我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大会或议会本身能缓解痛苦。”当一些剪羊毛工提出送他们去北美时，利物浦勋爵回答道：“在羊毛贸易中，机器不能停下来。”
所得税或财产税在之前被宣布为战时应急措施，一旦敌对行动停止就会废除。但在1816年的议会上，政府毁弃了承诺，继续征收每镑1先令的所得税，引起了普遍的惊恐和愤怒。和往常一样，争论非常激烈，而后政府丧失了选票。所得税最终被废除，但它就像古代的吸血鬼那样，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卡斯尔雷写信给他的兄弟查尔斯说：“你可以看看，你所认为的强大政府，对这个国家的时代潮流的抵抗是多么微不足道。”卡斯尔雷作为下议院领袖，已经被许多人斥责为国内压迫的始作俑者之一。雪莱的诗作《无政府主义的面具》（1819）中有一段与他有关：
他并不像这里描写的那么坏，但人们很容易将品德贬低为被掩饰的邪恶。平静可能被误认为缺少感情，而友善则可能被误认为没有原则。他的确处于焦虑和不安之中，而这种状态最终导致他用利刃自杀。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政府年收入仅有900万英镑，却要面对3 000万英镑的支出。从而被迫向一系列产品征收间接税。在一幅漫画中，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西塔特坐在浴缸里，问一个洗衣女工：“你还有肥皂吗？”不过，在随后的信任投票中，托利党勉强避免了失败，因为他们的主要支持者害怕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
肥皂还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所有对时局的不满，都在一大波突如其来的混乱和暴动中爆发了出来。从4月到5月底，面包价格尤其成为人们首要声讨的对象。农场主、店主、屠夫和面包师遭到袭击，他们的房舍遭到破坏。这是给新世纪的一条重要指示：古老的群众暴力之火从未被浇灭。之前那场战争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人们现在的口号是“不给面包就见血”。“血”是乡村绅士、贵族和垄断者的血，换句话说，是英国的血。面包的代价稳步上涨。
出于惊恐，绅士和大农场主开始群起拥护托利党。几个月前，托利党还被谴责为一个自私自利、一心要颠覆国家自由的阴谋统治集团，现在却变成了正遭受严重侵害的法律和秩序的官方面孔。辉格党曾希望能谴责他们是叛国者，而现在他们却变成了护国者。托利党人似乎总能通过大众的不满捞到好处。
威廉·科贝特，这人与其说是个辉格党或托利党，倒不如说更像个激进分子；他的笔写出了大众的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想回到旧时的英格兰，那时没有纸币和国债，没有股票经纪人，也没有工业城镇。他的理想是生活在一个宁静和更为体面的国家：它建立在传统的平等社会基础上，不受金钱的污染。他相信选举改革是平息动乱的关键，但对此很多人并不买账。科贝特的主要支持者是纺织工及其他手工业者，这些人的生计正在被工业化所摧毁。但他不能仅靠这些人来实现社会变革。
他说话粗鲁，行事固执，讽刺挖苦毫不留情，但他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如果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上有什么重大变化，谁能自欺欺人地认为，国家可以在没有严重动荡的情况下再撑上十二个月？”他担心的是“那怪物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他所说的“怪物”也叫“老旧的腐败”，指的是吸走这个国家的生命之血的大量贪污受贿。他的话，或者说是观点，其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想。两年前，也就是1814年，《泰晤士报》开始采用蒸汽动力印刷，一种新生事物登上了历史舞台。政府尽了最大努力限制激进报纸的发行量，但在动荡不安的时期，人们对新闻的需求是无法遏制的。在1800年到1830年之间，公共印刷品的销量翻了一番。1816年，科贝特出版了他的《政治周刊》。这本小册子在劳工阶层中广为流传，而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则称其为“两便士垃圾”。同年10月12日，科贝特呼吁“改革议会，使其由人民自己选举产生”。
