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地
1
蹲在“京片子”烟酒店门前的那个男人是我堂哥，分头，上了啫喱水，脚底下是梧桐树巨大的树荫。每一辆公交车进站他都要跟着跑过去，站在车门口往里看，然后和前一次相同，再回到烟酒店门口蹲下来。他跑来跑去，第十一次蹲回树荫底下时，烟酒店老板胡大年实在忍不住了，“你个死山羊！”那是我堂哥的外号，念中学时我堂哥喜欢搞怪，留了一撮小胡子，他们就叫他山羊了，一直到现在。“山羊，”大年说，“你他妈的能不能少跑两趟，晃得老子眼晕。”
“歪头，你忙你的，”山羊说，“我弟弟要来。再来一包中南海，别拿假的糊弄我。”
“知道你弟弟要来。”歪头大年歪着头去柜台里拿烟，“死山羊你别乱放屁，老子什么时候卖过假货！”跟着一包烟扔出来，砸到山羊的后脑勺儿上。
山羊打开包装盒抽出来一根，用鼻子出了两声，你他妈不卖假货，那你卖什么？那根烟吸了一半，他感到嘴里发麻，脚底下一片烟头，他已经抽了大半盒烟。然后觉得腿也麻，蹲久了。他看看表，下午三点半，已经蹲了两个钟头。看完表又去掏手机，还是没动静。他又开始按一串数字，那个女人还是重复那句话：“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山羊对着梧桐树上的一只蚂蚁响亮地吐了一口痰，蚂蚁一下子陷入黏稠的汪洋大海中。他一直看着那只蚂蚁挣扎到筋疲力尽，才接着吐了第二口痰。山羊说，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那小子就是我。说好了下午两点在公交车站里碰头，他担心我对这地方不熟，提前半小时就在这里等。但是那天我犯了点儿小错，被领导揪着训话了，去赶公交车时已经下午一点二十了。据我堂哥说，从我单位到他住处附近，不堵车也要一个半小时。
我们见面不仅为了叙叙兄弟之情，更重要的是让他帮我完成一次采访。我的名片上印的是记者，其实不务正业，整天抱着相机和录音笔满大街转悠，我跟领导说，我要冲在生活的第一线。因为瞎冲，经常会冲错地方，这种时候就得老老实实地回报社，周期性地接受领导的训话。但我这次的选题很牛，至少听起来很牛，我要采访流窜在北京城里的那些办假证的人。这个灵感主要来自我堂哥山羊，他就是个办假证的，来北京已经五年了。
这五年里我从一个本科生变成研究生，现在又变成一个进公园不要钱的记者，山羊还在办假证。照他说的，“老杆子”了。办假证的那套程序我基本上了解，但我关心的不是假证本身，而是办假证的人。比如他们在北京的生活如何，办假证有什么心得，为什么要干这个行当，第一次开张心情如何，见到警察是否紧张，准备什么时候洗手不干，如果进去了会作何打算，包括家庭生活，等等。据我所知，在北京办假证的基本都是外地人。因为常年在北京，从事的又是没法儿正大光明的职业，他们跟家里的关系有时就会很有意思。这些我都有兴趣。问题在于，这些事他们愿意跟我说吗？
“没问题，”山羊说，“我愿意跟你说。想听什么说什么。”
可惜我对他兴趣不大。我对这个堂哥熟悉到都不想打听他的隐私了。从他进北京的第二天开始请我吃饭，到现在坚持请了五年，每次吃饭他都跟我说办假证的事。如果不是我耳根子硬，这五年足以把我调教成一个优秀的假证制造者了。这行当比我做学生做记者都舒服，挣钱容易，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大街上闲逛，贴贴小广告，告诉别人，要办假证就拨这个号；或者直接迎上去，谦恭地问：办证吗？毕业证、驾驶证、停车证、出国护照都有。揽到了生意就去找人做。听山羊的口气，他可能真赚了一点儿，本小利大嘛。当然这两年有点儿不景气，一来竞争对手数量逐年暴增，二来证件控制越来越严，假证的市场开始大面积萎缩。
我对堂哥之外的假证制造者感兴趣。
山羊说：“那好吧，我跟他们说说看。”
这事过去一个多月了，我以为没戏了。谁会愿意呢，那等于向全社会公开声明和招供，我就是个办假证的。警察的耳朵好使着呢。堂哥突然跟我说，他搞定了一个，女的，愿意跟我聊聊，长得不错。他们都住丰台区，是邻居。这就好。我说那一定要去。
