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1章　三类消费文化

1808年，一位60岁的编年史家不无惊讶地感慨，自他的青年时期以来，流行风尚和舒适用品已经历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窝单”（类似餐巾）不再专供极为优雅的晚宴客人，而是在各处的餐桌上都可见到。富人们佩戴着精美的三针表招摇过市。吸鼻烟曾经仅是少数人的习惯，如今人人都可吸到，而且鼻烟被存放在珍贵的鼻烟壶里。一些新奇事物出现的时间非常晚近，比如，用于挡风的“风门”的流行就仅仅始于10年前。还有些事物的变化可以用寸来衡量。在过去，妇女外套的袖口通常只有1尺宽，现在流行款式则加宽了6寸。时尚在“百褶裙”出现时达到鼎盛，这种新款式由绉绸做成，可以保证裙子“软而下垂”。不过，变化并不仅局限在社会上层。就连普通民众也穿着新奇服饰。一个例子是易脱式衣领（荷叶领衣），它为过时的外套注入了新生。另一个例子是短袖亚麻外套（罗汉褡），这种衣服非常适合在夏季穿着，并且据说尤其受到肥胖人士的欢迎。“浮华仆从”穿着饰以双螺纹的黑丝长裤（黑缣丝裤）。或许，没有什么比养一只时髦的宠物更能标榜自己处于时尚潮流之中了。1

我们的这位编年史家描绘的不是巴黎或伦敦，而是扬州。这是一座位于中国长江下游、距离上海略多于200千米的繁华城市。在这本出版于1808年的著作中，诗人林苏门记录了一个快速变化的商品世界，而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被视为西方现代性的显著特征。当然，风靡扬州街头的物品与在巴黎的沙龙或伦敦的娱乐场所中风靡的物品不尽相同。比如说，在林苏门的描述中，有一种“蝴蝶履”，这种鞋子用英国羊绒或宁绸做内衬，脚后跟和脚趾处装饰有一只巨大的绸缎蝴蝶。广受欢迎的宠物包括来自广州的鸡、“洋小老鼠”。不过，如果把造型多样的英国鞋扣换成形状不同的蝴蝶装饰，将银鼻烟壶换成玉鼻烟壶，将来自异域的鹦鹉和金鱼换成“洋小老鼠”，再加上那些抱怨仆人模仿主人服饰的欧洲评论者，那么这两个场景之间的差异很快就消隐无踪了。

消费的历史主要反映了西方崛起的历史。就像西方是现代性的摇篮一样（我们惯常是这样被告知的），西方也是消费社会的诞生地。尽管有种种歧见，但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尼尔•麦肯德里克都将时尚业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西方资本主义的活力、欲望和创新背后的驱动力。他们确信，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拥有时尚产业，以及与之匹配的现代性；中国并没有。在《消费社会的诞生》（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一书中，麦肯德里克自信地把消费社会的诞生时间追溯到1750—1775年，并将它的诞生地定位在英国。2

但是，消费社会“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吗？研究者收集到了关于在18世纪的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商品数量不断增加的无可争辩的证据。然而，研究更早时段的欧洲史的历史学家并不认可把他们的研究对象视为静态的或有缺陷的，只不过是现代性在汉诺威王朝治下的英国诞生这场大戏的“传统”背景。一场比赛开始了，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宣称，“消费革命”就发生在自己研究的时段。研究斯图亚特王朝的历史学家认为它出现在17世纪的英格兰，研究文艺复兴的学者将其追溯到15世纪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而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它的萌芽是新产生的对牛肉、麦芽酒和纸牌的爱好。研究中国的学者补充道，对物品的狂热追求也出现于明朝（1368—1644年），因此这一时期也应该被认为是“早期现代”。3

“诞生”隐喻令我们对历史学家赋予起源的重要性以及这可能产生的狭隘之见保持警惕。对民族起源的关注往往会导致历史学家分心，让他们难以做出跨文化比较，他们会将过去简化为现在的前因、一个通往当今用完即弃社会的准备阶段。有时，这让我们很难理解过去的商品的用途和意义有何独特之处。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将尝试提供一种更全面、与演化有关的观点，这个观点会让我们了解到，在1500—1800年的全球商品传播过程中既有根本分歧，也有相似特征。并不存在单一的现代消费文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晚明中国（16世纪20年代—1644年）、17—18世纪的荷兰与英国，都出现了私人物品的显著增长。这些社会都拥有店铺和描写品位的各种词语。每一个社会都充满活力，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的。至于商品流向何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家和市场、收入和物价、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塑造的。然而最后，正如我希望表明的一样，正是这些社会给物品赋予的不同价值使它们彼此相异，并让某些人成为比其他人更加饥渴的消费者。

商品世界

1500—1800年的3个世纪里，值得称道的成就之一是相隔遥远的几块大陆被联系在了一个商品世界之中。跨区域贸易在更早的时期就已欣欣向荣。公元前200年以来，丝绸之路已经将亚洲和地中海地区联系到了一起。至公元800年，印度洋都是一个充满活力、完整统一的贸易区域。历史学家曾将这一早期阶段与胡椒和香料、精美丝绸和其他奢侈商品关联在一起。现在很清楚，即使在那时，糖、椰枣、布匹和其他大宗商品——比如木料——也是货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12世纪，来自印度的染色印花棉布在开罗和东非被买卖。4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充当着欧洲和东方之间的通道，推动东方丝绸、土耳其地毯与欧洲金属、毛皮之间的交换。1500年后的新事物，不仅包括美洲的开拓，还包括所有这些贸易区域开始以真正全球化的方式联系起来。大量买卖活动仍然在区域性市场上发生，但在这些市场上，全世界的商品都开始涌入。茶叶、瓷器，甚至蔗糖都开始从中国流入日本，还有欧洲和美洲。5美洲的烟草、火鸡、玉米和番薯流入中国；来自古吉拉特和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棉纺织品在占有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这些既有市场的同时，还在欧洲及其大西洋殖民地获得了新的主顾。

当然，贸易和消费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涉及的是商品交换，后者涉及的则是人们对商品的获取和使用。不过，贸易是消费的主要推动者，因而也是我们的故事的重要背景。在1500—1800年的3个世纪里，全球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平均每年增长1%。6结果就是，到1800年时，世界各大洋上运输着的商品数量增至3个世纪前的23倍。当我们考虑到这一情况是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即一个没有大规模、持续经济增长概念的世界中，这样的增长速度就极其令人惊叹了。据估计，在这300年里，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都不超过0.4%，而且甚至是这个数字，也主要反映的是人口增长。如果按人均计算，那么它们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降为0.1%和0%。7在这样一个低增长或零增长的环境里，贸易的攀升意义重大。它带来了种类多样的商品，甚至有些商品人们以往从未见过，比如来自印度的印花棉布和来自新大陆的可可豆。而且通过拓宽商业渠道，贸易促进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主要消费自己劳动得来的产品——就像在中世纪大多数时期，大多数农民自己消费自己种植的食物一样——而是在市场上出售和购买商品。贸易的增长并没有引起一场全面的变革。甚至在发达的欧洲社会，许多家庭主妇仍然在缝制至少部分家人的衣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一些农民仍然只能勉强糊口。不过，贸易的崛起确实导致了消费量以及消费倾向与平衡方面的转变。在市场上选择和购买商品的举动变得越来越重要，相比之下，家庭生产和礼物馈赠则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在这个意义上，贸易和消费息息相关。

16、17世纪，主要的贸易流向是由东向西。不同于西班牙和英国，明朝并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在这个朝代的大多数时期，海上贸易都遭到禁止。1371年，为了根除海盗和走私活动，官方正式宣布实行“海禁”，这一政策直到1567年才废除。在永乐皇帝的派遣下，1405—1433年，宦官郑和先后7次出海，远航至印度和波斯湾。这一富有雄心壮志的航海活动是例外情况，后来的统治者又从积极的海洋扩张政策回到了以往的局面。然而事实上，商人们仍然继续通过既不正式也不合法的途径从事贸易。外国商人被正式禁止进入中国，除非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除了向中国朝廷奉上贡品，许多这样的使团实际上还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行动。走私活动的规模则大得多。16世纪中叶，海盗商人汪直拥有几百条船舰，手下有10万多名船员。8许多中国商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岛屿上设立基地，从而直接避开“海禁”；纺织品的一条主要贸易路线就是通过琉球群岛。1557年，在中国南部海岸的澳门，第一批欧洲商人设立了商栈，这些人是葡萄牙人。数年后，即1573年，西班牙盖伦帆船开始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下锚。1609年，卡斯提尔的东印度群岛法庭的负责人安东尼亚•德•莫尔加列出了中国帆船运来出售给西班牙人的中国商品的名录。其中一些商品属于奢侈品，包括象牙，饰以黄金、珍珠和红宝石的天鹅绒，胡椒和香料。此外还包括：

不同品质、不同种类，能够满足所有用途的白色棉布……难以计数的床上装饰品、挂饰、被罩和绣花的天鹅绒挂毯；……桌布、垫子和地毯……铜壶……小箱子和文具盒；床、桌子、椅子和画有许多图案的镀金长椅；……除了大量精美的各种陶器，西班牙人还珍视其他廉价的小玩意儿和装饰品；……各种各样的珠子……许许多多的稀有物。如果要将它们一一列出，我可能永远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或者没有足够的纸来完成。9

国际市场上的物品越来越多。但直到18世纪中叶，交易都呈现出一边倒的不平衡状态。欧洲人支付给中国的不是货物，而主要是从新大陆开采运回的白银。白银是市场发展中的重要润滑剂，因为它为贸易的车轮加油，让社会货币化，从而使商品买卖更加方便。白银同样是中国极度短缺的资源。中国的银矿有限，然而皇家官僚机构——白银对它来说是生命源泉——对白银的需求是无止境的。中国商人急需白银，而外国商人为了交换瓷器和丝织品，带来了白银。至16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流通的白银主要来源于欧洲中部和日本的银矿。17世纪，在新西班牙的白银面前，它们都黯然失色。西班牙官员深陷腐败之中，因此他们自己不可能弄明白，除了他们选择记录下来的，事实上到底运送了多少白银。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当西班牙盖伦帆船从新世界的阿卡普尔科返回旧世界的塞维利亚，再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时，盖伦帆船因载重而嘎吱作响；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将白银装上船，运往亚洲，用以偿付购买香料、瓷器、丝绸和棉花的费用。17世纪早期，每年至少有6万千克西班牙白银流入中国。1602年，阿卡普尔科的一名官员告诉西班牙国王，34.5万千克白银已经被运往马尼拉。10不过，即使在当时，中国也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在古典小说《红楼梦》（1791年）中，不仅出现了欧洲钟表和丝织品，还有西方葡萄酒，甚至是“西洋花点子哈巴儿”的说法。11

这并不是一个轻易成功的故事。贸易战争、海盗和变幻莫测的海洋扰乱了商品的运输。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的舰队首次到达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港口。两个世纪之后，东印度群岛最大的欧洲特许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仍然只拥有200条船。晚至1700年，所有的欧洲船只加起来，每年只能从亚洲运回23万吨商品，仅相当于两艘大型现代集装箱货运船的运载量。18世纪早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往亚洲派出不超过三四十条船。不过船变得越来越大，返程时载的物品越来越多。17世纪8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平均每年从亚洲运回9800吨商品。到了18世纪头十年，载重已经是这一数字的两倍多（达到2.2万吨）。12越来越多的船和商品横渡波罗的海和地中海，这些市场的持续重要性不容忽视；17世纪，荷兰人控制着鲱鱼贸易，这些鱼类主要是在北海被捕捞，然后和盐一起，出口到波罗的海和德意志诸邦国。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直接进行比较是很困难的。航程、货物、货物的品质、货物的价值都大不相同。从阿姆斯特丹到荷属东印度群岛，航程就有1.35万海里，但到哥本哈根只有641海里。一吨胡椒或瓷器的利润远远超过一吨鲱鱼的。不管重量和体积有多小——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所有荷兰贸易中的份额从未超过四分之一——是这些商品的贵重价值让亚洲贸易如此意义重大。据估计，到18世纪中叶，这些商品的年度总价值就达到2000万荷兰盾，超过荷兰从波罗的海带回的一切东西的价值。13

从17世纪晚期起，贸易开始向大西洋世界转移，而且这最为显著地拉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17世纪30年代，英国向欧洲其他地方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羊毛制品。到了1700年，它们被来自新世界的外来农作物（蔗糖、烟草和重要程度略逊的咖啡）超过了。14不过，大西洋世界提供的不仅仅是由奴隶生产的较为廉价的新商品。与中国和西班牙帝国形成对比的是，它也带来了一个迅速成长的消费群体。1647年夏，理查德•利贡搭乘排水量350吨的“阿喀琉斯”号从英国航行到巴巴多斯。在为期3年的驻留期即将结束时，他记录下了糖业经济吸引到的商品。每年都有100艘船到达该岛。除了“仆人和奴隶”，它们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布料，包括亚麻和羊毛的；各种各样的小物件；帽子、袜子、鞋、手套、剑、小刀、锁、钥匙；适于航海的各类食品，橄榄、酸豆、凤尾鱼、腌肉和鱼、腌制的鲭鱼和鲱鱼、各式各样的葡萄酒以及令人愉快的英国啤酒”。15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开始。当利贡穿过大西洋时，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殖民地上仅有10万多名英国移民。而到1776年美国爱国者宣布独立时，这个数字已接近300万。在贸易方面，真正的起飞是出现在1700年之后的数十年内。那一年，英国向西印度群岛出口价值20.5万英镑的商品。70年后，出口商品的价值是120万英镑。这一时期，英国向北美洲的商品出口增长速度更快，出口商品价值从25.6万英镑增长到250万英镑，其中尤其快的是金属制品和羊毛制品的增速。18世纪，美洲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和西非发展成了英国国内市场的重要延伸，到18世纪末，它们占据着英国制造业出口量的约33%；而在1700年，这个数字是10%。16

这个全球交换的新时代对日常生活有巨大的影响。仅仅一种植物就可以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在17世纪的中国，番薯这种营养丰富且产量极高的作物被从美洲运来后，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得以从种植水稻转向养蚕缫丝，而蚕丝又可以用来交换其他商品。（番薯既可以烤或煮，也可以风干保存，还可以做成粉条，甚至酿酒。）17与之相似，美洲玉米解放了土地和双手，因而中国农民能够为市场销售而采摘茶叶、种植糖料作物，而不用为维持生存种植水稻。这一过程中既有获利者，也有受损者。当荷兰人对经济作物实行价格管制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瞬间从繁荣跌入贫困，因为农民从在市场上用糖、胡椒和丁香来交换布匹和其他商品的模式，回到了以前那种勉强糊口的自给农业模式。在大西洋世界，由于欧洲人对糖的喜好，一种建立在奴隶制和单一作物栽培基础上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诞生了。这是商品化的极端形式。满足某个大洲的人口对商品的需求，需要让另一个大洲上的数百万人口成为待售的商品。帝国给消费文化造成了怎样的改变？反过来，消费文化给帝国又造成了怎样的改变？后面的章节将继续关注这一主题。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探究的是，对于物品的需求首先是从哪里产生的。

奢侈华丽与锡釉陶器

地区间贸易和随后出现的全球性贸易的扩张与日常生活的商品化这一进程相交在一起。后者的迹象既可以在17世纪的英国和荷兰观察到，也可以在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晚明中国观察到。当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绝大多数民众都在过着苦苦维生的乡村生活时，这些早发型社会是消费热点地区。在其中的每一个社会里，人们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物品。市场的扩散和与之相伴的劳动分工，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购买不是由自己制作的物品。用经济学术语来形容，这些发展可被概括为需求的增长，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样，高工资和购买更多商品的能力十分重要，尤其是在低地国家和英国。不过，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商品在这些社会中的作用，除了注意数量，我们还要注意质量，也就是，我们必须探究商品的意义、价值和功能。需求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塑造，而这些在这几个社会中各不相同。虽然所有社会均受益于更大规模的贸易和支出，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明代中国以及早期现代英国和低地国家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消费文化。我们现在要讨论它们的不同之处。

11—14世纪，欧洲爆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些商业城市成为经济繁荣的桥梁，联系着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与分散在欧洲（当时仍主要以农业为特征）的宫廷和定期集市。最初，这些意大利北部城市的商人从黎凡特带回丝绸、香料和其他奢侈品，然后用它们来交换欧洲的粮食、毛皮和金属。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风水轮流转。欧洲经济膨胀，黎凡特经济则开始衰退。托斯卡纳发展起了欣欣向荣的羊毛产业，这主要得益于它地处比萨南部的近海岸沼泽地，这片地带吸引着来自亚平宁山脉的羊群。到了13、14世纪，卢卡、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也掌握了制作丝织品、纸张和玻璃的技术。除了银行业和商业，正是这些手工业贸易让这些城市繁荣壮大，将北意大利变成了欧洲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13世纪晚期，佛罗伦萨开始建筑城墙；两个世纪之后，它圈占的面积是之前的15倍。该城的粮食供应主要来自普利亚和西西里。到了1575年，威尼斯的人口接近20万，达到1348年黑死病暴发之前人口数量的两倍。这些城市的命运与它们的奢侈品贸易有关，而这些贸易又与欧洲从黑死病疫情中恢复的程度不平衡有关。一开始，大幅度的人口缩减减轻了对土地的压力，提高了幸存下来的劳动者的工资。到了1500年，增长停滞了，由于人口已经恢复，每英亩土地都必须供养更多的人。物价在上涨，尤其是食物价格。这一情况损害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对意大利的贵族地主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洲中部的贵族来说是有利的。除此之外，为这些地主的宅邸和餐桌生产奢侈品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手工业者也受益匪浅。18

