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们是如何看待梦境的
在19世纪之前，梦境一直被归入精神而非科学范畴。在各种宗教传统中，梦境一直被当作一种渠道，普通人可以借此体验另一个世界，而先知可以占卜神的旨意。《圣经》中的约瑟通过给法老解梦赢得了在宫廷中的地位。他解释道，梦见七头肥牛和七头瘦牛分别代表了未来七年的丰收和接下来七年的大饥荒。据说穆斯林的宣礼——或者说祈祷的召唤——便是受到先知穆罕默德一名同伴梦境的启发而确定下来的。在彷徨的时刻，穆罕默德自己的梦境让他得到慰藉，并确认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印度教的经文告诉我们，梦境蕴含了即使不符合常理但依然可以信赖的预测；梦中掉牙是死亡的前兆，而被砍头的梦魇则是长寿的象征。据信佛祖释迦牟尼便是托梦诞生的，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在梦中看到一头驮着莲花的白象绕着自己踱步，并进入自己的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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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境经常被视为进入未来的窗户。在古代，医生对待梦境的态度就像得到了神奇的X射线，在诊断患者病情时可以从梦境中寻找线索。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四世纪曾写道：“疾病和其他瘟热病侵入人体的初期，必定显现在梦境中而不是在清醒的时候。”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也曾沉湎于梦境的诊断能力，如他采用一种肤浅的方法断定，梦到湍急的河水预示体内血液充盈。几个世纪以后，盖伦（Galen）[1]声称他通过采用在梦境中提示的疗法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除了了解患者的临床症状，盖伦还特别重视询问患者的梦境，而且他也严肃对待自己的梦境。盖伦把自己的人生之路归因于一场梦境：在梦中，尊敬的治愈与梦境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要求他成为一名医生。
这位希腊梦境之神激发了狂热的献身精神。即便在创造他的文明崩溃以后的几千年间，仍不断有地中海沿岸的朝圣者和残疾者来到希腊埃皮达鲁斯城，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庙宇前祭拜他，在一座号称圣所的内殿里睡觉，祈求诊断或治愈之梦。在阿斯克勒庇俄斯圣殿发现的遗迹处（出土有陶制四肢、头部和长有肿块的手指）见证了他被认为拥有的强大力量：
栩栩如生的意象、神秘的来源和强大的影响力，如此的梦境令那些超自然的解释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与上帝交流的梦境或探访死者的梦境可能在最坚定的无神论者心中灌输一种敬畏感，令他们在精神上更加忐忑——是否自己已经与天国的某处入口擦肩而过。梦境甚至可以改变我们的信仰。一位卫理公会教派的传教士曾经诉苦说：“在涉及我们的宗教和祷告者的问题时，我的目标经常变得‘很严肃’，这并非布道的结果，而是通常源自‘梦中的警告’。”
一些学者甚至辩称，宗教本身起源于梦境和我们致力于了解它们的各种尝试。心理学家凯利·巴克里（Kelly Bulkeley）和神经科学家帕特里克·麦克纳马拉（Patrick McNamara）认为，人们发明宗教架构是将其作为了解梦境内在神秘体验的一种方式。甚至普通的梦境都会把我们投入非常类似神话世界的另类世界中——那些宇宙拥有不同的规则或者根本没有规则，那里的人们可以化身为怪兽，那里的超人对私人事务特别感兴趣。不管在睡梦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意象都会驱使我们寻找答案。一些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其病症特征就是幻觉——更有可能变成宗教狂而非普通人。
梦境是产生上帝概念或超自然活动者（指表现出拥有独立意志的非人类智慧生命体）的强大机制。当心理学家理查德·施维科特（Richard Schweickert）和奚庄庄对上传至梦境分享网站DreamBank的一组梦境报告样本进行分析时发现，在每个符合“心理事件理论”（theory of mind events）的梦境中，平均存在大约九个意象；梦者为其中一个意象角色指定了独立活动能力或内在情感。例如，一个吸血鬼会畏惧其头领；一具活生生的尸体表达出想离开的意愿；当梦者在一张书桌上开动自己的电动轮椅时，有人会大吃一惊。在梦境中，人们为他们创造出来的人物赋予动机和情感，这一点类似他们如何猜测幽灵和神明的意志。
巴克里和麦克纳马拉指出，在人们如何挖掘梦境的含义与如何分析宗教经文是存在相似之处的。“每当我们决定‘解读’一场梦境时，也期望用一整天的时间思考几次梦中活动和意象。”麦克纳马拉在《万古》（Aeon）杂志上写道：“毕竟，第一次就能完整理解一场梦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是‘信徒’的话）当我们阅读神圣的经文或聆听宗教故事或试图解释我们自己的宗教体验时，同样似是而非的解释性立场也会出现。”从一场鲜活的梦境中醒来，就像合上一本圣贤书，仅仅是解释过程的开端。我们在以上两种情形下都不会简单地接受这种体验的表面价值；相反，虽然知道记忆终归只是记忆，但我们还是沉迷于记忆的原始力量。很快我们将改动经文或梦境，并解析其含义，开启一个“无穷诠释、解释和重新解释”的循环，从而引出“新的含义”，甚至“新的具有仪式感的程序”。
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发生的神经化学变化让我们的大脑做好了产生甚至相信离奇意象的准备。众所周知，多巴胺是与愉悦和奖励有关的神经递质，而乙酰胆碱是一种涉及记忆形成的化学物质。在此期间，就像乙酰胆碱的变化一样，多巴胺水平也会出现激增。大脑情感中心（杏仁核以及整个边缘系统）的活跃程度达到峰值。与此同时，与理性思维和决策有关的主要区域背外侧前额叶皮质会关闭，与自我控制有关的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会下降。其结果是，为激动人心的、精神紧张的意象营造了一个完美的化学物质基础：大脑中产生情绪的位置被激活，而保持它们处于受控状态的区域则安静下来。“人们始终很好奇，为什么梦境看上去那么容易产生宗教思想？”麦克纳马拉说，“梦境拥有一种产生这种超自然活动者概念的天然认知机制。”
