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哲学的定义
摘要
想要给哲学一个清楚的定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会有各种不同的哲学定义。因此我们尝试以最具普遍意义的人性定义哲学。我个人认为，人性中最普遍的事实，就是求真，就是不容忍虚假。因此，哲学可以说是消除虚假的思考行动。
为了彰显真理，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消除所有的错误。不过，这见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说话往往展现个人的想法，做事可就影响别人了。牵涉别人的事，不能“从心所欲”，必须依循社会规范。我们的社会规范，一直不断地在教育我们如何与人为善，追逐什么价值，如何成为好人等。在约定俗成的过程中，我们不知不觉地成为社会中的一分子，久而久之也就视社会价值为当然。
我们必须坦承，活在约定俗成的社会中，最大的快乐就是不用思考，只需因循社会价值即可。对此，哲学家却不敢苟同，这也构成哲学家最特殊的地方。以“士”自我期许的知识分子，最喜爱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正是此意。哲学家不相信人们已经活在理想世界之中，更不相信别人说的完美世界。但这并不是说哲学家天生反骨，专干异于常人的事，想些别人压根就不会去碰的问题。哲学家喜欢正本清源，讨厌趋炎附势，但除了享受自己的想法外，也乐于与他人共享思考成果，绝非独善其身者。
为了与人沟通，顺势说服他人，哲学家需要深刻的思考、清晰的表达、勇敢的辩论以及求真的精神。这四者，缺一不可。而所谓的哲学作为一种实际的行动，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具体地体现这四种行动。或许有人会因此认为，哲学家是一类很特殊的人，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哲学家。
一、人天生是哲学的动物
人天生是好奇的动物。不然为什么刚学会讲话的孩子，总是喜欢问这问那的？这是许多人都有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三项事实：第一，人的天性中包含喜爱发问的本能；第二，发问是不需要理由的；第三，随着社会化的成长，我们慢慢变得不爱发问了。哲学就是鼓励人重新发问的学问。
我们想一想，人为什么喜欢发问？答案很明显，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一切变化会感到好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会想了解，为什么平淡无奇的生活会出现变化？为什么月亮会出现阴晴圆缺？为什么一年会有春夏秋冬？为什么人有生老病死？这些问题不一定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想知道答案的感觉总是充斥着我们的心灵，于是有人提出大胆的答案，甚至拿不可思议的神话当答案。
所有人都共享着先人所流传下来的神话，甚至继续用它们说明不可理解的自然。有趣的是，神话总是能够成功地发挥作用，满足古人对外在世界的好奇心。神话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满足的过程并不需要严格的逻辑或因果，只需要满足人的求知欲，提出一个完整的说明。我以中国神话中最著名的“女娲补天”为例，解释这个有趣的满足求知欲的过程。
人人都知道，不管地多大，上头总是笼罩着天空。天有日月，太阳决定四季，月亮展示圆缺。这些规律哪来的？中国传统用“天圆地方”形容天体的结构，但“为什么天体一定得长这个样？”这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于是，神话传开了，说天体曾经一度崩坏，导致昼夜不分，生灵涂炭。女娲出现了，炼五色石、修补垮掉的天、重建规律、授民以时、讲求人伦，人民从此安居乐业。
“女娲补天”是我们至今依然津津乐道的神话故事，但它与哲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与哲学具有共同点，就是都企图解释自然结构与人文关系。那么，它们又有什么不同呢？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神话不容许批判质疑，也不需要理性论证。简言之，当哲学从批判理性中解释自然时，神话只需要一个“言似成理”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会说，理性像光，照向蒙眛的黑暗。
从神话启发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原来人发问是不需要理由的，就是给答案也不需要理由的。重点是，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如何觉得这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过程。在早先时期，使故事具有说服力的因素很多，如信仰、传统、习惯、生活等。慢慢地，当这些因素所促成的说服力渐渐要求越来越多人认同的时候，有一种力量开始要求这种说服力必须依附在普遍的基础上，哲学算是找到了真正能够寄托的力量，也就是理性的力量。
二、哲学就是实践批判理性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哲学就是理性化的过程。但是，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理性化”，并不是理性的定义，更不必然就是西方哲学的“专利”。所谓的理性化，不是让某一地区的人民与文化被迫接受一套中立、普遍与客观的原则，也不一定就是反对传统、风俗与文化的“启蒙”思维，更不是我们现今倡议的科学理性。“理性化”是一个接受信念为真的过程，是与时俱进的成长，是不断追求进步的推力。
