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财产

所有权也将家庭联系在一起。人们对家庭的义务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世界各地，孩子起初都是父母的责任。这是一种所有权形式，因为父母可以控制他们的孩子。然而，这种关系是双向的。我们属于家庭，家庭也属于我们。当父母因为孩子而丢脸蒙羞，不再希望孩子作为家庭的一部分时，父母就会与他们断绝关系；反之，如果子女不再想与家庭有任何关系，他们就会与家庭断绝关系。

从父母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孩子能像财产一样，由他们独享所有权。父母很少会说拥有自己的孩子，但在2001年雷德芬关于英国奥尔德·海伊丑闻的报告里收集到的证词中，许多关于所有权的观点都被广泛认同。1988—1995年，未经死亡儿童父母的完全同意，医院从死亡儿童身上采集器官和组织样本，并将其存放在利物浦奥尔德·海伊儿童医院。正如我们已经说的那样，这不是非法的，因为尸体不存在所有权问题。在当时，保留人体组织用于研究目的也是病理学的常见做法。然而，当这种做法曝光时，家长们十分愤怒。在报告中，一位家长评论道：“感觉像是在抢人的遗体。医院偷了我的东西。”另一个说：“奥尔德·海伊医院把我的孩子身体的90%都偷走了。”

悲痛的父母要求归还遗体的要求是从所有权的角度来表达的：归还理应属于他们的东西，以及他们有决定孩子遗体将如何处置的权利。从他们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父母认为他们有权拥有孩子的身体部位，无论是整个切除下来的器官、组织切片或包裹在石蜡块中的组织片断。关于雷德芬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几乎完全没有考虑死者所有权的法律地位；相反，它专注于通过制定规章制度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提出一系列建议来解决家长的担忧。

在照顾孩子的问题上，公众舆论和法律仍然存在分歧。对大多数父母来说，他们不能接受其他人，甚至国家，控制他们的孩子，即使这对孩子而言是最好的选择。2018年，奥尔德·海伊儿童医院再次受到公众的关注和严厉的批评。情况是这样的：阿尔菲·埃文斯是一名患有绝症的蹒跚学步的孩子，她的父母与医生就取消孩子生命支持的决定发生了争执。父母向高等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但没有成功。许多支持这对父母的抗议者认为，这是国家决定一个孩子是否存活的直接案例，或正如脱欧主义者奈杰尔·法拉奇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所抱怨的那样：“我们的孩子现在归国家所有了吗？”然而，从法律上讲，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父母并不拥有自己的孩子，自19世纪以来就没有。相反，父母是监护人，他们应该从孩子的最大利益出发来照顾孩子——这也是法院判决此类案件使用的标准。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父母的所有权是双向的：如果父母生活需要依赖他人，那么在法律上成年子女就有义务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尽管很少有贫困的父母要求执行美国和英国现存的“子女抚养法”。然而，这也可能会改变。美国的养老院已经开始代表体弱的父母起诉子女，以收回养老院支出的护理费用。2012年，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养老院成功起诉一名儿子，要求支付其母亲的护理费用9.2万美元，类似案件的数量正在增加。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同时人们的寿命也在不断增长，国家对照顾老人准备不足，将寻求从孩子那里收回这些护理费用。

在许多文化中，父母可以把孩子送给别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以卖掉孩子。在印度，尽管嫁妆制度已经在40年前被宣布为非法，但许多新郎的家庭仍然希望新娘的家人能出嫁妆钱，他们想要投资回报。因此，家中只有女孩会给贫困家庭带来经济灾难。嫁妆纠纷往往导致暴力冲突，有时，丈夫会折磨妻子以获取更多的钱，或者干脆杀害妻子，然后丈夫可以再婚以获得另一份嫁妆。这方面甚至有专门的官方统计数据，《印度刑法典》第304B条记录了因嫁妆而死亡的情况，在2012—2015年的三年间记录了2.4万多起此类事件。未被杀害的幸存者也往往在硫酸袭击中留下终身伤疤。（包办婚姻可能导致低离婚率，但依旧存在的印度传统嫁妆制度仍然是导致女性痛苦的根源。）

对父母所有权滥用的另一种卑鄙手段是贩卖儿童，特别是出卖女儿从事性交易，这种交易在世界上许多较贫穷的地区仍然很普遍，如泰国农村地区。在那里，父母依赖女儿在臭名昭著的曼谷妓院的工作以养家糊口是司空见惯的事。这当然不是一种体面的谋生方式，但遇到这种情况，贫困就凌驾于道德判断之上了。中介机构在农村四处搜寻，向贫困家庭提供“休闲或娱乐业”的就业机会，并向贫困家庭提供现金贷款，这些贷款必须偿还。

然而，在谴责这些家庭之前，我们不应忘记，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童工支撑起来的。在困难时期，孩子是家庭收入的来源之一，读过查尔斯·狄更斯小说的人都熟知这一点。1646年，新英格兰甚至颁布了一项“熊孩子”法，允许父母在儿子不听话的情况下处决他们。在现代社会护理系统出现之前，孩子是一项投资。他们被要求养活自己，并且当父母和（外）祖父母需要照顾和帮助时，通常是家庭中的女儿来照顾。只有在现代，在富裕的西方社会，我们才将支持家庭的负担从个人转移到国家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系统。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在全世界，这种社会保障只是例外，而非普适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儿童被视为至关重要的资源，仍然被当作商品进行交易。

有些国家的出生率不断下降，被称为“人口定时炸弹”。在这些国家，父母对儿童的依赖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越来越依赖年轻人来照顾他们。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政府成本增加、养老金短缺、社会保障基金减少、老年护理人员短缺、年轻劳动力短缺，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这场衰退产生了一个螺旋式的衰退周期，随着经济的萎缩，人们生孩子会越来越少，从而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

对于人口不断减少且日益世俗化的社会来说，生育率的降低尤其令人担忧。与世俗社会相比，宗教社会的生育率是人口更替水平的2—3倍。这一差异解释了为什么“人口定时炸弹”对西方国家尤其不利，因为在西方国家，出生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和社会护理费用高昂是带来经济灾难的完美风暴。我们已经习惯了政府的社会支持，以致许多政治右翼人士认为国家已经偏航太远了，必须将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交还给家庭——人们要照顾好自己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