历史上，即使在相对怀疑主义阶段，梦境也被广泛认为是拥有超自然的起源。在启蒙运动高潮时，理性的西方人依然在获得指导和预测未来时求助于他们的梦境。历史学家安德鲁·伯斯坦（Andrew Burstein）在《林肯梦到身后事：从殖民地时代到弗洛伊德的著名美国人的午夜意象》（Lincoln Dreamt He Died: The Midnight Visions of Remarkable American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Freud）一书中写道：“美洲早期的解梦者和铁匠、急救服务提供者以及其他小商贩一样普遍。”各种荒谬的解梦指南所描述的“梦到白色、紫色、粉色或绿色是好事；梦到棕色或黑色则预兆不详”铺天盖地。报纸上也经常发表忽视梦中预警的傻瓜故事。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弗里曼神谕报》（Freeman's Oracle）曾刊登过一篇这样的故事：
对做梦感兴趣的并不只局限于那些没有文化或迷信的人。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是18世纪耶鲁学院的院长，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孜孜不倦地记录下相熟之人带有预言性质的梦境。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物理学家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互致信件，描述他们的梦境，比着看谁享受到了更丰富的梦中生活。亚当斯因一场梦而特别感动，在梦中，他向一家动物园的众多动物们（狮子、大象、狼）阐述它们应当成立一个“至高无上的动物政府”的理念。
19世纪科技进步的快节奏只是让西方人对超自然的兴趣更浓厚了。普通人对于自己可以超越此前无法想象的距离去旅行和交流的新能力充满敬畏，他们很想知道与铁路和电报相比，女巫和幽灵是否还称得上不可思议。19世纪80年代，一群著名的英国学者和哲学家聚在一起，创办了英国灵魂研究协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他们搜集心灵感应的故事和幽灵目击报告，并将它们编纂成上千页超自然现象存在的案例集。他们向五千多人邮寄了问卷调查表，请求他们报告任何预测到后来真正发生死亡的梦境，而且得出这些梦境太普遍，已经无法用巧合来解释的结论。
报纸都喜欢刊发读者涉及政治的梦境，仿佛期待它们提供有关国家未来的线索。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曾宣布举办一项全美“最佳梦境”大赛，鼓励该报几十万读者把自己最独特的梦幻写出来。由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2]的儿子朱利安（Julian）评选出来的做梦冠军是一位来自马里兰州的前教授，他在文章后的签名是J. E. J. 巴克伊（J. E. J. Buckey）。巴克伊写道：
19世纪50年代，法国医生路易·阿尔弗雷德·莫里（Louis Alfred Maury）成为最早尝试以经验为主研究梦境的科学家之一。他把自己当作实验对象，并与外部环境互动，以便观察能否影响自己的梦境。他让一位助手在他睡着的时候用一根羽毛搔痒他的鼻子，他梦到他脸上的一副面具被扯了下来。他让别人把水滴到他的前额上，这时他梦到自己大汗淋漓并喝了葡萄酒。由此，他得出一个重大结论：梦境并不来自神明而是来自我们周围的世界。
科学家差一点就要到下一个世纪才会注意到，梦境在解决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好在1892年，发育生物学家查尔斯·蔡尔德（Charles Child）曾向200名大学生求证，他们是否意识到，梦境中的某件事物能帮助他们化解现实生活中的挑战。大约40%的学生说他们有过这种经历；有几名学生声称因做梦解出了头天晚上的代数难题；一名学生回忆起发生在预科学校的一个例子，当时一场梦境帮助他完成了家庭作业，在早上提交了一段翻译得非常棒的维吉尔[3]的诗歌。
世纪之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将梦境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第一次为其赋予了正统的学术地位。他令梦境成为新学科精神分析学的焦点，称赞它们是“探索大脑无意识活动机理的捷径”，并断言“精神分析建立在梦境分析的基础之上”。
他在《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一书中指出，通过考察梦境，患者或他们的分析师可以发现梦境所蕴含的神秘愿望，并揭开无意识的真相，从而赋予它们治疗患者神经官能症的力量。由于梦境源于我们的大脑，所以梦境的每个意象——陌生人、情人、无生命物体——都代表了自我的某个方面。
弗洛伊德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梦境代表了愿望满足；它们容许我们满足自己意识到的愿望，乃至我们自己都无法承认的愿望。这些愿望可以是意味深长的，例如渴望回到童年和获得一位情感冷漠的父母的关爱；也可以是简简单单的，例如希望减轻晚上出现的一阵阵饥饿感。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在19个月大的时候，因草莓吃太多都吐了，当天便不被允许再吃草莓。那天晚上，弗洛伊德听到她在睡梦中哭喊：“安娜、草莓、蔓越橘、煎蛋、爸爸！”他推测，宝宝正在梦里安抚自己的饥饿感呢。
一般来讲，愿望并非如此浅显。弗洛伊德认为，梦境隐晦的本质构成了一层保护，使得我们在晚上睡觉时不会被梦境的核心问题搞得不知所措；就像保护视网膜免于阳光直射的太阳镜，它们把我们与我们无法控制的事物隔离开来。弗洛伊德将梦的“显性内容（回忆出来的情节和意象）”与“潜性内容（激发梦境的被压抑的欲望）”做了区分。他认为在整个白天，有一种名为“潜意识压抑力”的机制在监督大脑，并死死地压制住社交上不能接受的或危险的想法。在睡眠期间，他怀疑这种潜意识压抑力会停止工作，令某些不适当的想法泄露到意识区。
在某些梦境中，潜性内容经过了彻底伪装；而在其他梦境中，正如在儿童的梦境中一样，潜性内容就比较好理解。通过弗洛伊德所谓的“梦的工作”，模糊不清的隐藏想法被转变成更容易辨认的显性内容。逆向处理各个过程——凝缩、置换、具象化考量，以及二次加工，可以让精神分析学家解开梦的含义并识别其核心问题。
通过凝缩作用，梦者生活中的各种元素交织在一起，颠覆时间和空间法则。一个角色可能拥有某个人的身体，但名字是另一个人的，或出现在某个不协调的环境中。一个曾经的小学同学可能总来办公室晃悠；你本来以为受到家长的训斥，但话是从一个公众人物嘴里说出来的。这是最令人不安的梦境特征之一。正如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小说《身份》（Identity）中所沉思的那样，梦境“给同一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强加了一种无法接受的对等性。或者说，给了一个人所经历的每件事经过矫正后的当代性。它们通过否认一个人当前状态的特权地位而令其失去权威性”。
在一个相关的“置换”过程中，睡眠中的大脑将重要的事与不相干的事合并。一些琐事可能看上去占据了主要情节；梦的本质可能表现为一个小细节。通过具象化考量，想法转变成画面和视觉符号。弗洛伊德将这一过程与诗歌的写作做了对比：就像诗人运用情感和想法创作诗句，梦者也会运用潜在的梦中想法创作画面。在“二次加工”过程也是最后一个过程中，大脑屈服于其自然倾向，从混乱中恢复秩序，并“用碎片和补丁弥合梦境结构的差异”，将梦境中不相干的元素合并成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干性的故事。
