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北工业史的研究现状
由于东北地区工业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早在20世纪，便有国内外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考察，按照时间线索，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一阶段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日伪时期的考察。1946年郑学稼所著的《东北的工业》是较早研究东北工业发展的一本代表性专著。1947—1948年前后，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出版了一套关于东北工业的小册子，其中和工业发展有关的是《运输》《机械》《资源及产业》《水泥》《纸及纸浆》《钢铁》《矿产》《煤炭》《纤维工业》《电力》《化学工业》等。此外，还有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编写的《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1931—1945年）》，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东北工业问题，提供了许多翔实的资料。
第二个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按照常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这一时期，是东北工业发展的辉煌时期，对于这一时期东北工业的关注似乎应该更多一些。但是，囿于时代条件，特别是“高岗事件”发生后，有关中共中央东北局这一时期的档案还没有公开，当然这一段时间的有关工业发展的文献材料也就很不容易看到。所以为这一时期研究者所关注、研究较多的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内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孔经纬于1958年所撰写的《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期间东北的工业问题》。该书论证了日俄战争爆发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工业中的外国势力的变化、民族工业的变化，日本独占东北时期对于东北地区资源和工业的掠夺与独占。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至20世纪末。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东北工业化的研究同样还是主要侧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时期。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满铁史资料》陆续得到整理、编辑和出版，其中解学诗主编的《满铁史资料》第四卷（煤铁篇，共四分册）由中华书局于1987年出版。同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建华主编的《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东北工业有关状况的一部力作。此外，吉林大学孔经纬撰写的《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中国东北经济变迁》也由吉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这两本书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做了历史的考察，时间跨度很大。《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从清朝初期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其中的许多档案资料为初次引用，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但这两本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工业历史的考察，无论是从篇幅还是从实际论述的内容来看，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都明显单薄了许多。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大批有关东北工业的专著和史料。如“当代中国丛书”系列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续出版，涉及东北地区的有《当代中国的辽宁》《当代中国的吉林》《当代中国的黑龙江》以及各个具体工业部门撰写的历史。此外，这一时期各省的省志，包括省综合志和省专业志，各个重要工矿企业编撰整理的厂志、厂史，以及一些国家和地方领导人的年谱、讲话与回忆录等也陆续公布和面世。这些为研究计划经济时期的东北工业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参考。
第四个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这一时期，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和举措的实施，对于东北经济历史问题的研究急剧升温。除了大量的文章发表以外，政府机关研究部门、科研院所等组织实施了一大批以振兴东北工业基地为研究内容的重大课题，掀起了一个有关东北经济的研究热潮。但这种研究绝大多数将重心定位在改革开放以后，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往往一笔带过，或只做一个轮廓式的背景分析。这就使得整个东北工业史的研究呈现出两头强、中间弱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前和改革开放后研究的较多，计划经济时期的研究非常弱）。这一时期还公布和出版了一批和东北工业历史有关的新史料，像辽宁统计局编写的《辽宁工业百年史料》（内部版）于2003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作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1953—1957）（1958—1965），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上述这三套资料集资料性、学术性和科学性于一体，为研究东北工业历史这一课题提供了史料基础。
此外，与东北工业历史研究有关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有了新的突破。随着研究领域和视野的不断拓展，许多学者从现代化理论、区域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等多个视角来重新审视东北地区的工业进程，并尝试着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无疑为后续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东北工业史的研究现状简述如下：
（一）东北工业的起步与进程
关于东北现代化、工业化的发生动因或者说是启动模式，目前学界尚无专门的论著予以详尽阐释，但关于全中国范围的启动模式，国外的汉学者多有论述。其中以“冲击—反应”的理论模式最为著名。（注:Ssu-yü Teng and John K.Fairbank,China'sResponse to the West:A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关于东北工业化的进程，有学者认为：清末以来，东北地区随着弛禁放荒和大规模开发，迅速开始了工业化进程，成为我国工业化进度较快、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清末弛禁放荒中东北地区开始的工业化进程，民国时期主要体现为农产品加工业的高速发展，日伪时期则呈现为重工业的畸形发展。[1]