科贝特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敌人，他对母亲说，这些人是“邪恶而又顽固的坏蛋，总是在刺激穷人走向疯狂和犯罪”。他见惯了同样的贵族家庭，同样的面孔，同样的亲戚；听惯了议会里发出同样的叫好声；他对此感到恶心。“就算在‘开明的’北方，也有人该像可怜的牲口一样卑微和绝对服从，该被迫在84华氏度的高温中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吗？有人该仅仅因为从工厂的窗口向外张望而受到惩罚吗？”他见过路上彷徨的流浪汉，见过不知何去何从的无业游民，见过风雨中飘摇倾圮的农舍。他问道：“这一切的尽头是什么？”
在济贫院出现以前，教区的贫民窟是“卑劣、放荡和堕落”的渊薮，遍布着体弱多病和低能的人。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英格兰，对穷人境况的描述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对混合隐喻很在行的科贝特写道，他们“好似鲱鱼那样单薄，几乎是拖着双脚行走，苍白得像天花板，如乞丐般鬼鬼祟祟地四下出没”。如果说整个19世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那么只有诡辩和虚伪才会说这一时期称得上“繁荣”。然而，人们的确是这么形容它的。穷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1894年（此时人们已经历一个世纪的变革），一位妇女被问及是如何用每周17个先令来养活5个孩子的。她的回答是：“我恐怕回答不了几句，因为我太累了，根本无暇思考自己是怎么生活的。”有工作的穷人反过来又被闲散的冗余人口所包围。从这些人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的理论：在人口增长和生存资料的竞争中，多余的穷人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失业和没有工作能力的人都是敌人。
如果不谈机敏和智慧，单就口才和能力而言，另一位关心公众事务的演说家亨利·亨特可以和科贝特相媲美。1816年11月中旬，他在伊斯灵顿区的斯帕菲尔兹的一个大型集会上发表演讲；有一名支持者带了一支长矛，上面挑着一顶自由帽。只需一眼就能明白：法国革命的精神已经传播到这里。两周之后，一场类似的游行制造了更大的麻烦，群众举着一条血迹斑斑的面包向伦敦城区游行。示威者被军队迅速从皇家交易所赶走，因为当局并不认为这只是一场闹剧。在十几年前的上个世纪，还很少有改革的呼声响起，而现在，街头巷尾都在谈论改革。有个核心小圈子策划着暴力革命，而大多数人则满足于参加酒馆会议，抽着烟斗，举着酒杯痛骂他们的敌人。他们对个人的行动毫无兴趣，但很高兴能混迹于群体集会中，发出些不那么讨喜的声音。
作为反对党的辉格党陷入了一片混乱；他们并没有自己的一贯主张。在任何情况下，辉格党都对激进分子鼓吹的那种改革没有兴趣。在对手看来，辉格党不过是些贵族和乡绅，在当时只是那个“怪物”的低级分支而已。在任何情况下，激起义愤对各方来说都是一种好的政治策略。托利党的大臣们转而开始竭尽所能地利用密探和奸细来煽动叛国与暴乱行为。1816年底，科贝特在《政治周刊》上写道：“他们为一个阴谋而叹息。啊！他们的叹息多么沉重啊！他们在工作、劳苦、烦恼和煎熬；他们满头大汗：这绝对是在为一个阴谋而心力交瘁！”
然后又一件好事发生了。1817年1月末，摄政王在议会开幕后乘坐马车时车窗被打碎——可能是一块石头，一颗子弹，或者一块掉落的砖石所致。实际上摄政王是死是活没人在意，但每个人都习惯于相信别人在关心自己。摄政王似乎对这样的关心感到满意，并对自己在暴行前的乐观夸夸其谈，看上去他不像是一个会被暴徒吓倒的人。卡斯尔雷则带着更为严肃的神情走进下议院，给人以一种冰冷而自信的压迫感。
