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早期斗争

第1章

1870年实现统一前的一个多世纪里，意大利一直是西欧1的一潭死水。在亚平宁半岛上的众多王国、公国和公爵领地，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大多数人生活在赤贫中，文盲率仅次于葡萄牙。欧洲思想与政治发展的新成果，往往滞后数年才被引入，不仅面目全非，其中最优秀的部分常常难以生根。其他国家进行的社会改革，在意大利诸城邦虽有所耳闻，但问题在于无法付诸实践。法国人与奥地利人分别于19世纪早期和1848年后统治着亚平宁半岛。政治官僚体制受缚于无休止的繁文缛节，以致一事无成。公民权利和新闻自由的缺失，落后于时代100年、仅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参与的学校体制，迷信和饥饿的农民……在19世纪末的欧洲，这一切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联合，希望将意大利带入现代世界，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驱逐外国势力，与天主教抗争。

如果说意大利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迟缓，归咎于领土分裂和外国势力的控制，那么唯有皮埃蒙特和托斯卡纳、帕尔马和罗马格纳、翁布里亚和马尔凯、两西西里王国和其他分立城邦联合起来，赢得独立并组成统一国家，改革方有可能实现。

“复兴运动”2代表意大利民族意识的觉醒，吹响了自由和统一的号角。这场运动的兴起，得益于19世纪30年代马志尼3思想的鼓舞，以及40年代加里波第4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支持。60年代，撒丁岛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和他的首相加富尔伯爵5成功驱逐了奥地利人，并于1870年吞并了最后一个教皇国，统一了半岛。意大利实现了领土完整，但仍未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统一改变了政治格局，但很难从根本上动摇社会结构。选民由不到5%的极少数男性人口组成。新的上层建筑即中央集权一经形成，地方官僚主义作风有增无减。意大利本质上仍是一个趋于保守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新国家的公民仍维持着两极分化。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享有权力与特权，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日子并不比从前好过多少。统一既未带来政治民主，也没能触发社会改革。事实上，平等从未被提上议程。严格的社会分层规定了阶级之别；北方与南方、城市商人与农村地主、君主主义者与共和党人、松散联邦制的支持者与拥护强大的中央政府的人之间泾渭分明。

教皇禁止信徒参与全国大选，以此对抗其领土上的世俗势力。直到20世纪，很大一部分民众才在国家层面投身政治。

19世纪70年代中期，政府的施政风格由右倾转向左倾，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缔结了新联盟，进而制订了一个名为“变革主义”的中间计划，致力于一系列基本改革，譬如扩大选举权和公民自由、加强税赋平等，以及支持公共教育发展等。

即便是温和的改革者，也认同教育是有效变革的关键。时任首相加富尔着手创建一批学校，这些学校将脱离教会，由国家控制，同时保持自己独立且平行的教育体系。早在1859年，已有立法保障6岁到10岁、截至小学三年级的全民初等义务教育，但鲜见实质性的努力。1860年，10岁以上的人口中有3/4的人不会读写。在文盲率最高的南方，如果父母需要孩子帮忙务农，那么坚决不会把孩子送去学校。纺织工厂雇用9岁儿童被视为合法。许多孩子被家人送去工作，对于这些极度贫困的家庭来说，填饱肚子比接受教育更为重要。

1877年，意大利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在8000个市镇全面建立非宗教性质的学校，为男性和女性公民提供无差别的初等义务教育，但真正实践的仍是极少数。

新公共教育体系包括四年制初等教育，之后是中等教育，始于10岁，拥有两个分支系统：传统教育由五年制初中和三年制高中组成，为进入大学做准备；另一种选择是七年制科学和技术教育，较之传统方法更具“现代”性质。

传统上，女性接受的教育是私人化的，隶属于家庭和教会的范畴。如今，公立女子学校成立，同时诞生的还有师范院校，为新公共教育体系培养世俗教师。但是，公立学校的学生仍以男孩居多，私立的天主教学校则以女孩为主。

及至19世纪末，七八十年代的热望逐渐沦为失望。大部分人口仍一贫如洗且目不识丁。工人们平均每日在田里和矿井中工作12个小时，童工现象十分普遍。

联邦政府一再打压新闻和集会自由，罢工被认定为非法，行政腐败蔚然成风。1870年的热情不再，冷漠情绪悄然蔓延。僵化的官僚主义抛出种种扼杀性规定，权贵阶级对贫困大众的教育问题鲜有关注，人们信心渐失，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永无可能。无论是改革分子早期的希望，还是随之而来的幻灭，都对蒙台梭利身为女性受到的教育，以及她作为社会改革者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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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8月31日，意大利统一的同一年，蒙台梭利出生在安科纳省的基亚拉瓦莱镇。彼时，安科纳港的妇女仍需从山丘上的古老喷泉汲水，扛着水罐回家。山下是喧闹而拥挤的现代小镇，有码头和棚屋，也有杂乱无章的公寓房。意大利的新旧两个世界在这里交融。蒙台梭利同时属于这两个世界，她受制于过去，却视塑造未来为使命。