弗洛伊德认为，梦境中绝大多数象征物均涉及性或解剖。例如，代表男性生殖器的物品清单包括所有细长的物体；雨伞的开启动作可以比作一次勃起。原本一位患者把粉色与康乃馨的色调联系起来，但弗洛伊德言之凿凿地和她说，粉色实际上代表了她的“肉欲”。
一位名叫谢尔盖·潘克耶夫（Sergei Pankejeff）的俄罗斯贵族患者便受到了这种新梦境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称他为“狼人”。经过几年并不成功的分析之后，弗洛伊德确定潘克耶夫的抑郁症可以追溯到患者本人应该已经忘记的童年时代的一次创伤——如果他已经记不起它所诱发的梦魇的话。潘克耶夫当时大概有四岁；在梦中，他看到一群白狼卧在窗外一棵树的树干上，他在自己的床上呆呆地看着它们。弗洛伊德注意到，群狼并没有动，便由此得出结论，他的患者一直渴望安静的生活，因为他曾经在家里目睹了某些疯狂或暴力的举动。他大胆推测，狼人曾经撞见父母做爱。
《梦的解析》于1900年问世，六年中也仅仅售出了几百册。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的影响力开始扩大，这源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动声名鹊起，从而引发人们对梦境这一专业领域的新关注。彼时在业内崭露头角的瑞士精神病学专家卡尔·荣格（Carl Jung）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早期拥趸。在其生活中，荣格相信自己的梦，而且重要决定都是在梦境指导下做出的。从学校毕业后，荣格对接下来学习什么感到很迷茫，他喜欢科学，但同样痴迷历史和哲学。这时，两个引人注目的梦为其指明了方向。在一个梦中，他正沿莱茵河散步，偶然看到一座坟茔。他停下来挖掘它，并激动地发现一堆史前骸骨。在另一个梦中，他在一片黑森林里跌倒在一个清澈的池塘中。当他凝视池水时，看到了一个微微发光的水生动物。荣格从这两个梦中醒来后，感到自己“对知识充满了强烈的渴望”。它们印证了他对自然界的热爱，于是他快乐地投入科学和医学两个大学专业的学习中。
1906年，荣格写了一封恭维弗洛伊德的信，从此这两个人成了狂热的笔友。次年，二人晤面，聊了近13个小时。弗洛伊德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称心的门徒。弗洛伊德在1909年给荣格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我是摩西，那你就是约书亚，而且将拥有精神病学的应许之地。”他把荣格称作他的“长子”、他的“继承人和储君”。
但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出现了裂痕。弗洛伊德感受到来自这个年轻人的威胁，而且不赞成他对超自然产生兴趣；反之，荣格讨厌弗洛伊德的傲慢态度。他们最激烈的分歧之一，也是导致他们于1913年最终决裂的问题之一是性欲在无意识中的作用。荣格批评弗洛伊德拒绝承认无意识不仅仅是基本欲望的滋生地，并反驳弗洛伊德过分关注性在梦的解析乃至整个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作用。他赞同梦境揭示了被压抑的欲望，但坚持认为那些愿望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性幻想。“梦境展示了主观状态的真实图景，而意识清醒时的大脑否认这一状态的存在，或只是勉强承认它，”荣格在《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一书中写道，“梦境提供有关内心生活秘密的信息，透露梦者人格的隐秘因素。只要未被发现，它们都会干扰他的现实生活并只以症状的形式露出马脚。”
荣格认为个体无意识“处在更深的层面上，它并不源自亲身经历，不是个人获得物而是先天的”。他所理解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种由全人类共享的基础心理结构，是由可以追溯到记忆或史前时代的一整套象征物与本能搭建而成的。它是由原型组成的，如“智慧老人”和“大地母亲”“见诸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并体现在神话、艺术、宗教仪式、精神幻觉和梦境中。灵魂是由两个互补的原型构成的，即阿尼姆斯（代表了女性的男性力量）和阿尼玛（代表了男性的女性力量）；阴影原型包含了人格黑暗、肉欲的一面；最重要的原型“自性”代表了意识、无意识以及人格的不同构成要素的整合。正如身体通过维持健康体温调节自身一样，灵魂也努力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获得平衡。荣格认为，一个男人为了与女人相处必须接受足够多的阿尼玛；一个女人必须包容她的阿尼姆斯但不能让其压垮她（以免她变得太争强好胜或者太关注家庭之外的生活）。至于阴影，则不应被消除而应被整合。
荣格认为，梦境可以帮助人们识别他们灵魂中被遮挡或被忽视的部分。他的一个年轻患者梦到自己的父亲不顾一切地开车，左摇右晃，最后撞上了一堵墙。儿子大骇，斥责父亲，但父亲只是大笑，这时儿子才意识到父亲喝醉酒了。在现实世界里，这个年轻人极端崇拜自己的父亲，那是一位负责任的成功男人，绝对不会做如此危险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他在梦里把父亲塑造成这样一个非典型角色呢？经过交流，荣格认识到这个年轻人过于依赖父亲的认可；他对父亲意见的重视干扰了他自己的发展。荣格断定，这个人的无意识是通过提升儿子的地位和削弱父亲的地位实现平衡的。这一解释与年轻人产生共鸣，他同意不再把父亲的意见看得那么重。
在20世纪初，还出现了另外一种趋势，它促使西方人开始重视梦境：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对原住民邻居的文化产生了新的、更为认真的兴趣。到20世纪20年代，美洲印第安人的艺术和手工艺品风行一时，文化人开始在纽约的沙龙里尝试使用致幻剂。而且他们对美洲印第安人对梦境的敬畏很着迷。
在很多原住民文化中，梦境一直被当作连接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桥梁，那是一个神圣的空间，幽灵和祖先都可以与生者沟通。一个有关巨兽的梦境或许可以解释为象征一次针对该巨兽的围猎可能成功。“确切地说，易洛魁人（Iroquois）只供奉一位神明——梦，”耶稣会传教士雅克·弗赖珉（Jacques Frémin）在1669年写道，“他们臣服于它，极其严格地遵从它的所有指令。”传教士们可能没有抓住原住民信仰体系的细微差别，但他们的报告还是令西方人感到惊奇。弗赖珉回忆了一名易洛魁人提到的有关洗浴的梦境：“一醒过来，他便跑进好几个小屋里，虽然外面天寒地冻，但他依然让朋友们把一壶水浇到他的身上。”还有一个认识的人走了500英里[4]来到魁北克，因为他梦到在这里买了一条狗。他们感觉即使是梦魇也必须把梦境表演出来。一位传教士声称看到一个休伦人（Huron）在梦到自己的手指被锯掉后便真的把它砍了下来。