私人物品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致。高端餐具是这一趋势的征兆。各个家庭渐渐收藏有大量汤匙、餐叉和玻璃杯。1475年，佛罗伦萨银行家菲利波•斯特罗齐从穆拉诺岛订购了400只玻璃大口杯。同一年，丝绸商人雅各布•迪贾诺佐•潘多尔菲尼购买了一套银餐叉和汤匙（12把和12只）。当威尼斯海军元帅尼科洛的儿子多梅尼科•卡佩洛在1532年去世时（此时，其他地方的欧洲人从未拿过餐叉，更不用说拥有一把了），他留下38把带有银柄的餐刀、12只饰有图案的镀金汤匙、12把饰有图案的镀金餐叉以及42把普通一点的餐叉。19渐渐地，上层人士的餐桌上不再只有单独的餐盘，往往会出现一套完整的餐具。到了16世纪晚期，热那亚的斯夸尔恰菲科侯爵的餐桌上有180件白镴器皿和104只尺寸不一的盘碟。邻近的布里尼奥莱家族拥有超过115只银餐盘。新的器具出现了，比如蛋杯、金和银的牙具和耳具，牙具和耳具能够让人们更加优雅地清洁牙齿和耳朵。有时，人们会从伦敦订购回来白镴器皿，然后将其放置在从佛兰德买来的精致亚麻桌布上面。不过，大多数银汤匙、银碗、玻璃杯和陶器还是出自当地工匠之手，比如在威尼斯给镀金玻璃酒杯上珐琅釉的工匠、在托斯卡纳的蒙特卢波和马尔凯的卡斯特杜兰特给五颜六色的锡釉陶器上釉的工匠。16世纪，与进口丝织品的品质相比，当地生产的丝织品一度占据优势。让这些物品变得贵重的，是它们日益精巧复杂的设计和装饰，而不是它们的材料或者新颖性。20

银器和餐具是一种以家庭社交和文雅为特征的新兴文化的标志物。房间逐渐被分为不同的功能，有专门用于睡觉、吃饭的场所，也有阅读和展示画作的场所。一些商人和贵族在家里辟出一个专门的房间“萨洛托”（salotto），用来进行更加私人的娱乐活动。到了16世纪晚期，住宅和其中的私人物品展现着一个家庭的财富，还有这个家庭的特点。这个时期的新娘指导手册建议她们“引领”客人“游览一遍住宅，尤其是要向他们展示你的一些私人物品，无论是新颖的，还是漂亮的，但是你的展示方式不能让客人觉得你傲慢自大，而是要让人觉得这是你彬彬有礼和持家有度的表现：你在这样做的时候，要表现得像在展现自己的诚心一样”。21

文雅是向外的，但也是向内的，因为它赋予了私人舒适和自我塑造新的额外价值。在经典之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60年）中，瑞士文化史家先驱雅各布•布克哈特指出，在16世纪意大利的文化和艺术中，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人美观和自我塑造。他是首批有此发现的人之一。他写道：“没有哪种装饰品用得比假发（通常是用白色或黄色的丝织物做成的）多。”除了接发（其中一些是由真实头发做成的）、假牙和香水，布克哈特还注意到，人们对清洁、举止和舒适表现出了较广泛的兴趣，这在当时是独特的。他提到，在班戴洛的短篇小说中，“我们读到……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床、昂贵的地毯和卧室家具，对于这些东西我们在其他国家闻所未闻”。家庭日用织品数量多且漂亮。在每一个地方，“艺术带来奢华”，从带有“无数精巧小玩意儿”的梳妆台到设计复杂的地毯。外国游客因为在就餐时拿到个人专属的洁净餐巾而感到惊奇。22近些年来，历史学家为布克哈特描述的舒适家庭条件补充了更多的材料。16世纪，扶手椅逐渐开始出现在传统的凳子旁边。土耳其地毯、书籍、印刷品和乐器大量涌入。孩子们玩抽陀螺和骑木马，大人们的娱乐方式则包括双陆棋、更具冒险性的（同时是非法的）新赌博游戏比利比西（biribissi）。而且人们不仅按照贵重物品自身具有的独特价值来看待它们，还将其视为一个有品位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建立在金钱和知识的基础上，并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建立起来。对行家来说，比如拥有丰富藏书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尼科洛•尼科利，以及收集了大量钱币、花瓶和雕塑的曼图亚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获取物品成了一生的事业。23

以前的论述经常将“文明进程”追溯为宫廷的影响24，但是事实上，文明进程远远比一个宫廷能达到的范围要广。例如，在热那亚，手艺人通常会留给后代6把或12把银汤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床、桌子、被单和家庭日用织品。251533年，当一个非常朴素的锡耶纳旅店老板死去时，他的卧室里有一张床、配套的帷幔和被罩，有一个装有几块装饰性床罩的大箱子。除了17件衬衫，他的衣物还包括一条丝绸头巾、一双绸缎手套、一顶天鹅绒兜帽和一副由刺绣丝缎做成的套袖。2650年后，在威尼斯，死亡——以及那些为了遗产处置而记录的家庭财产清册——为我们简要描述了木雕艺人安德里亚•法恩沙的生活状况。这位手艺人曾为该市最伟大的建筑师们工作。与越来越多的同时代人不一样，法恩沙工作和生活是在同一个地方，就在他租的房子里。去世前，他还在制作两尊使徒和天使的雕塑。和同时代人一样，他将自己的大多数私人物品储放在大箱子里，不过他的4个箱子不是由廉价的普通木头制作的，而是由更珍贵的胡桃木做成的。他用这些箱子存放衣服、毛毯、织物和鞋子。此外，他拥有12把带象牙柄的镀金刀具和8把银餐叉。在厨房里，有4把栗木做成的凳子和1张木桌（在清册上被描述为“老旧的”）。他有2个平底锅、2个盐罐、40件白镴制品和58个白色的锡釉盘子（当时流行的样式是白色器皿，而不是彩色盘子）。与之相比，他的床很朴素，缺乏商人之家常见的舒适和精致。然而，墙上不仅悬挂着一幅简单的圣母画像，还有一幅抱着鲁特琴的女子画像和一幅土耳其人的画像，这反映了东方形象在当时的广泛影响。法恩沙还拥有数量惊人的藏书，涉及宗教、建筑（包括一本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写的书）和历史（其中一本谈论的是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乔治•斯坎德培，在1468年去世之前，他曾率领教皇庇护二世组织的远征，遏制了奥斯曼的扩张）等方面。他还有一把鲁特琴。27

法恩沙的物质世界是一个中等舒适的世界，远远比不上商人和贵族的物质世界。例如，在17世纪20年代的佛罗伦萨，靠着当地的羊毛和丝织业发家致富的皮耶罗•达尼奥洛•圭恰迪尼，仅在市内住宅的一个房间中就挂了151幅画。28一个世纪之前，从贫穷的贵族妇女堕落成风尘女子的伊丽莎白•肯杜梅，有6个装着日用织品、大量银汤匙和羽绒褥子的镀金大箱。除了《三博士来朝》，她还拥有安德洛墨达的裸体画和一些男性裸体画。29在16世纪70年代的威尼斯，甚至连一个较富裕的彩饰手稿匠人都拥有25幅画（其中有描绘尼禄的画）、1面镜子、1幅世界地图以及产自开罗和波斯的地毯。30尽管如此，无论多么有限、多么老旧，法恩沙的物品明显都是一个共有的物质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认为画作是一种用于收藏和展示的艺术品，而不是纯粹服务于宗教或信仰目的的，这种文化还包括餐具、书籍和音乐演奏——那时，在大多数威尼斯家庭中都可以见到鲁特琴或羽管键琴。

人们很容易把前现代社会想成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富裕贵族举行宴会，将很多衣衫褴褛的穷人排除在外；对于当时基本属乡村风格的欧洲的许多地方来说，确实如此。城市化的北意大利是不同的。1500年的佛罗伦萨并没有比2000年的美国更不平等。这座城市并非由两种文化构成，在精英阶层和同质化的平民阶层之间并没有鲜明的分界线。相反，大多数佛罗伦萨人都处于同一个圈层中，这个圈层从处于社会边缘的穷人延伸到生活较舒适的手艺人和店主。不仅是贵族精英，面包工人、木匠和金属匠人也购买书籍。少数手艺人甚至也喜欢上一些异域商品，比如东方的地毯。进口的西班牙—摩尔式陶瓷在鞋匠、铁匠和织布工人中很容易找到主顾；一个羊毛织工拥有成套的7只罐子、13个碗和34个盘子。31相似的情形在欧洲北部繁忙的商业中心也可以看到，比如在安特卫普，画作和锡釉陶瓷于17世纪在这座城市迅速流行起来。32

尽管如此，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是“我们自己的……壮观的消费主义的种子”，就未免有些夸张了。33虽然私人物品和生活舒适的理念已经开始进入家庭，但它们仍然是一种继续围绕着公开展示和后世子孙的市民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围绕着个人享乐和新奇事物诱惑力的市民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市民文化有活力的精神是奢侈豪华，目标是恒久流传。在个人物品上的花费与在壮观的城市建筑和公众宴会上的开支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些是文艺复兴时期消费的主要驱动力。例如，始建于1489年的斯特罗齐宫耗费巨大，这个佛罗伦萨家族几乎花掉了亨利七世在里士满的宫殿建造开支的一半。34贵族们彼此之间试图用装饰最为富丽堂皇的小教堂胜出，不过，他们的目标是展示自己的奢侈豪华和美德，而不仅仅是炫耀自己的财富。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亚里士多德。他赞成人们适当地展示个人财富，并且认为，在一个由有着共同目标、勇敢的有产公民进行管理和维护的社区中，这种展示行为是公民美德和自豪感的标志。就权力自人转移到物品这一有象征意义的流转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贵族精英扮演着先驱角色。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土地贵族不同，斯特罗齐家族和其他贵族是通过华美的物品和建筑获得地位的，而不是通过圈养一大批仆人。如果呈现得当，画作和花瓶可以反映一个公民在家中的文化教养。然而，私人的享乐和舒适本身仍然是让人有疑虑的。它们必须反映出一种对公共利益的关照。值得称赞的生活是积极的公民的生活，这样的公民建立壮观的建筑、指挥军队、赞助公共节日和公共工程，从而为自己的城市增添光彩和力量。在大规模消费是为了达成这类公共利益时，大规模消费就是安全的，而且是值得享受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座富丽堂皇的小教堂，比如在佛罗伦萨圣马可区的萨尔维亚蒂家族小教堂，与一辆现代的法拉利之类事物是完全不同的。奢侈消费是为子孙后代服务的，是为了将家族的名字铭刻在城市世世代代的史册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偏爱稳固的东西。花钱是为了获得永恒。

文艺复兴时期消费的保守特征，可以从商品的类别、功能和流通看出来。尽管意大利诸城市进口了东方丝绸，并且从1500年开始为欧洲市场生产丝绸（这是西方复制和取代东方商品的成功故事的第一章），但丝绸是个例外。总的来说，物质文化是具有显著连贯性的。各种商品不断生产，而且新的商品在不断出现，比如带软垫的椅子，但是在1600年，一个家庭拥有的物品仍然与200年前的基本一样。它是一种完善改进的文化，而非全然创新的文化。高脚杯的设计变得更加精致，家具上的木雕愈益华美，壁挂装饰更加灿烂夺目，但是商品的材料和类别几乎没有改变。

商品是有用处的，有时还有装饰意义，此外，它们还充当着资产。在资金短缺的经济体中，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时期，衣服、家庭日用织品和银器都是重要的保值方式。对于富人和穷人来说，当铺都发挥着地方银行的作用。如果某人需要一些现金，他们可以典押自己的衣服或家用物品，在几个月后再将其赎回。因为商品是财富的仓库，它们得是经久耐用的。如果一件斗篷、一枚戒指或一只可拆卸的天鹅绒袖子只是一时流行，不到一年就不再能用作抵押品，那么它们就没有多大用处。绝大多数人的穿衣打扮都同他们的祖辈一样。35如果我们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在积聚物品，这并非由于他们发现了时尚，越来越快地更新物品，而是因为他们在积累自己的资产。在1633年的威尼斯，一个船桨制造者给他的寡妻遗留下了43件衬衫、25套床单、63块桌布和餐巾以及105件白镴器物。36像这样的财产清册中的大多数纺织品和银汤匙，很可能从未或很少使用过，而是被收藏起来作为物质生活的保障。当然，由于经常使用，日用织品会用坏，必须更换，但是丝绸和其他高质量的物品都得到了悉心保养，并且被尽可能长久地重复使用。1580年，当米兰的利维娅•托伦迪诺成为寡妇时，她把婚后的全部衣物重新改造利用，用来装饰自己的马车、制作教会壁挂。37

礼物、典押品、个人贷款和有价证券将地位高低不等的人联系在一个相互依附的圈子里。卡斯泰拉尼家族是佛罗伦萨的一个上层家族，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460年，弗朗切斯科•迪马泰奥•卡斯泰拉尼把妻子莉娜的刺绣裙装抵押给一个放债者，以筹集资金偿还贷款。然而，妻子莉娜需要去参加一个贵族婚礼，为此，他同时借来了一颗镶嵌在金托上的大珍珠、一颗“以巴黎风格镶嵌，配有红白花朵和绿叶的”钻石，以及一颗镶嵌在金托上的红宝石。他又把一件传家宝和带有他的纹章的布帷借给了一个曾经帮他妹妹介绍婚事的贵族朋友。此外，他还把自己新买的苏埃托尼乌斯和查士丁尼手稿送给一位当地的教师；在宗教节日期间，他把自己的一些衣物和剑借给了当地的铁匠。物品总是在流动。38

这样，物品就在一个互惠和互信的社会机制中循环使用，而不是用来表现个人选择。然而，物品的自由流通遇到了道德边界的限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认为，如果一个公民想要成为高尚且独立的人，就必须自给自足。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和其他作家理想化了这种公民：他们使用自己庄园的产出，而不用依靠商店和陌生人。古代人的教训是，罗马在最简朴的时候是最强盛的。过多的私人物品造就了过分敏感的懦弱者，他们无法保卫罗马共和国。事实上，贵族男性确实在市场上买过东西，但是这些少数情况与其说是为了购物休闲，还不如说是出于公民团结的目的，正如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消费现象的历史学家伊芙林•韦尔奇表明的那样。按照西塞罗的理念，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规范以一种双重标准来对待贸易，这一标准认为贵族商人处于顶端、普通店主处于底层的社会秩序是正当的。从大规模来说，贸易是高尚的，它增加了社区的荣耀。商人将自己的财富转移到了地产上去。与之相比，就一家商店这种小规模来说，贸易是“下流的”，威尼斯作家托马索•加尔佐尼在16世纪晚期这么强调。贵族商人或许在贸易中赚取了财富，但是他们仍把给他们和社区提供食物的乡村、他们的田产作为立足地。店主仅仅卖东西。能够信任他们吗？如果说商店在分配、联系商人和顾客以及制造需求的链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联络作用，这种想法对同时代的人来说实在是令人憎恶。店主一直贴着地位低下的耻辱标签工作。在1593年的米兰，元老院禁止他们进入贵族阶层。39

对购物的质疑，是这场反对奢侈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罪恶的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这场争论追溯到了柏拉图——他认为物质世界只不过是现实的一个影子。尽管柏拉图的观念在中世纪从未完全失传，但通过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在这里，马尔西里奥•菲奇诺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翻译成拉丁语），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了新的突出地位。在《理想国》（Republic）中，柏拉图探究了一个高尚且勤俭的城邦的衰落原因：这个城邦因为追求奢侈放纵的生活方式而受到了腐蚀。当公民保持基本的自然需求时，城邦就处于“健康状态”。然而，一旦人们开始追逐物欲享受，就会不断地要求更多，这种现象最终导致战争和腐败。首先，他们想要“躺在长榻上，自桌上进餐，享用香料和甜食”，但他们并没有满足，这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他们对“绘画和刺绣……以及黄金和象牙”的追求。40对奢侈享乐的追求是无法满足的，它驱使着城邦为了获取资源而进一步扩张，渗透到周边地区，从而引发了战争和征服。由于奢侈的生活削弱了本来拥有男性气概的公民，国内的腐朽加剧了对国外的侵略。自制力的丧失将精力充沛的公民转变为萎靡、无力保卫自己的粗暴之人。肉体的堕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共和国的堕落。一面是勤俭的生活方式和强大的共和国，另一面是个人无节制和公共堕落，二者之间的关联是西塞罗——他将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受喜爱的拉丁作家——关注的中心话题。

基督教赋予了这些古典思想一种新的推动力和紧迫性。正如柏拉图所说，肉体的愉悦会干扰灵魂和对真知的追求，教会也告诫人们，对尘世财物的渴求会妨碍基督徒追求灵性生活。在《山上宝训》中，耶稣就曾说道：“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41通过将自制力的缺乏一直追溯到原罪和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一事上，基督教教义也赋予奢侈享乐以性的意味。对商品、金钱和肉欲的渴求都产生于同一源头。

奢侈享乐容易导致纵欲，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常识，也造成了人们对购物和无节制的道德忧虑。例如，16世纪晚期的一名威尼斯布商被指控生活“奢侈过度”，因为有人怀疑他非婚私通。42只有经过教会——在那里，富丽堂皇的建筑和绘画可以合理地被宣称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的同意，奢侈享乐才是安全的。在女儿婚礼的前夕，一名威尼斯贵族或许会骄傲地炫耀他给女儿置办的嫁妆，比如刺绣华美、装点金丝的绸缎衣裳，但是炫耀性消费通过同样强烈的朴素展示得到了缓和，比如在他死去时，他会穿着嘉布遣会托钵僧的粗糙棕色衣裳被埋葬。通向天堂的道路始于简朴的生活方式。有一句流行的威尼斯谚语这样说道：“轻视尘世万物的人会得到一双翅膀，助他飞向天堂之巅。”43

1497年，对奢侈享乐的质疑刺激着狂热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结果他在佛罗伦萨市政广场中心燃起了“虚荣之火”。在明亮的火堆底部，是珍奇的外国挂毯，其上堆放着图画、棋盘游戏、乐器和薄伽丘的书籍。44重要的是要记住，不仅有许多佛罗伦萨人拥有绘画、鲁特琴和室内陈设，也有许多人愉快地将这些物品码放到20米高，然后将其付之一炬，绕着火堆手舞足蹈。

