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译笔点开的琐事
人之缘，书之缘
一个开放的人生，应该是一个不断与自己与世界对话的人生。在这对话中，人一遍遍地以一种孩儿般的目光看着世界的“陌生”，领略这陌生中的“新奇”，领受自身一次次的顿悟，以及顿悟中“自我”的重生。也许，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学着如何开放自己与之对话，开放自己与世界对话吧。回首当年上山下乡，自己是如何见识了十指抠泥的————literally and physically————汗与血的生存状态，是如何以风霜磨砺出的执拗背着人暗夜里挑灯自学，像儿童般在山野阡陌中领受了一次次的顿悟与重生。到1977级上了大学，连老师朗读英文时双下巴随着音调节奏的颤动也逃不过那双重新认识世界的童眼而印入脑际，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校园绿荫中由此诞生成长起又一个新的自我。八九十年代之交，负笈英伦，一个全方位的文化冲击给了当时已经是大学老师的我一双新的童眼，带着黄泥汗血和闽地南风的基因，在异国的校园和街巷中再次成长起一个新的自我。
把这些自我的重生串在一起的，是一种缘分，人之缘分，书之缘分。有说和一个人相遇是一种缘分，那么与一个人相知而相交，更要一点灵犀相通。邂逅一本书，同样也是一种缘分，与一本书相知相交，同样也需要灵犀相通的那一点。教育，不就是师缘书缘结出的善果吗？让我与《浮生琐记》（All Trivia）结缘的，是诺丁汉大学的艾伦（Dr. Allan Rodway，1919—2008）。与艾伦认识是在 1988年，我在诺丁汉大学英文系访学的第一年。那时他已经退休几年了，系上专门聘请回来给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开英国文学的研讨课。一年过去，我转读博士，虽然艾伦不再继续上课，却与我成了忘年之交，成了课堂之外我随时可以请益的“私人”导师和家庭朋友。能与这一位既倔强又可爱的老先生结缘，除了共同的文学追求，还有共同的乒乓球爱好，更有他对我打的太极拳的兴趣。他七十岁那一年，在自己足球、网球等的长年爱好之外，还跟我学起了太极拳。后来我还知道，他的大学前经历，竟与我们这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有类似之处。上世纪30年代，出身劳动阶级家庭的他十五岁辍学，找到一份打扫仓库的工作，每周挣五十便士，后来谋得一份保险公司的工作。聊天时他不止一次说过，当年要是在保险公司干下来会赚很多钱的，但他更喜欢的是读书，是语言和文学。“二战”爆发时，他因为登记为“良心拒服兵役者”被送到湖区务农，遇上跟他情况相似的一些知识分子，用知青的话说是“一道修理地球”的。战后他想圆自己的大学梦，可惜没有中学毕业资历，面对的竞争却是战时积存的六届毕业生申请读大学排的长队；无奈只能去拼公开奖学金，尽管希望渺茫。于是乎，在湖区一处农舍的角落，艾伦开始秘密地准备剑桥大学的公开奖学金考试，晚上挑灯夜读，白天复习偷读藏在身上的笔记。终于他成功考上剑桥读英文，从此在一片新天新地中获得了一次重生，毕业后来到刚于1948年升格独立的诺丁汉大学读博。
相隔有四十年，应无逻辑又不无逻辑地，英文系毕业的最早一个博士和招收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博士生走到一起，两人通常是每周一约，单对单地练太极拳，有时还来一场乒乓球。但最重要的是，艾伦会带我读一些英语诗文名篇，还一个一个音节纠正发音调整节奏，一个一个词语讨论文本阐发意义；在选读《浮生琐记》篇章时，还说这是他见过的最美的英文。的确，从人缘到书缘，第一篇《幸福》（“Happiness”）马上就在我心中勾起一种宋词般的意境，还让桃花源带上了一种异国情调。缘分所至，便动了翻译这本书的念头。那是1992年的事了。
作者与原作