统一后的前几年，“复兴运动”和上层社会的精神本质仍是反传统的、强烈拥护科学的。正如其他事物一样，启蒙运动的精神来到意大利的时间也晚。在蒙台梭利的童年时期，刚刚完成统一的意大利，其特点可以用一股情绪和一种现实来概括。最初的动力来自后革命时代的乐观主义，以及饱受压迫的穷人和妇女怀揣的新希望。然而，逐渐出现的现实是，对于南方农民工和城市新阶层，即从农村移民至城市的贫困工人而言，工作和生活条件依旧十分糟糕。工人阶级的新意识获得了一部分人的同情，但大多数中产和上层人士认为，这将对社会结构产生威胁。

年轻的蒙台梭利置身这个世界，认为自己可以动摇其规则，可以主动寻求改变。她先后打破了传统教育中男性与女性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障碍，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她相信变革的可能，相信事在人为，不仅以这种基本态度和个人信念来经营事业、求学，也用它来看待周遭的社会问题。

她的父亲亚历山德罗·蒙台梭利是一位老派绅士，性情保守，保留着军人的生活习惯。他早年当过兵，之后又做过公务员。他那一代人，为新意大利的建立而欢呼，却对随之而来的许多变化感到迷惑。他自豪于他获得的骑士绶带，也自豪于妻子的美丽与高贵出身。

1832年8月，他出生在费拉拉市，是尼古拉·蒙台梭利的儿子。尼古拉来自博洛尼亚，曾受雇于当地一家烟草仓库，并可能担任过中层管理职务。亚历山德罗学习过修辞学和算术，写得一手好字，并且只说意大利语。6

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热情，促使不同王国和公国的意大利人联合起来，试图使尚未统一的国家摆脱奥地利人的统治，但这项尝试以失败告终。年轻的亚历山德罗参加过早期的一场解放战役，这场战争最终赢得了统一，他也因此在1849年被授予勋章。翌年，他在教皇国的财务部门出任书记员，于1853年辞职。此后5年，他先是受雇于科马基奥和塞尔维亚的制盐工厂，之后在博洛尼亚和法恩莎的食盐与烟草行业担任巡视员。1859年，他被任命为财政部巡视员，并于1863年成为其食盐与烟草制造部门的会计。1865年，他被派往基亚拉瓦莱。小镇地处肥沃的埃西诺河谷，适宜烟草种植与加工。邻近乡村种植谷物、葡萄和橄榄。镇上还有数家小型玻璃、陶瓷和皮革工厂，一批体力劳动者和中产阶级管理者在其中为地主和农场主工作。基亚拉瓦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区城镇，对于拥有抱负的人来说显得死气沉沉。

亚历山德罗时年33岁，是一位成功的政府官员，从事国营烟草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无论拥有怎样的革命梦想或记忆，他已成为一名体面的公务人员，中产阶级的一分子。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遇见了雷尼尔德·斯托帕尼。她出生在地主家庭，比他年轻8岁，受过良好教育，这在当时非同寻常。小镇上的人还普遍为能写自己的名字而沾沾自喜，这位姑娘却博览群书。同时，她还拥有炽热的爱国之心，致力于意大利的解放和统一。她发现亚历山德罗不同于许多见识浅薄的天主教徒，且与她拥有共同的理想。

两人于1866年春天喜结连理。翌年，由于亚力山德罗的工作安排，他们搬去了威尼斯。1869年，他们回到基亚拉瓦莱。第二年，蒙台梭利出生。亚历山德罗这一级别的财务官员，工作上调动频繁。政府将他遣往不同地区，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蒙台梭利3岁时，一家搬去了佛罗伦萨。

他们是一对很有魅力的夫妇：一位有着卷曲的黑发和下垂的胡须；一位时尚而丰满，眼眸漆黑，五官柔和。走在小镇上时，亚历山德罗穿着一套商务西装，西装上挂着一条表链，雷尼尔德身着端庄的黑色服饰，蕾丝衣领上别着一枚金色小十字架，浓密的黑卷发上插着一朵玫瑰，他们看上去正像是那种体面的成功人士。

