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僻静角落里，一座小巧的东正教教堂坐落在一个安静的广场上，它缩在古城那巨大的城墙之下，城墙一直延伸到金角湾（Golden Horn）。旅游指南称这座建筑为卡里耶清真寺（Kariye Camii），这是它更老的拜占庭希腊语名字的土耳其语版本，它就是位于科拉（Chora）的圣救主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avior）。“科拉”大约相当于俗话讲的“乡下”，“位于科拉”这一标签反映了教堂远离古城繁华的市中心。朝气蓬勃、肮脏混乱而又令人兴奋的现代伊斯坦布尔市已经远远扩张出了古城城墙的范围，但科拉教堂仍然能从更大更著名的诸如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或托普卡帕宫等景点那里分流来大批游客。

科拉教堂的外观平平无奇，远没有对面广场上奥斯曼时代的建筑物那般吸人眼球，后者很迷人，最近被修复过，其中一栋建筑已被改建为怡人的咖啡馆，另一栋则被改建成了酒店。然而，那些有幸将科拉教堂包含在旅行计划中的人们，绝不会忘记那里优雅精致的马赛克镶嵌画，不会忘记内墙和天花板上那些大胆而富有动感的湿壁画。这些装饰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精心修复，描绘了《旧约》和《新约》中的场景和故事。它们的品质和情绪感染力，强有力地证明了那个消失的文明所取得的成就——该文明在土耳其人到来之前在这座城市中十分繁荣。

教堂本身及与其相关的修道院可能早在6—7世纪就已建成，虽历经数次修缮，但到了14世纪初，两者都已破损颓圮了。修道院早已不存，而教堂之所以得以保留，几乎全赖一个富有的拜占庭希腊人塞奥多里·梅托西特斯的一己之力，他于1316—1321年出资并监督了教会和修道院的全面翻修工程。在那几年里，科拉教堂的马赛克画被加以拼合完成，其湿壁画也被迅速绘制于未干的灰泥之上。

科拉教堂是当今留存的拜占庭艺术中最出色、最集中、保存最为完好的范例。科拉教堂也反映了拜占庭艺术表现形式的悠久历史中令人吃惊的新阶段。在千里之外的西方，意大利画家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与梅托西特斯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刚刚在帕多瓦（Padua）的阿雷纳礼拜堂（Arena Chapel）完成了一组湿壁画。此作品是乔托的杰作，现在被公认为开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革命。以两处湿壁画之间清晰的相似性为线索，艺术史学家提出，二者具有共同的人文主义审美，即对人物形象进行现实描绘的新兴趣。有些人认为这种兴趣源于拜占庭，源于拜占庭艺术的创新时期，它在科拉教堂体现得淋漓尽致，并引发了西方的艺术革命。

在梅托西特斯所处的时代，拜占庭正处于它自己的文艺复兴之中，可以说是更为知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预演。于2000年以97岁高龄辞世的著名拜占庭学家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爵士著有一本此方面的名作《最后的拜占庭文艺复兴》。其他历史学家通常称之为“帕列奥列格文艺复兴”，“帕列奥列格”是拜占庭帝国存在的最后两个世纪里皇帝的姓。

意大利和拜占庭的两次文艺复兴之间有明显而重要的差异。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知道乔托的名字，但不知道参与修复科拉教堂的任何一位艺术家的名字，而所有溢美之词都献给了富有的赞助人梅托西特斯。在某种程度上意大利人正在摆脱中世纪世界观，拜占庭人却在他们的历史终结之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即便塞奥多里·梅托西特斯除了翻修科拉教堂外毫无建树，他的名字仍然值得我们纪念。除了他的艺术赞助，他还被认为是最后的拜占庭文艺复兴的奠基者。在当时，作为杰出知识分子的梅托西特斯是一位学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家和哲学家。他还是一位有权势的政府官员，在帕列奥列格王朝皇帝安德洛尼库斯二世的统治下，他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担任首相。

以现代标准来看，跟大多数拜占庭文人一样，梅托西特斯是作风怪诞的夸口之人。即使是习惯于冗长文风的拜占庭人，也普遍认为他那些仿古式的希腊散文啰唆重复、自我吹嘘，而且往往很费解。他的所有作品都保留了下来，只有他的信件在1671年的一场火灾中被烧毁了——对今天费力阅读他的作品的读者来说，可能会因此有一种暗暗的解脱感。其作品有：对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评论、关于天文学的论文、松散无力的诗歌、乏味的圣徒传记、夸夸其谈的演说辞，最重要的是大量关于希腊历史和文学的文章。

然而，现代学者也在这些作品中发现了具有价值的独创性和自由开放的思想，这两种品质在拜占庭作者中并不常见。梅托西特斯甚至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他的文学兴趣被认为补充了科拉教堂中那些马赛克画和湿壁画所反映的艺术价值。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一样，最后的拜占庭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学和智识上的运动，同时也是（甚至更是）一场艺术上的运动。这两次文艺复兴的线索，都来自基督教之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著作。

梅托西特斯虔诚地赞赏科拉教堂中的那些新作品时，发出的顶多是不冷不热、依照习惯的赞赏而已。相比之下，他对那些非宗教的手抄本，即古希腊的经典著作，则充满了激情和感情。他大大丰富了科拉修道院的图书馆的藏书，使其成为城中最好的图书馆。他捐出自己的个人收藏，并在捐赠时规定藏书对公众开放。梅托西特斯认为这对他而言远非简单的慈善行为。正如在他写给科拉修道院的修士的一封长长的劝诫信中所明确说明的，“为了我”，他在结尾中请求道，“请务必保护这些最有价值的宝库的安全，也就是这些无价的书籍的安全”，保护“这些精美的珍品的价值不受减损，因为它们永远是人们所渴求的东西”。①

当安德洛尼库斯二世在1328年被他叛乱的孙子推翻后，梅托西特斯发现自己的权力和财富都被剥夺了。遭受了短暂的监禁和接下来的流放后，按照拜占庭人的退休习惯，他进入科拉教堂的修道院，成为一位名叫塞奥勒普托斯（Theoleptos）的修士。几年后他在那里去世，享年60余岁。

虽然科拉教堂中这些书籍的命运已无从知晓，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梅托西特斯的话具有空前的预见性。几十年后，西方人将开始缓慢而蹒跚地重新发现古希腊著作。意识到能从拜占庭获取这些经典作品后，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和他们的后继者，将与那些作为梅托西特斯的学术继承人的拜占庭人文主义者结为盟友。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随着帝国的残躯在他们周围崩溃，拜占庭的教师和他们的意大利学生通力协作，在字面意义上从征服者土耳其人的手中将古希腊文献抢救了出来。拜占庭对古希腊著作的贡献，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期许得以实现，让西方世界重新获得构建西方文明基础的文献。试想，倘若没有这些著作，世界会是多么可怕！想到这些著作被细线系着，有消失在虚空中的危险，又会感到多么不安！

①Underwood, Kariye Djami, 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