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臆论》序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论及萧统《文选》时说：“词章中一书而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然成‘许学’者，惟有‘选学’与‘红学’耳。”近三十年来，我的研究几乎都是围绕着“文选学”而展开的，对此一领域的深浅，多少有所感知；连带而及，对于某一专门之学问，如“红学”等，也多怀有敬畏之心。

更何况，从我粗识文字时起，“红学”似已为显学。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古典文学名著成为禁书，唯有“红学”一枝独秀。据我所知，当时稍有文化的人，几乎人手一套。当然，那个时候对于其中的奥秘还不清楚，我只能听信别人的解说。80年代前期，我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周绍良先生来校讲学。我听说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署名“一粟”的《红楼梦卷》就出自周先生之手，敬佩至极，就和同学们去拜访他。当时，我就像一个记者似的，围绕着怎样收集“红学”资料，怎样进入“红学”领域等，提出了很多现在看来十分幼稚的问题。其实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即如何做学问。在我心目中，能够编纂这样的书，该有怎样的学问啊！周先生当时是怎样回答的，我现在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而且后来自己也未曾涉猎“红学”。但当时那种求知若渴的精神状态，尽管过去二十多年，至今想来依然心潮澎湃。

我之所以提及这段与“红学”有点关联的往事，乃缘于案头摆放着这部《红楼臆论》的书稿。尽管与“红学”隔绝多年，读了这部书稿，我完全可以从中看到作者多年潜心研读的艰辛与收获。每立一说，多自抒胸臆；每下断语，也多基于对《红楼梦》的研读体悟，探幽入微。譬如，《〈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下落》《点题人物秦可卿》，显示其见解的独特；《从甄士隐看小说代言人形象的衍变与走势》《从高鹗续书看中国小说的劝诫情结》，说明其功底的深厚；《“丫头”“姑娘”“姐姐”辨——论《红楼梦》中年轻女子的称谓》《只见“姨妈”，不见“姑妈”——谈贾府的亲戚结构》，可见其思维的敏捷；而《神似与形似——从“红楼”英译谈古诗翻译》则体现作者对于英语与古诗的融通理解。在学风浮躁，甚至抄袭成风的状态下，我为作者出版这样一本真实而干净的学术论著感到欣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以其清新的笔调，把我们带到“红学”世界，又一次唤起我们重读原著的强烈兴趣。一部严肃认真的研究著作，能够有这样启迪心智的作用，不正是我们每一位研究工作者心驰神往的境界吗？！

我与《红楼臆论》的作者陈建平是三十年前南开大学的同窗。在我的印象中，她话不多，总是埋头苦读。而我在班上，年龄偏小，更是不起眼。后来我们选修王达津先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课，考试成绩还不错，这才注意到彼此的兴趣原来都在古代文学。也许正是这种性情所致，毕业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对寂寞清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我先在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任教，后来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建平则任教于天津河西职工大学。尽管我们平时联系很少，但我知道她无心于仕途与名利，二十多年来在克尽教职的同时，徜徉在“红学”之途，积铢累锱，成果殊多。虽然我的学术兴趣主要在先唐代文献，对于古典小说没有发言权。但是如果别人问我：“你对陈建平的学问如何评价？”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她是七七级的学生，一直在学术领域辛勤工作。”这一句话足以说明她的学术追求，她的艰辛探索，还有她取得的成就。因为“七七级”这个词，已经代表了一代人对于光荣与梦想的苦苦追求。

正是看在同窗四年的缘分上，陈建平完成《红楼臆论》之后，首先就想到了我这个同窗和同行，便来信索序于我。这叫我很感动，当然也很惶恐。毕竟，我是“红学”外行，且学无所成，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这些天来，捧读书稿，恍逢故雨，于是拉拉杂杂写下了这些文字。如蒙建平老同学不弃，权作抛砖引玉的引子吧。

（《红楼臆论》，陈建平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