1875年，蒙台梭利5岁时，亚历山德罗再度调去罗马，担任一级会计师。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搬家。一家从此定居罗马。亚历山德罗的事业稳步发展；由于忠诚及高效的服务，1880年，蒙台梭利10岁时，亚力山德罗获得骑士头衔并被授予意大利皇冠勋章。1890年，退休前一年，他又被授予圣莫里吉奥与拉扎罗勋章。骑士头衔最初相当于英国的骑士爵位。在19世纪末，它由政府授予，用以表彰商人和从政者的贡献。某位首相曾评论道：“意大利是由勋章治理的。”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也说过：“骑士十字架和雪茄都是人们无法拒绝之物。”的确，这一头衔象征着某种社会身份，至少，它使一个人区别于普罗大众。

最初，亚历山德罗并不容易接受及适应世界的快速变化。他的妻子却更乐于接纳改变的可能。事实上，她愿意拥抱改变，尤其当她想到自己的独生女时。

雷尼尔德是杰出的神职学者安东尼奥·斯托帕尼的侄女。他曾在米兰大学担任终身教职，是一名地质学教授。1891年，安东尼奥去世时，米兰大学为他建造了一座纪念碑。此人之所以闻名于世，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博物学者，也是因为他是一名自由派教士，主张在新政权下实现政教之间的和解。意大利统一后的20年里，天主教教会的许多东正教成员依旧强烈反对新政权。

安东尼奥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作家，撰写了不计其数的科学著作。他创办了一本自由派杂志，试图在其中调和自然科学精神与宗教教义之间的矛盾。在他的侄孙女蒙台梭利16岁时，这本名为《教条与实证科学》的杂志正式发行。十几年后，蒙台梭利极力主张应用同样的科学实证主义来解决意大利的社会问题。

安东尼奥的观点和成就，是蒙台梭利从母亲那里继承到的一部分精神遗产。另一部分则是她的童年经历，这种经历使她变得足够强大、自信，能够参照安东尼奥的成就，而非依据传统女性的角色来塑造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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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蒙台梭利的童年知之甚少。有关她早年生活的大部分记录，除了奇闻逸事，便是忠实追随者的回忆和复述——多年前，她曾向他们讲述过某些事件。无论是她自己的还是这些人的记忆，无不随着岁月流逝以及她的成名变得丰富多彩。或者，人们有意无意地创造了一个传奇。

她毕生的伙伴安娜·麦克切罗尼和E. M. 斯坦丁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她的童年，其中包含不少矛盾、疏漏和错误的日期。但蒙台梭利的肖像确实浮现在了世人面前——那更像是一幅素描，而不是一张照片，其勾勒出的人物形象倒也清晰可辨。

雷尼尔德拥有自由主义思想，同时也信仰上帝。并非只有无宗教人士才能反对教会权利。她还坚信，对孩子必须严加管束。有一次，全家人刚刚结束长达一个月的假期，回到杂乱、亟待整理的家中。这时，蒙台梭利抱怨肚子饿了，想吃些东西。雷尼尔德表示她得等上一会儿，但蒙台梭利执意要立刻填饱肚子。于是，雷尼尔德从壁橱里找到一块已放置一个月之久的面包，对她说：“如果你不能等的话，就吃这个吧。”蒙台梭利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从不知溺爱纵容为何物。

母亲要求她帮助那些不幸的邻居，她每天都要为穷人做些编织活。她对住在附近的一位驼背女孩很感兴趣，常常带她外出散步。后来，雷尼尔德意识到，两个女孩之间的对比过于鲜明，这样的公开出游，对于蒙台梭利的同伴来说，可能更多是痛苦而非愉悦。她认为，最好用其他帮助她的方式。

蒙台梭利曾为自己安排了一项工作，负责一定数量的瓷砖清理工作。想必她十分享受这次经历，因为它听上去很像后来蒙台梭利学校里的“日常生活练习”。

蒙台梭利的另一项童年记忆，是她在父母之间充当和事佬的角色。她听见两人发生争执，便将椅子拖过去，然后爬上椅子，拉着他们的手，一并握在自己手里。我们相信，这一举动使家庭重归和睦。

根据斯坦丁后来的记叙，蒙台梭利一家搬去罗马的时间不是在她12岁时，其目的也并非“为独生女争取比在安科纳更好的教育机会”。事实上，是由于亚历山德罗的工作安排，他们才会在蒙台梭利5岁时搬去那里的。时至今日，人们也不太可能为了让5岁女孩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举家迁往另一城市。在那个年代，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在亚力山德罗一个有着骑士精神与观念的人看来，这似乎显得荒谬至极。但是，对于从穷乡僻壤搬到更为多元化的地方，他们很可能抱着何乐而不为甚至满心向往的态度。可以肯定的是，雷尼尔德很清楚罗马会给她唯一的孩子带来什么好处。