《浮生琐记》作者洛根·波绍尔·史密斯（1865—1946）是一位批评家、散文家及传记作家，还是研究 17 世纪神祇信仰的专家，“嗜文如命”，对英文写作可说是个精益求精的完美主义者，如他借别人之口说的，不怕“一个劲儿地精雕细琢，到头来什么都抠没了”（《前言》）。他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米尔维尔一个富裕的玻璃瓶制造商家庭，受过哈佛教育，本来可以活成个美国富豪，却无意接手家族生意，拿到两万五千美元的补偿金之后跑到英国入读牛津大学，1891年毕业了便定居下来，1913年干脆入籍为英国公民。此后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及欧洲大陆度过，从事古典学研究，钻研英语语言文学，追寻他心仪的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小说世界，“把数不清的牧师女儿从封面追到封底”（《乐园复得》）。史密斯一生广交文人名士，在大西洋两岸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当然是洋儒啦）。早在费城家中，常客就有名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并与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美国艺术史学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1865—1959）是姻亲；伦敦时的好友包括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和戏剧评论家德斯蒙德·麦卡西（Desmond MacCarthy，1877—1952）和作家罗斯·麦考利（Rose Macaulay，1881—1958），1913年他还参与创办了“纯粹英语学会”（the Society for Pure English），一个由一些名作家、名教授组成的旨在维护“纯正英语”的象牙塔社团。
史密斯工于格言警句式的极短篇章，讽喻、悲哀、幽默、愤世嫉俗，兼而有之，曾因其精美灵秀的文字、洗练的文笔和渊博睿智的观察评说，在大西洋两岸享有盛名。对语言表达的苛求简直同苦吟的贾岛和“信达雅”的严复有得一比。如果严复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那他为“一句之立”可以数日推敲。继 1912年的《英语》（The English Language）之后，1925年出版的《词与语》（Words and Idioms）一书更令他成为当时英语正确用法的权威。
原作书名是All Trivia：“所有的琐事”；内容是一系列极短篇散文随笔和隽语警句。第一部分Trivia发表于1902年，很受好评。作者当时三十七岁；近二十年之后于1921年续上一集More Trivia；到 1931年发表Afterthoughts时，史密斯已经六十六岁了。三年之后，全部内容结集于 1934 年问世，此时作者按中国人的说法已届古稀之年，加进Last Words作结也就顺理成章了。整个集子前前后后，无论是鞭辟入里的幽默，还是哀而不伤的怀旧，都以一种举重若轻的言辞含而蓄之，既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文体追求，又历时地记录了作者三十多年最旺盛的人生经历中灵光乍现的思绪见解，漫步于伦敦街头巷尾所领略的大大小小的顿悟与重生。
开篇的《作者》即标新立异，几笔下来，借达尔文进化论激起的余波，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一幅超现实的自画像：
如此先声夺人，定下的自嘲与低调陈述（understatement）作为基调贯穿全书，作者对世态人情再怎么调侃揶揄，也显出一种谑而不虐、讥而不刺的跳脱。这不愠不怒的跳脱，让作者能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机锋游走于各种意识形态设下的价值框架之外，从自己的角度透视生活与人性的本真。但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文字不拘一格，在同代人当中觅得理想读者并非易事—“他们是谁呢？到底在哪儿，在什么天堂或殿堂，我找得着他们？”（《他们》）：
“他们”似乎找不到，作者把眼光投向未来，想象那“跨越时间的巨大鸿沟”的“后人”（《跋》）：
这种独怆然般的嗟叹背后，似乎是作者以对“知音”的期许“告慰自己”（《奇想一则》），暗合了“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的文人心意：
也许，这就是字斟句酌所文的心、要雕的龙吧—“成就某种精妙且经久不衰的东西，一种有幸赢得宇宙最高权威们赞许的东西”（《成就》）？
我们，又是什么意义上的读者呢？能否哪怕一时间悬置身外的羁绊，在作者笔下百年前的英伦风情中流连一番，像朱光潜先生引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所说的那样，将自己的人生艺术化—“慢慢走，欣赏啊！”—慢慢地，在语言的精妙中追索心中的灵犀之龙？