富裕和无节制不单单烦扰着萨伏那洛拉这样的狂热人士。15、16世纪，威尼斯元老院通过了十几项法规来反对这样一种“奢侈挥霍的”生活方式。铺张的婚礼和昂贵的毛皮大衣彰显出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威胁着共和国关于平等和节制的理想。它们还导致了一场消费攀比，令一些公民陷入重重债务之中。对一个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共和国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花在貂皮和镀金家具上面的钱不可能通过特殊的战争税来征收。1299年，由当时的大议事会批准的第一条法规，试图控制婚礼开支，这一法规适用于除总督及其家人的所有人。1334年的另一条法律控诉“男人和女人毫无节制的过度开支现象”，阐释了节制的合理性，因为贪婪这个“一切罪恶的根源”，太容易降临到公民身上了。15世纪，元老院关注的重点转向了穿着方面。1400年，斗篷的宽袖子（socha）遭到禁止。由于这一特征遭到剥夺，富有的威尼斯人开始用珍贵的皮草来装饰斗篷。于是，元老院在1403年颁布了一条新法规，将使用貂皮视为非法。一系列限令陆续出台，内容从准许的妆奁规格一直到长袍和外套上装饰用的金银。1512年，元老院规定，婚礼礼物不准超过6把餐叉和6只汤匙，禁止使用各种各样的豪华室内陈设，包括镀金箱子和镜子以及装饰精美的床上用品。两年后，一个专门的地方行政官职设立了起来，3名贵族有权检查、管理和惩罚奢侈挥霍行为。这几位贵族说，一些违禁者会向他们扔面包和橘子。由此，元老院总结：“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变化不定且不受控制的欲望愈演愈烈，结果很少有人关心开支。”如果没有一场战斗，这一现象不会消失。1562年，元老院出台了它最为全面的进攻，将1.5米高的挂毯视为非法，禁止使用镀金的壁炉装饰，并且详细规定了宴会中允许出现的物品，甚至具体到了规定餐后甜点只能包括小份的“普通油酥糕点”和时令水果。45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消费尚属早熟，但是它也是不稳固的，一直受到一系列物质和道德方面的制约。无节制和富裕生活仍然带着罪恶和腐败的耻辱标签。丰富的私人物品不能仅仅满足个人的欲望，还需要获得公共合法性。餐具和家具正变得越来越数量众多、制作精细，但是总的来说，它们是一种完善改进文化的一部分，而非全然创新及其“孪生兄弟”处置文化的一部分。品质、财富储存和再利用仍然具有优势，这对工匠来说是，对贵族来说也是。尽管在工匠的家中，凳子和箱子的数量不断增加，但许多财产清册中选用的词语很能说明问题：它们被简单地描述为“陈旧的”或“非常陈旧的”。46我们面对的不是一种高生产量的消费文化；它面向的是奢侈享受市场，而不是大众市场。因此，这种消费的基调反映并强化了在这些城市奢侈品行业中技艺高超的艺术家和手艺人的非凡成就。与此同时，这也让这些群体变得脆弱不堪，他们严重依赖规模窄小的奢侈品市场上的机遇，对不受其控制的国际贸易和政策变动非常敏感。1497年，葡萄牙人发现了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线，威尼斯就此失去了以往的区位优势。随着神圣同盟于1571年在希腊以西海域的勒班陀战役中打败奥斯曼舰队，来自欧洲北部的商业竞争者便纷纷来到黎凡特。大西洋贸易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的兴起令商业中心北移至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从而进一步使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边缘化。1575—1577年和1630年的瘟疫令它们的人口锐减，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则切断了它们与德意志市集和城市——这是它们剩余的市场之一——之间的联系。地中海地区华丽的奢侈消费篇章就这样走向了尾声。

在中世纪晚期和早期现代，贸易与习俗之间、欲望与束缚之间的冲突是一个遍及整个欧洲的现象。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或许曾一直走在前列，但是各个市场在这一时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范围，从纽伦堡这样相当重要的城市到黑森林地区的小镇。而且，这些市场带来了越来越多商品和爱好的同时，也对社会秩序构成了挑战。除了贸易融资和批量买卖，商人本身也是新潮事物的传播者。例如，16世纪德意志南部城市奥格斯堡强大的放贷—经商家族企业的领头人汉斯•富格尔，就是一名具有敏锐鉴赏力的西班牙式鞋子爱好者。他从安特卫普的西班牙鞋匠那里订购鞋子，并附上了详细的说明，具体到细微的装饰性孔眼。47这些新的潮流和进口商品是展现区别和实现效仿的工具，而这样的区别和效仿可以动摇既有等级秩序和行为规范。如果一个有时尚意识的学徒模仿生产富格尔的鞋子，这会发生什么呢？对于可能会把生计输给外国竞争者的本地鞋匠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造成威胁的物品并不一定来自遥远的地方。比如，1453年，纽伦堡颁布一项禁止奢侈的法令，宣布鞋子的长尖不合法，这种时尚便肇始于附近的士瓦本。48

1300—1600年，一大批限制奢侈的法令在欧洲各地陆续出台。在欧洲中部某些地方，这些法律到19世纪一直在执行。起先，法规禁止在婚礼和葬礼上出现铺张浪费的餐饮和礼物。15世纪，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服饰方面。49在说德语的欧洲中部地区，仅在1244—1816年，就有超过1350项规范穿着的法令获得通过。50这些法律揭示了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并使我们有机会做进一步探究：早期现代的各个社会是如何应对由商品的发展带来的挑战的。针对穿着的法律很容易解释。穿着可以最直观地反映一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可以表明其社会地位、阶层、年龄和性别。与威尼斯——在这里，许多限制令都带有平等主义的动机，并且一视同仁地打击了贵族和市民（除了总督）——不同，大多数欧洲地区的禁奢令都是助长不平等的工具，用以维持精心划分的等级制度。因此，纽伦堡表现出了非常典型的做法，它准许贵族、教会重要人物和从事受人尊重的职业的人使用丝绸、毛皮和珍珠；骑士和法学博士也获准穿金线缝制的衣服。

对于违反限制的行为，各个社会有三种不同的反应方式。一种极端的做法是大规模禁止。在斯特拉斯堡，一条1660年的法规对任何胆敢仿制外国“新潮”服饰——“无论它看起来是好是坏”——的人都处以罚款。1532—1533年，在亨利八世治下，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服饰奢侈改革”法令，其中一条规定，只有王室成员可以穿戴紫色绸缎和金色纱锦（公爵和侯爵可以穿着用它们制成的紧身上衣）。该法令禁止任何年收入不到100英镑的人“穿由纬缎、花缎、丝缎、羽缎（丝绸和羊毛混合而成的织物）或塔夫绸制作而成，并且带有袖子或其他边缘装饰的礼服”，或者任何外国毛皮。51在1574年的伦敦，成衣商公会（Merchant Taylors’ Company）的一名成员因穿了“一条以塔夫绸为内衬的紧身裤和一件违反禁令的银边衬衫”而被捕入狱；几年后，市长颁布命令，称学徒只能穿从师傅那里传下来的旧衣。52但是总的来说，英国治安法官在执行这些禁令方面不太热情。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数项服饰方面的公告，但是直到她的统治结束，这些法规都不过是在下议院惯常性地被束之高阁。1604年，都铎时期的禁奢令终止了。荷兰人甚至都没计划引入任何类似法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国家不但在商业方面属于最发达的社会，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学习如何适应变化、信任民众的自我管理和塑造能力方面，它们也是最发达的。然而，在17世纪，这两个国家都是例外，而不是常态。

大多数社会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通过编制更加细致的衣着标准，这些社会给某些新的爱好留出了余地。在1693年的一条新法规中，纽伦堡的贵族容忍了流行的短夹克衫，这种服饰取代了传统的长外套，但是当涉及帽子和配饰时，他们推行了一套精细的等级标准。旧贵族家庭的妇女可以穿戴丝绸做的、附有貂皮边饰的天鹅绒帽子，在公共节日期间，除了钻石，她们还可以在帽子上装饰金子和珍珠带扣。“体面商人”的妻女也可以戴天鹅绒帽子，但是它们的价值不得超过24荷兰盾，这些帽子也不允许装饰金扣和金边。一般商人家庭和其他来自第三等级的主妇和年轻女孩，可以穿戴饰有染色貂皮的天鹅绒帽子，但是它们的价值不得超出10荷兰盾，而且一定不能带有任何金饰。店主（第四等级）只能戴有简单毛皮（不是貂皮）边饰的轻便天鹅绒帽子，金银饰物则一律禁止。类似的规则也适用于生活的其他领域。比如，马车的可见性让马车成了社会地位的有力象征。只有第一等级的人才可以乘坐富丽堂皇的丝绸马车。第二等级的人只能乘坐铺有布垫的马车，并且不能使用红、蓝两色。第三等级需要支付50泰勒，才有权租用马车，还不得不凑合着使用朴素的灰布、没有崭新挽具的马和没有制服的马车夫。53

法令的执行情况各不相同。尽管许多社区依赖其公民的自我约束，但是还有一些社区采取了较具惩罚性的措施。在18世纪的巴塞尔，成千上万名女性因为穿着过于华丽而被罚款。很少有人会像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斯塔法三世一样严苛。1758年，他乔装打扮出宫，在伊斯坦布尔的阿雅•卡皮斯广场上检查非穆斯林民众是否遵守了自己颁布的服饰令。一天，他偶然发现一名基督徒和一名犹太人穿着只许穆斯林穿着的黄色皮靴，于是他立即将这两人绞死。54通常来说，执行情况取决于当地的行会、教会和社区法院是否想要惩罚违法者和维护社会秩序。凭自己的力量，国家和中央政府能够做到的事情很少。而这正是英国与欧洲中部、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在后面这几个国家中，地方当局在对违规者罚款、警告方面表现活跃。

这类法律表达了一种将世界看作一个固定不变的世界的观点。一个社会拥有的资源有限，所以它需要秩序和自我约束来维持生存。对早期现代来说，字面意义上的“消费”就是把某物用完或耗尽。后一个意义——比如，把木材燃尽或者把一件外套穿到坏——直到1900年仍然存在。55

在那些只拥有有限技术创新、没有持续增长的社会里，货币和资源的外流自然引人忧虑。一名想买一件伦巴第真丝裙装的纽伦堡中产阶级市民的妻子，会给当地手艺人带来失去生意的威胁。货币十分稀少，而一旦花费在奢侈品上，它们就脱离了税务官的控制范围。花费在外国奢侈品上的货币完全离开了当地经济体。这就是政府颁布许多禁奢令的背景原因，那些法律试图阻止财富经由奢侈的生活方式流失。此外，如果社区中的某个群体开始过度消费，这就会减少留给其他人的份额。由此，人们如何穿衣、吃什么以及怎样花钱，就都被看作公共事务了，而非个人选择。消费必须从属于生产。穿着反映着某人所属的行业和职业。社会的稳定性要求人们知道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的限度内消费。新的时尚潮流，尤其是来自社区之外的，对这一保守秩序构成了冲击。1660年的《斯特拉斯堡法令》宣称，那些追求时尚的人正在丢失“难能可贵的坚毅品格，而原本正是因为这一品格，我们古老的日耳曼祖先在包括穿着在内的一切方面都保有着非凡的声誉”。56对于奢侈放纵的担忧同等指向显赫的贵族和骄横的平民。在婚宴、珠宝、昂贵的帽子和金扣方面的种种限制条令，均针对上层阶级的地位竞争。如果允许婚礼花费不受约束地无限增长，那么市民家庭孩子的结婚时间只能延迟，甚至永远不能结婚，这将把社区送上灭亡的道路。

这些都是令人忧虑的事情。而现实是怎样的？这些限制条令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很明显，它们无法阻止时代的前进，也不能将各个社会完全塑造进同一种静滞模式。手艺人会走在规则的前面，不断在风格和材料上创新。在欧洲许多地区，在经历三十年战争的破坏之后，生活条件恢复。例如，17世纪早期，在德意志符腾堡地区的两个村庄——邦多尔夫和盖默斯海姆，男性和女性分别平均拥有3件和12件衣服。仅仅一个世纪之后，数量就分别飙升至16件和27件。到了1800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571796年，在离这两个村庄不远的莱辛根镇，商人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内斯特尔有17件流行的高腰短背心，既有黑白的，也有带鲜艳图案的，还有一些是用棉布和丝绸做成的。80年前，该镇的议员和商人就给予了自己佩戴金银饰物和穿棉布衣物的特权。但是，下层阶级仍然只能穿一些由亚麻和棉线混合制成的地方服饰。到了18世纪中叶，已婚女性的衣服半数在财产清册中被标注是“旧的”或“半旧的”。当地政府强制要求手艺人和穷人在教会和城镇集会中穿黑色衣服。结果，整个城镇淹没在单调的黑色服饰的海洋之中。轻盈的棉布和鲜艳的色彩——这是时尚革命的一对标志，我们不久后将回到这两个标志上来——到了18世纪90年代才缓缓出现，而这是在它们传入荷兰和英国的整整一个世纪之后。58

一些人违反了这些法令，而官方觉得有必要经常更新法令，但这些现象并不意味着这些法令没有起到作用。毕竟，越界者是通过服装秩序来确定自己的地位的，而且由于渴慕上层阶级的丝带或金扣饰物，他们便间接地把服装秩序当作了一个参照点。通过给商品和流行事物分等，这类法律可以强化一种围绕着喜好的社会金字塔。用历史学家丹尼尔•罗什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宫廷“在裁缝行业的等级区分中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59所有眼睛都在盯着国王和王后。

违抗禁令的代价可能是昂贵且痛苦的。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治安法官可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欧洲中部，当局远没有这么宽容。1708年，在德意志黑森林地区，埃布豪森的教区牧师针对“穿着过分讲究的女性”发表了一番训诫，并且让教会法庭对其中一名女性处以11个金币的罚款，因为她戴了一条与她的身份不相符的太大的领巾。这笔罚金相当于一名普通女仆一个月的工资。5年后，在附近的小镇维德伯格，在一年的时间里，十分之一的当地居民因违反服饰禁令而被处以罚款。平均罚款额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星期的工资。几乎所有受罚的人都是女性。公开的羞辱很普遍，还可能会使她们与家庭长期不和，甚至遭到彻底放逐。在像符腾堡这样的地区，禁奢法律影响巨大，因为它是一个更广泛的由行会和教会主导社会控制机制的一部分，这种控制机制同时控制着工作和消费，从而让女性保持从属地位和劳动力廉价。单身的年轻女性和寡妇，都被禁止通过纺织衣物或者在市场上出卖其他产品来独立维持生计。相反，她们必须住在雇主家里，充当仆人，拿着人为压低的固定工资。师傅也确保了其学徒会留在原处，他们的行会不必面临竞争；这些行会除了排斥女性，也排斥移民和犹太人。这是一种双重压榨。丈夫们牢牢控制着一端，限制其妻子可以挣得的收入，又控制着另一端，约束着她们能够消费的额度。地方法院赋予了丈夫拿走妻子收入的权力，而且如果他有意，他可以完全禁止妻子买东西。由此，丈夫同时垄断了生产和消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些城镇，丈夫的衣柜反而比妻子的衣柜更加充实。60

这是一个农业化的区域，但是它并没有与世界隔绝，也没有封闭进一个静滞的、围绕着农耕的自给自足状态。这些小镇、乡村与市场捆绑在一起，为出口贸易而纺纱织布。它们放贷，借款。显然，这里的女性渴求新奇事物，比如在1736年入狱一天的不幸的磨坊主女仆——因为她被人发现在市集上购买丝带。这些社区的特别之处不在于缺乏欲望，而在于社会和制度对欲望和消费的抑制。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消费想要繁荣发展是十分困难的。

鸾钗与精致古物

19世纪后半叶，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开始认定，中国是停滞、封闭的。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种对事实有所歪曲的观念，这种观念将欧洲工业革命的成功看作西方独特的现代性天赋和中国落后的证明。1582年，当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踏上中国大地时，盛行的是一种更为正面的看法。利玛窦对南京的活力印象深刻。“他们说，这里有20万名织工”；而且，如今在其他地方，中国人“现在在织造完全由蚕丝做成的布”，“模仿着欧洲产品”。中国男男女女又长又宽的袖子让利玛窦联想到了威尼斯风格。他还提到“市场上数不胜数的书籍……以及它们低廉到荒谬的售价”。相比于差异，利玛窦对“各种风俗的相似性”更吃惊。“毗邻中国的民族完全不了解中国人对桌子、椅子和床的使用……而我们与中国人之间倒有诸多有益的联系。”61

利玛窦喜欢强调相似之处，但是他的观察报告，就像盛赞17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交通与商品”的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曾德昭的观察报告一样，确实记录了商业化是如何席卷整个明代中国，并释放出商品、时尚事物和欲望的激流的，以及伴随着商业化而产生的对社会失序和道德衰退的忧虑。62一条途径是通过走私和朝贡贸易。另一条途径是合法的沿海运输业。1548年，一名官员计算出，在39天的时间里，1000多条船穿梭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海岸线上。63这样的沿海贸易与一个贯通这个广袤陆上帝国的规模大得多的地区性贸易联系在一起。这个地区性贸易的主干道是1794千米长的京杭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这条运河在1510—1520年重新开通，从中国东部海岸的杭州出发，经扬州和长江，最后到达位于北方的北京。这个重要的基础设施主要服务于军事目的，即帮助军队的驳船把粮食运至北京（从1421年以来，它是明朝的首都）。虽然官船拥有航行优先权，但是总的来说，京杭大运河不可避免地促进了食物和商品流通。来自广西的粮食，向北运送至长江沿岸城市。产自内地农民之手的稻米，经长江运至上海周边的江南地区的顾客手中。北方的原棉通过航运到达上海南部的松江县，在这里，它们被加工成棉布，然后销售至中国其他地方。来自“瓷器之都”景德镇——位于广州东北方数百英里远之地——的杯子和碗，通过南方的徽州商人销售。另一方面，南方的茶叶和糖运至北方。来自东北的豆饼被海运至南方。在四川印刷的书籍，到达了在南京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读者手中。

耶稣会传教士曾德昭认为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而且他们建立起来的“交通系统”令人不由得“啧啧称赞”。这个“交通系统”不仅沟通了各省，也渗透到各个城市内部：“因为几乎在商店里有的一切东西，都在大街上有零售。”6416世纪，这个商业网络发展迅猛，而且正如这一图景反映的那样，生产者日益与更加遥远地区的消费者联系起来。农民和工匠因此能实现专门化生产，能通过在市场卖出商品、购买越来越多的食物和衣服来维系生活。例如，在中国北方的山东省，由于种植棉花有利可图，许多农民不再种植粮食作物。逐渐地，物物交换得到了商品买卖活动的补充。