一系列草草成立的委员会向议会呈交证据，表明秘密社团和叛乱的民兵正打算攻占英格兰银行和伦敦塔。原有的《人身保护法》被废止，该法规定嫌犯不能在未经法庭指控的情况下被关押；这对英国的自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议会还通过了《强制法》和《禁言法》，所有的集会都被以防范煽动为由禁止了。医学内科和外科的讲座因此被禁，而剑桥联合会遭到查封。国内的骚动掩盖了即将崩溃的可怕的经济状况。辉格党活动家乔治·蒂尔尼告诉他的同僚，内阁大臣们现在已经“无计可施”，“所有的政府下级随员都陷入了绝望”。国家破产可能和爆发革命一样糟糕。
1817年2月，好几起激进分子的请愿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国内接二连三地爆发动荡。“我们所需要的，”诺里奇联盟协会说，“是保持宪法的纯粹。人民可以一年一度被议会公正而充分地代表，下议院一众禄蠹和坐领养老金的人应当被清除出去，他们都是靠吸食那些挨饿、受压迫的民众的血肉养肥自己。”要是在打仗的时候，这就算是第一波“敢死队”了。在1834年议会大厦被焚毁前，里面很黑暗，采光和通风都不好。当时的人们对洗澡和洗衣服都还不太重视；议员们把腿搁在旁边长椅的椅背上，或者半躺在地上。他们来去自由、发牢骚、大笑、交流趣事、咆哮、打哈欠、东拉西扯、为了消遣而打断别人——这一切现在更加变本加厉，因为每个人都谈起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汉普顿一众俱乐部曾多次向摄政王请愿，要求改善严峻的经济状况，但没有得到回应。因此，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开始了前往伦敦的盛大朝圣之旅，准备亲手向摄政王提交请愿书；他们的要求主要是普选和年度选举，对此许多地方也纷纷响应。
他们被称为“披毯人”，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披着披肩或毛毯来保暖。但他们未能如愿。在到达德比郡前，他们就被迫掉头并解散了，很多人吃尽苦头，但这条路本就不通。科贝特为避免被迫害，逃往美国。这场骑兵镇压之下的惨败在曼彻斯特的阿德威克地区引发了另一个叛乱的“阴谋”。有传言说将有“一场大规模暴动”和“一场大规模起义”。辉格党和托利党将自己逼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现在几乎每一个灌木丛中，每一个树篱笆后，都能发现阴谋和叛乱，但随后的法庭听证又中途作罢，因为除了告密者的说辞以外找不到其他任何证据。暴动是有可能发生的，的确有可能，而且在别的国家确实发生了。但是，英国的穷人和大多数中间阶层显然非常安静，他们并没有起义。卡斯尔雷至少被伦敦暴动的群众认出来过一次，有人看到他扑粉的假发时大叫：“那个戴着假发的人是谁？”为了安全他不得不逃跑，但伦敦不是巴黎，他没有被吊死在皮卡迪利大街的灯柱上。
对激进分子的审判所引起的愤怒很快就平息了，因为陪审团显然不太可能起诉那些所谓“犯罪分子”，毕竟他们充其量也只是些对现实心怀不满的人而已。斯帕菲尔兹集会的领导人被无罪释放。激进分子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没有喊出正确的口号来唤起整个国家，而有些东西也因此悄无声息地溜走了。政府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群众对激进宣传的兴趣也逐渐减弱了。
随后几个月又发生了一些类似的未遂事件。1817年的丰收和贸易前景好转扫去了人们心中的阴霾。埃克斯茅斯勋爵说：“农场主的恐慌情绪正在消退；最重要的是，原先流行的那些文章和心怀不满的人，正从各处消失。”随着农业的改善，贸易额也增加了。人们认为，恢复《人身保护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对自由的侵犯也应得到改正。国家曾经动摇，但又稳定了下来。1818年，当局拨款100万英镑兴建100座新教堂，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合法的感谢方式。政权正在日益变得宗教化。
