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篇 神学视角下的邪恶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写道：“在奥斯威辛是见不到上帝的。”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关押了几年后幸存的莱维，在1987年逝世的前几天还在重复这句话——他显然是自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浪漫派代表人物伊万·卡拉马佐夫（Ivan Karamasov）没有借用奥斯威辛这样激进的象征符号发声，而是用“孤独小孩的眼泪”做比喻。我们可能会说，莱维有一个否认上帝存在的论据论证，而伊万·卡拉马佐夫更有逻辑论证。论据论证认为，全世界邪恶的力量无法与信仰上帝的力量共存，而逻辑论证声称邪恶的存在不能与相信邪恶存在的观念共存。逻辑论证试图说明有神论是自相矛盾的，而证据论证认为不太可能存在有神论。

伊万精彩演说的核心内容是孩童的纯真。伊万相信让纯真的孩童遭遇不幸是无法容忍的罪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主人公选择了一种令我无可辩驳的论点，即世人对孩童的不幸无知无觉，他得出结论称所有历史现实都是荒谬的。”伊万一开始就着眼于发现儿童和成人的差异：

我本想大致告诉你人类的悲惨命运，但现在我决定只谈谈儿童的不幸……我也不会谈论成人，因为他们除了不善赐爱、不配得到爱之外，自有办法补偿自身的不利：他们吃掉了知识的果实，了解了善恶，把自己变得跟上帝一样。他们不停地咬苹果，却没发现孩子们还没吃到。他们没有罪恶感……这些成人之所以在今生陷入苦海，是因为他们在为父辈的罪孽背黑锅。不过，这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逻辑，无法为地球人理解。无辜者不应当为他人的罪孽受惩罚，尤其是这样一群幼小的无辜者！

然后，伊万举出了一些具体例子，它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现实生活中发现的：

人们常常将这种人性残忍视为兽性行为，当然这对动物们很不公平，因为没有野兽会比人类更残忍——而且残忍得如此冠冕堂皇。老虎啃咬猎物，将其撕成碎片，这是它在猎食时必须要做的事。老虎从来不会将人的耳朵钉在篱笆上，就算有能力也不会这么做的。那些突厥人似乎从虐待孩童中获得了无上的快感，他们无恶不作，例如用匕首割开妇女的子宫取出未足月的婴儿，让妇女眼睁睁地看着婴儿被抛到空中再落到刺刀尖上。在小孩的母亲面前犯下这些罪行会刺激他们的感官。然而，在比利时人告诉我的这些事中，下列情景尤其值得关注。试想一下，母亲颤抖着将婴儿抱在臂弯里，被一群突厥人包围，他们在玩“游戏”：突厥人大笑，给婴儿挠痒痒也想让他笑。婴儿果然咯咯地大笑起来。然后一个突厥人用枪对准婴儿，枪头距离他的脸只有四英寸[1]。婴儿笑得很开心，想用小手抓住枪头。突厥人猛然间扣动扳机，子弹射穿了婴儿的头部。

伊万的兄弟阿廖沙问他为何要举这些例子，伊万说：“如果恶魔不存在，即它只是人类的创造物，那么人类就用自身的形象塑造了恶魔的形象。”伊万引用的最极端的例子大概是发生在俄罗斯一所宅邸的事件。事件是这样的：一个八岁小男孩扔石头砸到了一只狗的爪子。不巧的是，这只狗是一位退伍将军养的宠物。于是，狗主人抓住小男孩把他关在小屋里一整夜。

他们从警卫室将小男孩拎出来。那天冷飕飕、雾蒙蒙的，非常适合“打猎”。将军命令手下将小男孩的衣服剥光。小男孩瑟瑟发抖，似乎被吓坏了，不敢吭声。“让他跑，然后去追！”“跑，快跑！”猎狗嚎叫起来，小孩拔腿就跑。“咬他！”将军咆哮着。猎狗袭击小男孩将他压在身下，撕成碎片，而这一切都被男孩的母亲看到了。

伊万否认此类事件是神圣的天意。因为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发生这样不道德的事情，上帝是要为此负责的。伊万回避上帝，因为他无法接受上帝的道德律。他还让阿廖沙考虑下列情形：“假设你被征召去建立人类命运的大厦，好让他们最终获得幸福、和平与安宁。当你知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得不去折磨一种生物……当她无怨无悔地流下眼泪时，这座大厦就会竣工，你还会同意这样做吗？”阿廖沙不情愿地承认他下不了手。就连阿廖沙这种忠诚捍卫上帝的人也拒绝与上帝站在同一道德立场，这么看来，他对“上帝的道德”的论证是空洞的。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sov）一书接下来的章节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通过对修道士佐西玛的描写来驳斥伊万的世界观。然而，很少有人认为这种驳斥是成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伊万的论证无懈可击。不论辩驳成功与否，许多理论被提出来，是为了说明世上的苦难可以与上帝的理念共存。这些理论不仅属于观念史的范畴，它们在今天也依旧活跃——尽管“上帝”一词常常被其他概念如“历史”替代。我只是从负面讨论这些理论，即主要将邪恶的神学视为一个理论盲点，它阻碍了我们理解邪恶所引发的真正问题。

注释

[1]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