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入戎幕

咸丰二年（1852）八月廿五傍晚，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正在长沙官署内焦急地来回踱步。街上报时的钟鼓声传来，张亮基知道已到六点，走到窗前，抬头看见长庚朗耀，脑海里却充斥着模糊血肉与断壁残垣的战场景象，喊杀声与哀号声似乎不绝于耳。他不禁喃喃自语：“长沙能度过这一劫吗？左季高会来吗？”

张亮基是在几天前来到长沙的，只不过，与往常赴任入城的风光排场相比，这次入城的方式着实不寻常——他是通过长梯爬进长沙城的。之所以如此狼狈，是因为长沙城此时已被太平天国的军队大举围困，朝廷不断催促张亮基速解长沙之围，他只得硬着头皮，冒险从间隙穿越围城。张亮基面临的形势无比严峻：太平天国自去年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以来，不断发展壮大，今年五月太平军兵锋直指湖南，一路攻城略地，现在太平军主力兵临城下，如何才能守住长沙？张亮基自知军事非己所长，因此非常渴望能有一位擅长军事的幕僚帮自己运筹帷幄。

实际上，张亮基早在接到由云南巡抚改任湖南巡抚的诏书后，就开始物色军事幕僚的人选。当时担任贵州安顺知府的胡林翼得知后，立即向他推荐了左宗棠，称他“胸罗古今地图兵法”“精通时务”，并特别提及，张亮基的伯乐林则徐同样非常欣赏左宗棠。张亮基闻言动心，于是在赶赴长沙的途中，即两度派人携带礼品前去延请，可等来的却是左宗棠的婉言辞谢。张亮基心知左宗棠有所顾虑，又写信给胡林翼，请他敦劝左宗棠出山，并令部下将领江忠源以朋友身份去东山延请。

左宗棠此时正率家人避乱于湘阴东山白水洞。面对张亮基的入幕邀请，他并非毫不动心，毕竟钻研兵学多年，如今正是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岂会轻易放过？只是，他必须确定，张亮基是否对自己有足够的尊重和信任，否则，以自己刚烈倔强的性格，恐怕难以在幕府中立足。在接到胡林翼措辞恳切的敦促信，又见到亲自登门来邀的江忠源后，左宗棠明白，张亮基确实诚意十足，出山的时机到了。于是，他收拾好行装，向妻子告别后，即随江忠源赶赴长沙，通过绳索攀上城墙，进入了城中。

终于，在七点的钟声敲响之际，张亮基听到了仆人的禀告：“举人左宗棠求见巡抚大人。”张亮基心头一喜，立刻吩咐道：“快请他进来！”不多时，左宗棠便出现在张亮基的面前，正要行跪拜礼，张亮基却急趋上前，将他扶起，口中道：“戎务紧急，季高不必拘礼。本院等候季高多时啦！”左宗棠闻言道：“草民来迟，烦劳中丞大人等候，惭愧惭愧！”张亮基一面令人为左宗棠设座上茶，一面直入主题：“如今匪首率大军围攻长沙，存亡只在旦夕间，季高有何退兵良策？”

左宗棠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答道：“回中丞大人，在下以为，当下有三事最为紧急：其一，速速调集城中旧存火炮，添置在城南。敌主力在城南，不久前匪首之一的萧朝贵正是被我军火炮击中而殒命，故火炮不但能杀伤攻城敌军，摧毁其掩护设施，亦能震慑敌胆；其二，派城内精锐部队与城外已赶到的援军里应外合，夜袭敌军营寨，扰乱其军心，破坏其补给；其三，强化城外东南的布防，自天心阁至新开铺一带扎营结垒，从侧翼威胁敌军，分散其攻城力量。”张亮基认为左宗棠的建议合情合理，不禁连连点头，吩咐部下立刻遵照办理，不得有误。