与别处相比，消费的萌芽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成长得更茁壮。这个地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而且这里有大概3000万农民，他们生产并出售棉布，以交换稻米、原材料和家庭用品。虽然比起北意大利、荷兰或者英国，晚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为落后，但是商业城镇的数量整体上有所增加，而且到了1700年，在江南等最发达的地区，差不多17%的人口可能居住在城镇里。不幸的是，我们缺乏详细的财产清册，因此不能像描绘早期现代欧洲一样，为晚明中国的物质世界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图像；我们不可能逐条列记餐具、家具和其他财物。我们更加依赖由社会观察人士——比如地方邸报的执笔者、小说家，以及谈论喜好和家庭管理的作家——留下的记录。不可避免的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已经过他们的价值观念的过滤，而他们通常非常怀念一个理想化、更加淳朴的过去，并怀着优越感看待下层阶级的新追求。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他们让我们至少能够重新建构出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物质环境的主要特征。例如，回忆录作者朱国桢简短地描述了1600年左右江南地区的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一家之主将棉花纺织成布，然后在市场上以布换银子，然后用银子给家人买米。“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65关于在社会场合花费多少、给孩子买什么东西，以及他们的衣服和生活方式，这份记载并没有提及，但是我们无疑可以看到专业化分工是如何促进消费进一步扩大的。

城市里的时尚不断翻新，广告愈来愈多。历史学家顾起元（1565—1628年）曾提到，在他的青年时代，南京的女性服饰几乎每十年就要变化一次，而到了他的晚年，不到两三年就要改变一次。发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假发的帮助下，出现了所谓的“牡丹头”。66除了景德镇瓷器，城市的集市上还出售来自杭州的刺绣、北京穆斯林手艺人制作的景泰蓝酒杯。商业文化繁荣发展，商店不断增加，受过教育的顾客越来越多，店主和工匠们用越来越大胆的广告、在商标和品牌方面的早期尝试来争夺顾客。17世纪，由于更简易的字体、雕版技术以及更大范围的劳动分工，印刷文化和书籍进入大众市场。市场上有经典著作和戏文、春宫图和小说故事，一些书籍售价只需一钱银子，这种价格对中间等级的官员、学者、商人及他们的妻子来说，都是负担得起的。在江南地区，可能差不多一半人口拥有读写能力。67这种更能够识文断字的文化大大拓宽了广告推广的可能性。商店会把店标展示在店旗上。例如，苏州的肉商宣称自己是“原汁原味的陆稿荐”，甚至是“最原汁原味的陆稿荐”，以期利用老店陆稿荐的名声让自己生意兴隆。在北京，一些招牌有10米高，还有一些会在晚上通过灯笼照亮。女性会佩戴刻有“朱松邻”字样的簪子，这是一个源于技术纯熟的竹刻匠人朱松邻的品牌。在南京熙熙攘攘的三山街，竹制家具店都会将自家的手艺追溯到濮仲谦。折扇、漆桌、金漆莳绘屏风和化妆盒是从日本传入的。奢侈品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士绅和文人，其中一些人写作诗歌和传记来赞扬手艺人，这些文学作品让他们声名远播。68不过，在广东等富庶发达地区，农民不仅是生产者，也在逐渐成为消费者，他们会购买糖、贝壳饰品、槟榔和雨衣。

根据当时的中国邸报记载，在每一个地方，时尚都在胜过物质本身。1591年，一份地方志记录道：“家无敝帚者，亦连车骑饰，冠裳为富贵客。”在农村地区，守规矩、质朴的节俭作风也开始让位于对时尚的严重迷恋。16世纪70年代，学者陈尧提到，“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长裾阔领，宽腰细折，倏忽变异”。69这都是关于“时样”的：字面解释就是“当时流行的样式”。一种新型年鉴读物出现了，它们为一家之长提供完整而分门别类的必需信息（这种读物没有标明日期，但是直到1600年仍在流通）。这种指导家务管理的手册还会提供一些有关室内装饰的建议。这类书籍主要的阅读群体是士绅和城市商人。然而，人们在一个农村小地主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份此类手册，这说明瓷器和其他商品也流通到了至少一些有抱负的农户手中。如果没有装饰性物品，那么关于它们的建议基本是没有价值的。70

在商人当中，越发丰裕的状态是最为明显的。完稿于约1618年的儒家世情小说《金瓶梅》生动描绘了此种现象。该书的主要人物是西门庆，一个想要挤入社会上流的人。他打算把贩布商人的遗孀孟玉楼纳为三房。媒人在介绍孟玉楼时，先是列举了她的财物：“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妆花袍儿，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珠子箍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说……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当西门庆见到孟玉楼时，她“上身穿翠蓝麒麟补子，妆花纱衫……二珠金环，耳边低挂。双头鸾钗，鬓后斜插”。一个男仆端来“蜜饯金橙子泡茶，银镶雕漆茶盅，银杏叶茶匙”。71

一名商人的妻子头戴鸾钗，这件事似乎听上去没有什么，但是这反映了在晚明时期物品对社会秩序的挑战。在中国的首饰佩戴上，凤和龙相当于珍珠和貂皮，它们通常是皇后、王妃的专属物品。1593年，学者型官员张瀚抱怨，现在四五品官的妻女穿戴龙凤服饰。①自从明太祖洪武帝（1368—1398年在位）以来，“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72

奢侈逾矩是无止境的，而且明末清初的中国和欧洲在奢侈浪费方面存在着一些显著的相似之处。正如威尼斯元老院担心仪式上的过度花费一样，一个北京地方官员在16世纪90年代指出，葬礼开支正变得异常巨大。73扬州大盐商因激烈的地位竞争而声名不佳，他们争相在马匹、婚礼和葬礼方面攀比花费。1795年，一位作家回忆道：“或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斋阁，往往座客为之惊避。”“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江草树之间，不可收复。”74贾科莫•桑特•安德列亚这个来自帕多瓦的挥霍者就已经在1300年表演过这种艺术，当时，他将金银物品扔进了布伦塔河。75

盐商们最初的财富来源是他们以垄断价出售食盐的权利，而这一排他性的权利是通过为边境地区的军队运送粮草换来的。15世纪90年代，放宽了用粮食来交换食盐的政策，这时商人的业务除了放贷，还扩展到贩卖丝绸和茶叶。在18世纪的扬州，清朝新登基的皇帝让盐商出任官员，且无须参加严格的科举考试。商人用住宅富丽堂皇的大厅以及拥有亭台楼阁的异域风情花园，来彰显自己的新地位。一些商人还建造了游廊。建筑所需的紫檀木来自阿拉伯半岛，玉石来自缅甸，大理石来自四川。1795年，扬州作家李斗提到9类屋顶上的彩色琉璃装饰和4座西式风格的花园。许多商人还用来自广东和欧洲的时钟、镜子装饰自己的家。76

与在意大利一样，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物品不仅流入地主精英手中，也流入商人和农民手中。与通常的设想不一样，宫廷在传播新的物品和生活方式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没有那么重要。主要传播源在市镇和逐渐商业化的乡村。19世纪西方旅行者传下来的常规看法认为，汉人是一个俭朴的民族，可富丽堂皇的商人住宅挑战了这个传统看法。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时尚、新奇物品和炫耀性消费受到了热烈欢迎。恰恰相反，人们指责它们破坏了既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和道德观念。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一样，明代人认为农业比商业优越。古时有言：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富有的商人在撼动着这一自然秩序。1543年，福建建宁的一位编年史家惊恐地表述，很多百姓选择了经商。77

明代士绅和士大夫阶层都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新奇事物。在他们看来，富商和平民消费者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在骄横的消费者和对他们来说未免有点多余的物品之间，一道品位的屏障建立了起来。文震亨是一个颇有权势的地主，曾因挑战明廷被捕入狱。1645年，当清军攻陷苏州时，他绝食而死。然而，在其壮年时期，文震亨也是一位新锐鉴赏家，著有《长物志》（约1615—1620年）一书。这本书的书名刻意带有讽刺意味，因为它真正的主题是那些对于文雅生活必不可少的事物。“冬月以茧䌷或紫花厚布为之，纸帐与䌷绢等帐俱俗。”对于艺术史家柯律格来说，《长物志》反映了中国是如何发展起自己的“原始消费文化”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正确的。如今，人们同样可以从一本指南里学习生活方式。在文震亨的世界里，身份地位不再只是出身门第的产物，而是高雅消费——鉴别雅俗的审美能力——的产物。品位创造了文化资本。重要的不是财物的数量：通过在一件物品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韵），这位鉴赏家展现出了自己的鉴赏力。花瓶的大小必须同房间相称。冬春时节摆放的花瓶应当是青铜的，夏季则应当是瓷的。而且，瓶中的花一定不能超过两种，“过多便如酒肆”。78

尽管《长物志》赞颂从物品中获得的愉悦，但在其他方面，它站在将改变现代世界的消费文化的对立面。在《长物志》的论述中，新奇物品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为市场生产的物品是值得怀疑的。真正的价值存在于古物中，而只有鉴赏家才能欣赏这种价值。正如文震亨的朋友在《长物志》的序言中所写的，“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但是他们必然失败，因为“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娑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79对古物的追求引发了围绕着它的特殊需求，比如盗墓。它还引发了仿造热潮。“真者岂能多，赝物乃填委？”一位诗人问道，以提醒读者警惕17世纪晚期在苏州的赝品。其中一种造假手段是将醋液涂抹在青铜器物上，制造出古旧铜绿的假象。80从根本上来说，这一需求围绕着挖掘商代（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的古老青铜器和收集晋代（265—420年）的书法作品，也就是那些已经存在的物品，而不是唤起人们对各种新物品的兴趣。一个例外是新近委托创作的高雅艺术和书法作品，但即便如此，这些书画通常也遵循了古代大师的风格。古物和古代艺术作品原件并没有引起人们对新物品的追求，而是被人们当作一生珍藏的物品，甚至在死后也珍藏着。比如，一些帝国精英阶层成员和商人会将古代玉器、青铜器、古画和书籍与自己一起埋葬。1495年，商人王镇在入葬时，随葬品中有24幅绘画作品和2卷书法作品。②其中，有两幅绘画作品落款日期是元代（1271—1368年），但其实是赝品；还有几幅出自14、15世纪的宫廷画家和士大夫之手。81

如果说物品的流通速度正在加快，那么这一情况仍然发生在一个保守的文化环境中。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样，晚明中国没能意识到消费可能对国家、社会和经济起到积极的作用。儒家著作多有奢侈将引发腐败之类恶果的警告。《金瓶梅》便传达了很多这类观念。在这本书中，西门庆奢靡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道德训诫，它要让人们看到，西门庆对物和性的贪欲是如何相互激发，最后吞噬了他的。华美的衣服和饰物一次次激起西门庆的欲望。在其中一幕，西门庆看到潘金莲“上穿沉香色水纬罗对襟衫儿，五色绉纱眉子，下着白碾光绢挑线裙儿，裙边大红段子白绫高低鞋儿。头上银丝鬏髻，金镶分心翠梅钿儿，云鬓簪着许多花翠。越显得红馥馥朱唇、白腻腻粉脸，不觉淫心辄起”。于是，他用手抚弄她的胸乳，并“用口舐之”。正是物欲和情欲的相互激发，将西门庆一步步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在另外一个情节中，西门庆拿出50两银子，给一个他包养的歌妓买了4套缎子衣服， 然后解释说，他“要梳笼桂姐”。“舞裙歌板逐时新，散尽黄金只此身。”82这部小说不断地向读者昭示“银流”的双重意义。如果让它过于任意地流淌，就会耗尽肉身的体力和财力。年仅33岁的西门庆就因过度服用春药而死。这暗示着过度消费也会危及民族的健康。

尽管文人圈子和知识女性喜欢简单的服饰，而且晚明名妓以朴素的长袍闻名，但是精英阶层不会穿用于苦行的粗糙衣服。83缙绅、士大夫和文人所做的，是推广另一种价值和行为标准。他们不与一些富商的炫耀性消费直接竞争，而是避开这样的消费，抬高审美倾向和对艺术本身的无私欣赏，让它们的地位超过物质财富以及与之相伴的财物积累和浪费。用后来社会学家的语言来说，文化资本胜过经济资本。84鉴赏力、古物收藏、诗歌写作、古琴弹奏、古典著作研习或者与带有排他性的朋友圈子共度闲暇，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高贵地位。在《红楼梦》中，行酒令是一种主要的消遣形式。16世纪，精英们正式禁止乡民参与此类消遣娱乐，包括收藏奇石和古物。这类乐趣需要有精神财富，而不是物质财富。这种乐趣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样简单地被购得。这些乐趣大多数属于沉思冥想的、精神上的和审美层面的，比如欣赏大自然或绘画作品里的高山风光和园林景致。社交活动可能涉及大量的饮酒，但即便是此类活动，也被视为一种脱离物质世界的超然行为。85这种乐趣不同于我们现代人对物质满足和生产性闲暇的忙碌追求，而更接近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学派把闲暇视为沉思活动的理想，这种闲暇专属于那些不用劳作的精英阶层。

这种关乎学问、沉思性的消费文化继续奠定着明末和清代的社会基调。商业贸易推动了商品的流通，创造出了新的消费者阶层，但是它还没有创造出相应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扬州盐商身上相互冲突的身份认同和灵魂追求非常发人深省。的确，一些盐商是暴发户，无视自己庞大的财富资源可能会产生的作用。但是还有很多盐商在模仿士大夫精英及其有教养的生活理念，他们去学习弹奏古琴，请学者指正自己的诗歌和书法作品，让自己的孩子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后代将来可以进入精英阶层。正如我们所见，15世纪晚期，一个像王镇这样的商人会通过收藏受过教育的精英的画作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到了18世纪，经商的洪氏家族会招待一些著名的学者、天文学家、诗人和书法家。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自己成了诗人，并利用自己的财富建立起了一套孤本、珍本收藏体系，他们主持着一个文学沙龙；他们还慷慨地资助一些历史学家和诗人渡过疾病和经济难关。86文化，而非物质财富，是进入精英阶层的门票。对许多商人家族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策略，通常不出两三代，他们的子孙就会成为有功名者或官员。所有这些并不是说中国是静滞或封闭的。正如我们所见，日本漆器、欧洲玻璃和西方的宠物鼠都进入了这个帝国。但是，如果明朝也能拥有像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西洋公司，那么外国商品的贸易量将是多么巨大！欧洲商品一直处于明清文化的边缘地带。在一个尊重古老传统的价值体系中，它们不过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新奇玩意。87对古物的崇拜与对新奇事物的追求相背而行，而这种追求本该诞生一种永不满足的消费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商业方面是先进的，但是在文化方面是回望式的。

更多物品

17、18世纪，一种更加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消费文化在欧洲西北部的荷兰和英国逐渐发展出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和明代中国，店铺、市场和个人所有物的增长十分顺畅，但是它们在荷兰和英国的进一步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这一早先趋势的延续。这两个被北海分隔开来的国家在1600年之后发生的变化，创造出了一种新型消费文化。与物品的指数级增长同时出现的是新奇性、多样性和可获得性的增长，这种现象与人们对商品世界更加普遍的接纳以及商品世界对个体的自我、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的贡献有关联。在18世纪的商品篮子中，与众不同的是新奇性、多样性和更新速度三者的结合。烟草、茶叶和瓷器是催生出了新的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自我呈现方式的新事物。同样重要的是，物品品种激增。例如，出售茶壶、带扣、纽扣和牙签的制造商马修•博尔顿在他的书中记录了1500种设计图样。

或许没有什么能比“消费”（consumption）一词本身含义的转变能更好地反映这一变化。几个世纪以来，身体政治一直是以人体为模型的，但是此后，商品消费（consumption of goods）开始与其认识论上的亲缘词义——消耗性疾病——区别开来。当然，个人的无节制继续遭到道德家的批评，但是它不再是一种危险的社会性疾病。相反，很多新的声音都在主张，个人对更多物品的渴求是人类进步的推动因素。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它彻底颠覆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公认观念，“少即是多”让位于“多多益善”。以前，消费被看作一种流失，必须受到抑制和控制；而现在，它被认为是财富的源泉。1776年，亚当•斯密宣称，消费是“所有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88

这一变化的最初迹象在荷兰共和国（1581年宣布从西班牙手中独立）表现得十分明显。荷兰开辟了一种新型社会和经济，这种社会和经济为更大规模的消费提供了有利环境。它与众不同的特征包括两个方面：统一的市场和一个流动、开放的社会。与意大利多数地方和欧洲其他地方不同，在这里，土地不属于贵族，而属于小农。长期租赁制保证了佃农的土地使用权，佃农们充分利用了食品需求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这是由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导致的，他们不再种植基本粮食作物小麦、黑麦，转而生产价值更高的黄油、奶酪、肉类和园圃蔬菜。他们由此转变为深谙市场之道的农场主。谷物将从德意志东部和波罗的海地区进口，而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在市镇中，资金和劳动力流入了那些越来越专门化且成功的行业。哈勒姆成为亚麻细布生产中心，代尔夫特成为陶器中心。1584年，莱顿生产了2.7万匹布，而80年后，其布匹产量已经达到之前的6倍；纯羊毛织布（lakens）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89如果说明代中国出现了专业分工的迹象，荷兰则将劳动分工提升为一种新的技艺形式。荷兰乡村地区的特点是，各种各样手艺和行业增长，农场主、小商人以及鞋匠、制车匠、园艺师也大量涌现。与佛兰德地区的羊毛行业不同，荷兰的新出口贸易中不存在行会，因为人们不想在自己的道路上设障。即使在那些行会增加的地方，比如荷兰北部，行会也要服从市政府，也没有在欧洲其他地方拥有的限制贸易和劳动力的独立权力。90相反，在荷兰，纺织业吸引着来自佛兰德和列日的劳动力。荷兰共和国是一片商业地带，这里没有重重地区性壁垒和税收，而在德语地区，几乎每隔几英里就需卸货、征税。比起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在荷兰，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可以找到最有生产成效的出路。