一种观点认为：东北近代工业起步于洋务派在东北所办的近代企业，形成和发展于大约从188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具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洋务运动中起步；二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输入兴业；三是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与外国输入资本竞相发展。[2]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工业化始于1953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与实施。虽然中国近代从洋务运动开始有了自己的机器大工业，但是，这种工业的发展缺乏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的驱动力，应该从器物、制度和文明三个层面的综合上把握工业化的概念，因此，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一五”时期。[3]
（二）东北工业进程的主导力量
清末沙俄对我国侵略加剧。主政东北地区的督抚大吏为抵御外侮，采取多种改革措施。王玉贵认为，1905年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将军后，抵制沙俄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同时兴办实业，开启黑龙江地区现代化的大门。[4]
有学者认为：1907年，北洋集团借改设行省之机将势力移植东北地区。以徐世昌为首的北洋集团在东三省大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农、工、商、交、金融各业；普兴教育，发展文化事业；整顿军事防务，加强国防力量。这些新政措施促进了东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在工业方面，“徐世昌用力最著”。由于徐世昌的政策倾向，东三省工矿业发展迅速，出现了“公私交便，乃得畅销，收款盈溢”的大好局面。这为后来东北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抵制了日、俄的经济侵略。[5]
苏晓轩撰文指出，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民族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局面。除了全国整个大环境的影响、民族企业经营者注重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外，奉系军阀统治当局积极倡导实业，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一系列政策，也是东北民族工业发展的不可忽略的因素。[6]苏燕也论述了张学良主政时期的东北政体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她认为，东北的工业，在张作霖主政时期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张学良主政后，更加速了东北工业化的进程。在此时期，在东北的建设中，至少有12个现代化建设项目居全国第一。东北现代化建设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自体经济的发展，建立起东北工业化基地，为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走向独立富强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7]
孔经纬认为，在东北沦陷以后，即在伪满的14年，东北工业较前是有相当发展的。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想要按照自己的心愿来“改造”东北，并以东北作为它侵略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军事工业基地。就东北工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九一八事变后比九一八事变前发展快，七七事变后比七七事变前发展得更快。[8]
傅颐撰文指出，在民主革命后期，中共中央已充分重视东北的战略地位和工业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五”时期，中共中央将东北地区确定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基地。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对东北的重点投资和重点建设，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9]
（三）东北工业与外国资本
东北工业化是在外资的入侵中艰难前进的，一些研究者初步考察了东北工业化进程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殷剑平认为，沙俄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利用与中国有漫长边界线的有利条件，对中国实行了武力、政治（外交）和资本的全面进攻。在资本的输出上，采用了贷款、筑路、开矿、设厂、开办银行等方式。而与西伯利亚和远东毗邻的中国东北成为其资本输出的重点地区。他认为俄国的资本输出，大大加速了中国东北北部，特别是哈尔滨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俄国资本输入也带来负面影响。它打断了北满，特别是哈尔滨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进程，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大量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导致哈尔滨和东北北部经济畸形发展，使那里变成了沙俄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市场，并使其加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0]
何又春提出：日俄战争后，日本加紧了侵略步伐，日本对东北的经济侵略，包括铁路、农业、工矿、金融、商贸等各个方面。它打着“经营满洲”的旗号，以“满铁”为核心，不断加强对东北的资本输出。到1931年9月，“对满投资”约达17.8亿日元，占各帝国主义国家投资总额的72％，日本已成为奉张统治时期侵略东北经济的元凶。[11]
宋燕撰文提出：东北因资源丰富、位置重要，所以一直是帝国主义竞逐的对象。美国也想染指东北，曾多次试图取得东北的筑路权和贸易特权，但因日本的阻挠未能实现。不过实力雄厚的美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发展很快。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资本已经侵入东北铁路建设、汽车运输、煤炭工业和电业等重要部门，与日本的资本发生了严重的矛盾。[12]
郑敏则认为，通过资本垄断控制殖民地经济是帝国主义一贯采用的手段。1931年至1945年东北沦陷时期，在东北的各外国资本输出中，首推日本资本。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不断地扩大对东北的资本输出，使其资本不仅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并且垄断了一切重要经济部门，在东北社会总资本中居中心位置，控制着东北的经济命脉，从而对东北经济进行疯狂的掠夺。[13]