1870年，经由全民公投，罗马与意大利其他地区连为一体。当时的罗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城市，汪洋中的一座孤岛，周围是原始而广袤的乡村：一片20多亿平方米的待垦牧场，被称为“罗马平原”。牛羊在绵延起伏的草原上游荡，土地乏人耕种，沼泽地里疟疾肆虐，并且缺少排水设施。但在之后10年这里发生了惊人的进步。蒙台梭利一家于1875年搬来这里后，加入了日益壮大的由贵族和地主组成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了金钱和房产，来到城镇结婚定居。同时，农民从贫穷的农村涌向城市，意在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不仅是勉强糊口。

城市是永恒的良师。纵使蒙台梭利一家搬去罗马，主要原因不是为了蒙台梭利，不可否认的是，蒙台梭利从这次迁徙中获益良多。她将在首都长大，不同于安科纳，这是一个文化中心，汇聚了形形色色的机构，包括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此外，这里那处都是戏院、歌剧院以及知识分子、记者、艺术家云集的咖啡馆，氛围活跃，永远有读不完的报纸，见不完的人。

和大多数罗马家庭一样，蒙台梭利一家住在公寓而不是私人住宅中。这意味着，孩子可以更自由地接触到其他人，包括邻居和邻居的孩子。

蒙台梭利6岁时，进入公立小学一年级学习，学校位于托伦蒂诺区的圣尼古拉大道。毫无疑问，她有了更好的老师，更激励人向上的同伴。此外，比起各省的学校，罗马的校舍也更为现代化。尽管如此，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首都也不例外。

及至19、20世纪之交，一位研究现代意大利的英国历史学家依然可以断言：“教育，是意大利社会史上的至暗篇章。”新王国一度满怀热情与善意，着手改革落后的学校体制，却惨遭失败：在现行体制下，“法津法规与部令之间存在激烈冲突，无序和矛盾成为常态，改革的恒心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混乱”。自1860年至1900年，历任教育部长共33位，每一位都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却无人获得充足的政府资金来做成任何事情。他们“成功”创造了看似无穷尽的法律、法规和通告，其中不少都自相矛盾，当时的某位作家形容这是“自我毁灭式的泛滥”。

在蒙台梭利的童年时代，初等教育属于地方事务，由各市镇负责。大多数省级行政官员谈不上受过良好教育，除非是对比那些读写都不会的人。决定学校命运的政府人员往往对教育一无所知，他们只受过很少教育或者压根没有受过教育，无知且充满偏见。这些人拿马厩做校舍，让教师为了微薄的薪水等上好几个月。有些人会在两年雇佣期快结束时解聘教师，而不是依据法律规定主动为其涨薪。通常，他们会以原来的薪酬重新聘用这些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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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典型的意大利小学既拥挤又肮脏，由一位校长或女教师管理，其年收入仅相当于120美元，且女性的报酬低于男性。这些男男女女大多正努力摆脱农民身份，试图在中下层阶级中站稳脚跟。他们不仅收入微薄，较低的社会声望难以弥补物质报酬的不足。他们自身的教育水平不过是勉强掌握了“读写算”7，却常常需要教导三个年级的男孩和女孩。最常用的两种教学方法是“训练”和“更多的训练”。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确保学生完成必要的练习，但自己从不教授知识，无论是关于昔日的思想还是眼前的世界。

在规模较小的市镇，因为只读到三年级就会终止学业，所以儿童往往只会说本地方言。在学校，他们学习意大利语、基本的读写、数量有限的算术和一点自然科学知识。在大一点的城市，譬如玛利亚接受教育的罗马，学校不只教到三年级，学生学习部分历史和地理、更多的基础科学和一些几何学。这些学校还设置了三年级以上的年级，但需要对男孩和女孩进行分开教学。

学校总是面临课本短缺的问题，有时甚至连一幅意大利地图也没有；墨水、钢笔或其他教学物资也经常出现紧缺。法律并未强制要求儿童接受宗教教育，但各市镇往往主动为之，尤其在小城镇，父母可能会要求政府提供宗教课程。

即使在罗马，学校体系也并未致力于启迪儿童的心智，或是鼓励其想象力的发展。

蒙台梭利并非早慧的孩子。据她的孙子说，大伙觉得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不是特别聪明，她对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母亲在她身上发现了与众不同的特质，但她在学校第一年的表现并不突出。一年级时，她获得了个人的第一项荣誉——品行良好证书；二年级时，她又荣获了另一奖项：“女性工作奖”，评选内容包括缝纫以及其他针线活。她在学业上似乎缺乏上进心。有一次，蒙台梭利见到一位同学因为没能升入另一个班级哭了起来，对这种心情她感到难以理解。她告诉另一个女孩，她看不出每个教室有什么区别。