正是这一结合了灵活性和流动性的优点，使荷兰人能够吸引和扩大贸易，消化人口增长和17世纪的战乱带来的压力，而在当时，这些压力在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到处可见。1500—1650年，荷兰人口增长了一倍，达到190万。所有这些还不足以引发一场工业革命。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它确实让更多的人口获得了高工资、产生更多的商品需求。反过来，实际工资的上涨又促使人们去寻找节约劳动力的方法，比如风车磨坊和用马力驱动的搅乳器。因此，与16世纪初相比，一个16世纪末的典型奶牛农场主每卖出一磅黄油，就能多买下33%的黑麦。他能买得起更多的商品。91

室内摆设和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农场住宅摆满了各种物品。到了17世纪晚期，农场主的家里通常都可以看到时钟、地毯、窗帘、画作和书籍，八边桌上会放置一些瓷盘。而这些物品在100年前是罕见的。1692年，当富裕的农场主科内利斯•彼得斯•德•兰格去世时，除了若干银汤匙和刀具，他还拥有69枚银纽扣。他在阿尔芬地区的邻居几乎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但舒适度和财富在每个地方的增长都是非常明显的。到了1700年，镜子和书籍已经无处不在。然而，增长是不均衡的。许多物品，比如桌布的数量，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床单的数量甚至一度略微减少了。另一些物品则迅速增多。比如在里斯乡间，寡妇安娜•纳尼格•贝弗维克拥有61块餐巾。亚麻制品尤其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许多农场主都会用自己新赚到的钱大手笔购入亚麻制品。到了17世纪70年代，在一些中等规模的奶牛农场中，男男女女的衣橱里平均有18件亚麻衬衫，这个数量是一个世纪前的3倍。时尚美观的亚麻制品正在取代更加廉价的羊毛织物。92

在丰裕生活的新规模和对丰裕生活的追求方面，没有什么比荷兰各座城市里的宏伟连栋住房更加明显。位于阿姆斯特丹绅士运河旁的巴尔托洛蒂宅邸是一个富裕市民的豪宅。1665年，这座房子的大厅里有一张长长的橡木桌，桌子周围有12把配有红色天鹅绒软垫的椅子，墙上挂着一面配有乌木边框的镜子以及一些描绘基督诞生、家庭成员和奥兰治王室的画作。甚至连一个女仆的房里都有7幅画作。一般来说，这些住房把几个消费世界整合在了一起，产自阿姆斯特丹和乌得勒支的精美银器跟来自东印度的橱柜、来自代尔夫特的瓷砖和来自东方的地毯融合在了一起。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订购了10万多件中国瓷器。93其中一些会被再出口，但是大量瓷器会出现在荷兰人的餐桌和墙上。正如西蒙•沙玛极妙地指出的一样，荷兰人基本不会极其朴素或节俭，甚至那些中等商人和店主也是如此。941717年，王子运河旁的一个裁缝的家里拥有5幅画作、各种代尔夫特陶器、白镴酒杯、7套镶有蕾丝的窗帘、24把椅子、几本书、6套亚麻床上用品、41块餐巾和一个鸟笼。人们普遍希望拥有更多的财物和更精美的装饰性物品，这一点在许多城镇为募集慈善资金而举行的彩票抽奖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荷兰西南部的费勒，1662年的彩票抽奖奖品包括高脚酒杯和优质盐碟、银罐和银剑柄。而且，这些只是小奖。那些赢得大奖的幸运儿会获得一套价值4000弗洛林的银餐具，包括餐碟、盘子、酒杯、烛台和叉子。

宗教改革之后，加尔文派继续告诫人们一条古老戒条：财富是奢华之母。但重要的是，地方官员拒绝倾听这一教条。与之相反，为了赞颂市镇的伟大和财富，市镇不断举办各种奢华的宴会、化装舞会、烟花燃放活动。值得指出的是，在晚明中国，皇帝一再禁止臣民在庆祝新年时作乐和燃放烟花。95

在荷兰共和国，伴随着对享乐的认可，人们逐渐发展出对新鲜事物的热爱。商业的成功与对商品世界的接纳携手前行，尤其是因为经济增长缓解了一些由来已久的对“奢华”生活方式和奢侈品的压力，这些压力在别处显而易见。消费不再必然会影响国家兴亡，也不会耗尽有限的资源。不断提高的收入意味着，荷兰人能够进行更多的消费，而且仍然能够进行投资。这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904/1905年）——在这本书中，加尔文派的勤俭节约被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摇篮——中更简单的著名道德寓言不相符合。对荷兰人来说，只要市民不忘记自己作为公民的身份，奢侈享乐的诱惑就可以得到控制。因此，在无节制与节俭之间，是有可能走出一条中间道路的。这一认可扩展到了日常生活中更细小的乐事上，不仅扩展至饮用啤酒（只要是在那些拥有营业执照的酒吧），还扩展至一系列因异国食物、烟草等药品、加了甜味剂的食品和饮品而生出的新习惯。早在1620年，人们就通过吸食烟草来获得愉悦。只要吸食适度，且使用哈勒姆和格罗宁根这两个城市生产的陶土烟斗吸食，这就是可以接受的。一些激进的加尔文派教徒从中嗅出了自我放纵和昏沉慵懒的气息，但是当局无意在阿姆斯特丹禁止这类作物，在那里，这类作物被烘干，进而切割。事实上，在那些试图培育出本土品种的主要种植者中，就包括一名加尔文派的执事。96这是一种正在崛起的大众文化的征兆，这种文化传播了之前具有排他性的新奇事物，并将它们整合到日常生活之中。一种新的道德指南针开始引领消费世界。

在北海彼岸的英国，这一时期商品的数量和种类同样呈指数级增长。18世纪，它们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规模更大的消费的首轮影响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晚期。在英国，由于黑死病（1348—1349年）夺去了超过33%的劳动人口，1500年的实际工资是1300年的3倍之多。更高的工资和更廉价的食品创造出了对更多样化和更高品质商品的需求。英国劳动者没有选择用从祖辈起便在食用的面包和奶酪来勉强应付生活，到14世纪晚期，他们已经开始享用肉类和麦芽酒。农民开始穿牛皮制作的鞋子，而不是更加便宜的羊皮鞋子。15、16世纪，标志着这种生活水平进步的大多数较高品质的商品都是外国进口商品，比如来自意大利的丝织品和天鹅绒，来自莱茵兰的瓷器。引人注目的是，啤酒自荷兰被引入，英国本土的麦芽酒往往不到一周就变质，而荷兰啤酒的啤酒花让啤酒的储存时间比麦芽酒长，因此酒馆得到了扩增。9716世纪，国内市场成为英国制造的产品的主要支柱。仿制品也开始出口，这一般是在移居英国的熟练工人的帮助下实现的。伦敦成为玻璃和丝织品的一个生产中心。最大的贸易来自新型帐幔纺织业，这种帐幔是一种质地更轻、品种精良的呢绒，由低地国家的手艺人引入英国。

向质地更轻的纺织品的转变、丝毛混纺面料，以及时尚领域的变动，都动摇了旧有的服饰社会等级秩序，这有可能造成混乱局面。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开始抱怨，仆人们穿着优质布料裁剪的大衣和用佛兰德染料上色的紧身裤招摇过市。在《英格兰概览》（Description of England，1577—1587年）中，威廉•哈里森以充满怀旧意味的口吻表达了对一个过往时代的向往之情，那时，一个英国人会在国外因其穿着而被认出，会在国内满足地穿着简朴的毛料服饰。但是，哈里森承认，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就是我们的易变性了。今天，西班牙装束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明天，法国的小摆件儿被看作最精美、最让人开心的东西……不久之后，土耳其式礼节广受欢迎……而法式短马裤穿上身非常漂亮，以至于除了穿着紧身上衣的小狗，你再也不会看到任何像我的英国同胞那样喜爱装扮的人了。

更有甚者，“女人打扮成男人，男人则打扮成怪物”。哈里森的同胞被时尚和不断出现的变化深深吸引，于是哈里森向上帝祈祷，“在这一方面，希望我们的罪孽不要像所多玛和蛾摩拉一样深重”。98

17世纪早期，在斯图亚特王朝治下，精英阶层重拾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精英一度中断的事务，他们开始收集艺术品、书籍和古物，并把它们一起保存在交易中心，比如保存在1609年詹姆士一世在伦敦创办的新交易所。99平凡的变化不太宏伟但意义重大，它们渗透到了整个社会，造就了大众消费的要素。廉价的新产品出现了。针织机使长筒袜的批量生产成为可能，而且长筒袜的种类和样式越来越丰富。格雷戈里•金在1688年估计，一年有1000万双袜子被销售出去，或者说平均每人购买2双。100陶土烟斗、别针、柔肤皂、黄铜和铁顶针都出现了。这些商品是在小作坊里生产出来的，反映了“大众消费一定要有工厂式批量生产”的想法是错误的。在家里，由于燃料从木材变成了煤，人们开始使用深平底锅、壶，这些器皿可以直接放在炉灶上，而不再需要挂在火上。陶器也流行开来，并且用途越来越多。当丹尼尔•笛福在1727年走进一个住在德比郡的穷铅矿工人及其家人的“大洞穴”时，他惊讶地发现那里有“一些放有陶器以及一些白镴和黄铜器皿的架子”。101

并非一切事物都是新的。在斯图亚特时期的英国，上层贵族仍然食用大量牛肉，进行鹰猎活动，就像在中世纪时一样。对他们来说，到伦敦的购物之旅是与家庭生产和礼物馈赠——通过一个由寻求工作和援助的仆人、家庭教师和乳母组成的广泛资助网络——共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消费既是市场上买卖活动的一部分，也是劳动交换的一部分。然而，即使在那些产品本质上并不新颖的领域，产品的品种通常也是越来越多的。比如，17世纪上半叶，诺福克郡的艾丽丝•莱斯特兰奇夫人买了62匹不同种类的布料，其中包括来自荷兰的亚麻细布、西班牙布料、亚麻锦缎、长毛绒（一种昂贵的丝绒）、缎子、羽纱（一种轻柔的安哥拉羊毛织品）、素毛绒面呢和“上好的鲜红布”（一种极其昂贵的羊毛织品）。1623年，莱斯特兰奇家先买了一匹印度白棉布，这是为艾丽丝的一件长外衣做饰边用的。他们的床上挂着产自英国的新式帐幔，比如所谓的“快乐男孩”（jollyboys，由精纺毛料编织的纺织品），还铺着黑天鹅绒、金色和深红色锦缎、鲜红布，还用印度的条纹印花棉布做装饰。这个家族属于英国上层的500豪门贵胄之一（哈蒙先生是一位爵士），每年开支超出2000英镑。然而，不管多么有权势，莱斯特兰奇一家并非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在旧的奢侈品与现代的新奇事物之间并不存在鲜明的对立，而有时有些人认为这一对立将贵族同商人和店主区分开来，但至少在英国，情况并不是这样。像莱斯特兰奇这样的贵族家庭也使用白镴餐碟吃饭，也会被一些在商业社会中流行的新爱好和产品吸引，比如更加轻盈的新式帐幔和印度棉布。102

1700年之后，新产品的传播速度进一步加快。财产清册大致反映了这一集聚趋势。在1675年的伦敦，没有一个家庭拥有喝茶和咖啡的瓷器或用具。到了1725年，35%的家庭拥有喝茶和咖啡的瓷器，60%的家庭拥有喝茶和咖啡的用具。从前，10%的家庭拥有一只时钟、几幅画作和一些陶器。到了后来，半数家庭拥有这些物品。103在都铎时期，窗帘、棉布和镜子这些物品通常只能在地方精英阶层的家中看到。托马斯•哈里森是南安普敦地区的一个腰带手艺人和庄园管家，在他于1554年去世时，他拥有几面“画帘”悬在自己房间的窗户上。他的客厅里有一张床，上面挂有黄色的帷幔，这是一种品质优良、类似哔叽的布料。104到了18世纪20年代，在新的房间布局推动下，这些摆设是常见的景象。客厅中不再安放床，此时客厅已经开始拥有它的现代功能，即已经转为一个专供社交和娱乐的场所。

这一新的物质文化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在英国所有地区发展起来。在某些方面，这一进程相当不平衡，结果出现了两种国民。1700年，伦敦、巴斯和利物浦的民众喜欢在拉帘后面饮茶，但是迟至1750年，这种新鲜风尚在康沃尔仍很罕见。尽管如此，新商品还是传播到了城市之外的地方。它们不仅出现在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约克郡和英国殖民地弗吉尼亚，还出现在邻近伦敦的肯特郡乡村地区。从凳子到椅子、从箱子到抽屉和衣柜的转变，既是一个关于大都市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京都大邑以外地区与殖民地的故事。然而，舒适生活很难一下子全部到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涉及权衡取舍。在英国，那些喝着茶、挂着窗帘、躺在羽绒床上休息的工人，通常也在忍受着营养不良和湿气。18世纪90年代，在美国，旅客们注意到，他们的弗吉尼亚女房东坐在精美的家具旁边，穿着优雅的服饰，却用破旧的玻璃杯供应饮品，同时，风呼啸着从破裂的窗户吹进来。10518世纪的人们更看重显眼而直接的消费形式——服饰、家具和茶具，而不是隐蔽的管道、浴缸和公用设施。

在展现整个社会的物品所有权方面，财产清册必然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扭曲的画面，因为它们大都集中产生在贵族、商人和需要专门技能的行业人士身上。人们首先要拥有物品，才能建立自己的财产清册。幸运的是，一些教区愿意记录穷人的财产，这是某种交易的一部分。按照这种交易，一个负债累累、要沦入济贫院的人在死前一直保留自己的财物，而死后他们会将这些财物留给教区。在18世纪的埃塞克斯郡，贫民拥有时钟（20%）和镜子（27%）的比例比手艺人和商人（71%和62%）少，这种现象一点也不让人吃惊。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半数贫民都拥有跟茶相关的物品、羽绒被褥和烛台，这个比例与商人的持平。尽管某些贫民一无所有，但是对所有人来说，贫困不再阻拦他们进入商品世界的大门。

1810年，运气稍好的劳工约翰•泰德格与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住在一个有起居室和两个卧室的公寓里。这两个卧室各有一张铺有羽绒被褥的四柱床。他在起居室里摆放着茶杯、镜子和瓷器，这些物品共计67件，还有一套16只装的代尔夫特餐碟。再加上一只红木茶叶箱、一张配有多把椅子的橡木长桌，这些物品是一种新的文雅和社交文化的基本必需品。106泰德格的财物或许让普通劳工的财物相形见绌，但是这些财物的确反映出，商品和舒适的生活条件在进入中等和上层阶级家庭的同时，也开始进入普通英国人的家庭。那些不直接占有这类物品的人，通常会作为仆人或房客而接触到它们。到18世纪晚期，茶壶、窗帘、羽绒床上用品和镜子在伦敦的出租公寓里已经十分普遍。107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访客通常对伦敦贫民讲究的穿着印象深刻，德意志作家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在1782年注意到，“甚至连乞丐都拥有衬衫或鞋袜”。这一点与柏林、巴黎（甚至都柏林和格拉斯哥）那些连一双鞋子都没有的贫民构成了鲜明对比。108

新的服饰和一种自我塑造的文化对英帝国的经济产生了涟漪效应，而且这种效应一直扩展到那些沦为奴隶的人身上。与母国不同，美洲殖民地继续沿用禁奢令。1735年南卡罗来纳的《黑人法令》就禁止黑人穿着主人丢弃的衣物，并且限定他们只能穿用威尔士平纹白布和其他廉价的布料制作的衣物。这类法律在实践中越来越难执行，这部分是因为主人们会利用服饰来购买仆人的忠诚，部分是因为奴隶们宣称自己享有作为消费者的权利，他们可以用自己通过养鸡、种棉花这些额外工作辛苦挣来的微薄钱财去购买丝带、镜子等物品。1777年，马里兰的查尔斯•韦克菲尔德悬赏80银圆，追捕自己的家奴迪克和露西。一则告示描述了他们逃跑时的全部行头。迪克不仅携带有“一条土褐色的俄式工装裤”，还有“一件带有深红色天鹅绒披肩的绿色布外套，一件带有蓝色袖口和披肩的红色长毛绒大衣，一件深蓝羽纱外套，且外套袖子、胸口下方和衣领处饰有金线花边……一双便鞋和搭配的扣子”。除了几条裙子，露西还携带有两件棉袍，其中“一件是紫白两色的，另一件是红白两色的”，一件“外套，一顶黑丝软帽，各种各样的手帕和褶边……一双高跟鞋，一副小山羊皮手套和丝织连指手套，以及一块蓝色薄绸头巾，头巾缀着薄纱、缝有白丝带”。109这样的服饰与50年前的奴隶们的穿着迥然不同。

最出众的时尚新奇事物是棉布，通过观察在接下来几页中讲述的棉布崛起历程，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领略一种新兴消费文化的特征：它的美学吸引力和多样性；它的廉价和实用性；更加频繁的变化，以及与配饰相结合引发的结果；还有市场活动，以及一种将各大洲消费者和生产者整合起来的时尚体系的产生。

16世纪，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殖民活动、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已然引起了丝织品和羊毛织物的跨洋交易。西班牙从美洲运回白银，并把来自卡斯提尔的布料运往美洲。1579年后，每年从菲律宾航行到阿卡普尔科的马尼拉大帆船都会把生丝和经过染色、刺绣的布料运往新世界；西班牙人也在墨西哥种植桑树，好在那里养蚕。在秘鲁，本地织工同来自旧世界的熟练工移民一道，把羊毛、蚕丝制成绣有中国花卉图案的挂毯和带有绿凤凰图案的红蓝斗篷。一些新的混合品种出现了，传统服饰——比如安第斯人的一种长方形披肩（lliclla）和一种裹裙（anacu）——与中国丝绸、卡斯提尔锦缎结合了起来。玛利亚•德•阿莫雷斯是一名生活在基多的富有妇人，她有着印加和厄瓜多尔血统，曾经两次嫁给西班牙人，1596年，她的衣橱里有一件由卡斯提尔绿锦缎和金饰边制作而成的中国式披肩和一件由卡斯提尔绿绸缎和金饰边制作而成的裹裙。她还拥有一件“大号中国瓷器”。110

