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何以成为经典？

《西游记》里，有不少关于三昧真火的故事。

三昧，是梵语samadhi的音译。作为佛学术语，它原本指的是一种佛教徒止息杂念、平静心性的修行方法。因为玄妙高深，后来又常常被用来指代事物的真谛、秘诀。如《华严经》介绍弥勒佛姓氏来历：“初得慈心三昧，故名慈也。”——大肚弥勒姓慈。

在《西游记》中，三昧真火作为一门“核心技术”，在推动情节发展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而大凡掌握这门核心技术的人物，无一不是大名鼎鼎。且看，太上老君用三昧真火炼出能“起死人而肉白骨”（即死人复生，白骨生肉）、令人长生不老的仙丹，从而确立起“天庭首席炼丹专家”的地位；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孙悟空用三昧真火炼就了自己的金刚之躯和火眼金睛；再有，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儿子红孩儿虽然是个妖怪，但其三昧真火的功力也十分了得，曾在号山枯松涧火云洞把孙悟空烧个半死。

不仅《西游记》中如此，在整个中国神话体系中，三昧真火也是一个大招，一门克敌制胜的不二法宝。《封神演义》中，太乙真人用三昧神火烧灭了石矶娘娘，姜子牙用三昧真火烧死了玉石琵琶精。姜子牙如此介绍这门自己从师尊昆仑山玉虚宫阐教教主元始天尊那里习来的绝技：“此火非同凡火，从眼、鼻、口中喷将出来，乃是精、气、神炼成三昧。”根据《西游记》的描写，“三昧真火”是一种火焰，又似乎是一种略带邪乎的功夫或法术。

所以，在这里，“三昧真火”可以很形象地概括这部不朽经典的思想意义与艺术魅力，揭示《西游记》经久不衰的原因。君不见，西游文化从不过时，在每个年代都可以凭借自身的独特魅力融入时代文化，在当下各种影视改编风靡一时；君不见，独特的西游表情包丰富、更新着年轻人网络交流的情感方式，央视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连年位居各视频网站年度点播量前列。领一时风气之先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电影《大话西游》、网络文学《悟空传》以及各种戏谑的“西游”职场启示录，等等，都是这部传统文学经典与时代、与社会、与各种艺术样式发生的精神共振。

与“四大名著”或“四大奇书”中的其他三部相比，《西游记》也具有独特的魅力。为何这么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具有金戈铁马的阳刚风格，一些女性读者似有本能的疏远，《金瓶梅》《红楼梦》则有不同程度的“少儿不宜”，唯独《西游记》能与大众产生全方位的共鸣，无论男女老少，黄发垂髫，都可以津津有味地与人说起《西游记》的故事。所以，如果从读者面向的广度与作品影响的持久性——普及性和知名度——而言，无论是古代的“四大奇书”，还是现在的“四大名著”，都理应推《西游记》为第一，它是名副其实的“奇书”中的“奇书”。

那么，《西游记》为何如此奇特？或者，让我们换个说法，《西游记》的独特魅力、它的艺术经典性是如何炼成的呢？《西游记》不是“飞来峰”，不是“天降”奇书——它有来历可寻。

其一，文学源于生活，经典来自现实，《西游记》的经典性源自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壮举。

玄奘大师，唐代高僧，俗姓陈氏，名袆，洛州偃师（今河南洛阳）人，一说陈留（今河南开封）人。十三岁即出家为僧的他曾游历各地，遍寻名师。有感于当时流传的佛经各家认识不一，又多有讹谬，所以立志远赴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通过各种版本的参照和对比，来解除疑惑，“获取真经”。

关于玄奘取经的史实，各类史书记载略有差异。可大致梳理为：

贞观三年（629年）从首都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偷渡玉门关，取道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出热海（凌山大清池，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来到素叶城（即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经二十四国到达北印度。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携带六百五十七部佛经和大量佛像，取道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尼泊尔，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丝路南线回国，逗留于阗（今新疆和田市）两年后回到长安。

行程五万里，途经百余国，历时十七年——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中国故事”。试想，在那个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导航、没有翻译软件的时代，玄奘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难完成的任务。在西域的十七年里，他“见不见迹，闻未闻经”——见到了许多以前不曾见过的异域风土人情，也听到了从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佛教理论。这个来自唐朝的辩论高手，一路向西，向西，讲经、问难，“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靠一肚子渊博的知识和一张能言善辩的嘴，折服了一众西域人民，“蕃人远近咸尊伏之”，也让他们见识到中华文明的卓然风采，“万古风猷，一人而已”。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之中，如此这般执着地学习异域文化又传播中华文明的文化使者，唯有玄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玄奘是继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界文化伟人之一。

《西游记》是神话化的“西游故事”。史书所记“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被形象化为九九八十一难，“苦历千山，询经万水”的艰难旅程，化为笔底烟霞，成为令读者赞叹不绝的文学奇观。古人评论《西游记》“奇地、奇人、奇事、奇想、奇文，五奇具备”，揭示了《西游记》宝贵的审美精神与艺术风格，也体现出这一“中国故事”独特的叙事方式。

