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贫困研究的简要梳理

中国学术界对农村贫困的广泛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30多年来，伴随着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贫困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研究广度不断拓展、深度日趋精进。

（一）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农村贫困研究概述

以党的十八大作为一个分界线，是因为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扶贫开发工作也进入了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主要目标的新阶段。综观中国贫困研究的历史演进，学界的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到贫困的定义、成因、类型、测量和贫困治理战略等诸多方面。

1．关于贫困的定义。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学术界主要是从经济意义上对贫困加以定义，强调的是绝对贫困（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89；童星、林闽钢，1994；赵冬缓、兰徐民，1994）。9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对贫困概念作了拓展，强调“贫困不仅包括经济意义上的狭义贫困，还应包括社会、文化、政治意义上的广义贫困”（康晓光，1995；林卡、范晓光，2006）。

2．关于贫困成因。这方面的研究有不同的角度，有的从地理和资源环境因素分析（汪三贵，1994；康晓光，1995；张帆，2009）；有的从人力资本缺乏来解释（李小云等，2007；王小鲁，2007）；有的从制度因素来剖析（刘明宇，2007；赵曦，2008）；有的从文化角度来阐释（阎文学，1994；吴理财，2001）；有的从资源禀赋视角来探讨（郭凡生，1988）；有的从发展权利不足来探究（丘泽奇，1992），等等。

3．关于贫困类型。学界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贫困开展分类研究。有的根据贫困程度，将贫困划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童星，林闽钢，1994；康晓光，1995；郭庆方，2007）；有的从发展的角度，将贫困划分为生存性贫困、温饱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佟新，2000）；有的从贫困动态性视角，将贫困划分为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王朝明、姚毅，2005；罗楚亮，2010）。

4．关于贫困测量。贫困测量包括贫困线和贫困程度两个方面的测度，是监测贫困状态和制定反贫困政策和战略的重要依据。关于我国农村贫困线的研究，林闽钢（1991）提出了特困线、温饱线和发展线之后，王萍萍等（2006）、苗齐和钟甫宁（2006）、杨立雄（2011）等，分别从中国贫困标准和国际贫困标准的比较、贫困线与扶贫政策取向、农村贫困线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关系等方面进一步作了探讨。关于我国贫困程度测度的研究，李实和古斯塔夫森（1996）对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贫困规模和程度进行了估算，分析了8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黄承伟（2001）提出了贫困程度动态监测模型与方法；陈光金（2008）考察了中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及其动态演化特征；汪三贵和Albert Park（2010）探讨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估计与瞄准问题；汪三贵、匡远配对区域贫困收敛作了深度分析；王小林（2012）系统探讨了贫困测量理论，对中国贫困的动态变化、多维度贫困等进行了实证研究。

5．关于贫困治理宏观战略。林毅夫（2002）提出了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减少农村劳动力为主要战略目标”的观点；郑志龙（2007）认为“政府反贫困治理要由目前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赵曦等（2008）提出“通过制度创新，彻底清除计划经济的思维障碍和单一低效的扶贫体制”的思路；基于“不平等程度增加使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下降”的实际，汪三贵（2010）提出“应实施更加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的对策；李小云（2010）提出了“战略调整方向之一，应以构建农村社会安全网为主要内容的保护式扶贫”的思路，等等。

6．关于扶贫机制问题。一是对原有扶贫瞄准机制的弊端进行批判（汪三贵、吴国宝，1998；王小鲁等，2007）；二是对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机制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朱乾宇，2004；李小云等，2005；汪三贵，2008） ，指出了中国扶贫资金由多个部门共同管理，分工不准确，资金的分配不够公平，分配资金的因素不够合理，使用效率不高，等等。

7．关于扶贫模式。主要是对“造血式”扶贫模式（王小鲁，2007），参与式扶贫模式（叶敬忠，2000；李小云，2007），合作式扶贫模式（林万龙等，2008；陆汉文，2008）进行了研究、诠释、总结和推广。

