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戏从对手中来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是咸丰皇帝遭罪的起点。从那以后,为了镇压起义,这位年轻的皇帝白天黑夜地忙,都觉得时间不够。更让他觉得晦气的是,花了这么多力气,成效却不高。前线送过来的奏折,不是说这里让人给捅了一刀,就是说那里挨了一棒,久而久之,皇帝的自信心大受打击,都不怎么敢相信自己也能赢了,直到曾国藩的崛起。
湘潭大捷点燃了喜庆的爆竹,接着岳州、城陵矶,甚至是武昌克复的捷报接踵而来,让人有应接不暇之感。那情景,仿佛是倒霉了一千年,眼看着就要转运了。
原来人生也可以充满温暖!
要说在籍官员办团练的不止一个,包括曾国藩在内,合计共有四十五人之多,然而除了曾国藩,没有一个整出样子,不是半途而废,就是销声匿迹。曾国藩成了当年的主打款,一众官员中,就数他最帅,帅得一塌糊涂,帅得无边无沿。
依稀还记得在京时,这家伙跟打了兴奋剂一样,拼着命往上递意见书的情景,也幸亏当初留了一手,要不然,现在纵使能收到礼包,也得落下一个不会用人的恶名。
显然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得赶紧用,还要重用。尽管曾国藩当初出任时,有言在先,守孝期间不接受奖励或升职,但咸丰仍授他以署理湖北巡抚一职,并赏戴花翎。
授他署理,就是考虑到曾国藩尚在守孝期间,一旦守孝期满,代理即可转正,然而仅仅七天之后,咸丰又急匆匆地收回了成命。
不阴不阳的一句话
具有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一次君臣谈话之后。谈话的主角,一个是咸丰,另一个是军机章京彭蕴章。
军机章京不是军机大臣,说穿了只是军机处的文书,专门帮着军机大臣们抄抄写写,比如王鼎案中那个给穆彰阿通风报信的陈孚恩,就是军机章京。由于军机章京实际参与了机要,所以也被称为“小军机”。
彭蕴章的诗文很有名气,一辈子写了很多书,若是一本本摞起来,比他人还高哩,不过此人有学问归有学问,却是食古不化,在政务上迂腐得很,是一个“有学无识”的典型。
咸丰跟他聊天,起初只是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好心情,没指望从这个木讷的小军机身上得到什么高见。
咸丰说:“你想不到吧,曾国藩这么一个书生,竟能建成奇功。”
彭蕴章当然也是书生,这话听了足以让他浑身醋味儿乱冒。于是来了一句:“曾国藩不过是前礼部侍郎,一个老百姓罢了。小小老百姓,在乡间竟然能一呼百应,随者以万人计,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
就是这么一句不阴不阳的话,让咸丰脸色大变,沉默了很长时间。
很多人将咸丰的防范心理归结于“满汉藩篱”:曾国藩是一个汉臣,一个汉臣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手中又掌握兵权,对满洲皇帝当政的王朝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应该说,有这个因素,但并不能概括全部。清代用汉臣掌兵权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横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将岳钟琪。当时雍正任用岳钟琪,谣言满天飞,仅雍正自己收到的举报信就满满一筐,说他是岳飞的后代,要替祖先报“宋金之仇”云云,雍正根本就没有理睬。
其实很多时候,猜忌谁不猜忌谁,跟出身没有多大关系。康熙时期的鳌拜(满八旗),雍正时期的年羹尧(汉八旗),谁是纯汉臣?他们的下场可比岳钟琪惨多了。因为是汉臣,就想着要给对方穿小鞋,那是后人太小看这些清代皇帝了。
其实在曾国藩之前,江忠源追本溯源,也是手握兵权的湘军将领,不照样得到咸丰的信任重用,还被授以安徽巡抚?
曾国藩的事应该说是个案,其中彭蕴章的话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抓住了两点,一是咸丰已经被下面的造反造怕了,生怕一不小心再跑出一个什么“秀全”来跟他捣乱;二是咸丰一向非常看重湖北的战略地位,认为它的作用和价值远在广西、湖南、江西诸省之上,潜意识里就不愿将如此重镇轻授予人。
在咸丰眼里,曾国藩与江忠源虽都出自湘军,但两人并不相同。江忠源的定位主要是武将,任务就是打仗,曾国藩却有号令一方的作用,他创建湘军的时候,虽有个湖南帮练大臣的名义,其实是赤手空拳,凭什么能一下子拉起一个如此大的摊子呢?如果让他长期据守湖北,谁又能担保他不会黄袍加身,成为下一个“曾秀全”?要知道,在这种内乱频仍的情况下,要趁机跳出来自己做皇帝的人不计其数,让咸丰防不胜防。
人心之复杂难测,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从此咸丰就对曾国藩不太放心,而且这种担忧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消除。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咸丰决定收回成命,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专办军务——反正打仗要紧,就是让你当湖北省的一把手,估计你也没那闲工夫。
可话不是这么说的,咸丰的朝令夕改,不可能不引起曾国藩的疑惑,在从其他渠道得知个中内幕后,他的心顿时就沉了下来:原来是皇帝在猜忌我!
曾国藩的脸色也变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军事上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可以替皇帝分忧解难,换来的竟是对方的不信任。
他曾国藩像岳钟琪一样,毫无疑问是一个忠臣,然而他有什么办法让咸丰知道他是忠臣吗?没有!
这种时候,最好是朝中有人,能帮着说上两句,偏偏朝中无人,当年的座师穆彰阿即使身为首辅之际,也不为咸丰所喜,何况他早就被咸丰赶回家,闭门思过去了。
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曾国藩谈到了东汉时的大吏杨震。关于杨震,有一个极有名的故事,说有个曾被杨震推荐的官员为表示谢意,晚上给他送钱。杨震拒而不受,并且说:“我们是老朋友,可是怎么回事,我这个老朋友了解你,你却不了解你的老朋友,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送钱者愣了愣,还没回过味来,以为是杨震担心事情暴露会名誉受损,因此赶紧压低声音:“您老别怕,天黑着呢,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的。”
碰到这么不上路的,杨震只好拉下脸来:“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
一席话说得送钱者羞惭满面,落荒而逃。
奸臣与忠臣
杨震能力出众,又廉洁奉公,出仕二十多年,官衔只升不降,一度位居太尉。东汉时的太尉,可掌全国军事大权,比清代首辅还吃香。
这样一个大人物,没有丝毫把柄握在别人手上,但也就是皇帝身边出了那么几个宵小,一通耳朵咬下来,使皇帝对杨震有了看法,结果罢免了杨震的太尉之职,并下诏遣送其回乡。
杨震气不过,在路上服毒自杀,死前留言:“以杂木做棺材,以粗布做寿衣,不回祖先墓园,不要设祠祭祀。”
一代名吏的愤慨和无奈,让曾国藩在阅读史书时感同身受,而杨震的不幸结局又令他悲从中来。
对于身处前线的曾国藩来说,这种感觉确实很让人难以接受:当你尽心竭力,顽强苦斗的时候,那些既无能又妒贤的家伙却在背后指指点点,弄得你最后极可能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当然,这些都只是曾国藩心里面犯嘀咕。若是单纯从论功封赏这个角度看,咸丰其实并没有错待曾国藩:你以前是侍郎,没多长时间就让你官复原职了。
再说回去,古来忠臣一个样,曾国藩和杨震恨的都不是皇帝,他们恨的是专门拆台的彭蕴章之流。曾国藩也不是非当那个湖北巡抚不可,他只是想利用这个职务,好好地经营湖北,进而以两湖为后方基地,逐步逼近南京,这种稳扎稳打的战略,倒与安徽的石达开有异曲同工之妙。
湖北巡抚当不当没关系,战略构想最重要,曾国藩上疏咸丰,要求在武昌待上一段时间再说。
咸丰却忍不住了,战事拖得越久,越消耗银子,他能有多少银子消耗呢?就此而言,太平军拖得起,他拖不起,而前面赢的那几仗又让他对时局产生了乐观情绪,认为湘军只要再赢几仗,摆平太平军就不是什么难事。
他回复的谕旨让曾国藩无话可说:“既无地方之责,即可专力进剿。”——你又不是湖北地方官员,跟太平军作战才是你的本分哪,别废话,快点动身吧。
再拖下去,就有抗旨不遵的嫌疑了,曾国藩只得放弃初衷,率军东下。
要出武昌,就得先闯田家镇。田家镇与对岸的半壁山相对峙,两处所夹江面仅一里多宽,号称天险。无论你是要由东溯江而上,还是由西顺江而下,都得问它答不答应,所以半个多世纪后的中日武汉会战,日军要进入武汉,田家镇仍是必过的一关。
武昌失守后,杨秀清将石凤魁和黄再兴捉拿进京问罪,并派燕王秦日纲坐镇田家镇。
秦日纲的才情十分有限,军事上乏善可陈,列举一下他指挥过的战役,也是败多胜少。不过此君无才,却有“忠勇信义”之名,说白了,就是对上级俯首帖耳,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从不敢有任何不同意见。
在太平天国早期尚存诸王中,秦日纲仅次于翼王石达开,高于所有朝中之臣,但他把姿态放得比谁都低,让人几乎忽略了他也是个王。
杨秀清对他发号施令,他一点儿折扣不打,恭恭敬敬地服从命令,老实得就像杨秀清手下的一个普通兵丁。等到天京事变,洪秀全下密诏诛杀杨秀清,他也马上翻脸,把杨秀清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正因如此,无论是杨秀清还是洪秀全当政掌权,秦日纲都能高枕无忧,吃香喝辣。
很多时候,奸臣与忠臣,奴才与人才,前者总是比后者更得势更讨好,但战场是公平的,杨秀清又用错了人,并将继续为之付出代价。
三顾茅庐
秦日纲到达田家镇后全力组织防御。他盯准的是江面,天险嘛,不好好利用,岂不亏啦?