自信和专断也有助于让胡须变长。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军队几乎都是短发无须，但渐渐地，他们的头发胡子又长回来了。到1820年，上嘴唇留的胡子已悄然流行，但随后就被络腮胡所取代；到19世纪60年代，所有的轻骑兵和义勇骑兵都是这样的相貌。所有的男人都留了很长的头发，人们经常可见一个男人在帽沿下扎着长长的发辫。蓄须的习惯延续了很久。从克里米亚战场上回来的人总是留着胡子，在此后十年里，男性公民都遵循了这一风气。
至于那100座教堂是否打动了上帝，人们并不清楚。1818年夏天，在贸易情况较好的情况下，托利党决定举行大选，这是由年收入40先令以上的自由持有农参与的活动。然而，这一资格是可以人为操纵的，并且由于没有选民登记册，选举过程总是面临被各种申诉和反诉打断的风险。这也是大选要进行两到三个星期之久的原因。这个过程包括市集、酗酒狂欢、旧怨寻仇、互殴，并且也会引发无休无止的游行示威和酒吧论战。支持这一制度的人认为，在冲突中创造和谐的求同存异，乃是英国古代宪法的成果——可实际上这一制度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托利党政治家罗伯特·英格利什爵士说，它是像一棵树那样自然生长而来的，“据我所知，没有证据表明我们的下议院是按照人口代表原则或是别的什么固定原则选出来的……它几乎就像是大自然的某个作品；是它自己适应了我们的变化”。
最终辉格党获得了33个席位，而这对1819年初召开的下议院会议那种四分五裂的状态并无实质影响。一位议员指出，政府“完全瘫痪了，什么事也不敢做”。摄政王正饱受妄想症之苦，深居简出。他那臃肿的身材，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变得优雅。辉格党自己则回避着公众的关注，以免哪一天人们会要求他们组建一个政府。乔治·艾略特的《激进分子费利克斯·霍尔特》（1866）写的是1832年的事，该书开头几页写了一个母子之间的有代表性的场景：
在本届议会会议上，人们纷纷就国家财政状况发言，提出了削减开支甚至加税的建议。几乎所有人都清楚，经济改革不可避免。一个特别委员会被指派去审议货币问题，另一个委员会则被安排处理公共财政问题。政府终于鼓起勇气开始和卡斯尔雷所说的“对税收问题的愚蠢的不耐烦”做斗争了。
政府有一项措施值得一提，虽然这只是更大改革的前兆。1819年，《工厂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棉纺工厂法》）在经历了四年的议论纷纷后获得通过。它禁止棉纺厂雇佣9岁以下的儿童，并将其他童工的劳动限制到每天12小时。在普遍的苦难面前，这几乎就是个残酷的玩笑，而且只有过两个案子是根据这项法律做出了判罚；但在当时，该法因为将棉纺织业“特殊化”而遭到了强烈反对。由奴隶制和海外的野蛮行径所唤醒的人道主义意识，尚未影响到国内的劳动群众。然而，《工厂法》确实意味着，政府第一次对经济运行中肆无忌惮的放任自流摆出了对抗姿态。它也意味着，政府现在有了契机以及力量来对孩童父母的意愿施加影响。这项工作后来花了一个多世纪才得以完成。
有一个人也许算得上是先行一步，成了必要改革的促进者，虽然也许不是唯一的促进者。罗伯特·欧文是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了曼彻斯特一家棉纺厂的经理。当他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开办自己的工厂时，他就像关心利润那样关心员工。他秉持“环境塑造性格”的观点，并着手承担起儿童的教育和娱乐来。他开办了英格兰第一所幼儿学校，为老弱多病者设立了“援助基金”。他的影响和榜样对后来的工厂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他也因此赢得了“第一位伟大的工业改革家”的称号。