（二）国内研究的新进展：关于精准扶贫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扶贫工作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新阶段。学术界对贫困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注新阶段贫困治理的新特征。李小云（2015）认为，进入新世纪，我国“因地区差异和个人条件、发展机会等的差别”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经济增长的直接减贫效应越来越小”，“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已经落入结构性贫困陷阱，这是新时期扶贫工作面临的新挑战”[44]。左停（2015）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贫困村庄分化进一步加剧，贫困农户的生计形态呈现出新的特点，扶贫政策和对策应该进一步创新[45]；刘解龙（2015）认为，经济新常态将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精准扶贫产生影响[46]；周民良、时保国（2015）则认为，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镇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断下降，扶贫工作将不得不面对“最后一群人”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精准扶贫”的重大理论与政策命题，标志着中国开始迈入“精准扶贫”新时代[47]。

2．阐释精准扶贫的科学内涵。汪三贵、郭子豪（2015）认为，精准扶贫最基本的定义是扶贫政策和措施要针对真正的贫困家庭和人口，通过对贫困人口有针对性的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和障碍，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其内容包括：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和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48]；沈茂英（2015）把精准扶贫定义为一种新型扶贫机制，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合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新型扶贫机制[49]；黄承伟、覃志敏（2015）从精准扶贫的核心（“真扶贫、扶真贫”）、实质（使扶贫资源更好地瞄准贫困目标人群）和内容构成（贫困人口识别和扶贫资源——资金、项目——瞄准）来阐述[50]。李鲲、叶兴建（2015）把精准扶贫概括为一个“过程”，即在科学有效的标准和程序下，因时、因地对贫困地区、贫困村和贫困户进行精确识别，按照本地的实际开展联动帮扶和分类管理，并根据动态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做出精准考核的过程。[51]左停、杨雨鑫、钟玲（2015）则运用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通过中央—地方关系、社会控制以及“社会成本”三个视角对精准扶贫进行了理论解读，进一步揭示了精准扶贫的深层内涵。[52]同时，左停（2015）还从宏观（认识精准、重心精准）、中观（措施精准、管理精准）和微观（识别精准、帮扶精准）三个层面对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核做出了解读。[53]王朝明，王彦西（2018 ）认为精准扶贫是指通过建档立卡精准识别贫困户，根据扶贫对象特点分类实施物质、文化、教育、基本保障等多维度的、有针对性的、精细化的可持续性扶贫帮困。精准扶贫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精准化思维，精准化理念是精准扶贫思想的核心要义[54]。

3．分析实施精准扶贫的主要障碍。汪三贵、郭子豪（2015）指出精准扶贫有三大障碍（即：精准识别“不精准”、帮扶项目难以“精准”、资金和项目管理体制与精准扶贫要求不适应）[55]；左停，杨雨鑫，钟玲（2015）分析了贫困人口“规模控制导致规模排斥”、平均主义思想对扶贫资源实际分配的影响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市场化背景下扶贫开发有效手段不足的三大困境[56]；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2015）从贫困户精准识别的技术、乡村“空心化”、贫困户思想观念和扶贫政策的制度缺陷等方面进行分析[57]；沈茂英（2015）以藏区为例，分析了民族地区实施精准扶贫面临的多维约束（生态、自然、经济、人口、制度和政策以及成本等）[58]；邓维杰（2014）分析了实施精准识别过程中存在“规模排斥、区域排斥和识别排斥”问题，以及实施精准帮扶中存在的需求排斥、入门排斥、资金用途排斥、市场排斥、专业排斥、团队排斥、配套排斥、模式排斥和投入排斥等问题。[59]

4．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的对策思路。学术界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提出对策。宏观方面，汪三贵、郭子豪（2015）提出了完善精准识别机制、考核机制、群众受益机制和金融扶贫到户机制的对策[60]；李小云（2015）提出“缓解非收入性贫困、确保贫困人口的收益，整合资源投入改革，创新扶贫方式，制定科学、长远的农村扶贫规划”等对策措施[61]；周民良、时保国（2015）从强化扶贫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激励约束作用、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多样化选择、充分发挥社会合力及发挥智库建言作用等提出对策建议[62]；刘解龙（2015）着眼于经济新常态，提出创新市场机制、主体之间协商机制、扶贫资源整合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支撑机制的对策措施[63]；邓维杰（2014）提出开展国家级和省级的贫困普查，对贫困村实施分类管理，在村级实施“应保尽保”和“应扶尽扶”的政策建议。[64]微观方面，左停（2015）提出建立贫困村村级扶贫资金项目，加强村级社区公共服务功能，设立贫困村公益性服务岗位，提升贫困地区乡土经济竞争力，依托小城镇为低收入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做实县一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平台等七个方面的具体措施。[65]袁新红（2017 ）对新疆农村金融扶贫发展现状、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后，提出应从资金、产品、创新、政策、法规等给予支撑的措施。[66]