最好的办法是截断航道,不让湘军水师从这里开过去。秦日纲在长江上拉起六道大铁链,每道铁链相距数十丈,在铁链下设置固定的木筏和小船,上面安放火炮,一方面用于拦截,另一方面保护铁链,形成了一道密集火力网。
除此之外,还有杨秀清专门运来的木牌水城,有两岸的土城要塞,再加上铁链前后绵延数十里的水营船队。秦日纲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的江上要塞已固若金汤,湘军水师再怎么牛,也难以从正面穿破这道防线。
秦日纲的逻辑思路是,以江面防御来确保田家镇,但他疏忽了一个地方,那就是田家镇对面的半壁山。事实上,半壁山是田家镇的天然屏障,半壁山若有闪失,田家镇则无藩可恃,湘军完全可以通过这一制高点,用火炮对田家镇进行覆盖式打击。
曾国藩紧紧抓住了这一漏招。1854年11月20日,罗泽南和塔齐布先后率部聚集于半壁山下,对守山的太平军发动猛攻。
秦日纲事先未能在半壁山周围组织起强有力的防御,加之此时两军士气可谓一升一降,所以守军连战失利,三天后,半壁山即告失守。
犹如做外科手术,曾国藩拿下半壁山后,下一步就是要对江上的铁链动刀,双方的水上特种部队也终于到了面对面决战的时刻。
自衡阳练兵以来,曾国藩就认准水师是重中之重,他把相当多的精力都放在了水师组建和发展上。初期的湘军水师在战船数量上无法与太平军相抗衡,作战经验上也很欠缺,因此多次吃败仗。无论是靖港水战还是城陵矶水战,都败得极其难看,但曾国藩好就好在能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他便扬长避短,用陆师来弥补水师的损失,借助陆师赢的空当,迅速对水师重新补充,所以他的水师损失得多,恢复得也快。
在战略眼光上,杨秀清和他任用的一干将领都落在了曾国藩后面。太平军水营看上去很庞大,却始终只是“虚胖”,整个水营用的还是改造民船,水勇也没有经过多少专业训练。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不太讲究水陆配合,基本上是各打各的,结果是:水营赢,无关大局,水营输,满盘皆输。
在先前的武昌战役中,由于石凤魁和黄再兴指挥无能,水营的四千艘战船尚未投入作战就被湘军付之一炬。太平军水营虽曾拥有上万艘战船,但再家大业大,也禁不住如此挥霍。眼见船只和水勇越来越少,至田家镇之战,秦日纲统领的水营已是太平军仅存的最后一点家底。
12月2日,湘军水师在彭玉麟的率领下,向太平军水营发起进攻。
湘军水师的两大名将,文为彭玉麟,武为杨岳斌。
彭玉麟的籍贯为湖南衡阳。当初曾国藩一到衡阳练兵,便四处访求贤士,衡阳人说,本地要说贤,谁也贤不过彭玉麟,此人真称得上人中麒麟。曾国藩听说后,便立即出面邀请彭玉麟。
彭玉麟不肯去,原因跟曾国藩在湘乡时一模一样:母亲病故,只想在家守孝。
相同的遭遇,自然知道怎么动员,你这时要跟彭玉麟探讨什么事业功名,对方会毫无兴趣,所以曾国藩对彭玉麟说的是——现在天下大乱,父子兄弟且不能相保,你还能指望一个人安安静静在母亲墓前守孝吗?
经过曾国藩“三顾茅庐”,反复劝说,彭玉麟终于答应出山,但与曾国藩约法三章:功成必身退,且不要官,不要钱。
彭玉麟在湘军水师中担当文职,并不是说他只会文不会武,事实上彭玉麟曾经像江忠源那样有过“剿匪”经历,是打过仗的,他的“文”,是说他出身文员。
湘军水师跟陆师不同,陆师给把刀就能上阵,因此即使是儒生也能做营官,水师则相对要求高一些,起码你得懂水性吧。在湘军水师,十个营官,有九个都是新提拔的武员,只剩一个会玩笔杆子的,就是彭玉麟。
文有文的好处,会思考,能动笔。水师草创之初,规章制度一片空白,若没有彭玉麟从旁襄助,曾国藩的一个脑袋会变成两个大。
无防护炮战
自湘潭水战以来,彭玉麟已屡次与太平军水营交锋,被称为“以书从戎,胆气过于宿将”,但他还从未有过田家镇水战这样的体验,具体来说,就是多了那六道横江铁链。
彭玉麟由此将所属进攻部队分成两组。第一组是敢死队,驾二十条快蟹,任务是冲到铁链下面,并弄断它。第二组是掩护队,专管发炮,以吸引太平军水营和来自田家镇岸上的火力。
敢死队在冲锋时沿半壁山一侧,且不发炮,不仰视,只管做准备工作,这样一来,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对方的炮火攻击。全部的炮火几乎都集中在靠近田家镇这边的掩护队身上,炮弹如雨。
早在水师创建之初,彭玉麟就下功夫研究过防炮之法。和曾国藩一样,他也是从古书里面找答案,甚至拜的老师都是同一个,即明朝时的戚继光。
火炮在明朝时叫火铳,与明军作战的倭寇装备了大量火铳。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记下了他抵御倭寇火铳的方法。一种是将十几层渔网罩在战船左右两侧,通过渔网的坚韧和细密,来拦截弹丸,唤作罟网。另一种是戚继光的独家发明,叫作刚柔牌。简单说来,就是在盾牌外面套一层竹篱笆,中间以生牛皮、水渗湿的棉絮、人的头发依次编制而成。
按照戚继光传授的经验,只要使用这两大法宝,在四五十步之外,倭寇的火铳根本无法贯穿,到二三十步距离之内,虽可穿透,但威力已经大减。戚家军不仅以此为掩护,还能举着刚柔牌进行反击。
刚刚看到这几段的时候,彭玉麟别提多高兴了,想想戚老师真够意思,什么都不保留,什么都传授——您老人家怎么就知道几百年后有人还用得着呢。
彭玉麟在当下一一借鉴和试验,可是试验的结果实在让人沮丧:无论罟网还是刚柔牌,一炮就给打穿了。
不是戚老师藏着或掖着,只要动脑筋想一下就知道了,几百年前火铳的威力,能跟几百年后的火炮比吗?