让·德布雷伯夫（Jean de Brébeuf）几乎花了毕生的精力，试图将休伦人变成基督徒，他还写到当地人对梦很尊崇：“他们对梦境的信仰超过了其他所有信仰。”正如德布雷伯夫所理解的那样，他们听从梦的敕令——不管是随机的还是复杂的。当一个邻居梦到正在准备一场盛宴时，他半夜跑到德布雷伯夫的房子里，唤醒德布雷伯夫，准备借一把水壶。如果一位病人梦到一场曲棍球比赛能够驱逐让自己生病的魔鬼，那么“不管这个人多么无足轻重，你都会看到一块供村庄之间争夺曲棍球冠军的平整的比赛场地”。
当人类学家杰克逊·斯图尔德·林肯（Jackson Steward Lincoln）在300年后融入原住民群体时，他发现他们对梦的信仰依然未变。他接触的纳瓦霍人（Navajo）解释说，睡梦中与死人握手类似于死刑判决。如果经过复杂的仪式和好运相助，梦境预言的灾难或许可以避免。克劳人（Crow）相信，梦境和幻觉决定了一个人完整的人生道路；成功是托好梦的福，失败则是忽视梦境埋下的祸根。克劳人会采取煞费苦心的步骤邀请这些非常重要的梦；他们也许会躲到深山老林里，在后背上拖着水牛四处游荡，或者砍掉一截手指作为献祭。
在一个传播很广的成年礼仪式上，睡眠不足的青春期男孩子开始灵境追寻之旅，他们被送到荒野上独自禁食或者祈祷。每个男孩子都要留在树林里——经常要待几个晚上——直到有一天清晰地梦到一个动物，并从它那里得到神秘的知识和超自然力量。“这个仪式的真实目的是将男孩子置于一个肉体极端痛苦和情感极度忧虑的条件下——社会关系孤立，没有食物和水，暴露在恶劣天气下，容易遭受野兽的袭击，”凯利·巴克里在《世界宗教中的梦》（Dreaming in the World's Religions）一书中写道，“按当代美国法律标准判断，这些做法很可能被认定为虐待儿童。”但按美洲印第安人的判断标准，则恰恰相反；灵境追寻是一项特权，是一次获得深刻宗教体验的机会。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仪式也在于社交——在这次重大事件中生存下来会帮助新加入者赢得在部落中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米歇尔·斯蒂芬（Michele Stephen）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与米克尤人（Mekeo）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梦境是一次实际体验，并非与现实世界无法区分……而是有非常重大和重要的不同。”这句话正是她就东道主对梦境的态度做出的总结。对米克尤人而言，梦境反映了灵魂在夜晚的活动，人在睡觉时，灵魂是游离于肉体之外的。它“让人们获得一系列通常对他们隐身的知识和能力”，为他们提供有关未来的线索和洞察其他部落成员的神秘愿望和意图的能力。如果一位巫师希望在梦中与一个去世的亲属说话，他可能拿来死者身体上的一块遗骸——“通常在葬礼前从尸体上取下一截指骨、指甲盖，或头发备用”——然后对其念一段咒语。如果有人梦到战斗时负伤了或遭到了野兽攻击，他会到没人的地方躲几个礼拜。一名年轻人——一位有抱负的老师——在走了80英里赶到学校后，梦到在一次火与恶灵的地狱逃亡中被抓住了。他明白他的梦魇是在暗示，如果他离开家人去追逐自己的梦想，神明会惩罚他，于是他放弃了这个计划后便回了家。梦境在各基本社会阶层普遍存在：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轻人，都能做提示集体行动的预言梦。如果任何人梦到钓上来一条鱼，那么整个村子必须行动起来，对付即将来袭的恶灵。正如一个米克尤人所解释的那样：“整个村子都听从梦的指令！”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加拿大人类学家西尔维·普瓦里耶（Sylvie Poirier）曾经到西澳大利亚沙漠里与原住民一起生活，也对梦境与日常生活纠缠到一起感到惊奇：“人们通常围坐在篝火旁，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喝早茶，并随心所欲地分享他们的梦境，这种情况非常常见。”至于墨西哥西北部的拉拉穆里人（Rarámuri），据一位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曾经亲自考察过这里的研究人员介绍，“你昨晚梦到了什么？”和“你做了几次爱？”几乎是男人们早上最流行的问候语。有关梦境的话题也并不仅限于在早上谈论。拉拉穆里人并不是一次睡八个小时，而是分几次睡，这使得他们有充足的机会整夜谈论他们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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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类学家与民族学家一样，20世纪中叶的心理学家喜欢编列条目和统计数据，把这个世界分割成具有人口统计学意义的、容易管理的条块。其中一位最早奉行经验主义原则的后弗洛伊德时代科学家卡尔文·霍尔（Calvin Hall），支持梦境可以透露隐匿情感这样的说法。为了证明这种观点，他借鉴了内容分析——一种正在社会科学领域流行的新方法。
20世纪40年代，凯斯西储大学的霍尔与同事凡·德卡斯尔（Van de Castle）开始在自己的学生中搜集梦境报告。他们在获得了足够多的样本之后，便着手寻找主题和拟定标准。他们阅读了每一篇梦境报告——就好像它们是一个个故事——整理出不同的活动和原型，根据梦境互动内容整理成不同的类别，如失败、成功、侵略。他们统计出朋友、家庭成员、陌生人和动物的数量，计算出男性和女性角色的比例，思考梦者正在做出社交姿态还是仅仅为了守住梦境的秘密。他们还记录了吃饭和性爱等活动出现的频率。
霍尔和凡·德卡斯尔的分析揭示了若干令人震惊的模式。弗洛伊德的假设是梦境充满了神秘愿望，但这些梦境报告却是绝对消极的，明显违背弗洛伊德的理论。侵略性的遭遇与友好的碰面在数量上的对比达到了2:1；男人半数的梦境与女人三分之一的梦境表现为某种肉体攻击。超过三分之二的情感是负面的，其中位居前列的是恐惧、无助和焦虑。梦境的性别差异明显，其中某些差异并不太令人感到惊讶。性爱在男人梦境中出现的次数通常是女人的四倍。男人的心理风景由其他男人主宰——男性角色与女性角色在数量上的比例为2:1——但女人梦到男人和女人的数量相等。
不过霍尔和凡·德卡斯尔在反驳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方面时却确认了其另一个方面：梦境可以提供一个窥探心理戏剧性场面和内在冲突的重要窗口。当他们结合态度和人格等其他考察手段分析人们的梦境时，发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连贯性。那些在白天更具侵略性的人倾向于在他们的梦境中与他人对抗，而那些感觉无能为力的人更有可能梦到被迫害。在梦中存在较多积极互动的人通常在考察自信心和社会控制方面获得高分，而挫折梦和焦虑梦则与精神病理学和攻击性有关联。所有这些发现听起来平淡无奇，但梦境数据库的创建却揭示了原本不为人知的重要例外情况。一个个体偏离标准的行为可以提供他的大脑如何工作的线索——他想到了什么、他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以及他是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