可见，正是玄奘大师激荡后世的伟大壮举，奠定了《西游记》独一无二的经典性，犹如日月经天，光华灿烂。

其二，《西游记》的经典性来自时间老人的赐予：这部作品经历了长达千年的经典化历程。

纵观人类文化史，每一部经典都经历了时间的淘洗与历史的积淀。——《西游记》的经典化历程尤其漫长而充分。

早在唐初玄奘大师在世前后，西游故事便有所流传。取经归国后，玄奘奉敕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记录了西域地理、历史、道里、风俗。他的弟子慧立、彦悰为了表彰恩师的丰功伟绩，谱写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一记一传”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传主行迹神奇，书者文采斐然，共同开启了“西游故事”的文学性书写。我们完全可以说，它们位居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游记和传记文学作品之列。同时，它们理所当然成了《西游记》的最早源头，也成为《西游记》经典化的开端。

沿着时光长河缓缓流动，晚唐五代到宋元之际，出现了各种体裁的西游文艺作品。开始时，大家各显神通，各有讲法，严肃的历史真实、浪漫的文学想象和活泼的民间传奇在西游故事里融汇交织。慢慢地，人物和故事逐渐趋于一致，集大成者《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诗话》）也自然出现。此后，民间艺人再讲说西游故事时，大致都按这个话本底稿来讲说。现存《诗话》的产生时代已不可考，有人说是宋椠（椠，音qiàn，古代记事用的木板，意为古书的刻本），有人说是元椠，也有人认为晚唐五代即已出现这部作品。但可以确定的是，《诗话》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西游题材的文学文本。胡适视其为《西游记》的“祖宗”，鲁迅称其为《西游记》的“先声”。

《诗话》对《西游记》最终成为经典性神话小说具有奠基性、先导性的意义。比如，正是在《诗话》中，猴行者首次加入取经行列，替代玄奘成为作品的主人公。

是的，如今说来人见人爱、理所当然被视为《西游记》第一主人公的美猴王孙悟空，一开始并不存在于取经队伍！那么，这位猴行者是何许人物？

这个猴行者来头可不小。他来源于民间西王母神话，人、神、猴三位一体，是“八万四千个猕猴之王”。他身世奇特，神通广大，“九度见黄河清”，因偷吃王母的蟠桃被发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这显然就是《西游记》孙悟空的原型，花果山美猴王的前身，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齐天大圣”的雏形。紫云洞则在《西游记》升级为风景神奇、仙气袭人的水帘洞。

猴行者等神话形象的加入，直接影响了《西游记》的内容和结构。历史上玄奘取经，一路上所见所闻不过是西方异域之道里风俗，所历险难也不外穷山恶水、荒地野林、狂风沙漠等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毒虫猛兽的危害，以及缺粮断水、餐风宿露之艰难困苦。

猴行者的出现，一举突破了真人真事的现实局限。他亦人亦猴，亦仙亦妖，能腾云驾雾，变化作法，故而恶劣的自然灾难不足以成为他的阻碍，必须引入妖魔鬼怪，才能显其神通；随着妖魔鬼怪的出现，唐僧的保护者也须相应升级，于是引入了西天诸神；一般的得道高僧只是精通佛理，既不能长生，又无诸般神功，在猴行者与神魔面前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取经的对象必须是端坐云中、若即若离、至高无上的佛祖，而非历史上印度那烂陀寺的戒贤大师可以胜任。

就这样，神、佛、魔三者齐集，从此，西游故事的内容和结构驶入了神话小说的轨道。

《诗话》还开启了西游的降妖模式，将玄奘取经的历程浓缩为更具象征意义的九九八十一难。据考证，现存《诗话》中的降妖历难故事，完整的有树人国遇妖术、火类坳遇白虎精、九龙池遇九头鼍龙三个。“三难”虽少，但意义重大：它将历史上玄奘所经历的“百千无以备叙”的“此等危难”，演化成为生动形象的神魔故事，为后世《西游记》中的“九九八十一难”提供了基本类型。其中，树人国一难中，因小行者被施加妖术化为驴子推磨，猴行者“当下怒发”，将妖人之妻幻化为一束青草，“放在驴子口伴”羞辱的情节，直接启发了后世《西游记》中各类事物相生相克的争斗变化。火类坳一难写猴行者钻入白虎精肚中，致其肚裂而亡，则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拿手好戏“钻肚术”如出一辙。过九龙池遇九头鼍龙时抽龙筋、拔龙须诸般故事，与《西游记》中的龙宫龙王情节显然有着内在联系。应该说，后来的九九八十一难正是受这三难启发、进行不断丰富扩展的结果。