有段时间，和许多年轻女孩一样，她想成为一名演员。她甚至从未想过选择学术生涯。但当她发现自己学得挺轻松，考试成绩也不赖，由此得出了“不好好学习是没有道理的”的结论。她开始一门心思扑在学业上。有一次，她被人拉去看戏，竟随身带了数学书。等到演出时，便在昏暗的环境中学习。

她的个性中有种倾向：喜欢充当权威。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游戏时，她常常成为领导者。有时，她在玩伴面前流露出的傲慢会令他们心生抵触。她态度强势，偶尔显得轻率无礼。对于自己不认可的人，她会用一句“你！你只是个小屁孩儿”或是“谢谢提醒，我决定再也不和你说话了”来打发对方。她在成人面前同样我行我素。要是哪位老师不许她用“那种眼神”，蒙台梭利的应对之道便是从此再也不愿抬眼瞧瞧这位老师。

多年后，蒙台梭利回首校园时光，忆起一位老师。这位老师要求学生背诵过去的伟大女性的生平故事，敦促他们跟随伟人的脚步，有朝一日也能功成名就。对于这番劝勉，年轻的蒙台梭利的回应是，她太关心孩子的未来了，并不在意在名人录中再添一本传记。

年迈的安娜·麦克切罗尼讲述了蒙台梭利童年的一则故事。据说，蒙台梭利10岁时生了一场重病。她这样安慰忧心忡忡的母亲：“妈妈，别担心，我不会死的，有太多事情等着我去做。”

蒙台梭利的记忆及其追随者的复述，与上述事件发生时的真实情形可能如出一辙，也可能有所偏差，但它们至少揭示了蒙台梭利如何看待童年的自己，以及她在旁人眼中的形象。故事的主人公是位充满自信、意志坚定、有些自命不凡的女孩。她身上有种责任感，有时会令她为他人所不容。简而言之，她是天生的社会改革家，在她所处的时代和地域，她无疑是一位具有争议的特立独行者。

怀着一股无法抑制的热情，蒙台梭利博览群书，对凡事好奇，并开始考虑继续在学业上深造；比起她在学校的经历，这或许应该更多地归功于雷尼尔德的激励和鼓舞。那一时期，也许是受从事会计工作的父亲影响，她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未来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当时，在公立教育体制中，相对而言只有少数女孩读完了小学；接下来，她们大多选择继续接受传统教育。12岁的蒙台梭利决心进入技术学校学习，和往常一样，她对自己的选择十分坚定。

这个选择似乎非同寻常。尽管无法得到肯定的答案，人们还是对这位意志坚定的12岁女孩的性格产生了一连串疑问：她这样做，难道是因为母亲受其学者叔父的影响，认为自己有许多未完成之愿，而蒙台梭利要替母亲实现愿望？还是为了反抗她的父亲？理由是，为了赢得父亲的爱和赞许，她不得不接受他强加给她的一系列狭隘条件，成为时下年轻女性的典范，而不是走上一条“男性专属”的成功之路。在她身处的世界，人们并不看好女性的力量和才能；比起拥有这种力量和才能，更令她卓尔不凡的，无疑是她追求它们的决心，在男性的世界，以当时所谓男性的方式闯出一条路的决心。她年幼时便喜欢发号施令，如今更是争强好胜。她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她直面挑战，她选择更为困难的道路而非逃避。并且，她选择它，是为了取悦自己。这种选择当然令其他人高兴不起来，除了她的母亲，因为这对她而言意义非凡。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她身处的世界并不希望女性以这种据称不合身份的方式坚持自我、实现自我，但若是她想要这么做，已并非全无可能。

蒙台梭利是意大利统一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她还是个孩子。等到人们幻想破灭，她的个性和人生观业已形成。她的自信、乐观、对变革的兴趣，乃至对实现变革的可能的信念，固然是由于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她强健而富有进取心的天性，以及她母亲的教育方式。然而，如果说她的基本人生观是在最早期的这段关系中得以确立，那么它只可能在此后数年的某种文化氛围中得到加强。在那些年里，她第一次认识世界、求学、聆听成人讲话、在其中找到榜样。那个时代的人，喜欢引用政治家马西莫·达泽利奥的名言：“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在必须塑造意大利人。”某位观察者写道：“如今这一代意大利人普遍认为，他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参与了国家的‘创造’过程。”一位美国游客指出，“新意大利掀起了一股教育热潮”。这是统一后数年内国家的主导情绪，蒙台梭利便是在这样的岁月里长大成人。