然而，棉布是第一种真正全球性的大众消费品。印度染色棉布在11世纪就已被运往东非，还被运往亚洲内陆。到了17世纪后半叶，它们已经被销往欧洲各地和奥斯曼帝国，但是在英国，它们第一次进入中等消费群体，然后扩散至大众当中。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25万匹棉布运往英国本土。20年后，运载量已经超过100万匹。在伦敦不受欢迎的设计在帝国境内找到了现成的买家，它们在各地流通，在毗邻北极圈的加拿大商站也有它们的身影。印花棉布，即在印度手工印制的棉布，使人们的服装变得丰富多彩。在这一时期的英国，一些亚麻制品仿照意大利锦缎，采用木模版印花工艺，但它们无法与更加复杂精美的印度布匹相媲美。与亚麻布相比，印度棉布的着色性强得多；不同于在欧洲染色的纺织品，在洗涤之后，印度棉布仍然能够不失光泽。印花棉布让人们能够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买到时尚的服饰和生动的设计，而那些用织布机织出图案的欧洲羊毛制品则昂贵得多。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83年提到，作为“荷兰淑女的商品”，多彩的印花棉布在英国开始被中等阶级群体接受，包括批发商、贸易商、律师、制造商、教士、官员和农场主的妻女们，这些人处于土地贵族和劳苦大众之间的社会中间阶层。111

印度棉布威胁着所到之处的羊毛、亚麻布和丝织业，这导致了一项几乎覆盖整个欧洲的印花棉布禁令（法国：1689年；西班牙：1713年；英国：1700年、1721年；俄国：1744年）；只有荷兰没有相关禁令。1719—1720年，在伦敦斯皮塔弗德地区，暴动的丝绸织工们撕掉了妇女的印花棉布衣物。但是禁令没能抑制得住“印花棉布狂热”，结果恰恰相反。制造商通过棉和亚麻混纺来规避这一禁令。东印度公司将船只停泊在伦敦港口，纺织工人登上船只，在船上将印花棉布制成衬衫和手帕，随后在陆地上非法销售这些制成品。军官和水兵会设法把印花棉布混进自己的私人物品中，然后将其偷偷带入国内；此外，英国外交官和外国大使其实也经常将丝绸偷带入英国。而棉布只是这个更广泛的走私网络的一部分，其他走私物品包括烈酒、茶叶、烟草和其他征税物品。1783年，议会中审查非法行为的委员会提到：在入境时，印花棉布和亚麻布通常被藏进其他物品里，要么与那些已经征过税、贴上标签的物品混杂在一起，要么贴着伪造的标签。与之类似，在法国，来自亚洲的纺织品会在洛里昂卸下，然后赶在清查之前销售一空。走私团伙之所以喜欢棉布，是因为禁令导致棉布在黑市上利润异常丰厚。1780年，仅在伦敦港一处，就有4099匹印花棉布和平纹细布被查获，这足以说明那些未被查获的走私物品的数量是多么巨大。1783年，下议院估计，有几百艘海运船只（其载重量从30吨到300吨不等）载着“配有棍棒和重鞭的船员，他们通常因饮酒而脾气火爆，并且会聚集在一起，迫使税务官员对检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望风者一发出信号，这些船只就立刻将货物装上运货马车，然后带着伪造的许可证，把它们运往伦敦和地方市镇。112

关于棉布的禁令或许显得有点保守，但是它也说明了禁奢令的精神已经被远远抛开了。当局不再关心普通家庭妇女是否穿戴着贵族妇女常穿的色彩或衣料。问题的关键在于产品是在哪里生产的，而非购买者是谁。这个禁令是个教科书般的案例，反映了一个新生产业是如何在庇护之下成长起来的。禁令的主要目标在于扶助这些欧洲国家本身的亚麻业和丝织业，但是没过多久，这个禁令就帮助英国建立起了强大的棉布业。英国生产商利用这种防止外国竞争的保护政策，开发新的织物，或仿制或创新，直至18世纪晚期，超过了印度古吉拉特地区和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竞争对手。113禁令刚开始只针对在印度印染的棉布（1701年），后来便扩展到在英国本土印染的棉布（1722年）。但是，它并没有针对棉混纺布。到了18世纪30年代，曼彻斯特的大多数亚麻制品都与棉混纺，制成了棉亚麻混纺粗布。不褪色的铜凹版印花工艺——由弗朗西斯•尼克松于1752年最先在爱尔兰改良——和1783年出现的滚筒印花机，最终使英国棉纺师傅纺出了胜过印度的手工印花棉布的织物。1774年，英国废止了关于印花棉布的禁令。25年后，英国消费了大约2900万码国产的棉布。

我们只是在单纯地谈论棉布本身。而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它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新颖性，还在于品种的多样性。用于交易的棉布的品种有200种之多，而且棉布用途之广泛前所未有。这使购买者面临一种全新的选择负担。消费者如何辨明这些花样繁多的纺织品及其用途、质量和价格呢？消费者指南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正在发生的变革。《开放的商人货仓》（The Merchant’s Ware-House Laid Open，伦敦，1696年出版，刚好在进口禁令实施之前）提供了一份从A到Z的概览，它列举了针对“各个人群”的印度棉布和欧洲纺织品，从“一种荷兰亚麻织品”（Alcomore-holland）开始，结束于“一种法国纺织品”（Vehemounty）。种类越多，人们就越容易受骗。根据外观来判断产品的质量是困难的。一些布料在商店看上去很好，“但是穿起来就像纸一样”，而一些品种“虽然赏心悦目，但是在第一次洗涤后……成了碎布”。这本书告诉读者如何防止被“非常精明的商人”欺骗。长布——长达40码，用来制作衬衣和宽松长内衣的布料——通常每码15便士。它有两类，一类来自印度，然后在英国染色；另一类在运来之前已经染好色。最好舍弃前者，选择后者，因为“不同于前者，后者在洗涤时从不会掉色”。顾客在商店里应该如何辨别二者？答案是：“你可以根据颜色来识别在英国染色的和在印度染色的布料，因为印度染料比英国染料上色均匀，而英国染料里有褐色和黑色色点。”在作者看来，一种细薄棉布或平纹织物（Mulmuls）的质量较差，因为它“非常细薄……很容易磨损，不仅穿起来十分不雅观，而且在洗涤两到三次后就会严重发黄”。这种布料在小贩手里通常卖得很贵，“但是穿上身完全就会觉得上当受骗”。在众多印花棉布中，学会辨认两个品种十分重要。其中一类是精美的棉布，印有鸟兽图案，“即使穿到破，它们也不会掉色”；另一类是“印花棉麻布”（serunge），质地有些“粗糙，然而……印有非常美丽的花卉图案”，同样不会掉色，非常适合用来制作床罩，还适合制作长礼服、衬裙。114

到了18世纪晚期，服饰革命已经全面展开。丝绸仍然是法国最贵重的出口纺织品，英国不仅将丝绸批量运至丹麦和挪威，还有北美洲和牙买加。弗吉尼亚贵妇同样相当喜爱洛可可风格。在英国，由于商人开始推崇丝绸马甲和马裤，丝绸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己的排他性。在市场的另一端，亚麻布仍然价格低廉，并且在以后较长的时间里仍旧被用来制作内衣。但是，就制作外衣而言，棉布逐渐成为主流。与较廉价且单调的亚麻布相比，人们愿意稍微多花一点钱，但是穷人在19世纪才开始转向使用棉布。在法国，到1789年大革命时，工匠、店主和仆人穿的棉布衣物多于羊毛或亚麻衣物；只是在贵族和专业技能人士那里，棉布才是在丝绸之后的第二位布料。这一时期，在纽约和费城，棉布的消费同样超过丝绸。就手表而言，消费的兴起来源于新技术和价格降低的推动，与之不同，棉布是一个教科书般的案例，说明了时尚是怎样决定性地刺激需求的。而且，一旦工匠和仆人也都穿上棉布，那些地位在他们之上的人就开始追求更加优雅、昂贵的棉纱长袜。115

作为一种消费物品，服饰具有独一无二的敏感性。没有任何事物能像它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此常见，经常接触。我们可以触摸它，看见它，感知它。穿什么样的衣服，影响着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因此，“我们”与“物”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一位当代哲学家甚至慨然声称，服饰是一种“半生命体”（half-life），因为它们随着我们的身体移动，“我们穿着我们的衣物，仿佛它们是活着的。是你的裤子在行走”。116

但是很显然，衣服的生命力取决于质料和剪裁。纺织品在18世纪发生的转变对人们的自我体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棉布是一种新型舒适文化的物质表现。相比于亚麻和羊毛制品，棉布更加轻盈，给皮肤带来的感受更加柔滑，它巩固了在17世纪已经出现的对较宽松服饰的追求。它的印染工艺让颜色和时尚变得大众化。1700年，欧洲国家的首都几乎是一片黑色和白色的海洋，其间还夹杂有深浅不一的褐色和灰色。一个世纪之后，衣服的颜色更多了，如同彩虹，有红色和蓝色，有黄色和绿色；在贵族及其仆人当中，在工人当中，这都是常见的景象。在棉布之前，时髦服饰被少数人垄断，这不仅是因为禁奢令的存在，也是因为它们价格昂贵、保养成本巨大，丝绸尤其如此。当画家洛伦佐•洛托于16世纪40年代在威尼斯购买一批新衣服时，他花费了一大笔钱财；单是羊毛斗篷和束腰外衣就花了他3个月的薪资。117印花棉布虽然比普通的精纺羊毛制品贵，但是比丝绸和饰有图案的羊毛制品便宜。18世纪70年代，一件新的棉布长外衣价值8先令，一件二手的价值3先令（每英镑合20先令），而当时一个工匠一年可以挣得20到40英镑。成衣市场迅速兴起。鲜艳、时髦且带有图案或花卉饰样的衣服给了工人和穷人一种新的身份意识。那些遭到偷窃的人认真地记录着自己最喜爱的衣服上的精美细节。一个贫困的英国妇女描述过“一件紫白两色的棉长袍，上面缀有繁复生长的枝叶花纹，它只洗过一次，胸襟处系有红色带子，圆形平边袖口，底部系有一圈宽带子”。118

衣服价格的相对低廉和品种的不断增加产生了矛盾的效应。更加轻盈的纺织品意味着，为了保暖，人们必须多穿几层衣物，因为欧洲不同于印度。而这为包括丝带、帽子和围巾在内的时髦搭配、饰物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开始有贫困的工人和农民使用带图案的围巾。购买和换新的车轮加速运转。当一件外套或长外衣的价格下降时，衣物花费占实际收入的比例却进一步加大了，因为人们的衣物变得越来越丰富，更换的速度也越来越快。1700年，法国仆人在衣服上的支出只占其收入的10%。到了1780年，这一比重达到了约3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衣服换新最频繁的很可能是城市里的穷人，因为没有肥皂，不经常洗熨和修补，他们的衣服坏得最快。119

品牌和商标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埃及和两河文明，在那里，宫廷和官僚通过它们来区分商品的质量和产地，以增加产品的价值。12018世纪，商人和制造商将品牌、产品差异和促销提升到新的高度。1754年，罗伯特•特林顿首次销售装在表面刻有名字和王室专利的梨状玻璃瓶中的“生命香脂”（Balsam of Life），它能够用来治疗肾结石、急腹痛和“其他任何疾病”。陶器生产商乔赛亚•韦奇伍德和他的合伙人托马斯•本特利是市场销售的行家里手。尼尔•麦肯德里克为我们描绘了他们创造性的推销才能。他们使用：

惯性推销活动、产品差异化、市场分割、详细的市场调查、萌芽期自助服务计划、若不满意即退款规定、免费送货、赠品促销、拍卖、抽奖、商品目录……预付信贷、三层折扣方案（包括首批订购者享有大幅折扣）、几乎所有广告形式、商业名片、商店招牌、信笺抬头、付款单抬头、报纸和杂志广告、时尚插图和时尚杂志、征求评论、有组织的宣传活动，甚至虚假攻击，以此创造反击宣传的机会。121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将较早的社会视为静态停滞的观点是错误的，就更广阔意义上的消费和时髦商品来说，这一点同样适用。早在14世纪，勃艮第宫廷就是一个欧洲时尚中心。历代勃艮第公爵均以服饰奢华闻名。“大胆者”腓力（1342—1404年）有一件深红色的紧身上衣，上面以珍珠装饰成40只羔羊和天鹅的形状，它们的脖子和嘴喙上都挂着金铃。勃艮第贵妇引入了一种高高的尖帽。通过访问外国宫廷，勃艮第公爵成了欧洲贵族中的时尚潮流引领者。正是在这时，女性衣裙的下摆变得越来越短，男性用长度刚好到腰下的定制紧身上衣和短上衣代替了长而宽松的束腰外衣。15世纪，袖子的流行款式从宽大的漏斗状转变为袖口扎紧的“风笛”状。122明代中国有时尚追求，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16世纪的人们抱怨裙子和褶子的长度、宽度都变化得太快了。在东方经商的欧洲商人知道，许多亚洲人是有辨识力的顾客。161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指出，当地人对他们的地毯或束腰裙子的“质地异常挑剔”，而且乐意为好的样式花大价钱。农民可能将就穿着粗糙的棉布衣服，但是富裕一些的顾客希望他们的衣服更加花俏，并且镶边、掺杂金线。订货簿反映了对当地品位的具体关注。例如在1623年，巴达维亚（后来的荷属东印度的首府）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主管们要求科罗曼德尔地区的生产商制作带有“鲜艳的红边和颜色生动活泼的小花图案”的织毯。123

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欧洲的一个新现象是，时尚被制度化成了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拥有自己的空间、日程和媒介。这既是一项地方性也是一项全球性的成就。巴黎起带头作用，但是它需要印度纺织工人跟上。在联结潮流创造者与生产商和消费者方面，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7世纪7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挑出一些巴黎时装的货样，将它们经叙利亚运至印度，让当地纺织工人仿制。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这一环路是封闭的，因为来自印度的新设计和货样在进入欧洲市场之前先在巴黎沙龙上测试过了自己的吸引力。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主管们在1681年解释道：“有一个非常常规的情况：对于所有饰有花卉图案的丝织品，你尽可以年年更改时装样式和花卉图案，因为相比于质量更好的上一年同款时装，英国女士，据说还有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会为一件在欧洲没有见过的新物品花费两倍的价钱。”124

那些没有机会直接接触沙龙或宫廷的人可以从新出版的时装杂志上获取建议。1672年，法国《墨丘利》（Mercure）杂志开始提供时尚方面的建议。在18世纪，妇女年鉴开始成倍增加，其中包括最新设计的图版和去哪里购物的指导意见。在1777年1月这一期中，《时尚杂志》（Magazine à la Mode）列举了绅士在客厅的穿着，而这正是当月早些时候王后的生日宴会上出现过的款式：“马甲的内衬是毛皮……多少年来，外套的样式一直没有变化，除了腰身部分变得更短——下摆当然更长……袖口小而紧，袖口上侧有3枚纽扣。”对女士来说，“最流行的晨服是一种便服，它由短上衣和衬裙组成：上衣的底部通常是皱褶的，大约0.25码厚，用半透明、编织松散的薄纱或者同等质地的丝绸制成。但是皮毛在这个月里比其他装饰更加流行”。帽子是法国式的。为了赶时髦，“在头顶”要有“大幅垂饰，但是垂饰不能落在后面……这是本月最新出现的变化”。具有时尚意识的女性被指导着去伦敦考文特花园的科鲁特先生那里找最新的服饰款式，去拉思伯恩街的泰勒夫人那里找最新的帽子款式。125读者有两种黑白图版可以查阅。大概正是在这个时候，彩色时装图样和时尚娃娃出现了。刚开始，这种时尚娃娃由木头做成，到了18世纪90年代，它们逐渐演变为一种适合大众消费的产品：一种用硬纸板剪成、扁平包装的小人，它们8英寸高，以3先令的价格售卖。以此为起点，一种新的儿童玩具将很快出现，这种玩具配有6件服装和其他可以替换的配件。时尚已经跨越了代际界限。126

就这样，17、18世纪，一种新的消费机制在欧洲西北部逐渐形成，产量、品种数目、创新性是其特点。文艺复兴时期的循环流动并未消失，而是转为一个不断注入创新活力的动力系统。二手衣服、当铺、拍卖和馈赠将棉布长外衣和茶壶带到每一个人手里。不同于晚明中国，是新奇事物，而不是古物在推动着发展。英国历史学家对这一转变的具体时间争论不休。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而不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这一转变发生在英国和荷兰，而不是在中国和意大利？

对此，主要有三种互相抵触的答案：生活水平（英国人拥有更高的实际工资）；效仿（他们效仿更高阶层）；“勤勉革命”（为了购买更多的物品，人们更努力地工作）。让我们依次讨论这些答案。

认可中国在早期现代的商业活力，就让人们对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是否真的更高这个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按照汉学家彭慕兰的看法，1800年，在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下游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与这一时期的英国和荷兰相提并论。他提出，“大分流”发生于19世纪，而且并不是产生于欧洲的现代性天赋，而是——以英国为例——产生于地理方面的幸运和为第一个工业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煤炭、奴隶和廉价食物的帝国主义力量。127

最新的数据证实，英国人的工资在1740—1800年确实下降了，但是它们也强调，相较于黑死病之后英国人在4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独享的高工资，这是一个相对小幅度的下降。高工资在帝国主义扩张之前出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较小的人口规模和廉价能源的产物。而较小的人口规模和廉价能源鼓励了创新和生产力，推动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发明，比如托马斯•纽科门的蒸汽机（1710年），但也有较小的查缺补漏型和修改调整型发明，比如詹姆斯•瓦特于18世纪60年代在分离式冷凝器方面的改进，这项改进令纽科门的蒸汽机效率更高。早在17世纪，分流就已经在进行之中，它让东方和西方分离，也分割了欧洲。德里和北京的劳工仅仅达到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同佛罗伦萨和维也纳的劳工的生活水平接近。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劳工情况再一次不同了，他们享有更加多样化、更加高质量的饮食，包括肉类、酒和小麦（而不是普通的燕麦）。工业革命期间，与上层社会相比，英国工人变得越来越穷，但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优于亚洲或欧洲南部的工人。128