到了明代，西游故事更加发达、丰富，逐步形成了戏曲与平话（民间说书话本）两个系列，现存的代表作分别为《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平话》。这两部作品是明代《西游记》演化的“关键少数”。从时代考量，它们离《西游记》最近，又同属于叙事文学体裁，适合讲述，所以共同构成了《西游记》的直接蓝本。

《西游记杂剧》，明初戏剧家杨景贤著，全方位叙述了唐僧取经故事，具有六本二十四则的宏大规模，比王实甫“天下夺魁”的《西厢记》还多出一本，可谓元明以来杂剧之冠。《西游记平话》，明代无名氏著，全本已佚，目前仅存一些片断，主要是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所录“魏徵梦斩泾河龙”和朝鲜古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所载“车迟国斗圣”两则。后者还有九条注释，涉及的西游降妖故事十分丰富。

至此，“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的取经班子与结构框架全面定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尚无猪八戒和白龙马的影子，沙僧的情形则更类似于其他除怪故事：他化为金桥帮助唐僧渡过深沙河，但并没有成为唐僧的徒弟参与取经。在《西游记杂剧》与《西游记平话》中，取经班子的构成及其分工则已经定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是主角，沙和尚、白龙马是配角。

在后世百回本小说成书过程中，人物越来越庞杂，天庭龙宫地府，仙岛魔窟妖洞，各类人物纷至沓来；故事越来越丰富，自然界与妖魔鬼怪、道教神与佛教神、仙境与人间，精彩故事层出不穷。但“取经五人组”的班子始终相对稳定：唐僧为统帅，行者是先锋，八戒挑担，沙僧牵马，白马去时驮圣僧回时载佛经，贯穿作品始终。师徒四人，外加白马，定格为《西游记》的“标配”，其余人物皆跑龙套，穿场而过，所加故事也不过是一组组插曲，成为整个《西游记》“蚯蚓结构”中的一小节。即使吴承恩再写二十回文字，再添置十个降妖故事，相信作品还是一般格局，还是这样的取经班子，唐僧外柔内刚、行者心高气傲、八戒狡黠烂漫、沙僧诚实忠厚的性格特征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同时，《西游记》的情节构架也宣告固化，为大众所熟知、独立成篇的《西游记》“三大板块”就此定型。这“三大板块”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记、唐太宗入冥记（取经缘起）和唐僧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

其三，《西游记》的经典性，还来自天才作家吴承恩的生花妙笔。

在这里，我首先要说明的是，当下学界对“吴承恩著《西游记》”的说法还存有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西游记》的作者是客观存在的。据鲁迅、胡适的考证，最后创编并推出《西游记》百回本巨著的，是明代作家吴承恩。所以，我们不妨将“吴承恩”当作《西游记》作者的一个指代，用以考察这位天才作家的卓越创造。至于他的生平，容在后文另行详说。

与《红楼梦》等文人案头文学相比，《西游记》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一部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小说。千百年来，街头坊间的口耳相传，戏班乐坊的浅吟低唱，早已让西游故事初具规模。玉在石中，只待巧手打磨，便可熠熠生辉。

吴承恩也不是曹雪芹那样的独立创作型作家，而是像冯梦龙、余象斗一类的改创型作家。他胸有沟壑，才华横溢，但此时尚无人知晓，他竟是如此的不世之才。在一个个无人见证的深夜，星月璀璨，宇宙浩瀚，伏案的吴承恩沉浸在光怪陆离的民间想象和瑰丽绚烂的神怪世界之中，青灯一盏，健笔一支，竟写就了一部传世奇书——他搜集、总汇了以往全部西游故事，又根据小说的结构与书写原则，将之荟萃、改编成大部《西游记》。

在对以往西游故事进行创造性的整合、加工和润色的过程中，吴承恩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比如，孙悟空与二郎神的斗法故事，在前代杨致和简本《西游记传》中不足三百字，而他却洋洋洒洒写了三千余言，使故事更加饱满生动，文字更加神骏丰腴。还有，后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白骨精的故事，虽在前代《诗话》里早有雏形，但白骨精善于伪饰变化、千方百计“吃唐僧肉”的情节则完全是吴承恩的构思。此外，从理论上说，凡是前代西游作品中没有出现和提及的故事，如通天河唐僧坠水、荆棘岭三藏谈诗等故事，都是吴承恩独立创作的精彩篇章。

更值得后世称道的是，正是吴承恩，才将《西游记》写成了一部独一无二的神话小说。按以往文学史的命名规则，表现“西天取经”母题的西游“记”，大概率应该像《马可·波罗游记》或《鲁滨逊漂流记》那样，是一部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或者，从“取经求法”的题材上看，它更有理由成为一部弘扬佛法的宗教小说。然而，令今天的我们深感诧异的是，《西游记》却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瑰玮壮丽的神话小说。

《西游记》最后以神话小说定型，是历史选择、创造的结果，更是吴承恩选择、创造的结果。现在的我们阅读《西游记》，就是在欣赏一部空前绝后的伟大神话。围观“妖精乱世”和“神仙打架”，精彩不容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