在1819年春季和初夏，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利兹等地出现了示威和群众集会，要求扩大普选权。由于距离威斯敏斯特十分遥远，议会选择视而不见。以前也有人呼吁过改革，但都不了了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起试探呢？但是，眼下的情况已有所不同。据说，磨坊工人正在组建武装队伍。王室发表了一份公告，谴责群众中的激烈言辞。有消息称，8月16日在曼彻斯特将有一场大规模集会。托利党对革命的恐惧再一次浮现。到了集会的那天，被大家称为“演说家亨特”的亨利·亨特穿过人群，登上讲台。他刚开始讲话，就看见一队义勇骑兵向他奔来。在场群众纷纷发出叫声和嘘声，但这些骑兵拔出剑来，刺向了他们。在一片混乱中，正规军的轻骑兵也加入了进来；这场骚乱最后有11人死亡，数百名示威者受伤。这个地方名叫圣彼得广场，这一血腥事件也被称为“彼得卢屠杀”。
这是一个转折点。参与人数的规模和事件的性质，让许多本不相信“专制政权会在英国得势”的人也深感震惊。而现在“那怪物弯下腰，脱下帽子，露出了它的真容”。“演说家亨特”在抵达伦敦受审前受到大约30万人的欢迎。这个数字也许值得怀疑，毕竟所有估算的数字都是如此，但约翰·济慈留下了一些证言。他告诉兄弟乔治：“从伊斯灵顿的安吉尔到皇冠与船锚酒吧，一路上都站满了人。”皇冠与船锚酒吧离现在的尤斯顿车站很近。国内这些裂痕也产生了不是太显眼的另一个后果。1819年10月，有人指出：“当代最令人警惕的迹象就是上中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的分裂，显然这种分裂每天都在扩大。”
对此必须采取什么措施了，即使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税收一直是人们不满的主要对象，正如西德尼·史密斯在1820年1月的《爱丁堡评论》中所说：“所有吃进嘴里、穿在身上、踩在脚下的东西都有税。”
立即采取的补救措施根本就算不上补救，而是《六项法案》。超过50人的公开集会被禁止，未经许可的军事训练被禁止，当局未经同意可以进入私宅。这些措施并未包括暂停《人身保护法》，但它们开启了19世纪历史上最广泛的一场针对激进主义的调查。这场调查收效甚微，而《六项法案》却受到了普遍的嘲笑和谴责。科贝特宣称：“我不会服从《六项法案》。”当摄政王从考兹度假回来的时候，“一大群暴徒”挤在门前“对他发出嘘声”，他的情妇赫特福德夫人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后来还是靠弓街侦缉队（Bow Street Runners）的帮助才脱离困境。
内政大臣西德默斯子爵相信阴谋已经迫在眉睫。有许多当权者担心平民的起义会危及他们的性命；1820年，他们的焦虑因一个名为“卡托街阴谋”的事件而愈发强烈。卡托街是一条在帕丁顿附近的狭窄通道。有几个阴谋家出于狂热而非善意，躲在此地一座不起眼的小阁楼上，策划着要占领伦敦并杀死尽可能多的内阁成员。西德默斯事先已经知道这起阴谋，却只是任由事态继续发展，好以此作为对其他政治冒险家的强力警告。这次事件的主谋都被绞死并枭首，这成为过去几年镇压行动的最后一幕，主要是因为没有继续镇压的必要了。这个国家在被哄骗、说服或者说买通后，恢复了平静。
有时，政府看着就像同敌人订有密约；但这样的想法将成为一种关于阴谋的理论，其威力足以挫败拿破仑战争以来的所有阴谋。真正起作用的可能是更为普通的因素。酒精可能会在引发过度激动和不安这方面起一定作用，而那样的状态长久以来一直折磨着每个参与公共事务的人。西德默斯曾因在议会会议前的晚宴上喝下20杯葡萄酒而名声大噪，而这在当时并不算是酗酒。他是许多身患痛风的大臣之一；这种病在当时已有现成定义（被认为是脚部动脉炎症），但它也可能和抑郁及过量饮酒有关。冒昧猜测一下，若西德默斯的酒量代表了威斯敏斯特的平均水准的话，那么下议院会议就可能变得像酒吧里的喧哗一样。