因此，“理性化”除了比较注意真假、时机与长进之外，与我们一般的生活中追求处处合理的观点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常说，“人总是得讲理的”，其意义虽然看似松散，其实就是处处要讲究合理的意思。在讲理的生活中，我们并不排除主观上的认知与偏好，也不否认传统的价值与想法，但主观与传统并不是目的，只是当下判断的条件，一旦机会来了，讲求真假与长进的人，会考虑新的情况，追求更合理的解释。
这发生在所有地区的人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当人们面对各种变化，必须做出回应的时候。变化引发我们生活的改变，有时候改变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广，逼迫我们必须为生活甚至生存提出质疑，提出改变方向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会尽一切办法，说出合理以及有说服力的答案。在追求“合理答案”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反复试错，直到找出解决方式为止，然后“信以为真”地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直到下一次的变化为止。
我不否认，传统是这样养成的，而且若不是经过剧烈的变化，传统也是不容易更改的。传统不容易改变，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以“逆来顺受”的方式活着。坦白说，少有人以主观的态度积极面对所处的环境并进行改变。改变不是不会发生，只是发生的时间比较长，久了回头看历史发展，会发觉其实我们在漫长的时光中经历过各种人为与自然条件所引发的转变。
这些转变中，最激烈的莫过于文明的冲突所导致的结果。对于中国而言，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冲突不但激烈，甚至一度造成文化危机，几乎全盘自我否定。这个“否定”当然是逼出来的，但情势迫切也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况，让我们看看古人的哲学告诉我们什么。
《大学》中记载“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的对象有商汤的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书·康诰》曰“作新民”；《诗经》里说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代经典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新”的意义，就是“推陈出新”，也就是推翻陈旧，开出新象。先人之语告诉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求新求变。事实上也是如此，清末在救亡图存中，变法不正是以“维新”二字号召天下吗？
我们原先有自己的传统与文化，但是在西学东渐后，面对西方科技优势的入侵，甚至发生“动摇国本”的震撼。许多人会认为，这个震憾其实是个技不如人的遗憾，也是奇耻大辱。但是，无可讳言，这些不愉快的经验迫使我们必须从批判的眼光，检视自己文化的缺失，思考别人的长处，提出合理的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
例如，原先我们的文化中法治观念较弱，解决人际问题，靠的是亲情、风俗与伦常关系。甚至到今天，我们对于开口规则闭口法条的人依然没有什么好感。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是肯定伦理关系胜过法治社会的意思。这种以亲情为主的道德社会，在面对西方法治社会时，遇到极大的挑战，必须改革，采取以法治为主的政治制度。
遭遇这种法治与德治的冲突时，客观环境告诉我们自我批判的重要性，而且必须尽一切思考找出合理的答案。这种批判理性的应用，发生在我们文化的各个层面。我们曾一度以华夏文化作为思想中心，肯定自我文化，轻视外族思维。“华夷之辨”言犹在耳，但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多元文化的社会，强调的是不分种族，和平共处。我们也曾经处在“前科学”时期，谈经典大义，论圣人之道，从不觉得自己“蒙昧”。现代科学的扩展，“照亮”了这一切。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哲学求真的过程就是突破限制、追求进步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我们也必须坦承，没有哪一个阶段的思维方式足以全面地代表理性。理性化的过程，就像哲学是思想追求突破的活动，也就是克服阶段性限制的过程。这是动态发展的结果，是突破限制的体现，是持续进行的工作，也是哲学活动追求真理的事实。
三、如何活用批判理性？
反思我们实际应用批判理性的事实之后，我们必须承认，哲学思考就是用来面对变化、环顾情势、另图新局。关键是，我们应当将此视为常态，主动求新求变，绝不墨守成规。毕竟，人总是有限的，因此对于无限的外在环境，他不能通盘理解，只能视变化为自然。哲学就是起源于对变化所引发的惊奇与思考。