2
山羊蹲在歪头大年的烟酒店门口。说是烟酒店，其实是杂货店，能卖的都卖，吃的用的把一间小屋塞得满满当当。歪头大年从来都不会做亏本生意，挂着羊头他一定会卖狗肉。这狗日的，山羊想，不卖假货汽车都能在天上跑了。别人他不知道，这狗日的歪头大年他还是一清二楚的，左边屁股上有块紫色的胎记，右脚大脚趾的指甲没了，打小儿就知道。他们一起鬼混着长大，一起从老家来北京，一起开始办假证，一起挣钱，同租过一间屋。出租屋里是高低床，这小子谎称有恐高症，睡了下铺，山羊只好每天爬上爬下，半夜还得忍受他一唱三叹的呼噜声。但是现在，歪头大年成了个北京人，起码是北京人的女婿，虽然他一直不承认是倒插门。其实承认又有个屁关系，倒插门怎么了，倒插也是倒插在北京的门上。
当初他们来北京时，都是小伙子，光杆一个。五年前办假证不像现在这样司空见惯，都觉得那是犯法的，搞得就很诡异，神秘兮兮地在街角里遇上个人，小声问人家需不需要证件。这种询问需要相当的眼神，你首先得判断对方不是警察，不能往枪口上撞，然后才是目测对方是否需要假证。难度比较大。警察那会儿对这事也觉得新鲜，见了就抓。所以他们就很辛苦，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慢慢地心放开了，紧张感减弱，生活就好多了。但再好也是办假证，不可能跟正常人一样。整个状态比较闲散，想到街上转转就去转，不想转就待在住处，睡觉或者无所事事。找到了生意又得通过一条隐秘的途径去制作假证，再找偏僻的地方接头交货。他们经常晚上出来行动，写小广告。这里到处都是地方城管和警察。
还有一个麻烦事，就是租房子。他们都从穷地方来，房租当然越低越好，所以一般都租老北京的小平房，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摊到各人头上钱就少了。比如山羊就和歪头大年一起住。那时候北京还要暂住证，这证件当然可以搞个假的，但假的只能唬外行，糊弄不了警察。他们三天两头查房，逮到了就关收容所，然后找个好日子把你遣送回老家。山羊和歪头大年都被遣送过，因为晚上两人在三环边上想写小广告，样子鬼鬼祟祟，被警察盯上了，按照无业的流动人员被送回了老家。他们在家待了两个月，被抓的恐惧消退了，做了两次深呼吸又进了北京。折腾过这一回，他们心里有了一点儿底，但生活总体上还是仓皇的。歪头大年最先扛不住，他抱怨，“妈的，老子来北京的目的是赚钱，不是为了担惊受怕。”不知深浅地过日子的感觉相当不好。
“怕了就回去。”山羊说。
“不想回。北京好。”
两年下来，他喜欢上了北京。他觉得北京是个好地方，要什么有什么，大街上碰破脸的都是洋鬼子，女人不打扮看起来也漂亮，而且想着能跟那么多电视里的大人物生活在一个地方他就心动过速。比老家那儿可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到底是首都。
“那就没办法了。”
“有。”
歪头大年扳起手指头开始数，数来数去只数出三个人。过去一起办假证，后来改行不干了。一个入伙做了服装生意，在动物园服装市场专卖假名牌，一件“皮尔·卡丹”一百五十块钱就出手。一个进了公司做老总秘书，这是他们想不通的，那家伙初中都没上完，写封家信都得找他们帮忙，这样的人也能当秘书。后来他们才知道，那老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第三个娶了一个北京姑娘，具体说是一个北京的离婚女人。一般来说，北京女孩儿是不愿意找没有北京户口的男人的，何况还是他们这样办假证的。但是那位兄弟就成功了，结了婚很快就生了孩子，孩子的户口跟他妈，北京的，他也改行做了保险。