当然只要防御了,也不是一点效果没有,战船四周上一道牛皮,多少总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又不治本,还容易影响官兵的斗志和作战效率。
彭玉麟一狠心,索性把罟网、刚柔牌、牛皮之类统统撤去,船上无遮无拦,实施无防护炮战,然后他带头脱去上装,赤膊拿一把大刀立于船头,并大呼一声:“炮弹要是有眼,就先把我打死吧。”
主将不怕死,众人立刻胆壮起来,视危险如坦途。有谁低下头来躲避炮弹,还会被众人讥笑为怕死鬼。
没了畏畏缩缩,动作就不会走形,可以踏踏实实放炮,同时战船也不会停顿,然而这种疯狂的打法必然要付出惨痛代价,因为炮弹毕竟不长眼,也不认识你究竟是勇士还是懦夫。
在田家镇水战中,湘军水师相当多的伤亡均来自掩护队。后来水师将领在向曾国藩汇报,说到“损失如此之惨重”时,忍不住放声大哭。
太平军的护索水营虽不断放炮,但也构不成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存活下来的湘军水勇依旧能够猛力反击,结果有的太平军小船还未装上炮弹,就被炸沉了。其他人看到湘军如此悍不畏死,也多半开始胆怯起来,纷纷朝岸边闪避。
依靠掩护队不顾生死的护持,敢死队的快蟹终于冲到了铁链旁。
在江中铁链里面,维系船只的竖链较细,用斧头和钳子便能截断,最难搞定的是连接两岸的横链。
横江铁链古已有之,早在三国后期,东吴便采用了这一防守策略,他们在半壁山上游的西塞山江面拉起铁链,以阻止西晋东进。晋军大将王濬熔断铁链,才得以击破东吴自以为牢不可破的江上防线,这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王濬是怎么熔断铁链的呢?史书中的描述是:制作巨型火炬,长十余丈,宽数十围,中间灌以麻油,当巨型火炬遇到铁链,即可将其熔化。
彭玉麟打造了相仿的火炬,每一艘快蟹上都放一口装满油脂的大锅,下面装有风箱,将油脂烧到滚沸。水勇冒着炙人的高温,将铁链拉到火焰上进行煅烧。等烧到一定程度,再用铁钳将铁链夹出,放在预先准备好的铁墩上,几个人拿出打铁的劲头,手执利斧,猛砍一番,便能将铁链砍断。
不到两个时辰,六道横江铁链全部被砍断。
巨石咽江声
铁链一断,第三组进攻部队“挤而过”,从断开的铁链中间穿行过去。另一个湘军水师的名将、占“武”字的杨岳斌上场了。
杨岳斌原名杨载福,他家从爷爷辈开始,都是绿营武官。绿营讲究资历,杨岳斌其时不过三十二岁,若是继续待在绿营,还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能熬出头。关于这一点,只要拿关天培、陈化成、杨芳、向荣等人的简历出来瞧瞧就明白了,一帮老头儿,最小的六十多岁,最大的七八十岁,人家算算还都是特能干的名将。此情此景,非得让年轻人看了落冰窖里不可。
在加入湘军之前,杨岳斌是营千总,官衔为正六品。仅仅一年之后,因为在湘潭之战中立下大功,便被擢升正五品的守备,同一年,升都司,正四品,接着升游击,从三品。
一年之内,竟连升三级。也就是说,你只要肯拼命,光升迁就能升到眼花缭乱的程度,他杨岳斌有什么理由不拼呢?
杨岳斌也的确敢拼能拼。有一次湘军水师进攻受挫,杨岳斌对彭玉麟说:“敌军有十倍于我的战船,要想取胜,非得出奇不可。”
杨岳斌所说的出奇制胜,就是亲自驾驶一艘小舢板向太平军水营发起突击,彭玉麟紧随其后。在他们二人的鼓动下,湘军水师不顾一切地冲向太平军船队,反过来将太平军冲散了。
不过在田家镇水战中,却出现了让人困惑的一幕:杨岳斌率部闯过铁链后,并未直接向太平军发起攻击,而是顺流冲到下游去了。
这是杨岳斌等湘军将领从城陵矶一战中得到的教训。当时广东总兵陈辉龙要乘风进攻太平军,杨岳斌劝他说,顺风难收队,不能去,陈辉龙不听,结果大败。
杨岳斌冲到下游,一方面是要截断太平军水营的归路,另一方面是要逆流而上,从容地对太平军展开攻势。
水军近战,主要战法都是火攻,不是我烧你,就是你烧我。当天的风向也怪,突然就刮起东南风,风向让太平军不仅无法东撤,反而陷入一片火海,作战中战船被毁四千余艘,被夺五百余艘。
太平军在田家镇再也守不住了。1854年12月3日,秦日纲率残部退往九江。
为取得这次胜利,湘军付出了很大代价,共战死八百将士。曾国藩在田家镇建立昭忠祠,并撰写了一副挽联:“巨石咽江声,长鸥今古英雄恨;崇祠彰战绩,永奠湖湘子弟魂。”
对于曾国藩和他的湖湘子弟来说,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经过田家镇一役,太平军仅存的一点水上力量损失殆尽,水营基本瓦解。曾国藩水上定乾坤的深远谋略终见成效,湘军自此完全控制了长江上游。
咸丰得报,喜悦之情“莫能言喻”,都说不出来究竟是个啥滋味。
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尽管咸丰听了彭蕴章的话,不敢把地方大员的位置再腾出来给曾国藩,但湘军作为一支地方武装出身的军队,能取得如此成就,他这个后台大老板还是舍得封赏的。
曾国藩保奏彭玉麟、杨岳斌等八将因功升职,咸丰眉头都不皱一下,便一一照准。此外,还赏曾国藩穿黄马褂,黄马褂可不是随随便便赏的,在道光以前更是少之又少。
凡是能赏的东西,咸丰都掏了出来,什么扳指、宝刀、火镰,一堆呢。
曾国藩也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了,剩下的就是再卖把力气,争取把奏报写得更漂亮一些。他踌躇满志,告诉咸丰,长江上游已被官军控制,太平天国所需给养起码因此断绝了一半,而他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在潜意识里,这位湘军大帅已经在为进入南京进行彩排了。可是他忘了,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而在新一轮直播中,他将可悲地沦落为一剂票房毒药。
前线的连连挫败,令杨秀清大为震惊,他不得不起用军中的超一流高手:翼王石达开。
石达开不仅能征善战,而且颇懂地方治理之术。太平军缺乏一贯的战略设计,往往是只顾前方,不顾后方,只有石达开在安庆建立根据地并使之维持了近十年之久。
石达开才能出众,太平军领导层人人皆知,杨秀清当然也很清楚,但身为实力派王侯,太能干了,对上面而言未必是好事。在这方面,谁都难以避免。
一方面是杨秀清对石达开有所忌惮,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聪明人,石达开同样十分谨慎小心,知道东王心里那块地儿就是再大,也容不下一个比他更强且可能超越他的人。于是只要战事尚看得过去,石达开就被束之高阁,他本人也从不嚷嚷着一定要到前线去。
田家镇战后,杨秀清和石达开的利益相关,一个急于用人,一个急于救火,这才放下了各自的小心眼儿,在共同目标上达到了会合点。
什么叫破绽
石达开奉命星夜兼程,从安庆赶到湖口。他去之前就知道局势严重,去了之后才知道不是一般的严重——杨秀清交给他的完全是一个烂摊子,太平军失地千里,军心混乱,加上湘军步步相逼,要想短时间内在九江、湖口建起牢固防线,几如天方夜谭。
他需要足够的时间用于部署防守,否则就算是神仙下界也无济于事。石达开立即命令长江北岸的太平军尽最大可能制造声势,以拖住湘军,使其不能全力东下。
按照湘军在田家镇的那股气势,曾国藩要拿下九江和湖口应是水到渠成的事,但被石达开这么一搅和,他不得不派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陆师精锐前去北岸应付。
曾国藩出兵以来最讲究水陆并进,这也是他自湘潭之战以来可以做到所向披靡的重要战术。如今缺了陆师的支持,他就不敢派水师单独深入九江和湖口了。
什么叫破绽,这就叫破绽。抓住曾国藩的破绽,石达开得以从容部署,打造出全新的防线。
燕王秦日纲在田家镇败得那么狼狈,缘于他顾此失彼,江心、田家镇、半壁山这三座堡垒构不成整体,被人家各个击破。石达开也设置了三座堡垒,除九江外,还有湖口和梅家洲。
梅家洲是江心的一座大沙洲,由长江泥沙沉积而成,沿江而下的主航道,其北面狭窄,大船无法通行。曾国藩要想“肃清江面,直捣金陵”,非从南面的长江主航道通过不可。
石达开命林启荣守九江,命罗大纲守梅家洲,自守湖口。林启荣和罗大纲都是以防守见长的战将,经过这样的排兵布阵,三座堡垒不仅更为牢固,相互之间还能形成策应,最大限度地弥补了田家镇防线那样的缺陷。
石达开在长江北岸投下的棋子,令曾国藩忙活了将近一个月。1855年1月2日,当他把水陆两师调到九江城下时,发现九江已“屹然坚城,难以遽下矣”。
除城防扎实外,守城之将也不简单,此人便是林启荣,他将为知人善任的翼王带来开门红。
林启荣原本籍籍无名,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前,他还只是杨秀清麾下的一个普通刀牌手,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其他职衔,所谓“郁郁乎行伍”,在军队里面混得很不得意。后来总算进入了军官行列,并随军西征,但也不过是赖汉英、石祥祯等人手下的一名偏将。他的显山露水,是从防守九江开始的。
1月14日,曾国藩将九江四面包围,并以塔齐布手下猛将童添云为攻城先锋。
童添云见过世面,曾在鸦片战争时随杨芳出征广东。此人有一把子力气,能拉开“五石弓”,这种弓一般都是用来考武状元的,绝对是大力水手级别的,而且他的箭法还挺准,要么不射,射必命中,加上胆量大,做事认真,所以很快就成了军中的佼佼者。
身为主将,童添云就像他的老上司塔齐布一样,每战必挺着长矛在前面冲杀,即使弹如雨下,也不肯稍有退却。由于他长了一脸麻子,太平军称其为“童麻子”,对方一见旗帜上有“童”字,便相顾失色,说:“不好,童麻子来了!”未战纷纷退却。
这是个擅攻的一流悍将,但是当擅攻之将遇到擅守之将,就没辙了。
当天湘军不仅没能攻入城池,童添云还被城炮击中并重伤而亡。“童麻子”战死,湘军诸将无不愕然,先前攻克武昌,拿下田家镇的劲头也为之一挫。
此后,林启荣白天仍然坚壁不出,且深沟高垒,旌旗林立,让攻城者找不到一点空隙。
想想累了一天,晚上应该松懈了吧。从表面上看也的确如此,只要夜幕降临,城墙之上便一片静寂,连打更击柝的声音都没有。可这是在湘军未打歪念头之前,此后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攻城的心思,还没等摸着城墙,城上就会立刻枪炮声大作,杀你个人仰马翻。
没有严明的战场纪律和出色的指挥,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九江城下,连塔齐布和罗泽南都感到无计可施,罗泽南叹息说,九江不过斗城而已,却坚固如此,真是难以想象,“林启荣之善守,吾辈不能及也”!