5．对实施精准扶贫的经验进行总结提炼。进入“十三五”，尤其是近两年，学术界开始把关注点聚焦在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实践经验总结之上。在这方面，有的是对某个区域（省域、市域、县域或片区，甚至是国家层面）进行整体性的经验总结。如，人民论坛专题调研组（2017）对福建省实施精准扶贫进行了全面总结[67]；唐任伍、肖彦博（2019）总结了湖南省株洲市的经验，认为株洲市构建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以因地制宜为原则，以分类分批为工具，以“互联网+”为载体，以“产业扶贫、社会扶贫、住房保障、健康扶贫”四大精准扶贫模式为框架，以内源扶贫为内生动力，推动精准扶贫深入实施，实现了贫困县整体“脱贫摘帽”[68]；滑志敏（2017）对宁夏盐池县精准扶贫经验及做法进行概述性归纳[69]；高虹、王佳楠、吴比、石宝峰（2019）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经验及脱贫启示进行分析研究[70]；白利友、张飞（2018）对中国实施精准扶贫进行全景式的分析归纳后，指出精准扶贫方略，作为贫困治理的“中国样本”，不只彰显了中国的政治和制度优势，更是凝结着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71]。有的则是针对精准扶贫的某个侧面来提炼总结。如，黄承伟、邹英、刘杰（2017）对产业精准扶贫的印江经验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印江县探索的“绣花式”产业扶贫经验，既为“绣花式”精准扶贫思想提供经验支持，也是产业精准扶贫深化与拓展的实践呈现[72]；郭俊华、边少颖（2018）通过对恒大集团在贵州大方县实施的易地移民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综合全方位扶贫经验的总结，提炼出斩断穷根式的易地搬迁、搬迁点配套产业等精准扶贫模式[73]；朱宝莉、刘晓鹰（2018）以贵州省黎平县为例，对精准扶贫视域下民族地区全域旅游发展的经验进行了总结[74]；人民论坛专题调研组（2018）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为例，对中国华融将金融扶贫贯穿始终，以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和民生扶贫为重点抓手，构建扶贫长效机制，实现由“输血”到“造血”转变的经验深入剖析[75]。

6．探索中国贫困治理体系的创新与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贫困治理研究的一个新特点是结合精准扶贫对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展开研究。黄承伟、覃志敏（2015）回顾了我国不同减贫形势下扶贫治理体系的变迁，分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背景下我国扶贫治理结构体系的特征。[76]张欣、池忠军（2015）分析了新时期我国反贫困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论证了实施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的必然性，提出新时期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的重点，即主体结构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运行创新。[77]孙远太（2015）分析了政府贫困治理的现实意义和政府贫困治理能力要素，提出在新阶段贫困治理实践中，优化现行贫困治理结构，加强贫困治理制度建设以及关注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是政府贫困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的观点。[78]左停、金菁、李卓（2017）提出中国贫困治理完善的着力点，包括突出完善反贫困治理的方向，基层单位自治能力的提高、长效机制的建立、内生动力的强化、商业盈利与扶贫效果的平衡以及政策实施过程的完善等。[79]

（三）国内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创新发展

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是国外贫困研究学者在总结各国反贫困实践基础上创立的贫困治理理论之一。随着我国反贫困战略的深入实施，贫困治理模式转变势在必行。在这一背景下，2000年前后，可持续生计理论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脆弱性背景、生计资产、政策机构过程、生计策略、生计输出等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其中对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的研究最为热门。[80]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内学者对可持续生计理论的创新发展及其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呈现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之势。