山羊帮着一起算计，算来算去，这三条路都不太适合歪头大年。他没有第一个兄弟那么多钱，也不会有第三个兄弟那样好的运气，至于第二个，大年的身子骨可能耐不住考验。可是歪头大年偏偏就成功了。在决定倒插门到胡同口的老张烟酒店之前，他一点儿消息都没向山羊透露。某一天他突然递给山羊两包中南海香烟和一把糖果，惊得山羊烟和糖都没接稳，落了一地。山羊这才知道他已经和老张的女儿领了结婚证。老张的女儿腿脚不利索，而且，他们在这条胡同租了房子的半年里，那个叫张新红的姑娘一直都是喜欢偷偷地向他山羊瞟的。这点我堂哥山羊有自信，他认为自己在品质上那是远远超过歪头大年的。另外，老张私下里也问过山羊，家庭、年龄、婚配情况、将来的打算等。老张跟他说，留在北京好啊，首都呢，想吗？山羊利索地答道：不想。他说不想是因为，他不想给老张一个错误的暗示，即他对做老张家的女婿也是有点儿兴趣的。这种事情要么别生一点儿希望，要么就成，拉拉扯扯欲说还休反而麻烦，他们住一条胡同，半夜三更还得敲老张的门买烟和酒呢。
没想到歪头大年一声不吭地上了。大年搬出去那天，山羊笑嘻嘻地把他送出去，送完了回来就不断吐唾沫，不是嫉妒，而是气愤。这歪头就是想留在北京想疯了也不能倒插到一个瘸子的门上啊，简直是卖身求荣。山羊不喜欢张新红，她的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北京人大大咧咧的傲气和小胡同里的精明，就像她一瘸一拐走路的姿势，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味儿。而从小玩到大的歪头，将要和这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当然，他成了北京人。成了北京人山羊照样看不上，不就是个“嫁”过去的吗。
歪头大年“嫁”过去后，就不再办假证了。他和瘸腿的老婆取代老张老两口儿成了烟酒店的老板，把“老张烟酒店”隆重地更名为“京片子烟酒店”。山羊想，还“京片子”，就是个“京骗子”。他记起有一回歪头大年说，以后有了钱也开一家商店，全卖假货。山羊应邀去“京片子”看了看，没错，有一半是假的。这个死歪头，动作还挺快。
瞧不上归瞧不上，大家还是好兄弟。说到底这事跟你没关系。山羊没事了还是往小店里跑，跟歪头大年抽抽烟、喝喝酒、吹吹牛。慢慢接受了他们是夫妻的事实以后，山羊觉得他们俩其实还是蛮般配的。你看看，张新红撒娇地骂歪头大年时，满脸都是做老婆的样儿，歪头大年就做低头认罪状，然后顺手摸一把张新红的屁股。张新红的屁股还是很正常的，没怎么变形。看多了这些小动作，山羊心里有点儿泛酸水。他不羡慕歪头大年搞定了张新红，羡慕的是撒娇和摸屁股的事。对我堂哥来说，有人对着你撒娇，然后送上来个圆滚滚的屁股给你摸，这在他的生活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山羊至今单身。不是没有机会，我大伯大妈在老家托人替他物色了起码七个姑娘，他死活不愿意，相亲都懒得去。他跟我说，他也弄不明白原因在哪。据我分析，他是不愿意离开北京。我大伯大妈的意思是，三十多岁的人了，瞎折腾啥，找个媳妇在家好好养孩子。在老家娶媳妇，然后生孩子，他哪里还能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地待在北京，不被捆死在老家就算造化了。他们当然希望他能在老家找个正经的事做，既挣钱又体面，还能把一家老小打理好。
我问他：“你觉得北京好？”
“还行吧，大城市嘛。”过了半天又说，“我也说不好。”
看看，还不好意思承认。
3
我堂哥三十二岁，没有女朋友。他的焦虑我懂，我今年二十六，也没有女朋友，我们都是各个零件都正常的男人。这么说好像单身的男人都像个动物似的，不是的，尤其像山羊这样的，他的焦虑不仅仅是下半身的，还有上半身的，精神的，情感的，我猜后者的焦虑更大。这就是他在歪头大年结婚之前没泛酸水，而在结婚之后屡泛酸水的原因。大上个月，山羊给我打了五次电话，至少有四次提到了歪头大年和张新红。我问他是不是突然看上了人家的老婆？
他一愣，说：“没有啊。我提到这么多次？”过一会儿又说，“我就是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小日子看起来也不错。”
