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关于武则天不属于女[木又]主义者的阐明

【关于武则天不属于女[木又]主义者的阐明】

不了解武曌同时又不了解女[木又]主义的人，总误以为因为我是女[木又]主义者，所以关注武曌。这里我有必要说明的是：我爱曌兒是我自己的私情，但武曌不是女[木又]主义者，因为武曌的时代不存在女[木又]主义。女[木又]主义的含义是性别平等，与女政治家、女强人等为完全区别的两种概念。

以下重点从史实角度阐明武曌不是女[木又]主义者，暂不展开哲学角度的论述。

有人说武曌养男宠就是女[木又]，这样的观点带有一种“女性[木又]力”的意味。武曌凭借“政治[木又]力”拥有男宠，当然也绝非“女尊”。然而，女[木又]的“[木又]”是“[木又]利”而非“[木又]力”，养男宠只能代表武曌的生理需求，并非“女[木又]”。

一提到武曌所谓的“女[木又]”事迹，许多人举例《建言十二事》其一：“父亲在世，也要为母亲守孝三年。”（父在，为母服缞三年。）《旧唐书》高宗本纪还有一则记载：“皇后请禁天下妇人为俳优之戏，诏从之。”大意是，武曌请求禁止妇女扮演一种小丑角色，高宗同意了。这些当然不能作为提高女性[木又]利的措施。守孝只对死去的母亲，并非全体妇女，对活着的妇女没有任何效果。而“禁止妇女扮演小丑”，看似爱护妇女，但实际上反而造成这类妇女失业。

还有人认为，女皇帝的出现挑战男[木又]制，就是女[木又]，这显然是一种“非是即否”的二元论观点。武曌称帝，依然追封父系祖先为皇帝，父系配偶为皇后。亲戚，男性封王，女性封公主。从这方面来看，武曌的行为与男性统治者完全一样。当然，武曌之前没有女皇，难道还能追封祖母和母亲为女皇？而且那个时代，皇帝的儿子为王、皇帝的女儿为公主，已经成为一类称谓，而不是指封地领主。所以也没必要封女性亲属为“女性的王”。不过，武周时期公主食邑确实与王等同。《新唐书》记载：“唐制亲王封户八百，增至千；公主三百，长公主止六百。高宗时，沛英豫三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户始逾制，垂拱中，太平至千二百户。圣历初，相王、太平皆三千。”暂且不提那些追封的已故长公主，太平公主是武周唯一认可的公主，其她李姓公主与武曌没有血缘关系。如果“公主”只作为称谓的话，太平公主在食邑方面已经等同“女亲王”。虽然武曌能够给予儿女相等的食邑，但对[木又]力的分配与继承[木又]方面，显然没有做到平等。所以，这依然不能算作具有性别平等意义的行为。

武曌当政，确实做过一些挑战性别角色的事情。比如，武曌做皇后的时候，曾将周国公爵位传袭给外甥贺兰敏之，并改名为武敏之。这是从母系亲属选择继承人，而不是父系亲属。但是武敏之不争气，干出太多荒唐事情，只好又换了武姓子嗣袭爵。再到武曌执政时期，还有一件事情，对待突厥和亲问题：《旧唐书》记载：“（圣历元年）秋七月，令淮阳王武延秀往突厥，纳默啜女为妃。”但是“八月，突厥默啜以延秀非唐室诸王，乃囚于别所。”“纳默啜女为妃”这种表述已经足够奇怪，“以延秀非唐室诸王”这种理由更加奇特。难道默啜敢不承认武周的国家主[木又]，不怕武曌继续打过去吗？猜测默啜对这位和亲人物性别不满意而非姓氏不满意，然而，封建史学家们对“唐室”情有独钟，写史时演变成这种记述方式。但是，武曌令男性亲王和亲在中国从未有过先例，可以算作一次挑战性别角色的行为。不过，需要注意一点，挑战性别角色或者性别刻板印象的行为，英雌、女政治家、哪怕女建筑工，都可以这么做，这不等同于女[木又]主义。

在性别[木又]益方面，不论有意无意，或是无可奈何，武曌也有拖后腿的时候。有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不过后来发现真实性不高：《资治通鉴》记载：“制天下武氏咸蠲课役。”意思是“免除天下武姓人士的课役。”这显然是非常男[木又]的做法，不像女性统治者该有的行为。但在两唐书中记载截然不同：《旧唐书》：“冬十月，改并州文水县为武兴县，依汉丰、沛例，百姓子孙相承给复。”《新唐书》：“十月丁巳，给复并州武兴县百姓，子孙相承如汉丰、沛。”这两句意思大致相同，受益范围为武兴县，受益人群为百姓及其子孙，“汉丰、沛例”意思是免税免役。而《资治通鉴》的记载，受益范围为全国，受益人群为全体武姓人员。以《资治通鉴》一惯抹黑武曌的作风，再加上成书时隔太远，这则记载并不可信，而且很可能错在“武姓”是对“武兴县”中“武兴”的笔误。按照新、旧唐书的记载，武曌称帝给家乡人发福利，并不涉及父系关系，这样当然可以理解。还有一件令人气恼的事情，不可否认，女皇确实亲自侵犯了女性[木又]益。来俊臣如日中天的时候，夺人妻妾，武曌不仅没有处理，还赐给来俊臣十名奴婢，这是严重侵犯女性[木又]利的行为。虽然“奴婢”这个词语当时不一定指女[忄生]，奴为男，婢为女，十名奴婢未必都是女性。不过，如果全为女性，当时奴婢没有人[木又]，家庭妇女还有一定人[木又]，送了奴婢，或许可以满足来俊臣的需求，使他不再侵扰家庭妇女。虽然不能确定可否达到效果，而且人也不能作为砝码交换。但是不管怎么说，武曌很有可能曾经亲自把十名女性送进狼窝。或许实属无奈，当时武曌必须要用来俊臣，只能暂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胡闹了。