例如，梦境世界中居住着陌生人是社会异化的象征；朋友少可能是一种精神病症。一项研究发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梦境中，朋友只占角色总数的18%；而在抑郁症患者的梦境中，这一比例为22%。精神病学专家米尔顿·克雷默（Milton Kramer）指出：“如果你考虑到这些群体所处的社会状况，便能充分理解这一点。”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梦到的是陌生人，他们“生活在一个自己的人类联系人在不断减少的世界里。如果统计一下一天里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有过交流的人数，你会发现这一数字赶不上正常人的水平。”抑郁症患者的“麻烦可能与他们的家庭状况有关”。他们可能不成比例地梦到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除了他们自己的配偶之外，进入梦境的其他家庭角色大多是儿子、女儿、兄弟。
霍尔和凡·德卡斯尔如何评价弗洛伊德暂且不表，但借助这两个人的定量体系，心理学家可以对比不同人群的梦境。他们发现，当人们遭遇令人沮丧的情境或因酗酒问题或进食障碍苦苦挣扎时，梦境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发生改变。跟踪一个患者的梦境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危险状况。
在弗洛伊德去世几十年后，精神病学专家开始质疑弗洛伊德理论，他们发现他有关梦境的观点并不总能经得起较新研究的考验，而且也与曾经的门徒卡尔·荣格的观点冲突。荣格的信念无法靠经验来检验；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不能被证明或否定，但貌似更为可信的是，我们梦境的共性和所有象征性元素都源自普遍的人类体验，如成长、生育和尝试加入社会团体等。霍尔和凡·德卡斯尔发现大多数梦境都是不愉快的，这令他们对弗洛伊德有关愿望满足的观点产生了怀疑。而且青少年的梦境（如安娜·弗洛伊德和狼人）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居显要位置，但后续研究显示，儿童的梦境通常不会复杂到反映愿望、隐忧或其他方面。
20世纪60年代，怀俄明大学心理学家戴维·福克斯（David Foulkes）发展了一项理论，即九岁以前的儿童通常记不住自己的梦境。即使当他们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被唤醒时，三至五岁的儿童能够回忆起的梦境不到做梦时间的四分之一，而且他们所报告的梦境通常仅仅是简单、静止的图像。这一发现——就像这一领域的其他众多发现一样——所获得的途径不是通过某个聪明方案而是纯属偶然。福克斯最初希望发现是否能够控制儿童梦境的情感表达。他邀请儿童进入他的实验室，就《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5]中的一段暴力情节或一段中性情节做一次夜间筛选实验。不管是布恩威胁给捕手“剥下头皮”，还是给一个有钱的矿工当红娘，在孩子们的梦境里都没有特别的反映。尽管该实验的结果并不特别有趣，却引发了一系列硕果累累的调查。
福克斯后来向一位记者坦言：“我慢慢认识到，我真笨得有些离谱，竟然一直试图观察这些愚蠢的影片会如何改变梦境，而事实上，我们甚至都没搞清楚儿童梦境的基本属性是什么——此前没有人做过哪怕一项描述它们是什么样子的客观研究。”在文献中发现这一缺漏后，他着手予以弥补。他在当地报纸上发布广告，说服30名年龄在3~10岁之间儿童的父母同意他们的孩子在他的睡眠实验室里一年住九个晚上。
每个晚上，福克斯在快速眼动睡眠周期的策略点上唤醒孩子们三次，并问他们，如果做梦的话，正在做什么梦。本项研究中最小的孩子——三四岁——报告称只有15%的快速眼动睡眠唤醒时在做梦，而他们回忆起的零散内容根本不是成年人描述的复杂故事；相反，他们的梦境类似片段或快照，这些图像直接取材于其日常生活并以睡觉和吃饭之类的基本活动为主题。它们都很简单、不带情感，基本不包括任何形式的社交活动。动物——如在童话故事和图画书中经常出现的小鸟和牛犊这类动物——扮演比人类更为重要的角色。更具启迪作用的是儿童在他们自己的梦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是被动的观察者，看着情节一点点展开而不是去导演它，更不会积极地参与其中。其中一个参加本项研究的男孩子叫迪恩，他四岁时梦到睡在一个浴缸里，并在一台自动售货机旁打了个盹儿。
在五六岁的孩子中，能够回忆起梦境的比例攀升到大约30%，而且梦境报告变得更长、更复杂。学龄儿童梦境中的角色不再分配给动物和食品，而是把他们生活中的真人包含进来。迪恩六岁时梦到与朋友弗雷迪在一间湖畔小屋里玩游戏，和同学约翰尼在操场上赛跑，还在家里用乐高玩具搭了一座桥。只有年龄到了七八岁时，孩子们才开始在他们的梦中扮演更加活跃的主人公。大约与此同时，尽管成人梦的情感印记——恐惧和攻击性——依然缺失，但情感开始出现在他们的报告中。迪恩八岁的时候梦到和五个朋友种下一粒种子，种子生根发芽并长成一棵大树，还经受住了一场火灾的考验，这也刺激他们种下一大片森林。在另一个梦境中，他在公园里看到一束气球，都系到其中一根细绳上，然后被放飞到空中。
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这些趋势依然未改——回忆质量改善、复杂程度提高，动物的重要性降低。当迪恩的妹妹艾米丽12岁的时候，她可以在其86%的快速眼动睡眠唤醒时报告梦境，这些梦境既复杂又普通。在一个梦境中，她发现自己出现在电视剧《家有仙妻》（Bewitched）的片场，看着虚构的角色与她的家人混在一处。在另一个梦境中，她向爸爸展示她能吞下自己的一绺头发，再从嘴里拉出来。
潘克耶夫的狼梦开始显得不太可信了。较新的研究显示，孩子们其实可以记起复杂的梦境，但几十年来福克斯的研究成果基本没有受到挑战。20世纪60年代，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成员花两年时间重温了弗洛伊德的梦境理论并得出结论，梦境分析在他们这个行业不再被需要。弗洛伊德之后的这代人发展了更为复杂的治疗方法；现在他们推测，他们可以通过讨论每天的活动和白日梦揭开患者神经症的秘密。
之后不久，神经科学家艾伦·霍布森（Allan Hobson）为弗洛伊德的遗产蒙上另一层阴影。霍布森原本不太可能成为弗洛伊德理论的破坏者；早在上大学时，他便接受了精神分析理论，拼命学习弗洛伊德的文章，甚至其优秀的英文毕业论文也是以弗洛伊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题的。但当他进入哈佛医学院就读不久，便放弃了之前的信仰，因为他决定修读精神病学专业，并计划当一名临床医师。弗洛伊德的观点与他正在学习的大脑生物学并不相符，而且当他接受了哈佛科学系的经验主义思潮之后，越来越无法容忍弗洛伊德杂乱无章的方法论，他对自己直觉的偏爱胜过了数据。他也被“骄傲自大的”精神分析老师们踢出了大门，那些人有一种令人讨厌的倾向，恨不得分析每个人的人生之路，连他们的学生都概莫能外。与此同时，霍布森对睡眠的重要性有了新的理解：作为一名医科学生，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疲惫不堪的他忽然发现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并将其归咎为长期的睡眠剥夺。他的梦境变得愈发清晰了，因为这些梦境通常是在极短的睡眠时间内而不是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内完成的。