说完以后山羊就往回想，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怪不得一有空就往“京片子”跑，去了没事也不想离开。有时候歪头大年两口子忙不过来，或者不在店里，他干脆帮人家卖东西，有陌生的邻居来了，还以为他是老板。
其实山羊的心思我早该有点儿数了，他也就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相当一般，但是这一年来不断向我借小说和杂志看。他看起来很好学，有时候遇到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词，还会发短信问我。我挑了一些好玩儿的小说和杂志给他，他很快就会读完，然后跟我说，哪个哪个好，这样的小说再给他推荐。我发现他叫好的小说多半跟情感、婚姻和家庭有关。开始我还觉得他酸，一把年纪的老男人了，搞得跟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似的，恶不恶心。可他就是喜欢看。原来如此。只是我没往心里去，偶尔只会跟他开玩笑，不早了，得找个老婆管管了。
“又不是买菜，逮萝卜拎萝卜，逮青菜拎青菜。再说吧。”
我本来打算在采访之前先和他聊聊的，可惜那天我们最终没见上面。那天下午他等在歪头大年的小店门口的树荫下，左等也不见我，右等也不见我。打我手机一直关机。他急坏了。当时大街上好几家店铺都在唱同一首歌，“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他搞不懂为什么满北京都是这两只蝴蝶在飞。有车辆快速地从他面前经过，掺在歌声和别的嘈杂声里，大街上更乱了。旁边的一个小饭店里正在往路边的下水道倒脏水，油腻腻的菜味跟着歌曲和汽车马达声一起传过来。山羊不停地抽烟，跟着公交车跑进站时嘴里也叼着烟，他的嘴已经麻得感觉不到任何味道。
他着急不是因为我没到，而是因为他帮我约的那个女的刚给他发了一条短信，马上就到。
那女人叫唐小鹰。山羊说她长得“还行吧”。那时候我还没见过她，从山羊为别人谦虚的表情里，我觉得至少在他看来唐小鹰是漂亮的。身高一米六三，皮肤白净，到十月份满三十岁，和山羊现在是邻居。他们租住了两家相邻的老北京的平房。邻居又同行，多少算是熟人，但唐小鹰比较矜持，或者说有点儿高傲，很少和同行们聊天，不管是男同行还是女同行。她一人独来独往，出门贴小广告——他们叫贴机号，从来不到街上去当面揽生意，只接主动打电话来预订的生意，交货时也是一个人去。晚上回来很少跟朋友们瞎闹，吃过饭就躲到屋里看一台二手电视。因为深居简出，大家对她很好奇，没事就议论。山羊开始对她很不感冒，拽什么拽，把自己当官太太了。他还跟歪头大年提起过，那唐什么小鹰，傲得跟泡屎似的。歪头说，搞定她，到了床上看她还傲。山羊说，嘁，我有那精神还不如到长安街上裸奔了。
半年了，他们只是见面点个头，想起来就说一两句。有时候山羊躺在床上睡不着，偶尔也会把她当作幻想对象。就这么多。后来因为一个扣子，他们才慢慢有了交往。那天山羊在路边偷偷摸摸贴机号，看见一个警察走过来，吓得撒腿就跑，衣服挂到路边的栏杆上，扯掉了一个扣子。他跑到一个角落里，半天没看见警察有动静，人家根本就没注意到他。山羊就大摇大摆地去找回了扣子。他没针线，房东锁了门，正好唐小鹰经过门口，就问她借。唐小鹰看他一根线就穿了半天，便帮他钉了扣子。山羊先看见唐小鹰细长干净的手指穿针引线，清冷得近乎透明。唐小鹰很专心，眉眼低顺，钉好后她没用剪刀剪断线头，而是凑上去用牙咬断的。就是这个动作打动了山羊，他觉得心里突然疼了一下。她的高傲不见了。
为了表示感谢，他请唐小鹰吃了顿小笼包，两人喝了三瓶啤酒。她酒量不错。那顿饭她还是有点儿矜持，话不多，不过足够惊动山羊了。她的口才超出他的想象，最关键的，他觉得她很有想法，而且不是那种女人的小聪明。她的气度不输给男人。在山羊的印象里，办假证的圈子里能这样说话的人基本上没有。他常跟我说：“那帮他妈的混蛋，比我还没文化。那就是粗人。”山羊在那个饭桌上发现了一个办假证的思想家。他觉得“思想家”用在唐小鹰身上不算隆重。然后他们就开始联系，有不懂的字词先发短信问唐小鹰，不行才问我。