取败之道
九江一时难下,有人便建议不如越过九江,先进攻九江东面的湖口和梅家洲再说。曾国藩用兵,向来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是他的基本宗旨,如果要跳过九江,就可能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一般情况下,他不敢如此冒险。
不过这说的只是一般情况,现在情况特殊,除了九江打不下来以外,曾国藩还必须正视一点,那就是石达开正在重建水营。
石达开时年才二十四岁。曾国藩等人原先根本没把这位年轻王爷放在眼里,以为不过是个“毫无知识”的“乳臭小儿”,一旦真被拖到军事攻伐这口大缸里面,就算不揿他的头,他自个儿也得吐着泡沫,翻着白眼珠咕嘟咕嘟沉下去。
可是石达开很快就让曾国藩刮目相看了。自湘潭之战起,曾国藩不是每战都赢,但是总能反败为胜,关键在于他抓住了“水”这个核心。反观太平军,虽然也打了不少胜仗,加起来一算,却还是得少于失,要害也全在一个“水”字。
一直以来,太平军吃亏就吃亏在水师方面。那些由民船改造而成的战船、力量微弱的土炮、缺乏训练的水勇,以及粗放型的水上战术,没有一样能与湘军相比。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缺乏补血能力,眼瞅着有少无多,到最后砸锅卖铁,一无所有。
显然,竞技江上,得水师才能得天下,石达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局,就必须改变太平军的水上弱势。此前,他在安庆时就建造了一座规模巨大的造船厂,但造船需要时间,实战又急着要用,石达开便想到了“借船”,一到湖口,他便派人奇袭停泊于鄱阳湖内的江西水师。
当初在谕令曾国藩创建水师时,咸丰也下令四川和江西督造战船,组建水师。出发点是好的,多多益善嘛,省得江上只能依赖湘军一家。可惜地方官军太不争气,九十人的奇袭队,愣是吓跑了四千人的江西水师。凭此一役,石达开足足赚来百余艘战船和七百余门火炮,算是给太平军水营续了香火。
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国藩真恨不得把江西官军全部抓起来,噼噼啪啪,一人先扇一千八百个耳光再说。他曾国藩好不容易熬到田家镇水战,消灭了太平军的万艘战船,从而建立了水上的绝对优势,可给这帮窝囊废一弄,双方的力量又起了变化,让太平军水营拥有了东山再起的本钱。
当时这批被太平军俘获的江西战船尚在鄱阳湖内,曾国藩便召集水师将领商讨究竟该怎么办。有人主张九江之战要紧,不如先将江西战船逼到长江下游,以后再慢慢收拾不迟。彭玉麟则说,要是让这批船出了鄱阳湖口,就会留下无穷后患,再想控制住就难了,不如趁此机会,将其一举歼灭于鄱阳湖内。
开会时,杨岳斌正在后方养病,彭玉麟在水师中的权威最高。大部分水师将领都同意他的意见,曾国藩也觉得未尝不可,这不失为一石二鸟之计:既制止石达开重建水营,又可以断绝九江外援。
两面受敌的问题,曾国藩也考虑了。他将陆师一分为二,塔齐布留于九江城下,继续进行牵制,罗泽南则和水师一起攻击湖口和梅家洲。
面对兵临城下的强敌,石达开给出了自己的推断和结论:从武昌出发后,湘军没有得到过充分休整,不吃力是不可能的,这叫久战必疲;由于连战连捷,这支军队从上到下又都有一股骄悍之气,尤其水师更以江上霸主自居,此谓骄必轻敌。
一个疲,一个骄,均取败之道也。
罗泽南创造过以静制动的经典战术,即等待时机,在对方“三而竭”的时候发动全力一击。石达开接下来设计的套路,几乎就是这一战术的翻版。
他训令三地堡垒,只能坚守,不准出战。在湖口,石达开自己身体力行,不管湘军如何讨敌骂阵,都“不动如山”,让对方不明虚实。
“静者安,动者摇。”敌人最活跃的时候,往往就是破绽暴露最多的时候,石达开重点关注的是湘军水师有没有破绽。
似乎没有。湘军水师此时正处于建军的全盛时期,船坚炮利,一副无懈可击的样子。可是绝对的无懈可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所谓“百密犹有一疏”,即使是传说中的金钟罩铁布衫,也有攻破它的命门关节,只要你冷静观察和思考,就必有收获。
经过几天僵持,石达开终于发现了湘军水师的命门所在。那本来是湘军水师的长处,即大小船配合,长龙、快蟹与舢板取长补短,一个如重型战车,无坚不摧,一个如轻捷小鸟,倏忽来去。
二者合在一起,自然是优势互补,但如果把它们像水陆师一样拆开,则效果完全不同。有了发散性思维,便没有什么不可能,机宜已定,石达开开始一步步地将对手往自己的陷阱里引。
白天他继续高挂免战牌,守城不出,到了晚上,派兵在江岸之上敲锣打鼓,不停地制造紧张气氛,同时出动船只,将火箭火球接二连三地射到对方船上,湘军一旦警觉或出动追击,太平军就马上隐身,总之一句话,就是不让湘军睡好觉。
在疲和骄之外,湘军水师又多了一个躁。
分飞燕
1855年1月29日,石达开破天荒地在白天派出船只与湘军交战。不露面还好,一露面差点把曾国藩的牙笑掉。太平军用的是一种俗称小划的船,最多跟舢板一个级别,而且仅寥寥几条船,它们在江上晃晃悠悠,人在上面站都站不稳。
这么多天不现身,以为太平军要放大招,没想到出场就如此寒酸,那还等什么?湘军水师立刻猛扑过去,太平军果然支持不住,几个回合就慌忙退却。
湘军多少天无仗可打,好不容易逮着这么一个机会,哪里肯舍,当下迎头便追。那架势,恨不得三下五除二,立马把太平军揍到扁,然后像块饼一样摊墙上去。
太平军的小划虽小,移动却很灵活,像长龙、快蟹这样的大块头追赶不及,只有靠舢板。一个在前面逃,一个在后面追,眼见得小划一晃之下溜进了鄱阳湖,湘军也尾随跟进,因为都知道鄱阳湖内集聚着江西战船,正是将其一举歼灭的良机。
先后进入鄱阳湖的舢板计一百二十艘,水勇两千余人,湘军水师的轻便船只基本一个未漏地全进来了,留于外江的都是笨重的大船。
战斗仍然是一边倒,湘军抓住机会,焚烧太平军船只数十艘,这是湖口开战以来的第一个收获,众人无不欢欣鼓舞,心花怒放,都拼命往前追,没有一个肯背过身,回过头去看的。
湘军的舢板越往湖心划,离入口处越远,渐渐地与外江不通声息。曾国藩等了很长时间,还不见舢板返回,这才着急起来,亲自过来察看。这一看,令他大惊失色。
在鄱阳湖入口处,石达开竟然搭起了浮桥。浮桥下面是凿沉的民船,上面铺着木板,再盖以土石,将所有舢板完全堵死在鄱阳湖内。其行动之迅速,构思之巧妙,显见得是预谋已久的结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中计了!石达开修筑的浮桥乃水营得意之作,“关锁牢固,势难冲击”,想攻破非常之难,曾国藩唯有先鸣金收兵。