随着社会体制在总体上趋向自由化，女性的角色开始悄然改变。一位观察者在19世纪80年代——蒙台梭利十几岁时——写道：“过去，幼女被送进修道院，直到她们从未见过或听说过的丈夫出现并将其带离，如今这种做法正在迅速被废止；在半岛上的几乎每一个重要城镇，都出现了广为称道的自由世俗机构，为各种等级和生活条件的女孩提供教育机会……尽管如此，某种观念仍普遍存在，即认为母亲的家是女孩最好的学校……意大利女孩被笼统地视作瓷器，一碰便碎。”

直到19世纪90年代，人们依旧认为，妇女，甚至是已婚妇女和中年妇女独自上街有失体统。如若无人陪同，年轻姑娘从不外出。女性的法律地位始终低下。已婚妇女不能为自己开支票，因为她们的全部财产属于丈夫。除非丈夫在场，她不能出庭作证。对于大多数中产阶级女性而言，这种生活乏味空虚至极。有一位英国妇女，嫁给了一位意大利贵族，住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一个村子，距离蒙台梭利的出生地不远；她这样描写意大利地方资产阶级女性的生活：“最喜爱的娱乐活动，是划燃一盒又一盒火柴；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浪费，但它能打发时间。”

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妇女有可能成为圣人，但绝不可能成为议员。然而，统一后的几年里，那时社会氛围更为宽容，一些女性打破了桎梏。雷尼尔德就是一位过渡时期的女性。她过着传统的生活，却鼓励女儿挣脱刻板印象的束缚。我们对她所知不多，但她给人坚强、自律的印象。她不是那种无所事事、划燃火柴聊以度日的女人；对于她那位因循守旧的骑士丈夫来说，她即使算不上他的磨难，也一定是一个考验。蒙台梭利多年后讲述的那个故事，关于年幼的她在父母争吵时爬上椅子，要求他们握手言和，证实了两人有时的确会发生争执。有人好奇他们为何争吵。因为她吗？显然，蒙台梭利的父母对他们天资聪颖又桀骜不驯的女儿的期望并不一致。直到父亲去世，她始终与之维持着亲密的关系，但蒙台梭利从不讳言，是母亲激励了她最初的梦想和抱负，不眠不休地与她谈论她的工作和计划。我们推测，对于女儿的特立独行，对于她的努力与成功，雷尼尔德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快乐。

可想而知，那些早期的努力，甚至是成功，在她父亲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一位19世纪的罗马公务员、骑士，对女儿的要求或者说期许应该是——拥有社会欣赏的淑女风度。聪明才智固然值得钦佩，前提是用在正确的地方，也就是家庭——先是她父亲的家，然后是她丈夫的家。蒙台梭利的志趣与抱负使雷尼尔德感到欣慰，却令亚历山德罗担惊受怕。

蒙台梭利执着于自己的选择。母亲与她惺惺相惜且同样固执。她们同心协力，最终在这场较量中占了上风。

1883年秋天，蒙台梭利入读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皇家技术学校，此时她刚满13岁。

由此，她又朝教育的世界迈进了一步，这个世界有她取之不尽的财富，也有很多东西需要她在将来奋起反抗。

比起以前的学校，蒙台梭利就读的技术学校风气更为保守。如果说意大利的初等教育体系缺少有想象力的政策或称职的领导，原因在于各地管理制度，那么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处境虽与之相似，但原因恰好相反——过度集中化。

统一后的意大利政府采用了法国的政治管理体制：各地区实行分治，由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加以组织。无处不在、头重脚轻的官僚主义，没完没了的繁文缛节扼杀了中学和大学的活力，其命运正如由政府管理的其他事务。

在蒙台梭利读中等院校的时期，规章制度凌驾于一切之上。中央教育部强制要求意大利境内的所有学校统一采用同一套课程。

教育部决定教学内容、雇佣教师（它很少会解雇教师）并组织所有考试，仅凭考试来决定学生是正常升学、留级或是在极端情况下被开除。考试是决定一名学生能否进入大学的唯一因素，因而控制了他的整个未来。