熟悉了话就好说，山羊逐渐知道唐小鹰和老公关系紧张，有一个孩子在老家，一年前刚从阿联酋回国，然后才到北京来办假证。山羊对此有三个疑惑：第一，唐小鹰这么好的女人，居然婚姻上也有问题；第二，孩子刚六岁，她竟舍得离开；第三，她是出过国的人，听说英语讲得不错，为什么会跑北京来干这行呢。唐小鹰说了，她其实不缺钱，在阿联酋那几年她挣了不下二十万。是所谓的劳务输出。之前在家做裁缝，技术很好，带了一帮徒弟。但她觉得这样挣钱太慢，正好赶上劳务输出，她就作为特殊人才跟团出去了，在一个服装厂做技术头头儿，三年挣了二十万。这就更不好理解了。
前些天北京突然严打，一伙办假证的都不敢出门，很多人就趁机回了趟老家，山羊也回去了。唐小鹰不回，她说不想见到她老公，她只会在老公不在家时回去，偏偏那个时候她老公丢了工作，整天无所事事地守在他们的小镇上。既然如此讨厌对方，干脆离婚算了。唐小鹰不离，也不愿意见。这也是山羊不能理解的。
“你老公的问题？”山羊试探地问，担心话太多了。
“他负我。”她说，“不是一次两次。”山羊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什么原因说不清。他盯着她看，好半天才等到下一句。“我给过他机会。”
“男人嘛，你不在家，他可能管不住自己。再给一次。”
“我回来了他还犯。”唐小鹰说话的时候看着墙上一张陈旧的图片，张曼玉整个人都泛黄了。“要不是心疼孩子和双方老人，我早离了。我不想孩子这么小就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同学们会拿怪兮兮的眼光看他。还有老人，两头父母年龄都不小了，受不了。他爸他妈都是最淳朴最老实的农民，他们跟我说，闺女，不能离，那是个畜生，他死在外面我们都不心疼，你不能走。他原来一直在南京打工，跟过两个女人，有一个分了又和，和了又分，反反复复好几次。我在国外那几年，他只回过一次家，孩子都没看就又走了。”
“现在不是回来了嘛。”山羊发现自己变得善解人意了。
“晚了。我对他已经彻底绝望了。我让步已经让得够多了，再让下去，就是待在一起又有什么意思。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我们结婚时，我爸妈极力反对，我收拾了两身衣服就住到他家去了。那时候我觉得值，现在，我觉得我不值。我之所以出国，是因为刚有孩子不久，花销大，他工资又低，两头父母还要孝敬，我咬牙跺脚报了名，合同上要求必须是一签四年。我想四年就四年，回来可能几十年都不发愁了。那会儿儿子才两岁，我抱着他哭了一夜，天没亮我就走了，怕他醒来找不到妈妈。我回来时，进了家门他都不认识我了，问他奶奶我是谁。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真的，在阿联酋三年，再想家再害怕再孤单我都没流过一滴眼泪。”
现在她也没流眼泪。要在别的女人，肯定早稀里哗啦了。
“不是四年合同吗？”
“是。可三年结束了我觉得必须回来。”唐小鹰说。山羊递过去一根烟，她没要。这种时候她也不需要烟。“我每周都往家里打电话，我知道再不挽救这个家就完了。我向厂里提出辞职，他们不同意，除非扣除一半工资才行，合同期满再付另外一半。我当然不会答应，就跟他们打官司，闹得挺大，大使馆的人都被惊动了。你可以按合同扣除我的违约金，但你不能克扣我的工钱。没道理。我的钱你就得给我。最后赢了。我回来了，但是还是没能挽救这个家。”
“还是离好。”山羊再次建议。
“现在不能离。”
山羊感到了身体某个部位更深长的疼痛，像肠子突然打了一个结。有莫名的希望，同时怅然若失。十四个小时之后，他下了火车回到故乡，这复杂的感觉越发强烈。
4
他跟唐小鹰说，他堂弟是个记者，从小在城市里长大，是个时髦青年，两年前就踩着滑板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帮他贴机号，现在他想采访她，题目叫《暗地访谈录》。现在，唐小鹰从另外一条街上走过来，时间是下午三点五十五分，她的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而他堂弟的手机依然关机。