20世纪70年代，霍布森和另一位精神病学专家罗伯特·麦卡利（Robert McCarley）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梦境理论：梦境只不过是一种针对无意识神经系统过程的反应。霍布森和麦卡利将微电极植入猫的脑干内——当时的科学家认为这部分大脑是用来触发快速眼动睡眠的——观察神经细胞在一天里的活跃程度。当猫清醒的时候，它们的大脑中存在大量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前者在决策和学习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而后者帮助保持专注和注意力。但当猫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时，它们的大脑停止释放那些化学物质，取而代之的是分泌乙酰胆碱——一种涉及情感和视觉表象的神经递质。这种发生改变的神经化学平衡导致一股混乱的信号从脑干的脑桥区传输到前脑。
霍布森和麦卡利推测，梦境是大脑试图杜撰一个故事以匹配这种独特化合过程的副产品。根据他们的理论模型，正是大脑的生理状态而不是被抑制的记忆或隐藏的欲望决定了梦境内容。例如，你的大脑可能让你以为一个恶魔正在挥舞着刀子追你，不过那不是因为阉割焦虑而是因为你的恐惧中心被随机激活了。“前脑可能完美地做了一件倒霉事，它根据从脑干发出的相对嘈杂的信号制造出了实际上只有部分连贯性的梦境表象。”霍布森和麦卡利写道。而按照这种激活–合成理论，我们忘却大部分梦境的原因并非它们太过禁忌而无法深入思考，而是记忆形成所必需的化学物质缺失了。
霍布森把自己树立成反弗洛伊德的典型形象，频繁接受采访和推出公开课。他甚至在波士顿举办了一场名为“梦想舞台”的多媒体展览，将自己的理论生动地展示出来。他请一位志愿者在一间玻璃屋内小憩，与此同时睡眠实验仪器将他的脑电波和眼睛活动转变成蓝光和绿光，并将它们投射到一台荧光闪闪的动态显示器上。志愿者根本想不到要在表演区外面睡觉，所以他们会被搞得非常疲惫，从而在指令下入睡。该实验偶尔也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一个精疲力竭的参与者深信霍布森试图通过脑电图机给她洗脑。不管怎样，霍布森通过“梦想舞台”巡回展览告诉大约30 000个参观者梦境只是生物学的产物而已。
在霍布森忙于发动攻势反对弗洛伊德梦境理论的时候，另外一种形式的的疗法出现了，它基本上不再关注象征物和无意识。心理分析过程冗长而昂贵，但新的认知行为疗法（CBT）在科学研究方面是有针对性的、注重结果的和理性的。一般来讲，传统的精神病科医生可能会花数年时间接触他们的患者，重新触碰童年时代的创伤，并通过对潜意识潜在地、无尽地挖掘来分析他们的梦境，而认知行为治疗的执业医师只关注当前；他们的目标只是通过培养健康的习惯和摒弃有害的习惯来帮助患者治疗抑郁症或神经症，但并不追溯这些习惯的源头。另外疗效显著、廉价的抗抑郁药和抗精神病药开始上市销售，这也让任何形式的谈话疗法似乎变得可有可无。
到了20世纪80年代，将曾经备受尊崇的弗洛伊德理论斥为伪科学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女权主义者攻击他以男性生殖器为中心的理论和对女性的人身虐待。很多理论心理学家恨不得变成真正的科学家，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职业因争议而受到玷污。“当心理分析领域四分五裂时，梦境研究也逐渐被边缘化。”心理学家梅格·杰伊（Meg Jay）说道。有关弗洛伊德和无意识的讨论被从精神病学的权威书籍《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剔除。梦境研究的联邦科研经费也逐渐减少。
令人唏嘘的是，早在19世纪80年代，这一领域便被美国灵魂研究协会确立并最终积累了高涨的人气。自19世纪以来，随着偶尔有机构对超自然现象调查表示支持，灵魂学抓住各种机会悄然成长起来。1912年，斯坦福大学就所谓的“心灵感应”开始实验室级别的研究。又过了十几年，杜克大学设立了灵魂学中心，前植物学家约瑟·班克斯·莱因（Joseph Banks Rhine）借助实验心理学的新技术将它们应用到灵魂现象的研究中。他的同事们找到有故事的人；那些人相信他们可以在睡觉时相互交流。例如，有这样一对朋友，他们声称同时梦到在一片着火的森林里相遇。由此可见，共享梦境的存在被当成了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并存的证据。
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正当心理学家面对梦境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得益于文化开放和精神实验的氛围，这一领域却爆发了。开放的西方人想尽一切办法抛弃陪伴他们成长的价值观，开始涉猎东方哲学、瑜伽、佛教和冥想。1979年，来自纽约的微生物学家乔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在马萨诸塞大学开办了减压门诊，指导医院疼痛门诊患者修炼正念和冥想。受人类学家到各地采风的启发，美国人开始组织完整体验原住民仪式的活动。那些探索者试图在汗蒸小屋（加热到改变情绪的温度）内净化自己。他们阅读寻找幻境的文字并深入森林寻找属于自己的图腾动物。历史学家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在《追梦人：主流美国社会如何发现本土精神》（Dream Catchers: How Mainstream America Discovered Native Spirituality）一书中写道，美国原住民因“顽强抵抗白人政权和维护共同的传统价值观”而感到荣耀。“并不奇怪的是，一个充满乐观的新印第安主义（Neo-Indianism）新时代应当属于1965年后的10年，这期间发生了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暗杀和城市骚乱、汽油短缺和危险的生态灾难……纵观美国历史，在充满精神错乱和危机的时代里，浪漫的印第安人形象是最受追捧的。”到访美国西南部的旅游者都喜欢购买原住民的小摆件和工艺品。儿童用羽毛和纱线精心制作追梦人。