这天晚上,石达开又派船只出动了,只是不再是隔靴搔痒的袭扰,而是大举进攻。三十多艘小划,却足以搅乱湘军水寨。以往湘军作战,是以长龙快蟹做掩护,以舢板主动出击。在失去舢板护持后,长龙快蟹“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就好像鸟被砍断了翅膀,虫被斩断了腿脚。它们不仅没有出击能力,还处处挨打,防不胜防,昔日威风八面的长龙沦落为笨龙,快蟹也差不多成了死蟹。
湖口和梅家洲的太平军陆师也紧密配合,在岸上用火箭、喷筒对着湘军的船只射击,同时投掷以火球、火罐。湘军被焚九艘快蟹,七艘长龙,其他杂色大船二十余艘,若不是大船上装有洋炮,使太平军的小划不敢逼得太近,还不知要惨到什么地步。
突然的失败,令湘军官兵不知所措,大家再不肯遵从号令,纷纷挂帆向上游逃窜,连彭玉麟也阻止不住了。
这是战场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湘军水师被截为两半,曾经一快一慢的好搭档,此后变为分飞燕,你成不了我的梁山伯,我也做不了你的祝英台。
水师军心衰弱得厉害,原先归杨岳斌统率,现在由彭玉麟调遣的人马,也不听指挥了。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得将尚在养病的杨岳斌召回进行节制。
水师吃了亏,陆师也没能取胜。塔齐布屯兵九江南门外,整天仰着脑袋攻,官兵相继死伤,仍拿九江城没什么办法。罗泽南想从岸上克湖口,也是苦哈哈的什么都捞不着。非但如此,由于石达开用兵神出鬼没,罗泽南生怕对方劫营,还得夜夜戒备,有时一整晚都不敢合眼。
曾经勇不可当的两位陆师大佬半斤八两,窘迫如此,闻者无不寒心。曾国藩的心也凉了半截,意识到世上本无捷径可走,绕九江而攻湖口的策略原本就是错的。
此消彼长
还是回头走老路吧。1855年2月11日,曾国藩将原本计划负责进攻湖口的罗泽南调回九江,与塔齐布兵合一处,以加强对九江的攻势。
他想不到的是,当天晚上,石达开竟然又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进攻,参加这次进攻的,除了数百艘小划外,还有安庆船厂刚刚造出的三十艘大船。
与上一次相比,这个晚上更黑,更适于夜袭,曾国藩输得也更惨。太平军水营翻江倒海,湘军水师被打得溃不成军,最后连曾国藩自己乘坐的特大型拖罟船都被惦记上了。
当时拖罟被十几只小划围攻,炮弹却已经打光,太平军一拥而上,上前拦截的亲兵越打越少。曾国藩脸都白了,惊惶之下推开舱门,跳入江内,要自杀了事。这时正好彭玉麟驾小船经过,见有人跳水,看身影有些像曾国藩,急忙救起,送到岸上的罗泽南营中。
这一仗,湘军水师被焚战船百余艘,拖罟船也做了人家的战利品,上面的所有书信文稿连同咸丰赏赐的物品,扳指、宝刀、火镰之类,统统送给石达开做了礼物。
拖罟船还是当初广东总兵陈辉龙送给曾国藩的,一共就造了两艘,一艘在城陵矶之战中被曾天养缴获,现在这艘又让石达开拿去玩了,敢情忙活半天,都是替别人忙的。
上岸后,曾国藩又羞又愤,先写下一封千余字的遗折,然后命人牵过一匹马,就要骑着马去与太平军同归于尽——当然以曾某的个人近战能力,只会他自己“尽”,对方是不可能“同归”的。
罗泽南等人见状,赶紧拉住马缰,并苦苦劝说,好话说了一箩筐,曾国藩才回心转意,冷静下来。
湖口一战,湘军一败涂地。屋漏偏逢连夜雨,1855年2月20日,水师又遭大风袭击,长龙快蟹被撞沉撞伤四十余艘。
人倒霉了,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曾国藩盘点一番,能保持基本完整的战船只剩下七十余艘。他再也伤不起了,只得让彭玉麟带到湖北去修理。
此消彼长,战场态势和双方的力量对比自此都发生了改变。
曾国藩所犯的错误不止一个。自武昌出师,湘军全师东下,能打一点的部队几乎都被他带到江西去了,相比之下,留守湖北的兵力十分空虚。应该说,这种打法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可集中优势力量,尽快取得战果,不利之处在于战事一旦不顺,大军就会被牵制在前线,湖北后方必然危险。
如果看不出对手这个错误,石达开就不成其为石达开。他随即发动的全面大反攻,便直奔曾国藩的后方湖北而去。
湖北军队维护个治安还凑合,打仗完全不是那块材料,往往还没看到太平军的影子,就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一个人叫一声,则“万众瓦解”,一溃千里。曾国藩闻讯急派胡林翼、彭玉麟率水陆两军回援湖北,但已无力回天。4月3日,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武昌,并控制了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和长江航道。
不到半年时间,曾国藩又失去了武昌,“前此战功,竟成空虚”。与先前不同的是,这次还退步了,他最看重也最得意的水师支离破碎,完全破了相,再也不值一看。
曾国藩懊丧不已,连写下的文句都哀哀戚戚,不再有往日的大气磅礴:“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就算皇帝原先对打仗这一套两眼一抹黑,在阅读和分析了这么多战场报告后,现在至少已经是一个眼光独到的军事评论员了。
湖口战役,曾国藩总结败因,说到舢板闯入鄱阳湖,以致被太平军一切两半。咸丰批道:“诚不免锐进贪功”,确实是你太求胜心切了,淡定一些嘛。
分析武昌为何失守,曾国藩承认是自己的失误,未能在后方预留强一些的军队。咸丰倒是通情达理,说算了,当时你那水陆两师全数东下,还怕兵力过于单薄,如果再分兵设防武汉,那不是更少了吗?这仗还要不要打了?没准儿现在的形势还更加棘手呢。
咸丰的语气能如此宽容平和,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与北方战场形势的好转有关。
自从北伐的太平军被包围于束城,咸丰就希望能尽快将其歼灭,但事与愿违,双方足足对峙了二十来天,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问僧格林沁和胜保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两人的答复倒很一致:“太平军依墙施放枪炮,伤亡太大,冲不过去呀。”
咸丰一听,火冒三丈:“你们哇啦哇啦地讲什么梦话呢,以为朕啥都不知道是吧?束城那里都是乡下房子,不过砖土矮墙而已,太平军再怎么折腾,又能弄到多牢多厚,乃至连你们都攻不破?”