1．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唐丽霞、李小云（2010）等则提出将贫困分析领域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脆弱性分析框架、社会排斥分析框架整合成“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维度的贫困分析框架有效地对贫困进行分析。[81]张俊豪、何家军（2014）从可行能力理论的视角出发，在对可行能力进行解构的基础上，探索构建能力再造的理论分析框架。[82]李雪萍、王蒙（2015）从分析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种分析框架的不足入手，通过对贫困研究的结构主义范式与个体主义范式的融合，构建嵌入性视角下的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揭示了结构性致贫因素与个体性致贫因素的内在互构机理——通过生计资本转换获得生计资本福利是生计可持续的内在动力；交换行动嵌入区域交换系统受到交换属性制约；生计资本转换能力是生计风险应对能力的内核；生计资本转换的路径依赖维系了社会分层并导致社会排斥，国家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对于维持社会排斥或促进社会融合具有关键意义。据此提出，“连片特困地区踏上良性循环发展轨道须以增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转换所获得的生计资本福利为核心切入点，而突破生计资本转换路径依赖则离不开国家制度建构下的生计风险管理、生计资本状况改善以及区域交换系统的优化”[83]的创新性观点。田雨、丁建军（2016）则通过对比分析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地理学等学科在贫困问题研究方面的互补潜力和路径，并评述贫困研究跨学科融合的主要框架（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等）及最新探索基础上，提出集成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社会排斥分析框架、脆弱性分析框架和地理资本贫困论等现有研究成果，构建贫困研究“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传统范式有机整合的“人—业—地”综合贫困分析框架。[84]以上这些探索，对贫困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充实，为新阶段深化认识我国农村贫困问题提供了多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

2．探讨实现生计可持续的新途径。向德平、陈艾（2013）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两个牧区村庄为个案，探讨连片特困地区的村庄如何改善生计方式，提高可行能力，进而改变贫困状况的问题。认为“生计资源、可行能力与生计结果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公共产品供给与资源禀赋、可行能力、减贫效应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建构以生计为起点和落脚点，以能力促进为核心的连片特困地区减贫路径，能够实现既见人又见其能，既见收入又见其来源。[85]代富强（2015）从可持续生计的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出发，根据“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的基本框架，从脆弱性背景压力、生计资产状态、结构与过程和生计策略响应、生计结果效应四个方面建立了一个多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单项指标和综合评价模型。[86]徐莉（2016）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少数民族山区贫困女性生计状况进行调查，提出贫困主体参与式的反贫困策略，即“重视性别贫困靶向的资源整合让生计可持续推进民族教育改革，提高生计能力；建立性别统计制度，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87]梁军、何丽萍（2017）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研究贫困大学生能力发展，并提出“转变单一生计策略、构建系统的社会支持体系、建立有效的反贫困长效机制”等促进贫困大学生能力发展之具体建议。[88]

3．开展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研究。我国学者在精准扶贫领域采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法广泛开展研究。李博、左停（2016）以陕西南部王村为例，深入分析精准扶贫背景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状况，针对易地扶贫移民搬迁中存在“背皮”搬迁（搬迁对象识别不精准）、扶贫治理碎片化、扶贫移民搬迁后村民生计式微等问题，提出必须从国家政策制定、扶贫治理体系构建以及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等方面来完善制度的建议。[89]何仁伟等（2017）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蓝本，构建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框架，并从影响农户生计的内因和外因视角，讨论精准扶贫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数（MPII）的基本构成。以四川省凉山州为案例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基于多维贫困识别指数（MPII）识别出来的贫困户精准度更高。在此基础上，根据致贫因素将贫困农户划分为人力资本贫困型、基础型资本贫困型、社会资本贫困型、多维资本贫困型、生计环境恶劣型等五种类型，进而提出针对不同贫困类型的相应帮扶措施。[90]宁泽逵（2017）利用来自陕西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调查样本，建构农户生计资本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发现信息化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农村社区信息化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有显著贡献，进而指出同步推进家庭与村级社区层次的信息化，特别是提高农户现代信息技术设备应用能力，可以作为新阶段集中连片特困区实施信息化精准扶贫的重要切入点。[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