与此同时，在学术领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都设立了灵魂学实验室。中央情报局资助秘密研究将超感知觉武器化的可能性。1962年，布鲁克林著名的迈蒙尼德医学中心精神科主任蒙塔古·乌尔曼（Montague Ullman）说服其雇主设立一间研究超自然梦境的实验室，乌尔曼制定了复杂的章程，相信怀疑者在这里找不到批评的地方。他筛选了具有通灵能力的志愿者，只有50%的人通过测试。每一个信心满满的被试在初赛时都必须在睡眠实验室里睡一个晚上；与此同时，一位研究助理死死盯着12幅图像中的一幅，并试图将其投射到被试的大脑里。第二天早上，被试被要求从全部备选图像中选择最符合自己梦境的目标图像，并根据符合程度按降序排列。只有目标图像进入前六的参与者才能进入真正的实验中。
那些通过这一筛选的人要首先体现出自己的通灵特长，至少能做到在实验室里睡着觉；这时研究人员会坐在另一个房间里，专注于随机选择的一幅图像，并试图通过传心术传输它。当机器显示志愿者已经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时，一位监督员会唤醒他并问他梦到了什么。实验结果显示，按照乌尔曼的标准，在超过60%的时间里，报告的梦境与目标图像相匹配。例如，一个有关进餐的梦境可以视为与一幅反映《最后的晚餐》的绘画相匹配。在其最著名的一个研究项目中，乌尔曼与同事斯坦利·克里普纳（Stanley Krippner）和查尔斯·昂纳顿（Charles Honorton）在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的一场音乐会上，请2000位观众尝试把一幅图像（一个打坐的人，沿其脊柱排列着明亮的能量中心[6]）传输给马尔科姆·贝桑（Malcolm Bessent）。贝桑是一位自封的通灵者，正睡在他们的实验室里。贝桑报告的梦境是一个人“悬浮在半空中”并提到了“脊柱”。乌尔曼认为这个实验是成功的。
在另一项研究中，精神病学专家凡·德卡斯尔在乌尔曼和克里普纳的实验室里做了八个晚上的实验。令其感到特别骄傲的是，一天晚上一位研究人员正在全神贯注地盯着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的油画《哥伦布发现美洲》（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by Christopher Columbus）。这幅画表现少年哥伦布踏上新的海岸，在其身边飘扬的旗帜上，头顶光环的圣母马利亚双手紧握。凡·德卡斯尔当晚的梦境包括“某个相当年轻的男性形象”“一个来自大西洋城或大西洋海滩的女人”和“身穿白色罩袍的人”。鉴于德卡斯尔的表现如此成功，乌尔曼和克里普纳便给他取了一个“感知王子”的绰号。
“回顾过去，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获得了普遍认可，”克里普纳最近表示，“我们在睡眠、梦境和心理学等专业会议上，可以毫无障碍地发表论文。”20世纪70年代，迈蒙尼德医学中心的研究团队收到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一笔拨款——想获得这家机构的资助可不容易。“65%的自发超感知觉体验发生在梦境中。”其中一位首席研究人员告诉《纽约时报》记者。该记者对此深信不疑。
在同时代的欧洲，精神病学专家正在尝试利用梦境预测自然灾害和全球事件。当威尔士一个矿区小村落艾伯凡发生一场灾难后，最早的“预兆局”在伦敦成立。1966年10月一个星期五的早上，堆在附近小山上的一座巨大的煤矿尾矿堆发生坍塌，摧毁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吞噬了一百多名儿童的生命。整个英国社会陷入悲痛之中，人们也由此了解了这场悲剧，一些人声称在数天或数月前已经感觉到会发生某种惨祸。
一听到这起矿难，英国精神病学专家约翰·巴克（John Barker）——很多年前便对超自然现象产生了兴趣——便在第一时间赶到艾伯凡，试图发现是否真的有人预测到了这场灾难。他在英国媒体上发布广告，有76人写了回信并附上了他们感受到预兆的故事，其中有大约一半的预兆发生在梦里。整个英国都有人告诉巴克有关孩子在建筑物中遇险或在雪崩中丧生的噩梦。一名10岁时死于滑坡的女孩的母亲说，在事故前一天女儿一口咬定，她从一个噩梦中醒来并回忆了梦中的情景：“我梦到自己去上学，但学校不见了。某种黑色的东西把它完全笼罩了。”另一个女人说那天晚上她梦到一团黑色的东西渐渐渗入村子的学校里。巴克在《英国灵魂研究协会会刊》（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上发表了他的调查结果——很多人感觉不可思议——并发出战斗号令：为了避免下一次灾难的发生，应成立一个机构系统收集梦境并从中寻找警告信号。他和一位科学作家主动请缨，准备成立英国预兆局，并于次年在纽约成立了一间相同的机构——中央预兆登记处（the Central Premonitions Registry）。
在这一狂潮中，彼时某些最杰出的人士都被卷了进来。从1964年10月中旬一直到1965年1月初，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仔细梳理了自己做过的梦，希望证明它们包含有关未来的暗示。他的计划受到了一本名为《时间实验》（An Experiment with Time）的书的启发。该书的作者是一位英国工程师，他辩称时间可以回溯，而且在梦中，我们把“睡眠中的身体留在一个宇宙中”，却到“另一个宇宙中去漫游”，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穿梭，重温过去的记忆，瞥一眼将要发生的事。按照这本书的观点，梦境是由“以一种近乎相等比例的过往经历的影像和未来经历的影像混合在一起”构成的。
纳博科夫希望冒险进入这一奇妙领域不足为奇；他从未把睡觉看成理所当然的事。在自己的一生中，他始终在与顽固的失眠症做斗争，甚至强效安眠药都拿它没办法。一天晚上，他在日记中记录去了九次卫生间。另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值得纪念的事：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他终于连续睡了六个小时。
纳博科夫有长期记录自己梦境的习惯，他的夜晚极度活跃，他的描述特色鲜明、文采斐然：“在厄运连连的半梦半醒间，看到一道道散乱的微光透过百叶窗的板条；记得在两次深度睡眠之间产生了丰富而怪异的幻觉。”其中一些梦境是常见的场景：丢了行李或者没赶上火车。其他梦境则反映了他尽人皆知的关注点，如蝴蝶、文学和禁忌性爱。在一段“极度色情的”梦境中，他注意到自己的妹妹特别年轻、慵懒。他与托尔斯泰一起喝茶，还举着一柄大勺子追逐蝴蝶。在反复出现的梦魇中，他发现自己“被一群好玩的蝴蝶包围了”，手头也没有网，便徒手去抓它们。
没过太长时间，纳博科夫便等来了他所认为的积极结果。开始实验没几天，在10月17日的晚上，他梦到与一家省级博物馆的馆长会面。两个人坐着闲谈，桌上摆着一个托盘，盘内装着一种罕见而珍贵的土壤，这时纳博科夫意识到——细思极恐——在他们说话期间，他一直在漫不经心地小口吃那些样品。三天后，在10月20日早上，他打开电视机，看了一部介绍土壤科学的科教影片——地质学家正在分析一托盘装在“开胃小食袋”里的样品。他认定这部影片便是此前梦境的源头。在他看来，真是“太清楚不过了”。