一旦开始思考，哲学的轨迹就因为求真的原则不断地发展、批判、突破以及坚持。我们这么说并不是强调哲学发展与原始思考之间有什么程度高低的差别，我们只是强调，真正让哲学能履行其求真义务的关键是理性的力量。有趣的是，理性在哲学中的功能，并不是让我们宣称什么是真的；刚好相反，在哲学中，理性的力量在于批判什么是真的。换言之，哲学的理性，是批判的，是否定的，是反教条的。那么，哲学家要如何应用批判理性呢？
批判理性，顾名思义，就是肯定批判思考的想法。但是，要实现批判理性，光有想法是不够的，还需要懂得用，而且是活用。想要灵活应用批判理性，需要两项能力：表达与胆识。哲学家不应只是会思考的人，也应当是懂得如何表达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于哲学家而言，表达的能力比思考的能力更重要。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表达能力清楚地说出我们思考的内容。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经验，一个念头跟一句话之间，是有根本差别的。至少，停留在脑海中的想法与说出来的话产生的效果大不相同。
最大的不同是，说出来的话，不但展现了思考的内容，而且因为语句的结构，所以原来一个不置可否或是不太确定的想法，极有可能变成一句“是”或“否”的话。举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想”与某人交朋友，不说出来，永远只是个“想法”。对心仪的人说“我想与你交朋友”，意思可就大大不同了。原有的暧昧全没了，而对方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好”与“不好”的答案。
我不否认，逼人思考的结果，极有可能是“弄巧成拙”，坏了一段“朦胧的美”。许多人甚至会认为，用“是”或“否”这种断言的方式表达一段思考，是简化了思想复杂性的做法，也是一种缺失。不过，批判理性在发展以断言作为沟通基础的做法中，却显现出哲学家的想法与一般人的不同。担心得罪人，想作乡愿，都是一般人的想法，不是哲学家的选择。哲学家需要胆识，尽一切力量追求真理，不怕与人不同。
四、“多说无益”，对吗？
我说过，当大多数人对于生活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时，哲学家多为不耐俗的人。坦白说，标新立异不但不讨好，惹人生厌；严重的时候，还会冒犯社会规范，带来无穷麻烦。我为什么会对“与众不同”这么悲观呢？答案就是，戮力贯彻批判理性的人，往往有一颗不能容忍虚假的心。这个人对于社会中的思想、习惯、传统、政治、教育进行批判时，必然不见容于捍卫传统的人。
我并不认为提出批判就是对的，更不会认为坚持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有理。我甚至认为，往往捍卫传统的人可能还比较有道理，至少我们对于传统的价值确实是比较熟悉的。因此，批判并不是重点，重点是理性，尤其是能够言之成理让人产生信念的道理。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但能够说服人的思考，必定是能够说服他人的话语，获得多数人认同的文章。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哲学似乎没有被定义的可能性，只是思考的活动。同时，因为我们不能限制别人思考的内容，也就等于没有办法知道思考的结果。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人类有语言能力，而且有表达思想的欲望，我们的确有可能不知道别人到底在想什么。
咱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吗？这句话的意思正是，如果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或许，有人会对不让人知道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洋洋自得。可是在哲学的世界中，不把话说出来，却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为什么？
原因很明显，一个拒绝表达自己思想的人，不但失去了与人沟通的机会，也失去了通过沟通纠正自己思想错误的可能性。对于个人而言，最大的损失，就是局限自己的思考，失去了追求进步的机会。在无法进步的情境中，旁人亦不能因为你的想法而获利，导致大家思想进展的停滞。或许你会说，拒绝沟通虽然不能获得从错误中学习的机会，但是也同时避免了让人看到错误的可能，难道你没听过“祸从口出”这句至理名言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再次凸显哲学思考与一般思考的不同。
哲学思考与一般思考最重要的差别，就是面对真理的态度。虽然我们说哲学以追求真理为天职，但真理究竟是什么，依然是一个抽象且极为复杂的问题。但是，哲学思考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在思考与表达的过程中排除所有不真的部分。然而，若不是通过缜密的思考与清晰的表达，旁人无从理解，不能引发响应，遑论排除错误。
对于一般人而言，或许言谈中包含一些没有根据的虚假内容，在谈笑风生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哲学思考的要求中，只有通得过我们内心中那种抗拒虚假的本能，才是值得保存在我们脑海中的内容。不过，在“多说多益”的假设中，我们也不能忽略“过执”的可能。许多人自诩哲学人，提出自以为是的言论，但经常过于执着自己所认知的“真理”，导致遭人非议不切实际，或是蒙受讥笑为“无用之学”的结果。这可怎么说呢？
五、道德是我们沟通的基础
哲学被人视作“不切实际”可以理解，但被当作“无用之学”则令人不解。怎么求真的下场居然惨至如此，难不成人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动物？答案可能确实如此，因为人极有可能就是“心口不一”的动物。