1820年1月末，摄政王登基成为乔治四世，喜剧和悲剧都变成了哑剧。他那又疯又瞎、胡子长得像先知一样的父亲，已经陷入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他对死人说话，好像他们还活着；说起活人来，又仿佛他们已经死了。他于1820年1月29日去世；他的死除了让儿子接替了王位以外，并没有激起什么动静。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个古怪的家族增添了一名新成员，她就是亚历山德丽娜·维多利亚（后以维多利亚之名而广为人知）。她的父亲是乔治三世的四子爱德华亲王，母亲是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的维多利亚公主。她母亲全家都是德国人，她为此感到自豪；她的丈夫也是德国人，德语是温莎堡和其他宫廷的常用语言。
众所周知，乔治四世肥胖、懒惰、挥霍无度。彼得卢事件之后，他向曼彻斯特的地方官们发了一封贺信，这令民众普遍对他没有好感。有人认为他至少应该等到调查之后再这么做。不过，主演闹剧的并不是他；真正的明星是他的妻子卡罗琳王后。她在丈夫升级成为国王时，也下定决心要取得作为英国王后的所有权力。大概没有人比她更不像一个王后了；她和她的丈夫一样，肥胖而爱挥霍。她有过一大堆情人；而现在，在她的肮脏散发出的恶风中，她让她的国家启航了。
他俩在25年前的种种不利条件中于圣詹姆斯教堂结婚，当时乔治几乎无法站直。他的未婚妻无论是看起来，还是闻上去都令他无法接受。墨尔本勋爵评论说：“亲王就像是出于绝望在做一件事；这件事就像是麦克希斯赴刑一般；然后他把自己灌醉了。”时间并非良药。卡罗琳公主因被迫与丈夫分居而制造了许多丑闻。她把欧洲作为她的游乐场，一掷千金。她曾在中东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还有一次，她去参加一个舞会时，头上扣着半个南瓜。当她试图以王后身份返回英国时，新国王采取了一切手段驱逐她，其中有一场对通奸罪名的审判，引起了很多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讥讽和评论。但是她挺了过来。亨利·布鲁厄姆一遍又一遍地盘问那些反对她的证人，听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回答“我不记得了”（Non mi recordo）。这成了当时的流行语，听着像一首意大利歌曲里的歌词。对她不利的法案被搁置了。审判成了人们唯一的话题：“你听到关于王后的新消息了吗？”
她在英国民众中赢得的盛名，成了这件不光彩事情的不同寻常之处。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得到欢呼和鼓掌，她一度成为众人心中的女王。当局对她不公，国王也虐待她。这不也是这个国家的处境吗？不论她自己是否知道，她都成了激进分子的代表人物，象征着悲惨受虐的王国子民的所有冤屈。伦敦的妇女加入了城市激进分子的行列，为她组织了大型的会议和集会。看起来，政府有可能会因一位女士的困境而倒台。萨拉·利特尔顿是王室成员，也是一名国会议员的妻子。她写道，国王“太不受欢迎了。他的个人性格是如此令人鄙视，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如此不明智和毫无原则；要不是因为害怕引发革命的话，人们几乎都不愿意看到他摆脱困境”。
但几个星期后，所有对卡罗琳的同情都消失了，一首诗流行起来：
她从政府拿到了5万英镑的年金，但也失去了拥戴。1821年夏天，卡罗琳为了参加那形同陌路的丈夫的加冕典礼，出现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大门口。她敲遍了教堂门也未被允许进入，得到的只有“可耻！”“滚！”这样的骂声。她基本上算是被遗弃了，并于几周之后去世，无人哀悼。她的声名跌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众的反复无常和健忘；这些人急切等待着的是下一个丑闻或大新闻。更为精明的政治家则得出结论：无论是得宠还是失宠，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还有一些大臣们感觉到当前的气氛又有了一些变化。罗伯特·皮尔是一位前途未卜的年轻大臣，曾在1820年3月写信给一位朋友，问他“是否觉得英国的调子不像是政府发出的，而是越来越‘辉格党’了——这个词令人厌恶却意思明白”，并且还问了他政府的模式是否必须改变。他可能自己也没想到预测得如此准确；不到两年，他就被推举进入了利物浦勋爵的保守党内阁，这是为了减轻人们对于《刑法》的责难。正是由于这些以及其他原因，在经历了前几年的激荡之后，19世纪20年代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时期，一直延续到30年代的议会改革。