不过英国学者休·卢埃林（Sue Llewellyn）认为，考虑到我们的梦境都有可怕的预见性，上述案例还不算很疯狂。当我们做梦时，我们的大脑在快节奏地工作，处理我们拾取的信息片段，并把它们用于预测未来。“如果事件存在联想模式，它们可以被用于预测接下来发生什么，”卢埃林在《万古》杂志上写道，“一些模式是不可抗拒的和合乎逻辑的。例如，昼夜交替……一些模式则不太明显。我们称之为‘概率性’（模式），因为它们只是基于具有共现倾向的事件，所以我们无法那么自信地预测它们。”卢埃林解释道，当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善于发现合乎逻辑、不可抗拒的模式”，而“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擅长发现不太明显的或预测概率性事件的‘遥远的’联想”。
我们在睡觉时会接收巨量信息，所以如果有意识地去思考的话，肯定是不堪重负的。这里是直觉的领地和知识的王国，我们拥有知识但不知它们源自何处。有时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提示：几乎无法察觉的威胁即将来临，我们的心跳加快，或脖子后面的头发竖了起来。有时，我们的本能在梦境中大展拳脚，从仅仅是预感转变成希望引人注目的生动故事。
确认什么时候该相信它们，与其说是一门科学，倒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对于那些可以讲出一个重要梦境和一个巧合之间差别的人而言，梦境可以提供一个救命的早期预警系统。1933年，德国出生的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似乎预见性地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并前往美国。他曾经说过，他的噩梦帮助他认识到国内正在酝酿的政治危机的严重性。“实际上，几个月前我就梦到了……醒来后感觉我们的生活要被迫发生改变了，”他说，“在意识清醒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逃离这种最糟糕的状况，其实我的潜意识更敏感。”很多普通德国人也是在梦中早早地感觉到极权主义的幽灵。从1933年希特勒开始担任德国总理到1939年德国记者夏洛特·贝拉特（Charlotte Beradt）本人逃亡美国，她采访了300多位同胞，其中包括很多犹太人，以便了解他们的梦境。在这个限制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了保证自己的调查安全进行，她发明了一种秘密的简约表达法——希特勒是汉斯大叔，戈林是古斯塔夫大叔——把使用代码撰写的梦境报告拆散，并把它们邮寄给国外不同的朋友。大概又过了20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是一本已被人遗忘但很吸引人的书，名为《梦境中的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of Dreams）。
在贝拉特的项目启动之初，希特勒的种族屠杀计划还不为外人所知，但他的采访对象在梦中已经注意到那种若隐若现的危险。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指出，1933年，也就是希特勒刚刚掌权的时候，很多这样的梦境被记录下来：“梦者似乎早早就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梦境显示人们隐隐约约害怕失去隐私或对无法理解的官僚政治感到气愤。”一位中年医生梦到自己躺下来，捧着一本书休息，却看到自己公寓的墙壁蒸发掉了。德国每天弥漫着一种新的恐惧感，让国内氛围异常压抑。一个家庭主妇梦到自己的烤箱变成了一台监听设备，并重复她在旁边所说的一切。一个菜贩梦到一个沙发垫做出了不利于他的证明。一个人梦到自己的收音机开始反复发出刺耳的高音：“以元首的名义，以元首的名义。”
尽管梦境可以帮助我们在危险明朗化之前识别它们的苗头，但看上去有预知能力的梦境通常经过统计后才能解读。我们有那么多的梦境——一晚上大约会做四个梦——偶尔在梦境和现实生活之间发现某种相似之处实在不足为奇。在《不可思议的心理控制实验》（Paranormality: Why We See What Isn't There）一书中，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估计，从15岁到75岁，普通人在21 900个晚上会做大约87 600个梦。但即使拥有卓越梦境回忆能力的人也会忘记自己的很多梦，除非他们在白天遇到了强化他们记忆的事。因此，怀斯曼解释道：“你做了很多梦，还遇到很多事。在大多数时间里，梦境与事件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就忘了它们。然而有些时候，某个梦境会与其中某个事件相符。一旦这件事发生了，你突然就会回忆起这场梦，并让你自己相信它已经神奇地预测到了未来。实际上，只是概率论在起作用。”
预兆局从未张罗着预测任何事情，没过几年就关了门。一代又一代的心理学家试图重复乌尔曼和克里普纳的发现，但没什么效果。克里普纳已是85岁的老人[7]，但依然精神矍铄，经常到世界各地旅行，宣传超自然梦境的力量，指责电磁干扰屏蔽了他的接班人的通灵电波。“看上去很棒，但它却摆脱不了自由响应研究的通病。”苏珊·布莱克默（Susan Blackmore）说。她写过几本有关意识和通灵学的书。当人们报告自己的梦境时，会生成如此之多的材料，所以难免有一两个意象与目标相似。“它太依赖随机选择方法了。除非你穷尽随机选择的可能性，否则你不会知道这个梦是否预测准确。”
然而，稀缺的梦境资源有时依然对不确定理论的研究有吸引力。1983年，欧洲作家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爱丁堡大学凯斯特勒通灵学研究中心，这间英国研究机构一直坚持到现在。现任主席卡罗琳·瓦特（Caroline Watt）在任期内将该中心的关注点从通灵现象是否存在转移到更有意义的问题上——为什么那么多人顽固地相信他们所做的事。在一项最近的研究中，她发现如果有人相信预知未来的话，他们更有可能说一段视频与他们的梦境相似；这种信念自身得到强化，促使人们注意到梦境和随后发生的现实生活事件的相似性。瓦特的另一项研究显示，我们人类倾向于忽视与我们的假设存在矛盾的事情，这种选择性记忆有助于在超自然梦境中永久保持这份信念。那些读过一本梦境日记和由同一个人记录的常规日记的人更有可能记住符合现实生活事件而不是与其相悖的梦境。
梦境通灵研究的宣传效果好过受到的支持。对于少数分道扬镳的研究人员而言，伪科学、梦境和过时的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联系控制了文化想象力，甚至使他们更难从事不再流行的梦境科学。
[1]盖伦是古罗马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2]美国心理分析小说开创者。——译者注。
[3]奥古斯时代的古罗马诗人。——译者注。
[4]1英里≈1.609千米。——译者注。
[5]一部根据18世纪一位美国拓荒者的经历拍摄的电视剧。
[6]能量中心也称“轮穴”，这一概念源自古代印度的瑜伽。——译者注。
[7]此处是以作者写作本书的时间为基准的。克里普纳出生于1932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