武曌作为女皇，为什么不为提高女性[木又]利实行相关政策呢？比如允许妇女参加科举等等，这或许十分让人费解。《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侧面体现当时一种社会现象。李隆基策划政变要杀韦皇后时，钟绍京本来怯战，但是钟绍京的妻子许氏反而撺掇钟绍京扳倒韦皇后。（隆基微服与幽求等入苑中，会钟绍京廨舍，绍京悔，欲拒之。其妻许氏曰：“忘身徇国，神必助之，且同谋素定，今虽不行，庸得免乎。”绍京乃趋出拜谒。）还有一件事情，大概出自野史，即使可信程度不高，但也可体现当时这种社会现象。狄仁杰在武周时期为宰相，有一次打算提拔一个亲戚入仕，结果那个亲戚的母亲反驳：在女人手下做官，有什么出息？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的女性为女性[木又]利开了多少倒车。在古代，妇女这个群体被割裂甚至不存在，她们被家庭、阶级、民族等身份分隔开来，她们的自我归属首先是这些身份，而不是妇女这个身份。她们宁愿运用自己的智慧辅佐她们的丈夫，也不愿去争取独立自主的社会地位，甚至还可能与女性统治者为敌。就算武曌有意识团结妇女，但并没有妇女可以团结。武曌以一己之力无法扭转时代局限，如果冒然行进，一旦触及男[木又]制核心利益，极有可能引发叛乱，军队哗变。所以，即便武曌非常希望提高女性[木又]利，但是顾及太多因素，或许只能作罢。

中国古代一直有女官制度，女官依然属于皇宫内职，武周时期并没有女性外官。很多人熟知的是，武曌执政时期，上官婉儿作为女官参政议政。《旧唐书》记载：“自圣历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新唐书》记载：“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掞丽可观。”大意是上官婉儿起草诏书，[木又]力很大。更多资料显示，上官婉儿不是武曌执政时期唯一的女官。武周时期还有其她女官，比如司马慎微之妻李氏、殷履直之妻颜真定、韦余庆之妻裴氏、御正库狄氏、邓国夫人窦氏等。但武周时期女官的职能是起草制书，而不是宫廷事务。司马慎微的墓志铭记载：“夫人陇西李氏......载初年，皇太后临朝求诸女史，勅颖（颍）川郡王载德诣门辟召侍奉。宸极一十五年，墨勅制词，多夫人所作。”大意是，武曌称帝十五年，制书多由这位李女士撰写。又有《旧唐书·裴光庭传》记载：“光庭早孤，母库狄氏，则天时召入宫，甚见亲待，光庭由是累迁太常丞。”《新唐书·裴光庭传》相似的记载是：“光庭字连城，早孤，母厍狄氏，有妇德，武后召入宫，为御正，甚见亲宠，光庭由是累迁太常丞。”“御正”在北周时曾为起草诏书的外官官职，到唐代时不再设立该职位。但至今没有任何有效资料能够证明“御正”一职为武周时新设的外官，所以“御正”为女官职务的可能性仍然更高。不过，在其它朝代起草诏书这项只属于男性的职业，不可能交由女官来做，武周时期起草诏书的女性至少可以算是拥有一份事业。总之，“载初年，皇太后临朝求诸女史”，可以印证，武周时期存在一批专职起草诏书的女官，并不止以上几位。或许考虑到男[木又]制大环境，以及武曌驾崩之后这些女性将会失去后台，所以武曌不能给予她们实际官职。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具有一定的女性意识，让部分女性以独立身份发挥才能，虽然受益范围较小，仍然可以看做提高女性[木又]利的行为。

女[木又]主义者的判定，必须具备支持性别平等的言论，以及促进性别平等的行动。仅仅挑战性别刻板印象，部分提高女性[木又]利，都不能算作女[木又]主义的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依然不能定位武曌是女[木又]主义者。如果牵强附会，那么只能引发人们对女[木又]主义的误解，以及对武曌的错误认知，同时给二者带来损害。

当然了，对于武曌不是女[木又]主义者这件事情，并不是需要被人指责的。正如本文开始澄清的那样，武曌的时代不存在女[木又]主义，甚至武曌即使拥有部分女性意识，仍然无法落实具体政策。评论一名历史人物，不可脱离其生活的时代，必须考虑时代局限性，否则，即为历史虚无主义。

但是，女皇与其她女性没有任何区别地，同为男[木又]制的被迫害者。封建史书又热衷于污蔑女皇针对女性子虚乌有的暴力事件，比如杀女儿、虐杀情敌等等。这些毫无逻辑、不合常理的谎言，思维正常的人绝不会相信，因此暂且不再作分析。但我们从中足以看出，女皇仅仅作为一名女性，千年以来、时至今日，饱受男[木又]制的残忍加害。

我们任何一名具备判断能力和理性思考的普通人，既要认清女皇与女[木又]主义的严格区分，又要知晓后世史书乃至今日网络对女皇的污蔑与抹黑纯属男[木又]制的性别偏见。

——于2015-2017年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