对这些数据的一个机智回应是，在比较这些社会时，工资并非一个很好的准绳。欧洲拥有一支庞大且人数不断增长的工薪大军，而在中国，无产阶级只是贫困的少数群体（他们未婚，处于社会边缘），然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佃农似乎过得很好。同样，在印度，织工除了领取工资，还会领到餐食、住房和其他福利，这就导致直接的比较是不可靠的。129李伯重汇集的数据显示，19世纪20年代，上海附近松江地区的人生活得十分体面。农民每天获取2780千卡能量，直到2000年中国才再次达到这一数字，而且这个数字略高于今天的健康专家建议的水平。他们喝的茶叶量是英国人的两倍，食用的糖是英国人的一半，此外，他们还会吸少量烟草和鸦片。130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公众负担得起的商品种类纳入考虑范围，那么英国的领先地位更加突出，因为英国公众负担得起的商品种类远远超出了面包、奶酪、亚麻布和蜡烛，而这几种商品是对这一时期的生活水平进行统计学比较时通常会采用的一般标准。把生产棉布作为副业的中国佃农成功地把日子过得超过温饱水平。然而这种劳动力或许让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同时兼做多种工作限制了专门化和革新的机会。在一个有着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世界里，这会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生活水平之争主要是围绕工人，但是我们同样关注在他们之上的阶层。英国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它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包括人数众多的商人、专业技能人士、公务员和实业家。18世纪50年代，40%的家庭每年收入40英镑或更多，这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需收入的两倍。这个群体能够把钱花在获得舒适生活和便利条件上。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会成为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尽管如此，与欧洲南部以及中国、印度相比，它的中产阶级人数是十分庞大的。131而且，这个阶级变得越来越自信，它的成员充分利用了这个不断增长的商品世界，以争取获得自己想要的社会地位。这个庞大的群体没有模仿传统精英阶层，而是利用新的商品和爱好来打造新的特质，并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更加私人化的舒适文化。

在消费社会诞生于英国这个最初的论题中，效仿是需求的根源：需求的促成因素，用麦肯德里克的话来说，是“渴望像公爵夫人一样穿着打扮的磨坊女工”。132当时的人总是嘲笑自大的消费者。这并不怎么让人惊讶。服饰革命无情践踏了一种将服饰与等级联系在一起的继承式体系。衣服不再反映一个人的出身，而是好像突然塑造起了人。有些仆人穿起了超出其身份地位的服饰，这种现象尤其让人忧虑。丹尼尔•笛福在1725年悲叹道：“仅仅根据衣服来区分女仆和女主人是很难的；而且，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女仆的衣服比主人好得多。”这引发了进取型消费的螺旋式上升：“女仆试图胜过女主人，商人的妻子试图胜过绅士的妻子，绅士的妻子模仿贵妇人，贵妇人相互模仿。”133

然而，当时的人的奚落与令人信服的历史情形不同。首先，类似的抱怨可以在此前和此后的许多社会里听到，包括明代中国。其次，模仿并不能算是采用新服饰风格的主要动力。仆人通常别无选择，只能穿主人给他们的衣服。英国手艺人和工人不会为了看起来像公爵或公爵夫人就穿着讲究，而是为了融入与自己同一地位的人，为了展示他们的成熟和独立性，或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而穿着讲究。134更广泛而言，新奇事物的传播证明了纯粹的涓滴理论在这里行不通。比如，上流社会的妇女在17世纪90年代才开始在长外衣外层表面采用印花布，而此时人们早已掀起对印花布的热潮。中产阶级没有模仿贵族，他们本身通常是潮流的引领者。

同样地，“勤勉革命”是一种从当时的人的眼光出发的历史解释。18世纪初，丹尼尔•笛福描述纺织工业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转动的轮子”。丈夫、妻子和孩子，每个人都很忙。他们的工资加在一起，是“非常充裕的”。到1770年，启蒙思想家詹姆斯•斯图尔特总结道，如果说之前人们是被迫去工作，“那么现在人们被迫工作，则是由于他们是自己的欲求的奴隶”。经济史学家扬•德•弗里斯认为，这正是在早期现代的荷兰和英国发生的事情。借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盖瑞•贝克的工作，德•弗里斯把家庭描述为一个在如何有效分配家庭时间这一问题上能够做出理性判断的经济单元。家庭不再只是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还开始出卖自己的劳动，从而购买更多的商品。对茶叶、糖和其他许多新商品的喜好，让所有家庭成员都加入了工薪阶层。而且，这让他们工作的时间更长，工作更努力。工业革命被一场需求革命领先了。135

初看时，这个理论颇为吸引人。它不是把需求当成对供给的反应，而是将需求看作供给的决定因素。这个理论完美地解释了当英国人的工资在18世纪下半叶下降时，英国的消费是怎么能够增加的。然而总的来说，这一理论还是遭遇了一系列棘手的困难。首先，它始于这一叙事的中间部分，将原因和结果混在了一起。人们确实在购买更多的商品，但这可能并不是驱使他们更努力工作的最初动机。情况很可能正好相反。由于时世愈来愈艰难，清教徒在17世纪初开始鼓吹“勤勉”。136人们不再沉迷享乐，为了生存，他们开始工作更长的时间，出卖更多的劳动。英国内战（1642—1651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而当生活条件改善时，劳工倾向于花钱购买更好的家具，而不是茶叶、糖或其他新奇商品。换句话说，他们的爱好基本没有变化。“勤勉”也只是一个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规范性理想，并不是直接的现实。而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会将这一理想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对大多数工人来说，从休闲到工资劳动的转变很可能只是因为迫不得已，而不是出于个人选择。他们被逐渐上涨的食品价格推动着，而不是物质需求。工作时间在18世纪下半叶继续延长（增加了33% 137），但这又是这几十年里通货膨胀和劳动力市场形势日益严峻的结果。

在18世纪90年代撰写的调查著作《穷人的状况》（The State of the Poor）中，弗雷德里克•伊登列举了一个坎伯兰典型矿工及其家人每年的开支情况。这个矿工每年挣26英镑。他的妻子和7个孩子可以挣18英镑。138在总共44英镑的收入中，其中有3英镑10先令花费在茶叶和糖上面。他们“偶尔从事洗矿工作”，是为了购买茶叶和糖，还是为了支付房租（3英镑）以及矿工妻子多次怀孕、分娩的费用（这些年加起来总计20英镑）？很显然，他们购买茶叶、糖和蜡烛并不是出于对新奇物品的追求，也不是为了给他人留下好印象，而是因为这些物品可以让他们一直纺纱到深夜，在劳动时保持暖和和清醒。

更多的需求与努力工作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在英国，对消费品的最初需求来自中产阶级，但这并未使他们更加勤勉：中产阶级的妻子没有出门工作。在17世纪的弗里斯兰，荷兰农民确实已经开始专业分工，他们通过出售更多自己生产的商品来交换其他新奇物品，而非亲自生产这些物品。与之相比，加泰罗尼亚在18世纪开始工业化，但副业在这里仍然十分普遍，新的消费品由于稀缺而引人注目。与此同时，在繁荣的肯特，许多家庭购买餐具和窗帘，但是他们自己也做更多的烘焙和酿造工作。139那时，发展中的社会并没有走上从新品位到增长和专业分工的单一快车道。欲望和“需求”并不总是待在原地，然后如“勤勉”模式假设的一样，自动迫使人们进入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欲望本身也在变化，就如它的扩张范围（受到习俗和制度的影响）一样。当购买力有利于欧洲西北部时，它仅仅是一个变量，而且就其本身而言，它不足以解释17、18世纪的重大消费变迁。

让欧洲与亚洲不同的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体系，这个体系通过支持创新和创造未来的市场来回应竞争的压力。英国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一方面，英国创造出了大西洋市场；另一方面，在进口禁令的保护下，英国仿制了优质的印度织物。印度纺织工人起初缺乏创新的动力，毕竟他们的产品更好，而到了18世纪晚期，当他们开始感受到来自英国的严酷竞争时，他们又没有强大的国家来应对这种局面。

不过，欧洲内部的差异性至少也是关键性的。使英国和荷兰与欧洲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良好的观念和制度环境，这种环境激励人们，尤其是女性，成为工薪阶层和消费者的一员。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像符腾堡这样的地方之所以徘徊不前，并不是因为那里的女性没有物质需求，也不是因为她们没有勤勉、挣点钱的愿望，而是因为照着这些动机行事，她们就会遭受惩罚。例如，1742年，一个有独立工作的织工的妻子，被当地乡镇法院强制要求停止工作，回到丈夫身边。店主想办法阻止小贩出现在他们的市镇上；如果妻子外出找工作，丈夫就会殴打妻子，而他的行为得到了当局的全力支持。行会禁止劳动力自由流动。丈夫、父亲、教会和行会，所有这些都在施加一种在英国不曾出现过的社会规训。140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跟1455年的伦敦进行比较，在那里，据说抛弃丝织物的妇女“超过了1000人”，包括“许多有教养的妇女”，她们生活“体面”，供养着家庭。141

由于拥有一个早期中央政权，英国免于遭受为数众多的地方势力的干涉，而这些地方势力妨碍着欧洲大陆上的商品流通。英国政府把它的力量转向外部。它与西班牙帝国的比较很具启发性。作为第一个输入可可和烟草的国家，西班牙本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在消费竞争中的领先地位，但事实上，它很快便落后了。西班牙的主要战略是从殖民地掠夺资源，而不是把殖民地发展为一个额外的商品市场。国内方面，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西班牙面对着运输路程过长和交通落后的问题，还陷入了地方势力、货币和税收割裂的困境。卡斯提尔和纳瓦拉有自己的进出口关税，还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许多城镇拥有自己的财政权力。像塞维利亚这样负债累累的城市依靠征收消费税维持下去。142这些障碍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西班牙人充分利用新产品和新爱好的机会。例如，到18世纪中叶，仅有25%的西班牙中等收入家庭拥有盛放热可可的餐具。也有一些改善的标志，尤其是在纺织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加方面。在1750年后的80年间，在西班牙西北部的城市帕伦西亚，普通家庭拥有的衣服从42件增至71件。尽管如此，新的消费品还是如滴流般到来，而不是以涌流般到来。马德里之外，在其他地方城镇，比如桑坦德，餐巾和桌布——它们是生活改善的重要指标——在19世纪早期才开始普遍流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西班牙的许多城市区域，棉布到了19世纪30年代才取代亚麻布。143

在英国，国家和一个更加统一的市场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这是这个国家消费得以推进的重要因素。但是，拥有有利的地理条件与充分发挥其作用是两回事。这仍然未能解释使人们日渐转向一个商品世界的动因。正如我们在棉布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在保护英国纺织业免受印度棉布冲击这个事件中，英国政府向英国纺织业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早已有之——英国政府并没有创造它，只不过是令它转向。为了理解商品是如何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我们现在需要考察赋予商品崭新意义和重要性的文化因素。

注释

1Antonia Finnane, ‘Yangzhou’s “Mondernity”: Fash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Ⅱ, no. 2, 2003: 395-425.我要感谢同Antonia Finnane的讨论。我们还可以从17世纪末日本的店铺、时尚和欲望的增长开始，这些可以在这份当时的材料里捕捉到相关描述：Ihara Saikaku，The Japanese Family Storehouse，or the Millionaires’ Gospel Modernized，trans. G. W. Sargent (Cambridge，1688/1959)。

2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loomington, 1982); 布罗代尔在讨论中国缺乏时尚一事时所用的标题是“当社会停滞时”，见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I, 312。

3Joan Thirsk, 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umer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1978); Chandra Mukerji, From Graven Images: Patterns of Modern Materialism (New York, 1983); John Goldthwaite, ‘The Empire of Things: Consumer Demand in Renaissance Italy’, in: Patronage, Art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eds. Francis Kent and Patricia Simons (Oxford, 1987); Lisa Jardine, Worldly Goods: A New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1997);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1991); Christopher Dyer, An 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2005); Maryanne Kowaleski, ‘The Consumer Economy’, in: Rosemary Horrox and W. M. Ormrod,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1200-1500 (Cambridge, 2006), 238-259.

4Ruth Barnes, Indian Block-printed Textiles in Egypt: The Newberry Collection in the Ashmolean Museum (Oxford, 1997).

517世纪上半叶，由于荷兰和葡萄牙之间的冲突干扰了巴西蔗糖的供应，中国的蔗糖（糖粉和蜜饯）在向欧洲出售的货物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1637年，超过400万磅中国蔗糖被运到欧洲。一旦巴西恢复蔗糖供应，中国蔗糖在17世纪60年代前往阿姆斯特丹的船运就终结了，但它们继续前往波斯和日本。参见Sucheta Mazumdar，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Peasants，Technology，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MA，1998)，83-87。

616世纪每年1.3%，17世纪每年0.7%，18世纪每年1.3%，依据是K. H. O’Rourke & J. G. Williamson，‘After Columbus：Explaining the Global Trade Boom：1500-1800’，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2，2002：417-56。现在可以参照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Ronald Findlay and Kevin H. O’Rourke，Power and Plenty：Trade，War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Second Millenium (Princeton，NJ，2007)，chs. 4-5。

7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2003), 260-263.

8John E. Wills, ‘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 Themes in Peripheral History’, in: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Reig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eds. Jonathan Spence& John Wills (New Haven, CT, 1979), 201-228.

9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1609) [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引自405-408，此处可以查阅http：//www.gutenberg.org/dirs/etext04/8phip10.txt。

10William Atwell, ‘Ming China and the Emerging World Economy’ in: Denis Twitchett & Frederick W. Mote,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8: The Ming Dynasty, 1368-44, Part 2 (Cambridge, 1998), 388-392.

11W. L. Idema, ‘Cannon, Clocks and Clever Monkeys’, in: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ed. Eduard B. Vermeer (Leiden, 1990).

12Jan De Vries and A. M.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 (Cambridge, 1997), 437, table 10.4; F. S. Gaastra & J. R. Bruijn,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J. R. Bruijn and F. S. Gaastra, Ships, Sailors and Spices: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ir Shipping in the 16th,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Amsterdam, 1993), table 7.2, 182.

13De Vries &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 457-458.

14Ralph Davis, English Overseas Trade, 1500-1700 (London, 1973).

15Richard Ligon, A True & Exact History of the Island of Barbados (London, 1657), 我使用了其中的原始拼写，但去掉了许多斜体。

16Phyllis Deane & William Alan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1962), 87; Ralph Davis, ‘English Foreign Trade, 1700-7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XV, 1962: 285-303.

17关于这种“奇迹食物”的重要性，参见Sucheta Mazumdar，‘China and the Global Atlantic：Sugar from the Age of Columbus to Pepsi-Coke and Ethanol’，Food and Foodways 16，no. 2，2008：135-147。

18Richard Goldthwaite, The Economy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Baltimore, MD, 2009); Robert S. DuPlessis, Transitions to Capitalism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1997); Harry A. Miskimin, The Economy of Later Renaissance Europe, 1460-1600 (Cambridge, 1977).

19Patricia Fortini Brown, Private Lives in Renaissance Venice: Art, Architecture and the Family (New Haven, CT, 2004), 149 f.

20参见Marta Ajmar-Wollheim &Flora Dennis，eds.，At Home in Renaissance Italy (London，2006)，特别是Reino Liefkes关于“餐具”，以及Marta Ajmar-Wollheim关于“社交”的章节，254-266，206-221。

21Pietro Belmonte, Institutione della sposa (1587), 转引自Ajmar-Wollheim，‘Sociability’，in Ajmar-Wollheim & Dennis，eds.，At Home in Renaissance Italy，209。

22Jacob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 1860/1958), 364 & 369-370 for below.

23Ajmar-Wollheim & Dennis, eds., At Home in Renaissance Italy; Jardine, Worldly Goods.

24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1939/1994).

25Ajmar-Wollheim & Dennis, eds., At Home in Renaissance Italy.

26Paula Hohti, ‘The Innkeeper’s Goods: The Use and Acquisition of Household Property in Sixteenth-century Siena’, in: Michelle O’Malley and Evelyn Welch, eds., The Material Renaissance (Manchester, 2007), 242-259.

27清单在Isabella Palumbo-Fossati，‘L’interno della casa dell’artigiano，e dell’artista nella Venezia del cinquecento’，Studi Veneziani (new series) 8，1984：126-128。

28Goldthwaite, The Economy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381.

29Brown, Private Lives in Renaissance Venice, 173-182.

30Gasparo Segizzi, 死于1576年；参见Isabella Palumbo-Fossati，‘L’interno della casa dell’artigiano e dell’artista nella Venezia del cinquecento’，Studi Veneziani (new series) 8，1984：109-153，esp. 138-145。

31Goldthwaite, The Economy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384.

32Bruno Blondé, ‘Tableware and Changing Consumer Patterns: Dynamics of Material Culture in Antwerp, 17th-18th Centuries’, in: Majolica and Glass from Italy to Antwerp and Beyond, ed. Johan Veeckman (Antwerp, 2002).

33Jardine, Worldly Goods, 33-34.

34Goldthwaite, ‘The Empire of Things’.

35同时代的观察者指出了这种保守主义，例如人文主义者Benedetto Varchi，转引自Paolo Malanima，Il lusso dei contadini：consumi e industrie nelle campagne toscane del sei e settecento (Bologna，1990)，24。

36Robert C. Davis, Shipbuilders of the Venetian Arsenal (Baltimore, MD, 1991), 100.

37Elizabeth Currie, ‘Textiles and Clothing’, in: Ajmar-Wollheim & Dennis, eds., At Home in Renaissance Italy, 349.

38Evelyn Welch, Shopping in the Renaissance: Consumer Cultures in Italy, 1400-1600 (New Haven, CT, 2005),引自p234。

39Welch, Shopping in the Renaissance, 68-72; Garzoni引自p68相关内容。

40Plato, The Republic, Book II, ‘The Luxurious State’ (372-37CE), trans. R. E. Allen (New Haven, CT, 2006), 55-56.延伸阅读：Christopher Berry，The Idea of Luxury (Cambridge，1994)；William Howard Adams，On Luxury：A Cautionary Tale (Washington，DC. 2012，1st edn)。

41Matthew 6: 19-21 (King James Bible).还可参见The Works of Aurelius Augustine，The City of God (Edinburgh，1871)。

42Patricia Allerston, ‘Consuming Problems: Worldly Goods in Renaissance Venice’ in: O’Malley &Welch, eds., The Material Renaissance, 22.

431564年, 引自O’Malley & Welch，eds.，The Material Renaissance，19。

44Vincent Cronin, The Florentine Renaissance (London, 1972), 288f.