译者与翻译
这读者之问，首先是关于译者之问。
我是1993年离开英国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的，次年艾伦夫妇从澳大利亚旅行回英国路过狮城勾留数日，应我所托带来了原作，但要到 1997年5月开始我才认真动笔翻译了一小部分。1998年7月续译，但是9月便从新加坡转赴香港城市大学执教，于1999年3月重提译笔。可惜因为大学教授的职业逻辑和其间不时冒出的学术研究课题，令《浮生琐记》成了“琐译”，在身外羁绊与内心向往的拔河中时断时续。2017年夏自香港城大退休，携余热不必取长途地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接受再循环，当年秋季刚鼓起余勇接着往下翻译，没承想因为其他写作计划打断又停到了2020年末，终于借深居简出的环境要求，在完成一本英文专著之后四鼓作气译完初稿审定终稿。这已经是2021年10月底了。
从当初起意翻译到如今完稿，All Trivia耐心地等待着我断断续续的译笔，陪着我穿过三十年最充实的学术生涯，为我的大学教授那刻板的学术岁月缀上一串“艺术”的流苏，延续着一份跨越百年的书缘。虽然无法一鼓而作气，但每次开卷，浏览数篇，往往有一种童眼看世界的新奇，不管是心灵小确幸还是见识大醒觉带来的重生之感，都含蓄在译作这一原作的后续生命中。作者那看似琐屑的精微、看似信马由缰的洒脱往往令原作的文字变得非常微妙；或经或典，信手拈来，无不涉笔成趣，如此积淀的文本层次如何在新的语言和语境中呈现，处处都是对译者的考验。从全书最重要也最“琐碎”的一个词，标题中的trivia，就可以看出原作含义的多重性和—有些论者一定会说—不可译性。
单词trivia作“琐屑”解是指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这个用法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创作于16世纪90年代早期的《亨利六世》（第二部分第三幕）。然而，与英语中意思相似的其他“小词”不同，它出身拉丁语，原来的意思是“三岔路口”，也是掌管着天下岔路的月神的名字：“特丽维亚”；词义还从“三岔路口”延伸为“空阔的地方”或“公共场所”。到了英国诗人和剧作家约翰·格伊（John Gay，1685—1732）笔下，在他于1716年发表的千行长诗《特丽维亚：或，闲步伦敦街头之艺术》（Trivia: or,the Art of Walking the Streets of London）开头一节，Trivia的管辖权更扩大为统管街巷和道路的女神：
Thou, Trivia, Goddess, aid my song,
Thro’ spacious streets conduct thy bard along.
于是原作中所有提及trivia的地方，便有了除“琐屑”之外更深厚的意涵。史密斯也在自传中说了以Trivia作书名是受了格伊的影响。书中第一部分Trivia卷二的开篇诗句引的正是格伊的这句诗，译文循此加上“巷陌”点出含义，这句诗便成了：
这个特丽维亚，在《跋》的引题诗句中再次出现，那是出自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神曲·天堂篇》第二十三首的一句，因为与格伊的诗句意涵不尽相同，译文不再以“巷陌”定义特丽维亚，但希望有心的读者能将前后两句诗关联解读：
此处的特丽维亚一般都注为月神的别称。放在但丁原诗全文看，这显然言之成理。但既然脱离了原诗单独引出，又放在这新的语境中成为承接全书领起后跋的关节，特丽维亚似乎还可以另有所指。的确，作为单独一句看，上一行已经说了“月轮正满”，第二行如果再度指涉“月神”便显得有点多余；联想到格伊的特丽维亚，不知能不能也让但丁的特丽维亚在这里当一回“（岔）路之神”，从而读出这么一幅景象：月明之夜，林下水边的小路在永远是豆蔻妙龄、永远裸着双足的希腊仙女们欢舞嬉闹的脚下荡起盈盈笑意？
因此，trivia的翻译，就平衡在“琐屑”“街路”“神灵”的三重关涉之上，以及由这三重关涉牵出来的那一点拉丁的显赫、但丁的诗意，以及格伊的灵气。格伊的Goddess译为“巷陌之女神”，既在于点题又希望给但丁的特丽维亚做个铺垫。原作《跋》中结束全书的最后一个词TRIVIA，通过整词大写强调，似乎也是在提醒读者留心；译作将其多重含义展开成“琐事琐思”和“闪现于巷陌间的特丽维亚”，以自己的方式为全书作结，再次点题之余也算是给读者追加一个提醒吧。