“我弟弟他，这小子，”山羊不好意思地说，“还没到。”
“没事，等会儿。北京堵起车来能要人命。”
他们在旁边的小饭馆里坐下。整个饭馆就他们两位客人，时间还早，厨师和服务员扎在一张饭桌上“斗地主”。音响里还是两只蝴蝶，亲爱的你慢慢飞。胖乎乎的服务员一边摸牌一边跟着哼。
山羊说：“别飞了，拿菜单。”
服务员右眼盯着扑克牌，左眼瞟着他们俩，递菜单的时候胳膊越伸越长。山羊觉得他如果不接过来，那条肉滚滚的胳膊会无尽头地伸长下去。
唐小鹰说：“酒。喝了酒才能放开说。”
五瓶啤酒，四个小菜。山羊把手机放在眼前，他们边喝边聊，等我来。那天我上了公交车就给山羊发短信，我忘了要转的是哪趟车，也记不起来他住的那地方的名字。我们此前都在我的住处或单位附近见面，因为山羊是闲人，瞎逛是他的职业，一不留心他就逛到我那里。所以我一直没有瞻仰他住处的机会。下了车还不见他回信，我就打过去，电话里说，我拨的号码不存在，奇了怪了，这个号我打了不下一百次，竟然不存在。我待在中转车站一遍遍打，一遍遍不存在。直到把手机电池耗光。这下没辙了，我只知道这一个联系方式。我在车站转了好多圈，最后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
山羊和唐小鹰继续等，门外的阳光淡下来，消失了，厨师和服务员的牌局也结束了，胖服务员脸上贴满了小纸条。他们已经喝了四瓶酒，唐小鹰做好了详尽长谈的准备。我还没到。饭馆里进来三个客人，天花板上的灯打开，山羊看见啤酒上了唐小鹰的脸，像所有美丽的姑娘一样粉红。山羊喝了一大口酒，说：“你一定要离婚。”
“现在不行。”
“那你离开北京。”山羊的声音里充满了没来由的怨气。
“我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挺好啊。”
在四瓶酒的时间里，山羊知道唐小鹰最初只是到北京来玩。她跟姐姐和姐夫过来，他们俩办假证。她一个人在北京大街小巷转，只是为了排遣内心的悲伤。她没能挽救自己的家，也终于失去了挽救的兴趣。如她所说，她不能无原则地退到不是自己的地方。在过去，她一直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她强调这个词时很用力，只有喝了酒她才会如此大声说话。然后她帮着姐姐他们贴机号，纯粹为了让自己找点事干，在任何时候她都不想吃闲饭。接着会帮他们交货，再后来干脆帮他们接洽生意，做得很好。离开北京时，她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优秀的假证制造者。她谨慎、热心、坚守信誉，从来没遇到过危险。
在家里只待了半个月，她受不了了，总想着婚姻和家庭上的那点儿事，又回到北京。离家越远越好，甚至想过是不是再到国外去。设想中的小服装厂不办了，她决定办假证。除此之外，她不知道做什么更方便，一个人赤手空拳的。挣不挣钱不重要，能清静就好。家里人劝不住她，她当然知道这样做可能不合适，也不值，她还不至于离了婚就嫁不掉。但她就是这么死心眼，就像当初卷了衣服跑到他们家一样。她说她有时候都理解不了自己。
正聊天，唐小鹰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显示的号码，没接。三分钟后手机又响，六分钟后第三次响。从第一次不接电话开始，他们俩突然谁也不说话。山羊看着唐小鹰，唐小鹰看着门外。市井声涌进饭馆，被突如其来的安静放大了，世界一片嘈乱。手机铃声终于停下来。
“你老公？”山羊转着啤酒杯问。
“别提他。”
“也许，你应该接一下，说不定有事。”
“有事他还会打第四次。”
十分钟过去，没响第四次。唐小鹰的嘴角动了动，她用一个含混的笑表示了她的胜利和绝望。在这十分钟里，山羊觉得自己变成了两个人，一个在竖起耳朵监视唐小鹰的手机，另一个在焦躁地等待我出现，但他的手机一直没有动静。
“我弟弟，这浑小子。”山羊说，“他要向你道歉？”
“我说过，什么都迟了。”
“那，”山羊一口气喝下一杯，“你为什么不离婚？”