学年结束时，北方城市和南部乡村的学生会在同一时间坐下来，回答同样的试题，设计试卷的公务员对两地的学校或社区状况一无所知。一份当代研究指出这种政策带来的后果，“种种琐碎的细枝末节，譬如福贾某个学术演讲厅的课桌的状况，或是乌迪内某所技术学校的门房住宿条件糟糕，这些已经令教育部不堪重负，几乎无暇思考广泛的改革方案。每位新教育部长走马上任，都会对规章制度和学科设置稍作调整。这并没有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留出时间，不过是一个科目取代另一个，数学引入了论文写作，希腊语则减轻了论文的分量。评分标准一度有所变更，但只维持了短短6个月。在那之后，内阁危机爆发，新部长重回老路，或是实施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创新举措，这些举措随即又被继任者废除”。

这无疑是一种摧毁个性的教育制度，但它在蒙台梭利身上没能奏效。当她最终将注意力转向教育本身时，这种制度反而使她清楚地认识到，学校不该是什么样子。

中学分为传统和技术两种学制。传统学制包括5年初中，从10岁到15岁，或是从11岁到16岁，接着是3年高中，强调文学和经典的学习。在一间典型的教室里，学生一动不动坐上好几小时，在专横跋扈的教师——往往尖酸刻薄、收入颇低——监督下，死记硬背他们痛恨的拉丁文和希腊语，只为获取一张文凭，一张继续接受教育以及将来求职必需的通行证。

技术学制共7年，提供一套现代课程体系。这类学校先是制订了为期3年的授课计划，教授法语、算术和簿记、代数和几何、历史、地理以及少量科学知识。随后，技术学院开设为期4年的专业课程，除了商科，还包括现代语言如法语、德语、英语，以及数学。物理和化学也包含在内，但在整体课程中占比不大。

每门课程都有教学纲要，大部分教学仅通过教科书进行，学生需要背诵和复述教学内容。以任何方式反对教学大纲中的观点，都被视为鼓吹异端学说。就连植物学这样的科目也依赖于课本。学生坐在课桌前，研究一张树叶的示意图，他们不去观察自然，从无机会将一片真正的树叶握在手中，端详它、解剖它。

从10月中旬到次年6月中旬为一学期。学生通常上午来学校3小时，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来2小时。他们听课、复述课程内容，提交自己在家里或是在图书馆完成的书面作业。但在课堂上并未完成什么有意义的工作。

在这样一种教育体系中，作业可以在校外完成，通过考试攸关生死，“抄袭”现象司空见惯。

学生必须按时上课，在教室里不得自由移动。所有人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速度学习同样的内容，他们只能被动接收知识，不许质疑或讨论。学校在惩罚性的气氛中教授大量的已知事实、特定技术技能，从不教导学生热爱学习或是独立思考。

在这样一种教育体系中，从一年级到大学，学生只需循规蹈矩，从权威渠道接收信息，然后证明自己有能力根据要求依样画葫芦地复述。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学生接受严密监督，日复一日地练习，以便掌握某种学习“技能”。到了大学，学生便利用这种“技能”，主动接受一套严格定义的知识体系。身为女孩，玛利亚无疑拥有某种非凡的能力，帮助她形成自己的判断，拒绝随波逐流，对自己感知世界的方式以及她在其中的位置保持信心。只有另辟蹊径的头脑和魄力十足的个性，才能在这种体系中生存下来，才能用新鲜的眼光看待事物，以革新的方式重组经验的要素。蒙台梭利拥有人们常说的“天赋”。她将运用这种天赋向世人证明，这种只有“教学”，没有“教育”的体系会如何被彻底颠覆。

在技术学校，没人知道课间休息时该如何安置女学生——她们不能和男孩混在一起，必须受到保护、不遭戏弄——只能让她们在这段时间单独待在某个房间。第一学年，玛利亚攻读了意大利文学、历史和地理、数学、绘画和书法。她在“品行”方面得分最高，但其实，她的各科成绩都很好，除了绘画。她明显感到，比起学术科目，她很难专心绘画。

1886年春天，她以十分优异的学业表现从技术学校毕业：各科都取得了高分，总成绩137分（满分150分）。自1886年至1890年，她就读于国立达芬奇技术学院，成绩依旧出色。她主修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但最喜爱及最擅长的科目是数学。和技术学院的许多同学一样，蒙台梭利渴望成为一名工程师，她的父亲对此难以置信，除了扮演好妻子和女性的角色，教师是他唯一能接受的适合现代女性的工作。

讽刺至极的是，蒙台梭利坚决拒绝成为一名教师，甚至完全不愿考虑这件事。

从技术学院毕业时，她已改变了对工程学的看法，最终抛弃了这一“不恰当”的职业选择。这也许令她父亲松了一口气，但好景不长，她对生物科学的兴趣与日俱增。放弃了成为工程师的想法，她决定转而攻读医学——在她之前，意大利从未出现过女性医学生。