我们不都有类似的经验？每每心里想的，话到嘴边，或因担心惊世骇俗，或因害怕离经叛道，或因迁就人情冷暖，结果说出来的话就跟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有人说，这叫“没原则”，缺乏“道德勇气”。也有人说，这叫“识时务”，“懂得做人”，能够“察言观色”。
我不说谁对谁错，但觉得这个现象并不难理解。皆因我们的沟通能力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因为情感，所以我们在乎旁人，连带地也就在乎他们的想法。人有情感是自然的，所以想法中牵扯情感也是自然的，而想用理性压制情感反而是不自然的，更别说没有人能够确定自己的思考一定有道理。一件“不一定真”的事（个人思考），碰到一件“一定自然”的事（流露情感）的结果，往往就是“跟着感觉走”，结果也不足为奇。
因此，人因为情感衍生出道德判断是自然的。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会有道德，并形成道德文化。中华文化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最为精致，还有先圣先贤针对这些道德规范提出说明。这些说明经常从个人的经验提出某些行为应当有的做法，要求规范众人的行为。
道德的要求具有普遍性，进而成为生活的纲领。中国文化强调的“四维八德”，就具体地代表一些普遍的理念。我们试想，如果忠、孝、仁、爱这些理念的应用范围局限于某个地区、某些人、某些事情、某段时间、某些物品的话，那么我们会觉得这些观念不足以成为道德的纲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会认为真理与善良是一体的两面，道德的应用范围应该是普遍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哲学思考的原初目的就在于不断扩大我们的道德世界，直到涵盖所有人。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所有传统社会都会出现一种介于宗教与伦常关系之间的道德世界。这个道德世界，不但体现了传统智慧，也发扬了人不同于动物的本能，也就是说话的能力。话语不但包含沟通的可能，也是以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说服他人的工具。问题是，这个说服过程经常是不成功的。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之所以是理性的动物，主要的原因就是人拥有语言。语言不但使得我们能够呈现内在的思维，也因为语言的断言结构，使得我们能够分辨一件事情在道德意义上的好与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原先事情只具有事实面，并没有好坏的价值判断。但是人，通过语言的描述，可以让我们经由与生俱来的能力赋予事物价值。
因此，所谓的传统道德，其实它所呈现的不但是长期思考的成果，也决定了我们人不应该仅活在“自然世界”，更应该活在“道德世界”中。如果哲学思考的目的就是建构“道德世界”的话，加上普遍化自己的道德价值并不成功，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哲学的主要工作就在于分辨不同的国家、传统、社会、民族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所创造出来的不同道德世界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哲学的工作似乎与文化人类学相差不大，都是通过文化的力量来解释人生存的环境。
我必须承认，以文化解释道德世界，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做法，但对于哲学家而言，这个做法，却是停滞的象征。哲学是活的，也不承认人的世界会被规则绑死。虽然道德世界决定了我们的存在，但这并不表示这些规则真是“金科玉律”，撼动不得。
而这种思考的无限性，也为道德世界的发展在面对需要批判时提供了前进的保障。拒绝做到这一点的思维模式，等于是将人的生活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教条世界中。我们都知道，教条的生活只能提供行为的规则，却永远压制了自由的思想。我不知道有没有不要自由的人，但哲学家显然不是这种人。
六、用哲学防止僵化的思想
我们富有活力的思想，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社会价值规训。宣传的力量，配合上奖惩的措施，可以主动地让原先或许一度还不错的思想成为根深蒂固、深植人心的观念。结果使得我们相信周遭一切言之成理的事物不需要怀疑，只消直接应用即可。无论如何，一旦毫不犹豫、不假思索地接受一切规训，就等于否定了思考的动力，成了肯定现存一切价值的应声虫。
坦白说，这也没什么不好。毕竟要求人人都必须脱离自己的生存环境，并针对现存价值提出质疑，不但做不到，也不正确。对于应用批判理性的人而言，强迫人们必须批判，与不许任何人怀疑一样专制。批判理性的应用，首要前提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想法，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把话说清楚，然后再把这些话置于社会公评之中。这是真正防止思想僵化的方法，也是确保我们能够朝向真理前进的自由之道。