皇帝一发火,两个家伙都被吓住了,赶紧再次组织进攻,但接连两次大进攻都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过来被太平军打了埋伏,其中一次胜保还被包围在村子里,怎么冲都冲不出去,最后靠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才救了一命。
看来皇帝的话听不得,僧格林沁和胜保又低下了头,跟太平军干耗起来。胜保负责烧毁太平军驻地周边的村庄,树林也全部砍掉,以免被太平军用作伏击。僧格林沁则开挖深壕,一步一个坑地进行挤逼。
双面胶
林凤祥和李开芳不惧硬攻,就怕用巧。在无法坚持的情况下,决定继续找机会突围。
1854年3月7日,清晨,趁大雾迷漫,太平军再次突围南下。僧格林沁的蒙古马耳朵都是竖着的,寸步不离地跟过去,结果又将太平军困于阜城。
这次僧格林沁吸取教训,他不等太平军在城外扎成营垒,便亲率蒙古骑兵猛烈冲击。此番冲击对太平军损伤很大,担任战场指挥的平胡侯吉文元中箭落马身亡。
太平天国早期分封的王侯不多,吉文元作为广西老兄弟,他的平胡侯硬是靠一场场战功累积起来的。这样的猛将殒命,对太平军的震动着实不小。
林凤祥急忙将军队收缩进城。为了尽快破城,僧格林沁和胜保各想各的办法,胜保预先设计一招,他从外地征调窑工,在阜城外开挖地道,想用地道来炸城墙。可是太平军有过土营,对挖地道埋地雷这一套最敏感,有个风吹草动都别想骗过他们的眼睛,胜保也没什么经验,只能不了了之。僧格林沁的办法还是挖壕。胜保的地雷没派上用场,他便拿过来,埋在长壕里,就等着太平军来踩雷。
阜城只是座小县城,粮草十分有限,撑到月底太平军就被迫再次突围。这时京城传来旨意,让胜保带兵去山东。原来早在一个月前,东王杨秀清已得知北伐军境况不佳,便赶紧派出援军北上进行增援,胜保须奉诏前去对付援军。
合围要的就是人手,胜保一走,城外立刻露出许多空当,林凤祥乘机出城,但是一出城就上了僧格林沁的当,部队在冲过壕沟时踩到地雷,死伤百余人。
僧格林沁的缺陷是人手不够,盯不住,使太平军得以平毁壕沟。之后,他们通过向官军营盘账房投掷火弹,造成僧格林沁后方大乱,终于打开了通道。
太平军突围了,但是让林凤祥和李开芳感到难以接受的是,自从对手一栏中增加僧格林沁这么一个人之后,不管突围多少次,他就好像双面胶一样,总也甩不掉。
1854年5月5日,在无法摆脱追兵的情况下,太平军只得在连镇紧急布防。还没等弯下腰来喘口气,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就到了,呼啦一下,三度将太平军包围。
连镇横跨运河,分为东西两镇。林凤祥和李开芳商量一下,以运河为界,一人占住一边,成掎角之势,同时在运河上架起浮桥,使运河两边连成一气。
连镇“人口繁盛,蓄积颇丰”,附近村庄也都不是贫瘠之所。太平军从镇到村,将所有财物掠夺一空,作为军队给养。林凤祥另外在东西两镇之外建造木城,设立大小连营七座,以分官军兵力。
在作战方面,僧格林沁是个老手,普通花招在他眼里都不值一提。太平军分兵,他也依照东西两镇的位置,将兵马分为河东和河西各一路,此后便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牢太平军,并不断往前推移。
此时北方连降大雪,太平军虽得到了粮食上的补充,但冬衣不足,而且他们本身也不知道如何防寒保温,因此非战斗减员非常多,光冻死的就有数千人之多。僧格林沁的办法就是熬着耗着,在对付寒冷这个大敌上,长期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蒙古人显然要比太平军能扛得多。
耐不住的是咸丰。在看战报以前,他总揣着一种侥幸心理,但仔细读下来,却发现僧格林沁不过还是在拿话搪塞自己。
敷衍,敷衍,你就知道敷衍,不赶紧把太平军摆平,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
僧格林沁口口声声地说下雪天冷得不行,非得等到冰雪消融才能有取胜的完全把握,咸丰真是恨不能劈脸扇过去一巴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早点抓住时机,歼灭这股太平军,还会像今天这么费力吗?
他在僧格林沁的奏折上批道:“再不能宽限时日。”
斗兽场
可是事到如今,能不能宽限已不是咸丰说了算,而是僧格林沁说了算,他只把咸丰的话当耳旁风。
皇帝坐在紫禁城里说的现成便宜话,那是能听的吗?听不得。尽管太平军的境况已大不如前,但仍有近万之众,而且僧格林沁分明看到,太平军照旧悍不畏死,或战或守,均从容不迫,毫无溃乱之状。
这种样子,你要我立马将他们干掉,不是在说天书吗?只有长围久困,才是唯一之法。
僧格林沁的围困,像毒蛇缠颈,使得太平军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这时杨秀清派遣的特使正好潜入连镇,林凤祥才知道天京援军将赶到救急,两人计议后,决定让李开芳率六百轻骑兵南下接应。
增援连镇的太平军尚无法到达,僧格林沁却已不断得到援兵,所统率的兵力增至三万。这不仅弥补了胜保率兵离开后人数不足的缺陷,也使僧格林沁得以采取新的动作。他采取环镇筑垒的方法,挖出三道壕沟,并配以土城,将镇外林凤祥所筑连营也一道困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缺少冬衣的太平军收集起来的粮食也渐渐吃光了,只能以黑豆充饥。林凤祥困窘无计,不知道怎样才能带着这支部队走出不利局面,但是这一天,有人忽然告诉他:“我有办法!”
说有办法的是一个广西老兵。他说有办法,不是说他个人有办法,而是附在他身上的耶稣有办法。
事情发生在军内举行的一次祷告仪式上。大家都在念念有词,就见这个老兵突然昏厥倒地,口吐白沫,醒来之后,老兵便以耶稣的口吻对林凤祥言道:“休要担心,少要害怕,某有的是神奇兵法,定能助你突出重围。”
在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里,耶稣是天兄,即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有耶稣下界助阵,自然无敌。林凤祥很高兴,马上封老兵为军师,并建立军师府,事无巨细,都要请示“军师”后才执行。
“军师哥哥”其实不懂指挥打仗,但他以前在广西的戏班子里跑过龙套,于是便把舞台上的花花绿绿搬了过来,每日操演一些“诛妖阵”“锁妖会”一类的所谓阵法。
一个月过去了,这些阵法对实战毫无作用,林凤祥也渐渐瞧出端倪——“军师”竟然说出了让关羽、黄忠下凡助阵的话,太平军的宗旨是砸烂一切牛鬼蛇神,三国人物自然也在被砸之列。
林凤祥大怒,将“军师”愤而斩之。
对于揭不开锅的前线来说,虚幻的一套犹如画饼充饥,只能暂时起到一点鼓舞军心的作用,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冲出重围,林凤祥想到了吕公车。
吕公车是自明代起就有的一种大型军事设备,类似于古时候的重型坦克。太平军对其进行了改造,车上不仅可载人,还能装备火炮,北伐以来,多次用于攻城和野战。
可是吕公车仍然难以救急。僧格林沁所修的那些壕沟,深度和宽度都各达六米有余,土城则高达四米,厚近三米,上面安有枪炮。在壕沟后的土城内,每隔三米便支起一顶帐篷,每顶帐篷里都各有十名士兵昼夜巡逻。如此复杂的阵地工事,几乎可以和后世的反坦克壕相提并论,哪是吕公车这样的土坦克能够攻破的。
形势越来越恶劣,太平军内再次人心动摇,出现了逃兵。僧格林沁也像胜保那样,天天让这些逃兵高举“投诚免死”牌,在太平军营垒外转来转去,展开攻心战。
在太平军内,广西老兄弟,或者叫“老长毛”或“桂籍长毛”,是其中坚力量,战斗力相当强悍,能够让从黑吉调来的满洲骑兵吓到发抖,但有一利必有一弊,他们同时也有目空一切、看不起外省人的一面,一如湘潭之战中的“长发兵”对“短发兵”。
不团结的因素,加上饥困交迫,前后出降者达三千多人,竟占了守军的三分之一。在这些投降分子中,很少有广西籍的,大部分为外省籍,例如,湖北籍。
与胜保不同的是,僧格林沁的攻心战已可用恶毒来形容了,他把降兵集中起来,专门编成一支军队,名为“义勇”。僧格林沁立下规矩,义勇必须屯兵包围圈内,不得进入土城,而且不立战功就不能剃发,也就是说仍不被视作自己人。
不转正就成不了正规官军,仍是“伪军”,而由于仍留着长发,对面的太平军也一看便知此辈是叛徒,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前后相逼下,为了取得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义勇往往荷尔蒙大爆发,在战场上“舍死搏战”,比官军和太平军加一起还疯狂。结果,包围圈内,昔日的伙伴自相残杀,死伤枕藉,包围圈外,官军冷眼监视,坐山观虎斗,犹如西方的罗马斗兽场一般。
诈降
原先林凤祥抓到逃兵就杀,但众人特别是非广西籍的官兵,看到投降不仅可以不死,还摇身一变成了官军,想想留下来横竖一死,逃出去没准尚有活路,因此没人会被吓住,逃跑投降之风反而更加猛烈。
眼看着军心收拢不住,林凤祥只得改变策略,抓到逃兵不杀了,而是当着他们的面痛哭流涕,进行自我批评,骂自己无能,又赐给金帛财物,挥挥手说你们要走就走吧,不要管我了。
如此一来,逃兵们中有点义气的,倒良心发现,起誓不走了。见此情景,林凤祥忽然来了主意。
你僧格林沁不是要诱降吗,好,我也跟你玩一个诈降。林凤祥与诈降者约好,让他们进入官军阵营后,便与连镇守军里应外合,一举击破僧格林沁的包围。
诈降者的人选也特地进行了挑选,专门挑原先当过官军的。林凤祥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僧格林沁的信任感,减少斗兽场式的“考验期”。
谁知在见到这些诈降者后,僧格林沁却是一脸冰冷,说你们跟“老长毛”不一样,“老长毛”不过是些无知愚民,你们拿着朝廷的俸禄,吃着朝廷的口粮,却还要跟着太平军造反,真是太可恶了,对你们这样的人,我是来一个杀一个的,“杀无赦”。
这一席话,把诈降者说得面面相觑,汗如雨下。僧格林沁随即话锋一转:“不过呢,我这人从不杀俘虏,这么办吧,你们回去,把林凤祥的脑袋送来,我就允许你们归降。”他把诈降的二十来个人放了回去。
林凤祥当然不可能把自个儿的脑壳割下来给人当信物。几天后,这些人又来见僧格林沁,手里还拿着几件衣服。僧格林沁问这是什么,回答是:“林凤祥的脑袋拿不到,只偷得他的衣服为证。”
僧格林沁挥挥手:拉倒吧,我要件衣服有什么用?