45本段基于Patricia Fortini Brown，‘Behind the Walls：The Material Culture of Venetian Elites’ in：John Martin & Dennis Romano，Venice Reconsidered：Th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an Italian City-state，1297-1797 (Baltimore，MD & London， 2000)，引自p324和p326。

46Paola Pavanini, ‘Abitazioni popolari e borghesi nella Venezia cinquecentesca’, Studi Veneziani (new series) 5, 1981: 63-126, esp. 111-112, 125-126.

47Ulinka Rublack, ‘Matter in the Material Renaissance’, Past & Present 219, 2013: 41-84.

48Kent Roberts Greenfield, 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 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 (Baltimore, MD, 1918), 109.

49Greenfield, 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

50Sheilagh Ogilvie, ‘Consumptio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0, no. 2, 2010: 287-325, 305.

5124 Hen. VIII. C. 13 (1532-3), in: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 III: 1509-45 (London, 1817), eds. T. E. Tomlins and W. E. Taunton, 引自p430。

52Frances Elizabeth Baldwin, Sumptuary Legislation and Personal Regulation in England (Baltimore, MD, 1926), 231f.

53Greenfield, Sumptuary Law, 109, 128-130.

54Madeline Zilfi, ‘Goods in the Mahalle’, in: Consumption Studie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50-1922, ed.D Quataert (New York, 2000).

55Roy Porter, ‘Consumption: Disease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in John Brewer & Roy Porter, eds.,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 New York, 1993), 58-81; Dominik Schrage, Die Verfügbarkeit der Dinge: Eine historische Soziologie des Konsums (Frankfurt am Main, 2009), 43-51; Frank Trentmann, ‘The Modern Genealogy of the Consumer: Meanings,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Synapses’, in: Consuming Cultures, Global Perspectives: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Transnational Exchanges, eds. John Brewer &Frank Trentmann, (Oxford & New York, 2006), 19-69.

56Alan Hunt, Governance of the Consuming Passions: A History of Sumptuary Law (Basingstoke, 1996), 引自p73。

57Andreas Maisch, Notdürftiger Unterhalt und gehörige Schranken: Lebensbedingungen und Lebensstile in württembergischen Dörfern der frühen Neuzeit (Stuttgart, 1992), 366-370.

58Hans Medick, Weben und Ueberleben in Laichingen, 1650-1900: Lokalgeschichte als allgemeine Geschichte (Göttingen, 1996)，特别是pp387-437。

59Daniel Roche, The Culture of Clothing: Dress and Fashion in the ‘Ancien Régime’ (Cambridge, 1994/1989), 56.

60Sheilagh C. Ogilvie, A Bitter Living: Women, Markets and Social Capital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Oxford, 2003); Ogilvie, ‘Consumptio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61Matteo Ricci,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 trans. from the Latin by Louis J. Gallagher (New York, 1583-1610/1953), 25, 550.

62Semedo,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1655; 1st Portugese edn, 1641), 地址为https://archive.org/download/historyofthatgreooseme/historyofthatgreooseme.pdf.

63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CA, 1998), 123, 以及下面内容，更加笼统。

64Semedo,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23.

65Brook, Confusions of Pleasure, 198.还可参见Bozhong Li，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 (Basingstoke，1998)。

66Sarah Dauncey, ‘Sartorial Modesty and Genteel Ideals in the Late Ming’ in: Daria Berg & Chloe Starr, The Quest for Gentility in China: Negotiations beyond Gender and Class (London, 2007), 137.

67Daria Berg, Women and the Literary World in Early Modern China, 1580-1700 (London, 2013).

68Wu Jen-shu, Elegant Taste: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Literati in the Late Ming (Taipei, 2007). Wu Jen-shu, ‘Ming-Qing Advertising Forms and Consumer Culture’，感谢巫仁恕分享这篇论文。

69Brook, Confusions of Pleasure, 6, 220.

70参见Clunas，Superfluous Things，37 f。

71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 Chin P’ing Mei, trans. David Tod Roy (Princeton, NJ, 1618/1993), Vol. I, 126, 133-134.

72Brook, Confusions of Pleasure, 153-154.

73沈榜称，葬礼花费可能高达数千两银子（低级官员每年的俸禄是35两银子）。参见Dauncey ‘Sartorial Modesty’，in：Berg & Starr，The Quest for entility in China，134-154。

74Ping-Ti Ho,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1954: 130-168, 引自p156。

75Werner Sombart, Luxus und Kapitalismus (Munich, 1912), 96-97.

76Yue Meng, Shanghai and the Edges of Empires (Minneapolis, MN, 2006), 143-146. 现在还可参见Antonia Finnane，‘Chinese Domestic Interiors and “Consumer Constraint” in Qing China’，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7，2014：112-144。

77引自Brook，Confusions of Pleasure，144。还可参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NJ，2000)；Roy 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NY，1997)；Hanchao Lu，‘Arrested Development：Cotton and Cotton Markets in Shanghai，1350-1843’，in：Modern China 18，no. 4，1992：468-499。

78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35, 38, 44.

79引自Clunas，Superfluous Things，74。

80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111.

81Kathlyn Maurean Liscomb, ‘Social Status and Art Collecting: The Collections of Shen Zhou and Wang Zhen’, The Art Bulletin 78, no. 1 (1996): 111-135.

82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 Chin P’ing Mei, 223, 本书这一段此注释之前的引文出自pp383-384，采用了原本的Wade-Giles转写体系，括号内附有拼音。

83Dauncey, ‘Sartorial Modesty’, in: Berg & Starr, The Quest for Gentility in China , 140f.

84布迪厄对20世纪60年代巴黎资产阶级的许多分析洞见都同晚明和清代的情况产生了非凡的共鸣。例如，他对“审美倾向”的思考，以及对资产阶级青少年、家庭主妇而言（他们缺乏男性赚钱者的经济资本），“规范游戏和为锻炼而锻炼的学术世界”的持续吸引力。相比之下，他指出，“经济实力首先是一种同经济需求保持一臂距离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它通常凭借毁灭财富、炫耀性消费、挥霍和各种形式的无端奢侈来彰显自身”；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MA，1984/1979)，54f。

85Craig Clunas,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 (London, 2007), 137-151.

86Ho,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特别是pp156-160；为了让拼写同本书中别处在转写时采用的标准拼音体系一致，我改变了名字的拼写，没有采用何炳棣文中旧式的韦氏拼音体系：他的拼写是Ma Yüeh-kuan和Ma Yüeh-lu。

87Timothy Brook,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London, 2008), 74-83, 引自p82。

88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k. IV, ch. 8, 179.

89Charles Wilson, ‘Cloth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3, no. 2, 1960: 209-221.

90C. Lis, J. Lucassen, M. Prak & H. Soly, eds., Guilds in the Early Modern Low Countries: Work, Power and Representation (London, 2006).

91本段重点参照了De Vries and Woude，First Modern Economy；还可参见DuPlessis，Transitions to Capitalism in Early Modern Europe；Bas van Basel，Jessica Dijkman，Erika Kuijpers and Jaco Zuijderduijn，Continuity and Change，Vol. VII，issue 3，2012，347-348。

92Jan De Vries, The Dutch Rural Economy in the Golden Age, 1500-1700 (New Haven, CT, 1974), 218-222.

93Atwell, ‘Ming China and the Emerging World Economy’, in: Twitchett and Mote,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VIII : The Ming Dynasty, 1368-44, Part 2, 396.

94此处及以下内容，参见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Berkeley，CA，1988)，chs. 3 & 5。

95Clunas,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141.

96Brant van Slichtenhorst;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193-201.

97Dyer, An Age of Transition?; Kowaleski, ‘A Consumer Economy’.

98William Harrison, A Description of England (London ,1577/1587), ch. 8, 151-156, 此处可以查阅https://archive.org/stream/elizabethanengla32593gut/pg32593.txt。关于这一时段的流行风尚，参见Carlo Belfanti，‘The Civilization of Fashion: At the Origins of a Western Social Institution’，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43，no. 2，2009：261-283。

99Linda Levy Peck, Consuming Splendor: Society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2005).

100Thirsk, 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 现在还可参见Sara Pennel，‘Material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Trentmann，ed.，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Consumption，ch. 4。

101Daniel Defoe, A Tour through England and Wales, II (London 1727/1928), 126.

102Jane Whittle & Elizabeth Griffiths, Consumption and Gender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Household: The world of Alice Le Strange (Oxford, 2013), 120-124, 144-153.关于产品种类的增加，以及它们的质量和价格，延伸阅读：Thirsk，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

103Lorna Weatherill, Consumer Behaviour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Britain, 1660-1760 (London, 1996, 2nd edn), table 3.3, 49.

104Edward Roberts & Karen Parker, eds., Southampton Probate Inventories 1447-1575 (Southampton, 1992), Vol. I, 54-55.

105Ann Smart-Martin, ‘Makers, Buyers and Users: Consumerism as a Material Culture Framework’, in: Winterthur Portfolio 28, no.2/3, 1993: 141-157, p. 154. 还可参见Cary Carson，‘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Colonial British America: Why Demand?’ in: Of Consuming Interests：The Style of 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eds. Cary Carson，Ronald Hoffman &Peter J. Albert (Charlottesville VA，1994)，483-697；Carole Shammas，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 (Oxford，1990)。

106Peter King, ‘Pauper Inventories and the Material Lives of the Poor in th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Chronicling Poverty: The Voic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English Poor, 1640-1840, eds. Tim Hitchcock, Peter King & Pamela Sharpe (New York, 1997), 155-191.

107John Styles, ‘Lodging at the Old Bailey:Lodgings and Their Furnish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in: Gender, Taste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Britain and North America, 1700-1830, eds. John Styles & Amanda Vickery (New Haven, CT, 2006).

108Charles P.Moritz, Travels, Chiefly on Foot, through Several Parts of England in 1782 (London,1797, 2nd edn), 24.

109Shane White & Graham White, ‘Slave Clothing and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Past & Present 148, 1995: 149-186, 引自p156。

110Frank Salomon,‘Indian Women of Early Quito as Seen through Their Testatements’, The Americas 44, no. 3, 1988: 325-341, 特别是pp334-337；现在还可参见Elena Philips，‘The Iberian Globe’，in：Amelia Peck，ed.，Interwoven Globe: The Worldwide Textile Trade，1500-1800 (New York，2013)，28-45。

111John Irwin & P. R. Schwartz, Studies in Indo-European Textile History (Ahmedabad, 1966). 关于棉花种植在全球的扩张，现在可以参见Sven Beckert，Empire of Cotton: A New Hist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2014)。

112‘First Report’ (24 Dec. 1783), in Reports from the Committee on Illicit Practices Used in Defrauding the Revenue (1783-4), Vol. XI, 引自p228，数据来自附录4，204-1。还可参见William J. Ashworth，Customs and Excise: Trade，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England，1640-1845 (Oxford，2003)，149-150。关于法国走私者，现在可以参见Michael Kwass，Contraband: Louis Mandrin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Underground (Cambridge，MA，2014)，特别是pp106-108、pp218-220；Giorgio Riello，Cotton: The Fabric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2013)，121。关于走私丝织品，参见William Farrell，‘Silk and Globaliz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PhD thesis，Birkbeck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2013，148-195。

113Maxine Berg, ‘In Pursuit of Luxury: Global History and British Consumer Good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 Present 182, no. 1, 2004: 85-142.

114J. F., The Merchant’s Ware-House Laid Open: Or, the Plain Dealing Linnen-Draper. Shewing How to Buy All Sorts of Linnen and Indian Goods (London, 1696), A3, 7, 27, 29-30.关于可以买到的繁多花样，甚至对经济状况更差的消费者而言，参见John Styles，Threads of Feeling: The London Foundling Hospital’s Textile Tokens，1740-70 (London，2010)。

115关于法国，Roche，Culture of Clothing，126-139。关于丝绸，参见Natalie Rothstein，‘Silk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c.1500-1780’，in: D. T. Jenkin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estern Textiles (Cambridge，2003)，528-561；Farrell，‘Silk and Globaliz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现在还可参见S. Horrell，J. Humphries & K. Sneath，‘Consumption Conundrums Unravelled’，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online version 17 Dec.2014)。

116Roger-Pol Droit, How are Things? A Philosophical Experiment,trans. Theo Cuffe (London, 2005), 52.

1171546年是14达克特，见Patricia Allerston，‘Clothing and Early Modern Venetian Society’，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15，no. 3，2000: 367-390，at 372。

1181765年，引自Beverly Lemire，Fashion’s Favourite: The Cotton Trade and the Consumer in Britain，1660-1800 (Oxford，1991)，94。现在还可参见Prasannan Parthasarathi & Giorgio Riello，eds.，The Spinning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Cotton Textiles，1200-1850 (Oxford，2009)。

119Roche, Culture of Clothing, 108-111; John Styles, The Dress of the People: Everyday Fash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CT, 2007).

120Andrew Bevan & D. Wengrow, eds., Cultures of Commodity Branding (Walnut Creek, CA, 2010).

121McKendrick, in McKendrick, Brewer & Plumb,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141.

122Phyllis G. Tortora & Keith Eubank, Survey of Historic Costume: A History of Western Dress (New York, 1998, 3rd edn), 147-149, 158-160.

123引自Om Prakash，‘The Dutch and the Indian Ocean Textile Trade’，in: Parthasarathi &Riello，eds.，The Spinning World，149。

124引自Woodruff D.Smith，Consumption and the Making of Respectability，1600-1800 (London &New York, 2002)，50。

125Magazine à la Mode, or Fashionable Miscellany (January 1777), 49-51.

126McKendrick in: McKendrick, Brewer & Plumb,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43-47.

127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对比阅读Prasannan Parthasarathi，‘The Great Divergence’，Past & Present 176，2002: 275-293；Robert Brenner &Christopher Isett，‘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no. 2，2002: 609-622；Kenneth Pomeranz，‘Standards of Liv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Regional Differences，Temporal Trends，and Incomplete Evidence’，i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Mortality in Pre-industrial Times，eds. Robert Allen，Tommy Bengtsson & Martin Dribe (Oxford，2005)，23-54。

128Robert C. Alle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2009); Robert C. Allen, Jean-Pascal Bassino, Debin Ma, Christine Moll-Murata & Jan Luiten van Zanden, ‘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Japan and Europe, 1738-1925’, GPIH Working Paper no. 1, (2005); Stephen Broadberry and Bishnupriya Gupta, ‘The Early Modern Great Divergence: Wages, Pri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Asia, 1500-18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9, no. 1, 2006: 2-31.现在可以对比阅读Jane Humphries，‘The Lure of Aggregates and the Pitfalls of the Patriarchal Perspective: A Critique of the High Wage Economy Interpretation of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6，2013: 693-714；Robert C. Allen，‘The High Wage Econom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Restatement’，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8，no. 1，2015: 1-22。

129Kenneth Pomeranz, ‘Chinese Development in Long-run Perspective’, i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52, 2008: 83-100; Prasannan Parthasarathi, Why Europe Grew Rich and Asia Did Not: Global Economic Divergence, 1600-1850 (Cambridge, 2011), 37-46.

130Bozhong Li, ‘Xianminmen chi de bucuo’, Deng Guangming xiansheng bainian shouchen jinian wenji (2008).感谢李伯重提供了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关于鸦片，参见Zheng Yangwen，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Cambridge，2005)。

131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更加平等，但它也对国际贸易关上了大门。这一时段内日本的生活水平可能被低估了，因为许多农民家庭能够根据产出分到农产品，还享有妻子、儿女和非农业工作带来的额外收益。现在可以参见Osamu Saito，‘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the Great and Little Divergence Debate: A Japanese Perspective’，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8，2015: 399-419；Osamu Saito，‘Income Growth and Inequality over the Very Long Run: England，India and Japan Compared’，(2010)，网址为http://src-h.slav.hokudai.ac.jp/rp/publications/no02/P1- C1_Saito.pdf。

132Neil McKendrick, ‘Home Demand and Economic Growth’, in: N. McKendrick, 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1974), 209.

133Daniel Defoe, Everybody’s Business is Nobody’s Business (1725), De Foe’s Works, Vol. II (London, 1854 edn), 499f., 504.

134Styles, Dress of the People.

135Jan De Vrie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 no. 2, 1994: 249-270.

136以下内容基于Craig Muldrew，Food，Energy and the Creation of Industriousness: Work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Agrarian England，1550-1780 (Cambridge，2011)。

137Hans-Joachim Voth, Time and Work in England, 1750-1830 (Oxford, 2001).中世纪晚期的劳工是否享有如此之多的闲暇，尚有待商榷，参见Gregory Clark & Ysbrand van der Werf，‘Work in Progress?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no. 3，1998: 830-843。

138Frederic Morton Eden, The State of the Poor: Or, an History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in England (London, 1797), Vol.II, 87-88.

139Julie Marfany, ‘Consumer Revolution or Industrious Revolution? Consumption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atalonia’, ; 关于新物品的有限数量，参见J. Torras and B. Yun，eds.，Consumo, condiciones de vida y comercialización: Catalunˇ a y Castilla，siglos XVII-XIX (Castile and León，1999)；Jan De Vries，‘Peasant Demand Patter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iesland 1550-1750’，in: European Peasants and Their Markets，eds. W. N. Parker & E. L. Jones (Princeton，NJ，1975)；Mark Overton，Jane Whittle，Darron Dean & Andrew Hann，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English Households，1600-1750 (London，2004)。

140Ogilvie,‘Consumptio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141引自DuPlessis，Transitions to Capitalism in Early Modern Europe，36。

142Regina Grafe, Distant Tyranny: Markets, Power and Backwardness in Spain, 1650-1800 (Princeton, NJ, 2012).

143Fernando Carlos Ramos Palencia, ‘La demanda de textiles de las familias castellanas a finales del Antiguo Régimen, 1750-1850: ¿Aumento del consumo sin industrialización?’, in: Revista de historia económica 21, no. S1, 2003: 141-178; Torras & Yun, eds., Consumo, condiciones de vida y comercialización.

①源自《松窗梦语》，原文为“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纻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皆有限制”。作者对此理解有误。——译者

②查《淮安明墓出土书画》（文物出版社，1988年）等考古报告，可知出土两卷共25幅书画，其中绘画24幅，书法1幅。当时经国家文物局字画鉴定专家组徐邦达教授等鉴定，除2幅伪作外，其余皆为真品。——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