经过这番调整，太平军的攻势果然受阻，张亮基悬着的心得以暂时落地，他越发信任左宗棠，索性将军事行动全部交给他指挥。左宗棠日夜筹划，调配武器和兵力，强化城防，并密切关注着城外太平军的动向。一段时间后，他对张亮基分析说：“贼寇背水面城，而我军援兵已到，扼断了其东北面的退路，他们已经自趋绝地。但是，西路的要隘在土墙头和龙回潭，贼寇如今不时过江掠夺粮食。如果我们先派一支部队渡到河西，阻断贼寇的逃路，就可以将其一举聚歼。”张亮基觉得言之有理，着手调派部队前往河西。然而，此时清军在湖南的指挥系统异常混乱，许多将领根本不服从巡抚统辖，迁延不进，贻误战机，反而中了太平军的埋伏；当太平军决定放弃长沙北进时，提督福兴竟没能按时赶到龙回潭防守，只能坐视太平军从容离去。左宗棠精心布置的聚歼战略就这样落空了，但张亮基对左宗棠精准的军事判断印象深刻，对他愈发信赖和倚重。

不久，受太平军影响，湖南“征义堂”的首领周国虞聚众四千余人，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在浏阳起事。面对前来问计的张亮基，左宗棠为他定下了三策：其一，“进兵宜神速，令其不测”，派江忠源以开赴江西为名，率军从驻地直扑浏阳；其二，攻心为上，一到浏阳就张贴告示，声称只捕杀造反首领，不问胁从，从而分化瓦解对手；其三，大张声势，联络当地团练，并力齐进，使敌人胆寒。江忠源依计行事，只用了十二天，就“斩首七百，解散万人”，将造反镇压下去了。左宗棠对自己的这次筹谋颇为得意，在家信中称：“此事全是我与张中丞密谋办理，全省司道官员以下无一人知晓内情。”

咸丰三年（1853）二月，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左宗棠也因功被保举为知县，继续作为幕僚辅佐他，并被张亮基委以军事指挥的全权，甚至批答公文和草拟奏折，都由他一人主持。左宗棠尽心尽力，日夜操劳。

然而，没过多久，左宗棠与张亮基的融洽合作就戛然而止了。这年十月，张亮基奉调山东巡抚，左宗棠不愿离开故乡湖南，只能忍痛与张分别，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幕僚生涯。

左宗棠回到湘阴东山白水洞，试图继续此前的隐居生活，可这份平静不到三个月就被打破了。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定都于此，随即派军北伐、西征。西征军溯江而上，势如破竹，很快再度攻入湖南。

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眼见局势再度恶化，忧心忡忡，想起了曾力挽危局的左宗棠，于是几次三番派人到东山礼聘左宗棠出山。但左宗棠因此前虚耗心血却未得显名高位，心灰意冷，婉言谢绝。骆秉章满怀诚意却接连碰壁，一时没了主意。一位亲随见他连日愁眉不展，建议说：“中丞大人莫急，我有一计，定能让左季高不请自来。”骆秉章眼前一亮，急切地说：“快快讲来！”亲随如此这般地陈述了计策，骆秉章大喜，连称：“好主意！就这么办！”吩咐属下依计行事。

不久，左宗棠在白水洞收到一封急信，信是陶家人送来的，称前日左宗棠的学生兼女婿陶桄被巡抚大人请进了巡抚衙门，从此就没再回家，第二天长沙街市上竟传言称，巡抚准备以陶桄为人质，向陶家索要一万两助军饷银。陶家人惊慌失措，只得来找左宗棠商量营救的办法。左宗棠见信大惊，他心里清楚，陶澍生前为官清廉，陶家怎么可能拿得出万两白银？而一旦陶桄有什么闪失，自己岂不愧对陶澍？看来只能自己亲赴长沙，向骆巡抚寻求转圜余地了。

三月初八，骆秉章在官署内接到了左宗棠投来的名刺。不过他并不着急接见，而是让仆人直接将左宗棠引入后花园。左宗棠步入花园，无心欣赏风景，稍一打量，便看见陶桄在园中凉亭内读书，身前桌子上笔墨纸砚、果盘、点心一应俱全。他急切上前问道：“绍云，你没受什么委屈吧？”陶桄见是岳父，急忙行礼，诧异地说：“小婿这几日蒙巡抚大人厚待，安置在院内静心读书，饮食用度供应丰足，并未受半分委屈。岳父大人何故到此？”左宗棠一听即恍然大悟，苦笑道：“看来在下是自投巡抚大人设下的‘罗网’了。”骆秉章这时也从假山背后现身，笑道：“季高身负大才，本院急欲问计于你，奈何季高不肯出山，不得已出此下策，希望不要怪罪啊！”