1820年5月，利物浦勋爵向伦敦的商人代表或明或暗地提出了一项颇具“辉格党”色彩的措施。自由贸易的好处正在向他招手。他知道某些人认为英国是在保护体制下繁荣昌盛的，但他确信事实并非如此。按照他那缓慢、间接和无限谨慎的行事方式，他没有自己提出任何建议。相反，他在议会成立了若干委员会，以审查因各种政策转变带来的大量复杂问题。最终，货物可以由外国船只进口到英国；任意自由港的外国货物都可以进口；300项过时的商业航行法规被废除。《年鉴》对这些措施的形容是：“毫无疑问……这是务实的政治家第一次声称要按照政治经济学那些较为刻板的原则来行动。”这个过程就这样开始了。
1825年，牛津大学设立了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一职。当时的回忆录和书信都充斥着这个话题。1826年春天，西德默斯子爵写道：“我们在晚宴、派对、教堂和剧院听到的都是政治经济学和时代的不幸，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很少有一门学科因关于劳动和利润、票据和黄金的热烈讨论而受到如此之多的关注。在戏剧和激进的政治之间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联系。乔治时代戏剧的整体意趣就在于它有意地将真实与想象混合在一起，这吸引了“怀有无限梦想的梦想家”，其中包括19世纪那些渴望改变时代的激进分子，他们的乐观态度和对进步的信念都很直白坦率。在“低档”一点的剧里，作者也强调生活的变化和无常，贫困、疾病和失业都是剧情的一部分。
海外世界一如既往地混乱。1820年，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和皮德蒙爆发了四次革命。四国联盟中某些始终支持君主制的国家准备干涉，但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不打算这么做。他不想和此事有任何瓜葛，尤其因为“不干涉原则”在当时已经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他曾对一位同僚说，“他对这种担忧感到厌烦；如果能够脱身，他永远不会再陷进去”。英国不会去搅和欧洲大陆的事情。这一立场可能会导致它失去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但不管怎样也比加入到无法预料的行动中去要好。
在写给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亲王的一封信中，卡斯尔雷建议“他必须要和我们同甘共苦。如果大陆国家跟不上我们的节奏，那也不要指望我们会迁就他们”。他强烈反对“莽撞行事”。1820年5月5日，一份重要的内阁文件称：“我国不能也不会根据抽象和推测的预防原则来采取行动。”次年初夏，卡斯尔雷在下议院宣布：“对于某些国家来说，把自己树立为审判其他国家内政的法庭，只是为了使自己拥有一种无视国家法律和常识原则才能行使的权力。”他身上有着英国人喜欢的那种实用主义，外交部里最不需要的就是理论家。
贸易的情况也在不断好转；在1820年议会召开时，国王已经感觉可以宣称：“在很多工业区，痛苦……已经大为减轻。”就连法国的临时代办也注意到“伦敦乃至整个英国的宁静”。国王可以带着轻松的心情前行，但除此之外可就没有那么轻松了。那件厚厚的豪华加冕长袍给一副已经很大的体格又增重不少；在仪式上，他几次差点晕倒，靠嗅盐才勉强支撑下去。不过他表现得还算不错，虽然可能有点失礼甚至可笑，但他在游行的时候是清醒的。仪式结束后一个月，他去了爱尔兰，有人看到他“烂醉如泥”。此时正逢他的妻子因酗酒和绝望而死去。卡斯尔雷称乔治国王“非常得体地接受了他的好运”。“这一天，”他在从都柏林返程时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