多年后，她的老朋友安娜·麦克切罗尼谈道，令她改变主意的是一种类似神秘主义的体验：“她自己也无法解释它从何而来。一切发生在一瞬间。她走在街上，路过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婴儿手中握着一张细长的红纸条。每当蒙台梭利博士描绘这微不足道的一幕时，她便显得目光深邃，仿佛在搜寻某些言语无法表达的东西。然后她说：‘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同时用一个富有表现力的手势说明：人的内心有股难以言明的力量，会指引我们迈向未知的目标。”

我们很难解释这次经历的意义，只能想象一个孩子手握红纸条的情景，好奇她的脑中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念头和想象，正是这一刻决定了蒙台梭利未来的人生。

无论如何，这种事并不鲜见：关于自己如何作出人生中的重要决定，蒙台梭利不止一次将其解释为直觉的引领，而非理性的作用。

亲友无不感到震惊并表示反对，尤其是她父亲，在他并未真正阻止她。她设法与罗马大学临床医学教授吉多·巴切利见了一面。巴切利领导着医学院，同时也是众议院议员，他曾提出法案，要求改革包括大学在内的整个教学体系，其演说风格带有优雅古典的修辞色彩。但是，显而易见，有限的革新并没有为女性争取到进入医学院的权利。在接下来的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巴切利数次出任内阁的公共教育部长，他们的人生将再次产生交集。但在这次会面中，对于她申请就读医学院的计划，他坚决不予鼓励。据她后来回忆，他们的交谈十分愉快，握手告别时，她对他说：“我相信，我会成为一位医生。”他怎样看待她的执着，我们不得而知。

1890年秋天，蒙台梭利进入罗马大学，学习物理、数学和自然科学。她心无旁骛地埋首于学业，夜以继日地研读厚厚的动植物学、物理学和化学书，完全不同于她认识的其他年轻姑娘正沉迷于爱情小说，梦想着家庭和丈夫。1892年春天，她以8分的总成绩（满分10分）通过了包括意大利语和拉丁文在内的考试，若是不考虑她的女性身份的话，此时的她已正式获得医学资格。一旦获准入学，她将先进行为期两年的医学预科学习，之后继续攻读为期四年的课程，包括解剖学、病理学和临床工作，才能最终获得医学学位。

在人们看来，这位年轻有为的理科女学生进入临床医学系学习，不仅史无前例，更是不可思议。然而，众人的反对并未使她动摇。在母亲的支持下，蒙台梭利坚持不懈，最终被录取。没有记录显示她是如何做到的，借助了何种力量，相关官员进行了哪些呼吁，才使她被破例录取，我们只知道，凭借她特有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她确实做到了。

大约20年后，蒙台梭利本人在接受访问时说道，自己曾为此事求助教皇，由于他积极介入为她请愿，她才获准学医。她首次访问美国时，有文章声称，“幸有已故教皇利奥十三世出手相助，她才成为第一位进入罗马医学院的女性”。该文同时引述了她的话：“反对之声有如潮水。利奥告诉我，他相信医学对女性来说是一项高尚的职业。”当日，另一家报纸也刊登了类似报道：“最后，教皇利奥十三世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妇女能够从事的最佳职业便是医学，由此平息了抗议。”

然而，在整理其他可以查证的事实时，你会发现这两篇文章并不严谨，很难确定记者是否在其中掺入了自己的想象，毕竟，这番言论是从蒙台梭利的意大利语翻译而来。另一份报纸的报道则使人认为，教皇是在事后才发表的声明，并引用了蒙台梭利的话：“一个女人在学习医学，这件事在罗马掀起了轩然大波，最后，教皇利奥十三世决定对我施以援手，称医学是特别适合女性的职业，她们应该从事这项工作。此举极大地改变了事件的走向。”教皇是否果真左右了医学院的录取决定，抑或只是在录取之后声援了这一决定？对于这一疑问，新闻界始终未能拨开云雾，给出答案。

1　意大利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南欧，此处的西欧指广义的西欧。

2　指19世纪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

3　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与加富尔和加里波第并称意大利“建国三杰”。

4　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爱国志士及军人，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亲自领导了许多军事战役。

5　卡米洛·奔索·加富尔伯爵（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家，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人物，统一前的撒丁王国首相及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首相。

6　意大利语既是官方语言，也是文学语言，意大利统一初期，只有少数人口会说意大利语，其余人只讲方言，此处是借此说明蒙台梭利的父亲受过良好教育。

7　原文为the three Rs，这是一个习惯表达，三个R分别代表三个英文词汇：reading, writing, arithmetic，指儿童基础教育的三要素，即“读写算”三项基本能力，简称“三R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