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

1895年，又赶上了三年一度的会试之期，在万木草堂一起发奋用功了四年的师生再次聚集在北京。

而北京用来迎接各省举子们的却是行装甫卸，厨尘未洗，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慈禧一个庆寿用去国家半年的收入……

举子们慷慨激昂，议论纷纷，气色愤然，步履匆匆，但因考期临近，所以首先讨论的还是考与不考。结果多数人认为：考了再说！

风声鹤唳，这在慈禧手下那帮守旧派身上尤为明显。他们里外不得安心：外忧日本兵攻占辽东，内怕康有为榜上有名。

主考官徐桐着了难，神经高度紧张，与几位副考官说定：凡是文笔肆意、思路悖谬、风格像康有为的卷子一律舍弃，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

但是在放榜那天，康有为却以第八名的成绩中了进士，而梁启超则落榜。

一群守旧派瞠目结舌。

其中副考官李文田虽同为守旧之辈，却大有爱才之心。他满目惋惜地拿起那份自己批示的卷子，看了名字：梁启超。

这一份卷子，情含真挚，语富才情，字迹亦娟秀，李文田认为无出其右。

而徐桐阅后，认定不是康有为便是其门生，丢在一边。

李文田据理力争：“如此判法，还能判出状元吗？”

徐桐不以为意：“出不出状元无所谓，只要不出康有为便好。”

李文田只得“抑而不录”，无奈地在其卷末批上了“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一句。

开心的人还没来得及开心，伤心的人也没来得及伤心，皇榜之上牵绊的焦点立刻被另一种更为巨大的疼痛吸引。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在京应试的举人义愤填膺。

康有为敏锐地觉察到“士气可用”，立即找梁启超商议，决定联络各省公车（举人）上书拒和，由梁启超起草万言书。

两天之后，“上清帝万言书”写成。

康、梁联合18省举人于松筠庵集会，与会者一千二百多人签名，通过了梁启超起草的万言书。

4月8日各省举人“连日并递都察院，衣冠塞途”，人群汹涌，群情激奋。

但是，万言书遭到都察院拒收，理由是皇帝已盖上印鉴，无法挽回。

都察院门前一里多路浩浩荡荡的公车队伍渐渐散去，举子们陆续离京。台湾举子离京时更是泪洒长街：来时台湾为中国的宝岛，去时却已赔割给了日本。

离别之后，梁启超枯坐于新会会馆，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一种比起与恩师、与挚友离别还大得多的孤独。

“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如何事业有成？有朋友，有对手！有出类拔萃的朋友，有势均力敌的对手！

对手是不需要找的，自己会跳出来；朋友却是要万水千山地寻觅：朋友以神交，可靠莫过于志同道合之士。

梁启超与康有为合计，决定先办一份报纸，再设学会，进而合群会议。

灿烂的前景使康、梁二人喜不自禁。

他们着手办报，取名《万国公报》，名字袭用英、美传教士所办之报，因为他们的《万国公报》在政府官僚中行销多年，便于推广。报刊主笔由梁启超担任，内容则依托对西方社会政治、历史、风情的介绍，发挥“公车上书”的主旨，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1895年8月，《万国公报》正式发刊，逢双日出版，委托送《京报》者代递，“遍送士夫党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

11月，强学会成立。朝廷要员文廷式、陈炽等应允入会，李鸿藻、翁同龢等也在背后予以支持。这是一个改革派和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甚至连“伴食宰相”李鸿章也表示愿意捐银2000元，不过被“帝党”要员陈炽拒绝。

强学会成立后，报刊内容转变为“先以报事为主”，《万国公报》改名《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梁启超、汪大燮担任主笔。

康有为南下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张之洞，筹办上海强学会，于11月成立。

《中外纪闻》收效甚佳，一期便发出3000份。报刊分发给官室富户，初衷是想影响这些在京城握有权柄的人，哪知后来却成了谣言谋反、结党营私的把柄。

《中外纪闻》发刊一个月零五天，便遭到了封禁。

北京强学会遭封禁，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

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叫黄遵宪。

黄遵宪诗名卓著，又精通外文，长期任职驻日、美、英、新外交官。此时的黄遵宪刚从新加坡任满归国。

对于强学会的被封禁，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欲以报馆为倡始”。后来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前来商讨办报时宜，黄遵宪提出主笔一职非梁启超不可。

此前，黄遵宪并没有见过梁启超，但在“公车上书”中，黄遵宪便相中了梁启超，称“此子乃栋梁之才”。

1896年4月，梁启超在黄遵宪的邀请下到达上海，统领《时务报》笔政，先后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60篇大作。

数月之间，《时务报》行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一时之间，四海之内无人不说《时务报》，无人不晓梁启超——时评“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

24岁的梁启超，已如明星般闪耀。

张之洞饬行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并亲自写信给梁启超，“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摹商”（梁启超，字卓如，张之洞称其“卓老”，尊崇揽才之心跃然纸上）。

1897年初，梁启超前往武昌拜见张之洞。

张之洞大为兴奋，破例打开中门相迎，并问下属：“可否鸣炮？”（按成例，只有在迎见钦差大臣时才开中门、放礼炮。）

后因下属以西太后（慈禧）附耳提醒，张之洞才放弃了鸣炮的念头。

张之洞邀请梁启超是为了请他担任“两湖时务院”的院长，并在总督署办事，提供月薪“千二百金”。

梁启超左右为难，最终还是放不下《时务报》，再三“固辞”回到了上海。

梁启超虽然拒绝了张之洞的邀请，但立马写了一份诚挚的书信以期维护关系。他以为有张之洞的支持，《时务报》会办得更顺利。

不过，他到底是单纯的。他也一直都是单纯的。他不知道：文人之于官僚，从来都是被利用的关系。

不久，张之洞便因《时务报》上一激进康学“改制”说，授意总经理汪康年引导方向。

一边是主笔对恩师康有为的推崇，一边是总经理对改良派领导康有为的畏惧，双方互不让步之下，汪康年管理起了主笔，将梁启超的稿件任意修改，多人的文章被“腰斩”。

而此时的梁启超却远在岳麓山下、橘子洲头，力不从心地“遥领笔政”。

原来，1897年11月，梁启超应谭嗣同、黄遵宪之邀到长沙，当时汪梁之争如火如荼，梁启超对长沙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一职是有一番谋划的。

长沙时务学堂，实质是准备维新变法的政治学堂。在这里，他认识了他的学生，后来的云南都督、护国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蔡锷。

1898年3月3日，面对汪康年越来越肆意的举动，梁启超忍无可忍，书信一份遥寄上海，愤而辞职。《时务报》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

几天之后，他便收到康有为的书信，命他“即刻赴京”。

《时务报》馆小楼上的洋蜡熄灭了，维新的万丈光芒却冉冉升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