此外，关于苏联对中国的贷款问题也是中国工业发展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沈志华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对中国的贷款情况[14]，张柏春等人则详细考察了1949—1966年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问题[15]。
（四）东北工业与移民
周春英认为，近代东北三省处于农业、工商业和城市等各部门经济亟待开发和迅速兴起的发展时期，对劳动力产生了极大的需求。适时到来的大规模关内移民为其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加速了东北的土地开垦与农业发展，使东北区域市场经济由此变为全国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一环，为国内市场的兴盛做出了贡献，并且还促进了东北民族资本主义高峰时期的出现与近代东北城镇的发展及繁荣，成为近代开发和建设东北的主力军。[16]新中国成立后，为把东北建设成为我国的重工业基地，自发迁入和计划移民都非常活跃。据于潇的考察与分析，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东北三省累计净迁入人口达1066万。这一时期，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17]
有学者认为，近代东三省的开发，不是日俄等帝国主义“恩赐”开发的结果，而是中国关内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内迁、辛勤劳动的结果。移民的进入，使东北的大小城市迅速发展。移民用生命和血汗为其矿产开发、交通建设、工业基地的形成打下基础。[18]
在东北的工业化进程中，也有外国移民侵入东北的历史事实。冯敏、蓝海撰文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基本国策。这一侵略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即“移民试点”时期、“武装移民”时期和“国策移民”时期。日本对东北移民侵略的险恶目的是：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改变东北的人口构成，实现永远霸占的野心；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使之充作对苏战争的后备力量，起到巩固国防的作用；促进“满洲国”开发和“文化向上”，确保大和民族向东亚发展的基础；解决日本国内的人口过剩问题，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等等。[19]衣保中也撰文阐发了民国时期朝鲜移民大量迁入东北的原因，并指出了朝鲜移民对于当时东北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20]
（五）东北工业与近代城市化
吴晓松在《近代东北工商业发展与城市建设》一文中，揭示了工商业发展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随着工商业发展繁荣，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结构、功能和空间分布亦发生了变化。[21]
此外，国内学者还探讨了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大连、鞍山、本溪等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哈尔滨原为松花江右岸的几个自然村，1898年中东铁路开筑，使它急剧兴起。关于这一点，段光达、纪凤辉和张翠华等都予以了肯定。[22]大连本是一个土名叫作“青泥洼”的海滩，其迅速的崛起与“南满铁路”支路和筑港设埠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列强争夺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23]鞍山和本溪都是东北的重工业城市，这两个城市的产生有着自己的显著特点。有学者认为，日本人于1937年在鞍山设市，且把市区选在矿山脚下，其目的昭然若揭。鞍山设市是开发产业、发展钢铁工业的需要，是日本侵略的需要。[24]邹身城认为，对于本溪而言，清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是城市启动的前奏，民国时期日本侵略者“充当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建起初具规模的畸形城市”。[25]
有学者认为，至1945年，东北地区铁路交通格局基本形成，成为我国铁路网最发达的地区。绝大多数城镇发展成为资源型城市并沿铁路线分布，这构成东北地区基本地域格局的基础。[26]
另外，也有学者谈到了中国政府东北地方当局在国际和国内城市化运动的推动下，曾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前后两期共25年的区域城市近代化运动。这一运动持续时间较长、活动内容丰富，对东北城市空间形貌和城市功能影响深远。例如开发商埠区和工业区，引进国外先进物质成果等，都加速了东北近代化进程。[27]
（六）东北工业与“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在东北工业化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但过去学术界可能由于资料、保密（涉及国防和军工企业）规定的限制，对此所论甚少。对这一时期的描述绝大多数夹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工业史等论著当中。
陈永杰认为，东三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大规模投资兴建的主要工业基地之一。“一五”时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有58个建在东北，占1/3强，围绕这58个重点项目又建设了上千个配套项目，加上几十家“南厂北迁”企业，东北作为中国主要工业基地的地位由此奠定。[28]
“一五”时期，关于在东北的苏联援建重点项目，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著作加以研究。由董志凯、吴江合著的《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从全国的视角对此进行了考察和思考，提出了“一五”计划中156个重点项目的建设背景、建设方针与投资体制、项目确立、资金来源、市场作用、建设实施、建设效益、行业分布、地区分布、企业发展十个方面的问题，并对此做了详尽的论述和考察，这其中当然包括在东北的重点建设项目。这是目前论述东北“一五”计划内容最丰富、资料最翔实的一本著作。[29]
关于东北工业“一五”计划以后的发展情况，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东北工业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不多[30]，期待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七）东北工业化的格局分析
20世纪30年代日本占领东北后，在东北尤其在南满地区进行了许多重工业投资，当时钢铁、煤炭、电力等工业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到1943年，东北的煤产量占全国49％，生铁约占87％，电力占78％，铁路线占42％。工业生产占东北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的56％。[31]
