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本书耗费了我的大量时间和脑力。如果没有许多人的帮助，本书的付梓将是不可能的。最初的想法产生于“消费文化”项目结束之际。本人有幸主持一个超过60位专家构成的研究团队，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领域，从时尚和地理一直到法律和商业。感谢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包括优秀的团队管理者斯蒂芬妮•皮尔斯、顾问团，以及为这一新颖而有益的跨学科研究提供资助的艺术和人文研究委员会、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肖夫和人类学家里克•威尔克一直以来都是我灵感的来源。

几家机构为我提供了研究和思考的机会。我十分感激欧洲大学学院提供的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深学者奖金、加州理工学院的摩尔杰出学者奖金，以及曼彻斯特大学可持续消费研究所、圣加仑大学和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授予的客座教授资格。感谢这些机构的同事与我进行的启发性对话。讽刺的是，我越是深入考察过去不断增加的消费现象，就越是要给这个故事添加新的章节。正如英国政府断定的一样，学生同样应该被视为教育市场的消费者。消费者既是顾客，也是公民，这一点被遗忘了。金融改革和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就是其结果。因此，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感谢自己所在的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感谢校长和院长引导我们安全度过随之而来的动荡，以及所有同事、学生和工作人员，正是他们使伯贝克学院成为一个特别的批判性探究、教学和学习之地，使得这类图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几年来，我有无数机会在全球各地的演讲和研讨会中不断凝练观点和撰写初期草稿。我十分感激这些讨论的组织者和听众，他们来自纽约、帕萨迪纳、里约热内卢、赫尔辛基、奥斯陆、哥德堡、阿姆斯特丹、伦敦、牛津、剑桥、柏林、科隆、慕尼黑、巴黎、佛罗伦萨、德里、东京和北京。此外，还要感谢在异国他乡帮助我的当地专家：在北京，有高丙中、阎云翔、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官员，以及卡尔•格特和朱莉娅•洛弗尔的建议；在里约，有利维亚•巴尔博扎；在赫尔辛基，有尤卡•格罗瑙；在东京，有谢尔顿•加龙和宏树新；在德里，有古尔恰兰•达斯、安贾莉•加格、桑贾伊•斯里瓦斯塔瓦、苏雷什•米什拉，以及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

有三位学者读过全部手稿，并无私地使我受益于他们渊博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知识。他们是约翰•布鲁尔、马丁•唐顿和格哈德•豪普特。我亏欠他们太多了。同样感谢希拉•菲茨帕特里克和乔纳森•维森能够阅读“意识形态的时代”一章的早期草稿，以及克里斯•科金斯和海克•韦伯引导我深入研究废弃物。就像国际消费者协会（Consumers International）的罗宾•辛普森一样，当时在英国的全国消费者委员会工作的艾德•梅奥慷慨地和我分享了他在消费者权益方面的知识。自始至终，希瑟•查普尔斯都是一位心思灵巧的研究助手。

斯图尔特•普罗菲特和劳拉•斯蒂克尼是企鹅出版社的优秀编辑，我非常感激两人的共同智慧，以及对大观点和小细节的关注，并鼓励我燃起壮志，贯穿古今。同样感谢克洛艾•坎贝尔细心阅读初稿。一道感谢企鹅出版社的优秀团队，从编辑、索引、校对到地图和图表的设计，最后到精美的封面，都离不开他们的帮助。从头到尾，我的经纪人戴维•戈德温提供了恰到好处的热情和建议。我要向他及其事务所（David Godwin Associates）的所有人，表达无尽的感激。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这份感激无可估量。我有幸拥有这样一位伴侣，她不仅对我关怀备至，全力支持我写作本书，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也是任何一名作家都梦寐以求的优秀家庭编辑，严苛而富有批判性。本书没有一页不受益于利扎•鲁迪克对风格、条理和逻辑的追求。我也想将本书献给我们的孩子——茱莉娅和奥斯卡。他们以幽默、好奇和宽容丰富了这一段物质世界之旅，并且最终总算可以松一口气说：“一切都结束了！”

弗兰克•特伦特曼

2015年8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