第二回,衣服变成了人头,但不是林凤祥本人的人头,据他们说是林凤祥亲近手下的人头。这回僧格林沁发火了:“什么亲近手下,我知道林凤祥的部下到底长啥样?你们不是故意来蒙我吗?”
林凤祥被逼得没有办法,第三回时便把自己的印绶取出,让诈降者带去。僧格林沁见到后点点头,说这东西还值点钱。随后,他却忽然问了诈降者们一个问题:“我知道太平军的军纪非常严明,那么请告诉我,你们上次是怎么样拿着人头穿梭来去的呢?”
接下来的疑问当然还有很多。比如在杀了林凤祥的部下后,要再把他的印绶偷出来,几乎是绝无可能的事,要么林凤祥和他的太平军将士都变成了白痴,要么就是在演戏。
僧格林沁将诈降者一律斩首,只留一人回去报告林凤祥:“鬼蜮伎俩,吾尽识破也。”凭你那点小零小碎,还想来糊弄我,省省吧。
诈降之计失败,林凤祥郁闷不已,这时突然有做过义勇的将领求见。
凡是加入义勇的降兵降将,几乎每个人双手都沾满兄弟同僚之血,就恨不得将你生擒活拿,你还敢主动现身?
这位降将倒很镇定,说我做了错事,现在是来补过的。他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李开芳已带着援军来了,正在包围圈外与官军交战。
据降将说,他就是李开芳派来的,李开芳让他来告知林凤祥,赶紧里应外合,好一举击败僧格林沁。这个信息正是林凤祥和被围困在连镇的太平军所苦苦企盼的,不过林凤祥也留了个心眼儿,他必须看到联络信号才会行动。
当初李开芳南下时,两人曾约定,如果仍被官军分隔,彼此以喷火弹为号。林凤祥令降将返回,然后便开始等待。
到了预定时间,果然看到了喷火弹,林凤祥大喜过望,立即率兵出击。他不知道,这其实是僧格林沁布的一个局。正所谓戏从对手中来,你骗我,我套你,无非是看谁的演技更逼真而已。
至于联络信号,林凤祥以为是他和李开芳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孰料隔墙有耳,那个降将其实也偷听到了,喷火弹根本就是官军施放的。
林凤祥没有遇到李开芳和援军,所部却陷入了官军的埋伏,被打死四五百人。僧格林沁立马拿出官帽顶戴,赏给引诱太平军的降将——在这个世俗社会里,忠心和义气常常不是卑鄙和背叛的对手。
关键是看时机和成效
中埋伏不仅让林凤祥受到打击,也断绝了他待援的最后一点希望。不久,连黑豆都没得吃了。林凤祥下令杀骡马,骡马有限,杀完了开始煮皮箱刀鞘,带皮的也煮完了,又从地上挖掘马齿苋、当归这些野菜为食,还有人剥开榆树,取皮研末,做成面条。等到连这些东西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甚至俘获的官兵和逃兵也被杀掉,取人肉以食,尽显战场上最黑暗和悲惨的一面。
漫无边际的逃亡开始了。经过这次逃亡,太平军的兵力变得严重不足,只剩下两千多名死也不投降的广西老兵。考虑到兼顾两镇也变成了不可能,林凤祥遂放弃西连镇,率部进入了东连镇。
在此之前,僧格林沁曾经开壕筑堤,为的是蓄积雨水。等到堤坝建成,蓄水已达到房顶那么高,便掘堤放水,对太平军阵地进行围灌,之后再用大炮连续轰击。
看到太平军阵营出现混乱,僧格林沁才正式发起总攻。林凤祥往来督战,身受两处枪伤,他身边的两千勇者或战死沙场,或投水自杀,再没有一个肯屈膝投降。
1855年3月7日,东连镇被僧格林沁攻破,林凤祥也在躲藏的地窖内被俘。尽管地窖内还储有可供他一月食用的粮食,可这已经无济于事了。
两天后,也就是3月9日,咸丰收到了僧格林沁从前线发来的捷报。这段时间正是曾国藩在九江和湖口遭遇大败,石达开发起全面反攻的时候,咸丰太需要一个战场上的好消息了。尽管僧格林沁拖了这么长时间才解决问题,但毕竟是解决了,而且僧格林沁身为皇亲国戚,统率的是八旗官军,不同于曾国藩的湘军。换句话说,僧格林沁才是纯粹的皇帝的家里人,他赢了,就是在给皇家长脸。
咸丰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在清代,一般只有皇帝的儿子才能被封为亲王,僧格林沁以一个蒙古郡王,皇帝的表兄(还不是正宗的)就被封亲王,这在当时非常少见。自此以后,僧格林沁的故乡科尔沁左翼后旗就被称为“博多勒噶台亲王旗”,简称“博王旗”,这一称谓一直沿袭至今。
僧格林沁的同伴就没这么好运了。胜保还未到山东,天京发来的援兵已在沿路消耗得差不多了,再给他倾力一攻,连山东都立不住脚,只剩得一千余人拼死突围后南返回京。
援兵余部刚走,李开芳来了。李开芳此行本为接应援军,但由于消息滞后,等他到的时候,北援早已失败,他自己也被胜保包围于高唐。不过随后遭到霉运的不是李开芳,而是胜保。由于胜保在损兵折将的情况下,仍迟迟无法攻破高唐,咸丰下令将其逮京问责,攻克高唐的任务也同时移交给僧格林沁。
高唐州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救柴进的地方,似乎天生对造反者有利,对官军不利。到了高唐之后,僧格林沁发现,不是胜保无能,实在是高唐州太难攻了。
高唐以前是存储军火之处,当地盛产制造火药所必需的硝石、硫黄,粮草也很充裕,要打仗,李开芳几乎没一样缺的。他从连镇出发时虽只带了六百轻骑兵,但这六百余人“皆百战精锐”,都是打仗打出来的能战之士。
在此基础上,李开芳在城外挖掘三道深壕,三壕相通,壕内藏有太平军。官军从壕上穿过,不是被长矛挑个对穿过,就是被鸟枪打死,加上城内能够居高临下,以明击暗,所以每次官军都要碰得头破血流,伤亡十余人算是少的,多的时候一次就要损失百余人。
胜保攻城时,十八般武艺全都使上了,参加攻城的骑兵有满洲骑兵、蒙古骑兵,步兵更是五花八门,除了北方官军外,还包括南方来的川勇,可是无一例外地都战败了。
如果僧格林沁也像胜保一样采取大兵强攻的办法,显然效果不会好到哪里去。
高唐很难攻,那么换个地方呢?僧格林沁将胜保的四面包围改为网开一面——网开一面不是说都不对,关键是看时机和成效。
在主动闪出空当的同时,他像在连镇时一样加紧围城,能断的粮道全部断掉。胜保在时,太平军有时晚上还能到城外村庄里去征粮,随着僧格林沁越围越紧,连这种机会也没有了。
眼见得城中粮草不断减少,李开芳心里打起了鼓。这时他又得知了连镇太平军覆灭的消息,越发感到高唐非久留之地,于是开始计划突围。
1855年3月17日,李开芳扔掉所有马匹辎重,带着余下的三百人趁夜步行突围。僧格林沁那鹰隼般的眼睛始终紧盯着太平军突围的方向,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将李开芳挡住,把太平军重新堵回高唐州,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
他想要的,恰恰是李开芳正在做的。在北伐以来的所有突围中,高唐州突围可以说是太平军最失算的一次军事行动,它为李开芳最终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将计就计
在太平军完全离开高唐州后,僧格林沁才发力猛追,所以李开芳并不能跑多远。确切地说,他跑到了离高唐州四十多里,一个叫冯官屯的地方。
冯官屯在区划上并没离开高唐州,此处皆为富户,有的人家光名下田地就有数千亩,而且都住在土城堡里面,周围砌以砖石墙垣,十分坚固。屯里还有护屯家丁,可家丁哪儿是太平军的对手,三下五除二,便被灭了个精光。
就在太平军占据冯官屯的同时,一前一后,蒙古骑兵也滚滚而来,李开芳立即派人用大木头将所有出口堵住,然后排列枪炮,做好防御。
僧格林沁到达冯官屯后,第一个举措是派骑兵将冯官屯围起来,之后筑堤造楼围困。在他的计划里,高唐州终于如愿以偿地变成了冯官屯,可是要攻克这座屯子也并不轻松。
由于无法接近,僧格林沁从高唐州运来大炮,一排排轰过去,“村内房屋皆被击塌”。李开芳见屋内待不住,就在屯内挖掘可以自由通行的壕沟。沟内建有地窖,既能躲避枪炮,也可以用来住宿,窖外另挖各种小孔,官军来进攻时,可以向上开枪射击。
这是一种足以傲视后世的地道,其开掘时间之短,构造之精巧,均令人叹为观止。凭借地道战,李开芳多次击退官军的进攻,僧格林沁的大炮像拳头打在棉花上,听不到一点动静。