傅颐认为，从1950年到1952年，在国家基建投资中东北所占比重均居各大区之首。投资重点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以及为保证重工业发展的燃料动力工业。中央对东北的投资又以辽宁为重点。朝鲜战争爆发后，为防备毗邻朝鲜的南满工业被敌机轰炸，实行了“南厂北迁”，这打破了东北工业在地区上的不平衡状态，使各工业部门间获得了相互协作和独立发展的空间，使北满的制造业、电力工业和有色金属的勘探和开采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32]
蓝庆新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形成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国有经济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最完善的经济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问题日益凸显。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的资源型产业丧失比较优势。由于多年开采和粗放使用，煤炭、黑色金属、石油等资源储量减少，资源枯竭且开采成本上升，使建立在这些资源基础上的东北地区原材料工业日益陷入困境。这在辽宁的抚顺、阜新，黑龙江的鹤岗等煤炭基地城市尤为突出。二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低下，许多传统优势产品由于竞争力低，市场日益萎缩。三是新兴产业发展缓慢，产业演进出现断层。四是传统企业科技含量低，相当部分企业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老化，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能力。五是国有工业战线过长，企业内部“大而全，小而全”，企业历史欠账多，包袱沉重，缺乏积累能力，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又大大滞后，比重弱小，致使工业经济活力严重不足。[33]
衣保中考察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他认为，“一五”时期东北重点项目的建成，强化了东北地区作为重工业基地的地位。“一五”时期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具有鲜明的特点。它初步改变了日本统治时期殖民地战争基地的军事工业结构，转向了面向全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轨道，加速了技术更新，强化了基础原材料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快速地实现了工业化起飞，并为以后的区域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二五”计划实施以后，东北地区农轻重比例失调，形成东北“重重轻轻”的不合理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上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尤其是中央直属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过多，在企业管理上政企不分，企业普遍缺乏活力，限制了东北地区经济优势的发挥。[34]
（八）东北工业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关于东北工业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目前学者大多在论著中有所涉及，但都没有专门对此加以论述。从目前笔者所能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东北工业发展过程中有以下的经验或者教训：
其一，东北工业化的进程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从清末民初，到日本统治时期，再到中共接手东北和“一五”时期，在这一工业化进程中，东北工业的发展路径始终没有离开过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一种发展模式，走的是一条不平衡的发展道路，直到今天，依然受到此种发展模式的制约与影响。这种发展模式是以自然资源的极大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35]
其二，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贡献与牺牲最大者为农业和国营工业企业。一方面，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折旧均不列入产品成本，从而压低了国营企业的产品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和利润上缴。另一方面，当时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很低，这种折旧率仅考虑了设备的自然损耗，忽略了技术进步带来的设备更新换代要求，从长远来看，影响了国营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市场竞争力的提高。这样做是以牺牲原有企业的技术进步换得新企业的建设与高速度的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这种情形在东北尤为突出。[36]
其三，由于东北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也是率先向计划经济体制过渡的大区，在当代中国经济史上，这个地区也是市场首先退出社会经济资源领域的。现在东北市场经济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我们应该能从东北市场经济化过程逐渐退出并中止的历史进程中找到答案，这也是现在东北地区转型尤为困难、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症结所在。[37]
从整体而言，专家学者们对东北工业历史的研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深入的，但是从他们所论及的内容及其深度来讲，我们只能说，东北工业史的研究还只是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尚有诸多问题需要去做进一步的研究，某些问题的重要方面还需要我们去探索。这些薄弱环节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东北工业历史的研究缺乏整体的探索。从纵向来看，东北工业史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东北工业化彰显出自身的特色，同时暴露出自身的问题。现在这方面已有著作绝大多数只是研究一个时期，而研究一个时期的又往往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这样做虽然有利于对个别历史阶段或细节的把握，但是仍然会感到缺乏历史的整体感和厚重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是对东北工业历史进程中的相关研究不够。从横向来看，工业本身的发展历史还涉及农业、城市化、市场化、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内容，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从它们的互动中，可以更为清楚、更为宽泛地了解东北工业的历史进程。但是，目前的研究远没有达到这种要求。