因此，哲学思考在需要深邃地思考，清晰地表达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之外，还需要发挥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这种精神的体现，来自个人的勇气，有时还真需要一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情怀。这种情怀，是做哲学家的必要条件，不能没有。因此，即使每个人天生都有可能当哲学家，但并非人人都是一样的哲学家。
融合批判理性于思考中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家，不同于其他相信单凭思考即可达到真理的人。缺乏批判思考的人，会在欣赏“有道理”之余，相信这就是“真理”。真正的哲学家会在受吸引之余，思索如何突破自满，避免思想僵化，让真理自我彰显。
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哲学与宗教的差别。当宗教致力于通过语言表述超自然现象的时候，哲学不但质疑这些表述，还会将所有停止思考的可能性放在批判的范围之中。哲学家怀疑，语言在任何形式中，有完全代表实在的可能性。
七、排除错误是贴近真理的方法
所谓的实在，就是为真的本质。我不否认这句话很抽象，但我必须说，纵使我们不知道真实是什么，我们总能感觉到某些事情“不真”。这种感觉告诉我们，真理只能够从否定虚假的过程中自我呈现。换言之，追求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否定虚假的过程。这同时也表明，真理必然存在（否则我们不能知道什么是虚假），但能得到的就不是真理。为什么？
我们都有如下经验：经由深入思考后，先前肯定过的真实感觉遭到否定。对我们而言，真理的掌握完全寄托于当下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并不稳定，并且经常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下处于变动之中。没有人会将处于变动中的感觉称为真理，但我们也不能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反对真理的存在（否则，我们在否定什么呢？）。因此，我们必须肯定有一项事物，目前并不明确，但的确存在，而且就是我们追逐的目标，让我们称它为实在。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知道，在“获得真理的感觉”与“用语言表达真理”之间有一种落差。一方面是我们的感觉，而另一方面是我们所表达的内容。我们在不知实在究竟为何的情况下，完全无法确定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跟我们的感觉之间是不是真有对应关系。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对话的过程中，经由思考不断推展的语言，往往因为不能够兼顾原先不曾料到的情境产生了应用上的限制。
在我们的感觉中，这些限制反映了不真的感觉，也使得我们相信，先前的认知如果不是错误的，就极有可能是不足的。在西方哲学中，哲学就在这种宣称真理与否定真理的双向关系中不断展现自我。这种通过语言，不断肯定与否定真理的方式，称为辩证的思维。
辩证的思维贯穿了西方哲学的历史，其中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大胆的假设，二是对话的回拒。这两个部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批判的理性。在理性的基础上，西方哲学强调大胆的假设，让所有能够察觉的经验内容都成为假设自然结构中的一部分。同时，在批判的基础上，西方哲学延续着苏格拉底的对话精神，不断地指出语言的限制无法为我们提供真理。这两点的结合，使得后来强调“证伪论”（falsificationism）的卡尔·波普尔认为：西方哲学足以成为科学的源头，正是因为它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也就是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1]
波普尔的理论为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其中包含了三项原则。第一，西方哲学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的关键，正是因为它的发展过程中主动呈现了批判理性主义在开创知识上的价值。第二，西方哲学不仅代表了这个世界在某一地区、在某段时间的思想精华，也是后来征服全世界的科学思想的鼻祖。第三，西方哲学向我们展示了从事哲学活动的终极目的，也就是怀着追求真理的决心与勇气持续追求知识进步的可能性。
在这三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不需要对于哲学的定义感到彷徨，更不必对于哲学的出路感到忧心。因为哲学的发展在西方哲学的范例当中不但开创了科学知识，也具体地告诉我们，人伦发展的目标正在于不断追求进步，并以此满足人与生俱来的求知欲望。爱好哲学的人，切勿因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对错交织的辩证思维而感到挫败，因为这是求真的必要过程。这个过程，是进步的保证。
注释
[1] 卡尔·波普尔（K.Popper，1902—1994）特别重视希腊哲学的原因在于，他发现批判理性主义就是大多数哲学家实际所做的事情。详细内容请参阅波普尔著《巴门尼德的世界：先苏哲学启蒙论文集》（The World of Parmenides：Essays on the Presocratic Enlightenment.London：Rouledge，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