左宗棠见骆秉章确实求贤若渴，来长沙一路又亲见百姓受战火波及而流离失所的境况，终于点头答应了骆秉章的邀请，再次进入湖南巡抚幕府赞襄军事。与张亮基一样，骆秉章完全将军务委托给左宗棠筹划处理，对他言听计从，后来甚至发展到，左宗棠起草处理的文书，骆秉章只管盖印签字，连检验复核的程序都免掉了。有了骆秉章的充足信任和授权，左宗棠得以放心大胆地自由发挥才干。

左宗棠所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对付湖南境内的太平军。当时，太平军已经占领靖港、湘潭等地，对长沙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而清军方面，曾国藩刚组建不久的湘军逐渐成为抗击太平军的主力。所以，左宗棠必须为湘军作战出谋划策，并筹集粮饷物资供应湘军所需。

为解长沙之围，湘军决定主动出击。当时，大多数将领都主张北攻靖港，因为这里作为湘江最重要的码头之一，是各地向长沙供应物资的咽喉所在。唯独左宗棠提出：相比靖港，南面湘潭的敌军对长沙威胁更大，其态势也相对更孤立，应该集中力量进攻湘潭。曾国藩没有完全听取左宗棠的意见，而是派主力南下湘潭，自己则率部分兵力进攻靖港。这种做法分散了本就有限的力量，导致靖港之战的惨败，曾国藩狼狈到几乎投水自尽。好在，南线的战斗还算顺利，湘军攻占了湘潭，解除了长沙南面的威胁。左宗棠鼓励曾国藩振作起来，利用这次胜利发动新的攻势。最终，湘军在广东、广西援军的协助下，迫使太平军回撤至武昌，湖南境内的战事暂告结束。

解了燃眉之急，新的难题又摆在左宗棠的面前：湘军奉命出省作战，需要湖南供应大量的军事器械和粮饷；协防湖南的各省军队，同样需要湖南提供各种物资。最多的时候，湖南一省要负担五省军费。如果无法及时筹饷，遭遇欠饷的军队随时有哗变风险；可湖南久经战火，物资耗竭，民众本就苦不堪言，无力负担沉重的税负，如果强行摊派，必然引起民众反抗，局势只会更加糜烂。那么两难境地之下，究竟要如何筹措军饷呢？

对此，左宗棠主要采取了两种办法。其一，是确定“军需公费”，将各地无限度的赋税“加派”规范化。当时，各地官员借筹措军饷的名义，肆意盘剥百姓，在原有正税之外，还不断征收名目繁多的“加派”，不仅将百姓逼入绝路，连中小地主都苦不堪言。湘潭的一位举人周焕南，到长沙上书，请求将“加派”固定为一两三钱，与原有正税相当，另加四钱供地方支出。这样，尽管百姓的负担比战前增加一倍多，但好歹不再像填无底洞一样绝望了。这一方案断了各地贪官的财路，自然招致他们的激烈反对。左宗棠了解情况后，认为这是一种相对合适的办法，力劝骆秉章采纳周焕南的建议，先在湘潭试点，随即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同时，他还大力整饬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以保证新税制的顺利推行，减轻百姓负担。

其二，是发展商业、开征厘金。战后的湖南一度商业萧条，商业税的收入随之锐减。左宗棠认为，要增加收入，商业税是最具潜力的。于是，他在长沙开设盐茶局，引入广东、两淮等地的榷盐、榷茶，准许商人购入后贩卖到省内各地。在商品流通逐步发展起来后，他又在长沙设立厘金局，征收厘金，也就是各水陆关卡的货物通过税。这一举措虽然直接加重了商人负担，并间接抬高了百姓生活成本，但在短期内增加了官府的收入，填补了军饷的巨额缺口。

由于左宗棠协助湘军作战、接济军饷有功，在骆秉章的保奏下，清朝廷下诏为他加四品卿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