循此思路，书中主要部分的标题在译文中也以“巷陌”和“记”串联呼应：第一部分的Trivia加“巷陌”为“巷陌琐记”，相连的第二部分More Trivia就成了“巷陌续记”，再接下来的Afterthoughts延续而成为“追记”。巧的是，中文里的“街路”意象，既可以在白话口语中隐含“琐屑”和“不重要”的意思—比如“大路货”“街头小食”等，更有源自古文的经典语汇—比如“市井”“闾巷”“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等。用“巷陌”一词，也希望能和trivia一样，带点低调的奢华串起作者“琐屑地记下”的伦敦那城中街巷郊外阡陌的百景图、众生相，及其观察内省带来的一次次“琐屑”的神思与感悟。至于这些“琐事”集腋成裘聚成了的All Trivia，如前所说涵盖了作者最丰盛的一段生命旅程，便因袭其低调陈述的文风（“读着读着，梦掉了自己的人生”，《乐园复得》）加了“浮生”一词总括，遥接李白“逆旅”和“浮生若梦”（《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的比喻；而以《浮生琐记》为书题，又暗暗与沈复《浮生六记》的节奏照应。
说到节奏，其基础在于选词和造句。选用类似“浮生六记”的四字格，也许还能引起译文读者在自己语言里的互文联想呢。对于“自己的语言”，中英文有个非常亲切非常贴切的共同称呼：母语，既是母亲的语言，更是母亲一样的语言。按照“母亲”的隐喻，每个人都是这一语言的孩子。海德格尔还把语言称为人类的家园。于是乎，以母语思考、言说、写作，便是在母亲的花园中游戏，向她讨要材料和工具制作各种我们称之为话语或者作品的玩具。作为语言，这母亲有她的规矩—我们姑且称之为语法吧—划下的园地界限，在这些规矩的约束下她的孩子即使能玩得别出心裁也无法随心所欲地逾矩。作为母亲，语言对自己的孩子又是慷慨宽容的，让她的规矩在稳定中保持着动态，与制作各种新玩具的需要相调适，在规矩划下的园地边缘给创意留下了空间—且看她的那些宠儿，历代那些诗人作家是怎样讨要到材料工具制作了无数别出心裁的玩具的。翻译人也许是语言母亲最调皮的孩子，他们跑到邻居的花园中玩游戏，看上了邻家小孩的一个玩具，便跑回家中也向母亲讨要材料和工具，按心中勾画的设计图来制作一个我们称之为译作的“新”玩具。由于各家有各家的规矩，这份设计图比照的不可能也不应该是邻家的规矩，而更应该是这些规矩形成的信息呈现次序，照着这个次序的构图，译者向自己的语言母亲讨要材料和工具，编排出一个可比的信息呈现次序作为新玩具的骨架。其间少不得还要与语言母亲在规矩上商量，在边缘地带探索，看看最终可以让自己多么“随心所欲不逾矩”地接近原作；因为毕竟不是技术上的规矩，而是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以及怎么说产生的效果，才让译者看上了原作这个语言玩具。
邻居玩具的形态功能和自家规矩的刚柔尺度，两相携手在翻译中跳的探戈，也许从以下句子及其翻译可见一斑：
From the bright, unbookish constellations my thoughts float back to the dim-lit reading-room of this circulating library, the earth.
照语法规矩看，原文是表领有关系的of短语后置修饰语加同位语并置，形成了reading-room—library—the earth这一从小到大的信息呈现次序，将reading-room隶属于library中，而以circulating勾连，“巡回”图书馆在最后的焦点位置同位并列带出“地球”，在宇宙中巡回运转的一个星球。按这个次序，整个句子，像苏轼的中秋词一样，完成了从天（constellations）到人（地）再回到天的大节奏。翻译成中文时，如果比照的是语法规矩，那么领有关系of短语后置的修饰语library及其同位的the earth就要置于reading-room之前。信息总量似乎不变，但可惜这不是信封地址的英译中，可以把由小到大的罗列“本地化”地改为由大到小。如果前置，那在这句话中造成的差别之大，犹如将苏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那从人到天的浩叹颠倒成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的自怜。