三是对东北工业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研究有待深入。研究好工业化进程中的某一点（当然，这一点是指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解开整个这一时段工业历史研究的链条，从而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用。例如朝鲜战争对东北工业布局的影响如何？56项重点工程在东北的分布与实施情况如何？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收集到考证详细且论述准确的论著。此外，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两次放权改革对东北工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时期东北工业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上述这些问题的展开与论证，都是带有原创性的研究，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努力的方向。
注释
[1] 参见衣保中、林莎：《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载《东北亚论坛》，2001（4）。
[2] 参见葛玉红：《东北近代工业的形成和发展》，载《辽宁大学学报》，1999（1）。
[3] 参见储成仿：《中国工业化起点探析——“一五”计划的实施及其影响》，载《天津商学院学报》，1998（6）；莴明杰：《社会主义工业化论》，39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
[4] 参见王玉贵：《程德全与东北近代化改革》，载《学习与探索》，2014（6）。
[5] 参见马平安：《北洋集团与清末东三省新政》，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11（4）；李泽昊：《徐世昌与清末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6] 参见苏晓轩：《论1912年至1931年东北民族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载《辽宁大学学报》，1999（4）。
[7] 参见苏燕：《张学良主政时期的东北政体改革与现代化建设》，载《社会科学辑刊》，2002（6）。
[8] 参见孔经纬：《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期间东北的工业问题》，63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
[9] 参见傅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对东北工业基地的经略与建设》，载《中共党史研究》，2004（5）。
[10] 参见殷剑平：《沙俄对中国东北的资本输出》，载《西伯利亚研究》，1997，24（2）。
[11] 参见何又春：《奉张统治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经济的侵略》，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12] 参见宋燕：《日俄战后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及后果》，载《东北亚论坛》，2003（5）。
[13] 参见郑敏：《试论东北沦陷时期日本资本在东北的扩张》，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6）。
[14] 参见沈志华：《关于19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15] 参见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16] 参见周春英：《试论近代关内移民对东北经济发展的影响》，载《济南大学学报》，2001，11（20）。
[17] 参见于潇：《建国以来东北地区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载《人口学刊》，2006（3）。
[18] 参见楚双志、马平安：《关于近代东北移民问题的几点看法》，载《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6（2）。
[19] 参见冯敏、蓝海：《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载《求是学刊》，1997（1）。
[20] 参见衣保中：《试论民国时期朝鲜移民大量迁入东北地区的原因》，载《东北亚论坛》，2002（2）。
[21] 参见吴晓松：《近代东北工商业发展与城市建设》，载《城市规划汇刊》，1995（4）。
[22] 参见段光达：《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几个问题》，载《学术交流》，1994（2）；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起点与作用》，载《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4）。
[23] 参见沈毅：《略论近代大连城市的产生》，载《历史教学问题》，1992（1）。
[24] 参见刘景玉、智喜君主编：《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25] 参见邹身城：《重工业城市本溪的兴起与发展——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一种类型》，见《城市史研究》，第8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
[26] 参见王荣成、卢艳丽：《100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地域格局的演变》，载《人文地理》，2009（5）。
[27] 参见曲晓范、李保安：《清末民初东北城市近代化运动与区域城市变迁》，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28] 参见陈永杰：《东北老工业基地基本情况调查报告》，载《经济研究参考》，2003（77）。
[29] 参见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
[30] 笔者在这方面做了些尝试。参见石建国：《浅析“大跃进”对东北工业的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4）；石建国：《“文革”时期放权改革对东北工业的影响》，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3）。
[31]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968页，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32] 参见傅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对东北工业基地的经略与建设》，载《中共党史研究》，2004（5）。
[33] 参见蓝庆新：《东北大开发中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及调整思路》，载《东北亚论坛》，2004（4）。
[34] 参见衣保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载《长白学刊》，2002（3）。
[35] 参见衣保中、林莎：《东北地区工业化的特点及其环境代价》，载《税务与经济》，2001（6）；衣保中：《论区域开发与可持续发展》，载《东北亚论坛》，2001（1）。
[36] 参见董志凯：《国营企业对我国工业化资金积累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对“一五”建设资金积累再现认识之一》，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1）。
[37] 参见赵凌云：《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2）；董志凯：《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