僧格林沁始终攻不破冯官屯。与围困连镇不同,这次他的时间十分紧迫。你想,对付一座小村落,又是不足三百人的守军,若再要耗上个大半年,别说咸丰无法容忍,恐怕他自己也接受不了。
僧格林沁再次想到水淹之策,临时蓄水是来不及了,他上奏朝廷,请求引运河水来灌屯。得到批准后,他便忙开了。在地势上,运河低,冯官屯高,挖渠的工程量很大,因此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才修成一条百里长渠。
对于官军的行动,李开芳看得清清楚楚,他决计迅速组织突围。1855年4月15日,太平军乘夜从早已挖好的地道中潜出,全军扑向官军的炮台。官军毫无防备,被这些突然从地里钻出的“土行孙”给整蒙了,顿时死的死,逃的逃。
太平军将炮台上的炮眼封死,接着继续向外冲。僧格林沁闻讯赶来指挥堵截。在激烈的交锋中,他的亲兵被杀,自己的坐骑也被打死,拼了老命,才迫使太平军退回冯官屯。
这次险情让僧格林沁意识到,要灌得赶紧灌,不然一个不小心让太平军溜走,百里长渠就白修了。
冯官屯比长渠高,僧格林沁就把水车搬来,指挥兵勇连轴儿转,像农民灌田一样把水从低处抽上来,而且“昼夜不息”,一刻也不敢停工。经过十几天的浸灌,加上连降两天大雨,雨水和运河水交相灌入,低洼之处的水深已达一米以上,连地窖里也浸入了水。
冯官屯的情况更趋严重,屯内遍地都是水,仅剩下巴掌大小的干燥地面,除李开芳尚可坐在床上外,其余太平军官兵大多不是陷身泥淖,就是只能跑到楼上。堆在仓库里的火药粮食也都被浸湿,无法使用。
僧格林沁一边用水继续挤压守军的活动空间,一边集中枪炮对太平军群聚的楼房进行射击。他还想了一个毒招,将收购的大量青蛙投放于冯官屯的水中,让官军支着耳朵听声音,哪里青蛙不叫,就说明哪里是太平军的潜藏之处,也便是他的重点打击目标,太平军因此伤亡很大。
冯官屯里的水越涨越凶,低洼处的水已快升至两米,地窖内进水也接近一米,李开芳和余下的太平军被迫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对僧格林沁来说,鱼是早晚要死的,网破就不好了,最乐见的是鱼变成乖宝宝,自动送上门来,那他连网都用不着撒了。
在太平军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他决定继续采用诱降术。不过李开芳可不是个乖宝宝,连同依旧跟在他身边的太平军官兵,个个都是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也一定会掉头咬你一口的“老广西”,绝不可能成为官军中的“义勇”。
僧格林沁对此心知肚明,他所谓的诱降,其实是假诱降,说穿了不过是哄和骗而已。1855年5月26日,他亲自写了封信,对李开芳说,你这人很有才,我欣赏你,现在只要你在三天之内率部归降,就可以算作投诚,可以免罪。
哄骗能不能奏效,僧格林沁并无完全把握,他暗地里调来小船,为的是一旦李开芳不上钩,便不惜用水战的方式攻入屯内。
没想到李开芳一收到劝降书,便立马答应下来,只不过他的答应是将计就计——僧格林沁要使假诱降,他则想来一个假投降。
敢情大家都是假的。李开芳所设计的戏路是,先派一部分人去诈降,等诈降者进入官军大营后,他再亲率余下官兵开炮突围。大家约定的信号是炮声,诈降者以炮声为号,立即反戈一击,这样里应外合,即可突出重围。
李开芳和僧格林沁都是俗称的老戏骨,知道如何掌握火候。即使到这种关头,李开芳仍是不急不躁,一天天地倒数着日子。
以诈应诈
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即5月28日,僧格林沁远远看见一百多名太平军官兵招手出降。
眼睛唰唰地扫过去,僧格林沁就发现这批人不是真的归降,而是诈降,但是他丝毫未露声色。此时的冯官屯已成水城,无舟可渡,他让人拿出两根特粗的绳子,一上一下,两端各系牢在树上,做成一个简易的水上浮桥:凡归降者,可以脚踩一根绳,手抓一根绳,不用沾水便能过来。
这样的“浮桥”,对一般老百姓来说难度着实不小,但对于常年涉水过河的太平军来说却很简单。大家都觉得这个设计不错,刀枪背在身上,不用害怕受潮。不仅如此,僧格林沁接待得也很周到,每名太平军从绳子上下来,都会有五个官军把他们迎往大营。
眼见僧格林沁“中计”,李开芳马上传令放炮,准备在一片喊杀声中涉水杀出,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诈降者并没有随着炮声起而响应。
不是诈降者不响应,而是早就身不由己。在众人进入官军大营后,才走出十步,背上的刀枪就被收掉了,走出三十步,双手也被捆了起来。
官军大营平静如初,李开芳意识到,他的诈降计露馅儿了,里应外合的行动只能“流产”。
这一轮的以诈应诈,僧格林沁又赢了,得意是免不了的。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官军大营中就发生了一件让他心惊肉跳的事。
诈降计失败的当晚,诈降的百名太平军便被处斩。就在押赴刑场前,有一个负责押送的官军骑兵眼睛突然放起了光,原因是他发现被他押着的一名太平军士兵手上戴着一只金镯。
如果金镯在处斩时被众人发现,就是集体战利品,这名骑兵贪心不足,想独占财物,于是便对太平军士兵说好话:“反正你都是要死的人了,金镯落谁手里不是落啊,看在我陪你这大半天的分儿上,就留给我吧。”
太平军士兵满口答应,但要他先解开绳索,说否则没法把镯子取下来。骑兵想想也对,利令智昏之下,就动手把太平军士兵的绳子解开了。太平军士兵果不食言,把胳膊伸了过去——不是要给金镯,却是要取性命!
说时迟,那时快,骑兵腰里的佩刀已被拔了过去。太平军士兵握着刀反手挥过,将骑兵断为两截,接着他夺过马匹,突围而出,上前阻挡的其他官军兵勇被砍伤了十几个。
僧格林沁闻讯大惊,急忙下令用桌椅堵塞街道,使马匹不能奔跑,而后通过前后堵截,靠人多优势才把太平军士兵杀死。
这次意外让僧格林沁对“老广西”作战意志之顽强有了更深的体会,他绝对不相信李开芳会真的投降,但问题是他要想攻破太平军防线,乃至启动水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付出的人员伤亡也少不了。
恰在这时,李开芳却派人游泳过来,给僧格林沁送来一份“降表”,“降表”上说,只要官军能让开一条道,让他逃往南方,以后将永不再犯。
不知道李开芳写“降表”前,是不是受了戏曲的影响,戏曲中经常有这样的桥段:某某打不过了,就说我这就回去,今后再不来招惹你云云。
僧格林沁可不是舞台上矫揉造作的小生,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他才不会理这个茬。李开芳写“降表”只是让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还可以继续哄和骗。给李开芳的回复是:让路不可能,但只要你肯降,我仍可不杀。
1855年5月31日,李开芳再递降表,宣布投降。当天太平军缴出武器,李开芳亲自到官军大帐中来见僧格林沁。入帐后,他仅向僧格林沁及其几个主要将领弯了弯膝盖,算是敬礼,对其他人则完全不放在眼里。
都落到这地步了,还敢如此狂傲,帐中将官皆持刀怒视,但李开芳仰面四顾,毫无惧色,尽显悍将本色。他对僧格林沁说:“你们不是还要南下吗?要是硬打的话,损失可就大了。这样吧,如果能放了我,我就替你们去做说客,劝他们来降。”
接着,李开芳又说我肚子饿了,得吃点东西。僧格林沁传令上饭,李开芳开怀大嚼,谈笑如常,甚至说他可以到天京去劝降。
僧格林沁在一旁看明白了。江南或者天京的那些天罡地煞,有谁是凭几句话就可以说转过来的,我放你回去,还不是放虎归山?
原来又是演戏,又是诈降。吃完饭,他一刻不敢耽搁,赶紧派数百骑兵,将李开芳押往京师处决。
这一天,北伐太平军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