超脱了语法的领属关系，可以看到信息次序所呈现的天—人—天节奏，但是描述这空间关系中的流转所需要的介词结构又是矛盾的：可以说“在图书馆里”，一旦比成地球又只能是“在地球上”。介词不可用又无得商量，只好继续搜索古今词汇；终于讨到了一个于今口语不常用的谦词“厕身”，从领有的“的”跨过介词的“在”，以一个动词串成并列句，低调地避开了“里”“上”之争：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母语的孩子，那么每个人都从这语言母亲领得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语言馈赠。依原作之图创作一个译作，是译者开放自己的语言份额领受更多馈赠的经历；而画原作之图，则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对原作中的生命开放的经历。因此，每一次翻译，说到底都是一次语言的试验，一次面对作者呕心沥血的文字，带着童眼开放自己语言开放自己内心的历练，是一次因为开放而升华的涤荡，一次因为升华而谦卑的背伪归真。这种开放、升华与谦卑，沿着语言的街路引领译者走进前人作者的生命，且吟且行，把那个通过原作对他们开放的生命化成译作的文字，让语言的岔路之神在一个个语词仙女般的欢歌曼舞中微笑，让新的文本在新的语境中对更多的生命开放。
翻译的这种种道理，中文一字以蔽之曰“譯”。一个“言”字旁，点明了翻译的言说本质；一旁的“睪”，说是声旁但本身却是个多音字，因此若将声旁的定论悬置而集各家训诂所见，则活脱脱是一个关于翻译的故事。“睪”者，可以是横目伺视罪人，一如严复“我罪我知”的自我审视；可以是携矢射目，堪比翻译中的举笔瞄向标的，亦即属意的target text；还可以通“择”通“宰”，提示着锤炼译文时对“言”的斟酌与掌控。“睪”者，还可以是“败”—言有不逮的“罪过”和潦草从事的“冒犯”都是“败笔”—但也可以是“引”、是“给”、是“绘”、是“生”、是“乐”、是“好”：翻译之乐、翻译之功不就在引出译语词句，从而生出、给出一个新的文本，以新的文字描绘出原作中呈现的世界图景吗？“譯”中乾坤，更包含了翻译在功罪与悲喜的工具伦理之上所具有的人文意义：“幸”可以不是罪人的“㚔”而是“吉而免凶”的“幸”，“睪”成了“目察幽微”而得吉免凶之福—“譯”，难道不就是通过观察入微之后的转述而令“四夷之言”相通，让世界“免凶”的吗？因此“譯”中之目所见证的，更应该是言之幸。一个语言能在翻译中对另外一个语言开放，这难道不是语言的幸运和福分吗？一个译者能见到自己的心在翻译中对他者之心开放，这难道不是一份值得感恩的缘分与幸福吗？
邂逅《浮生琐记》，是与一段三十多年的生命印迹结缘，它来自一个如木心说的从前慢的世界。阅读《浮生琐记》，是分享那段生命在三十多年的“慢”中品出的生活厚度，和它托付文字穿过时空距离传来的于“琐屑”中探出的人生启迪。翻译《浮生琐记》，则是努力用中文捕捉和重现沉潜于水静流深的文字中的隽永机警那或明或暗的意义涟漪。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欣赏，一种透过文字、隔着距离，反观自己语言与内心的精神行旅呢？三十年来断断续续的翻译，追求的何尝不是一种开放的荡涤、一种自省、一种在追寻意义中体验的升华呢？
当年离开诺丁汉临行之际，艾伦将他于1970年出版的The Truths of Fiction最后一本作者样书送我，题赠词中说这是一个小小的memento，以资纪念相处的“英伦岁月”。刚开始翻译《浮生琐记》时碰到困难，少不得与艾伦书信往来向他请教；他去世之后，幸好网上参考资料日趋丰富成熟，后期翻译中许多背景介绍和注释的准备便不至于太困难。在这期间，书缘又续上人缘，得同样是几十年来亦师亦友的叶步青博士相助，就一些篇章警句的译文表达一起推敲，时不时逼出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惊奇的译文。《浮生琐记》得以与读者见面，还要感谢译林出版社从刘锋先生到陈叶、於梅、姚燚等各位编辑朋友。而这，又是一份延续了二十多年的友谊和缘分。当然，作为译者，翻译中的任何疏漏错误，责任在我。
希望这小小的一本译作，会是一个targeted text，“草船借箭”般地得到各路同好的批评指正，一道开发中文的言说能量，让翻译作为艺术精益求精；也希望这些文字能够成为一个memento，成为这跨国跨代的书缘人缘及其背后那份学术真诚的一个纪念，成为对实体和虚拟世界中有名无名的英雄筑起的文献宝库、对文字的有限与知识的无垠、对读者吹毛求疵的关爱的一次谦卑的礼敬。也许因为这一点幽思，完稿之际，竟有一丝不舍。
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阅读当如星月对望，本不该被这些云影遮隔的。
朱纯深
2021年10月27日
日于香港火炭有天台的村屋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