唐小鹰看看他，喝了半杯酒，笑了笑。
“我希望你离。”
唐小鹰笑出了声，“你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吧。”
“你要离。”
“你弟弟什么时候能到？下午我还有几个货要交。”
“你就不打算接受别人？”
“什么时候？”
“现在。”
“过几年再说吧，”唐小鹰说，“等孩子懂事了。我欠儿子太多了。”
“这不是理由！”
“是，对我来说是。”唐小鹰看看表，五点三十七分。“不能再等了，我得先去交一个货，你弟弟来了就给我打电话。”她站起来。
“远吗？”
“还行，来回半小时。我还跟另一个客户约好六点在这附近见面，他要的货也做好了。糟糕，恐怕赶不上了。”
“放我这儿吧，”山羊说，“反正我没事，等一个是等，等两个也是等。”
唐小鹰谢过，就把两个证件给山羊，客人到了她会通知他。山羊看着唐小鹰走出饭馆，屁股的形状很好看。歪头大年说过，成年男人对女人最感兴趣的部位其实是屁股。山羊想，歪头说得真好。然后鼻子开始发酸，那个好看的屁股出门就不见了，而且会越走越远。他又开始打我手机，关机。他气得把手机拍在饭桌上，声音很大，有几个人扭过头看他。他把假证塞进夹克的口袋里，让胖服务员再来两瓶啤酒、两个小菜。
他一个人喝。越喝越难受，很多年没有这么难受了。他觉得自己可能流眼泪了，往脸上抹一把，一手的汗。开始他喝一大口酒就吃一小口菜，后来只喝酒不吃菜。三瓶酒都光了，山羊觉得一肚子啤酒都变成了眼泪流出来。他怕别人看见，就伏下身子趴在饭桌上，头有点儿昏，眼泪和汗珠顺着指尖滴到鞋子上。然后就睡着了。
六点半钟，山羊被别人架起离开椅子。“站直了！”有人对他说。山羊睁开眼，猛地抖了个激灵，甩开对方的胳膊就去摸夹克口袋，空了。身边的三个警察又抓住他的手，一个说：“胆子不小嘛，公然把假证摆到地上。带走！”
外面的天暗下来，饭馆里的灯显得更亮。刚才他睡着了，身子弓起，两个假证从夹克的浅兜里挤出来掉在了地上。那三个警察碰巧撞上了，他们在执勤，进饭馆是为了解决一下晚饭。山羊没力气反抗，喝多了；也没打算反抗，他不想闹出动静，免得把唐小鹰也扯进来。他顺从地跟着他们走。经过歪头大年的小店，大年正在门外摆放标有“夜间营业”字样的灯箱，他一抬头看见山羊就叫起来，看见后面跟着三个警察，立刻捂上嘴。一个警察停下来，警惕地问：“你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歪头大年后退两步，对着警察憋出个笑脸。“我不认识他。”
5
我堂哥山羊进去的消息是唐小鹰告诉我的，第二天她给我打了电话。那天下午她交完货就往回走，路上堵车，到饭馆时山羊已经被抓走了。
“山羊一直为有你这样的弟弟自豪，”唐小鹰说，“昨天你为什么没去？”
“我打不通他的电话，总说号码不存在。手机又断了电。”
“号码不存在？”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是不是他的号码被封了？最近查得紧，小广告上的机号封了不少。你没有他另外一个手机的号码？”
没有。我一直不知道他还有两个手机。唐小鹰解释说，干这行的，谁没有两三个手机。一个主手机，主要用来接电话，还有辅手机，一般不带在身上，因为这个手机上的号是打在小广告上的，担心被警察顺藤摸瓜。这个手机设置了呼叫转移，转到带在身上的那个号码不公开的手机上。这样就安全了。而我只知道那个公开的号码。
真他妈撞上了。
然后我和唐小鹰约好了一起去看山羊。他在里面没大变样，就是胡子有点儿长，头发有点儿乱。他先见的是唐小鹰。我进去时，唐小鹰眼圈有点儿红，她隔着铁栅栏抓着山羊的手。看见我，她松开手，低头出去了。
山羊的情绪看起来不坏。我说：“老哥，没问题吧？”
“没问题，”他说，声音低下来，“我跟他们说，那两个证是我的。”
“看不出来你还高风亮节啊。”
“也就四个月，我知道。”山羊竟然笑了，“值。”
这个死山羊。我对着他的手来了一巴掌，就在刚刚被唐小鹰握着的地方。这么多年了，还真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