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丛书的研究架构和重心

为构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说体系，经济理论必须一方面来自人伦日用，另一方面又超越经验而上升到超验层次。显然，这就对理论的逻辑前提和逻辑关系提出这样两点要求：（1）经济行为主体不能还原为相互冷淡的原子个体，而是应该与人性发展保持历史的、逻辑的一致；（2）经济行为逻辑不能等同于物理或数的形式逻辑，而是要考虑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的行为逻辑。同时，通过对逻辑关系和逻辑前提这两大维度的审视，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两点事实：（1）越是早期的经济理论，逻辑关系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2）越是数理化程度高的经济理论，逻辑前提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所有经济理论都是在特定时空下提出的，其假设前提往往具有历史局限性。因此，现实问题意识就要求注重对理论的逻辑前提进行反思。有鉴于此，本丛书努力跳出现代主流经济学常规范式的桎梏，从熟视无睹的社会现象中反思和审问既有理论，进而重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的现实不相关性”命题，尤其集中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的理论硬核——经济人假设。

（一）本丛书的内容框架

任何学科都需要首先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进而衍生出相应的研究方法。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根本上就在“人”。休谟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希望借以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一旦被掌握了人性以后，我们在其他各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1]进而，奥地利学派甚至将经济学等同于人类行为学，并集中探究人类计划以及源自这些计划的行为。

有鉴于此，经济学的根本议题就在于探究真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机理，考察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类互动方式，探析行为互动所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这又需要转向社会制度的研究，通过完善游戏规则以及增进社会信任和伦理认同来引导社会行动，促使人们采取与社会整体利益相一致的行为方式。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本丛书致力于考察真实世界中的人性，从具体的人伦日用中提炼人类行为的一般机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显然，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来说，“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体现出更为合理的人性假设，从而构成了本丛书的核心术语。正是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现实社会中人们何以无法合作、如何才能合作以及社会合作的形态等，由此可以对整个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进行反思。

第一，社会科学理论所基于的假设前提往往会因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个人知识结构而滋生出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缺陷。具体而言，（1）每个时代和社会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和环境，因而社会科学理论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社会性；（2）每个人的认知都会受制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因而社会科学理论所依赖的假设就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修正。相应地，理论发展首先要根据社会历史环境变化对其假设前提尤其是核心假设进行完善。本丛书基于现实问题意识来引发对经济学体系所根基的经济人假设进行解剖。

第二，核心假设的确定和修正并非先验或臆想的，应该遵循一些基本要求。这包括两大具体方面：（1）充分借鉴奥卡姆剃刀原则，将原来过多的假设条件逐渐删去，使得相关理论能够经受得起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检验；（2）社会科学在应用奥卡姆剃刀原则时尤其需要注意假设抽象化的限度，防止理论与现实发生明显背离，无限度的抽象实际上也会使理论丧失经受波普尔意义上的证伪特性。相应地，对人类行为的合理抽象应该兼顾嵌入在人性中的双重内容。本丛书基于这一原则来修正经济学的人性假设。

第三，经济人假设的问题在于，它仅仅体现了人性中的动物性本能，而没有反映人类特有的亲社会性；进而，它只是体现了孤立状态下的工具理性，而没有反映社会关系中的交往理性。相应地，经济人分析范式主要适用于工程学领域，适用于分析孤立的个体行为，而难以解释和解决社会合作行为。相反，通过契合基于动物性的本能诉求和基于亲社会性的手段选择，就可以获得“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这是对人性所做的更为合理而可行的抽象。本丛书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解析真实世界中的社会互动。

第四，经济人假设和“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在人类社会中往往会内化为人的偏好以及凝结成社会规范，由此而孕育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和文明。其中，根基于工具理性的经济人行为与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相通，由此导向物质文明的偏盛和武力争夺的兴起；相反，嵌入价值理性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将带来浓郁的集体主义文化，由此孕育出对社会和谐和精神文明的关注。显然，这两大取向充分体现在中、西方社会中，从而形塑出特质相异的两大文明。本丛书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探究文明的合作性本质及其异变。

实际上，林毅夫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研究一个经济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但使用的却是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构建的理性经济人分析方法。问题是：人的理性及其行为本身是否具有结构性？进而可以做这样的延伸思考：经济结构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发达国家经济是否存在结构性？结构性是否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会有何差异？理性经济人能否为结构经济夯实微观基础？显然，这一方面需要借鉴社会学中的结构主义分析，需要从市场结构、人口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以及法律制度等方面来探究人的行为，由此深入个体意识和主体间意义背后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则需要深入辨识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理性内涵和特征，而不能设定一个先验的假设并由此做抽象的推导而获得对社会的论断。根本上说，社会经济现象是人类行为及其互动所衍生的，经济学也就必须关注“人”，必须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性及其行为方式。

这套丛书指出，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理性包含了三大内容：认知力、意志力和亲社会性。显然，这三大内容在不同个体身上的量度和比重往往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就决定了人类的个体理性呈现出结构性，进而导致人类的行为方式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序性，由此塑造出各种社会经济形态。进而，通过对真实世界中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的探索和梳理，本书还提炼出了人类行为的一般机理：为己利他，由此也就可以确立对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类行为的分析框架。这种人性观和行为机理具有这样的双重意义：（1）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此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经济现象，因而也就应该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微观行为基础；（2）它也与亚里士多德、斯密等西方大哲的认知相通，并且已经为目前行为经济学的大量实验所证实，因而也就可以为现代经济学体系的优化和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微观行为基础。

最后，要指出的是，任何流派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流派，之所以有其自成一体或者更为完善的学说体系，根本上就在于它采用了不同于其他或以往的新的哲学思维，进而确立了新的分析方法和出发点。相应地，新结构经济学要为结构分析夯实逻辑基础、进而构建具有学理性的学术体系，也就需要有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和分析框架。显然，基于人性结构（有限理性）和权力结构（人际相异性）的结合并由此展开具体问题的剖析，我们就可以揭示出所有现实社会经济的结构性，不仅包括新结构经济学集中剖析的转型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且可以剖析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结构问题；不仅可以揭示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因，而且可以甄别各类结构形成的不同机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结构经济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和推广，也就应该将人性及其行为方式的结构性纳入研究框架，这就如庞巴维克将门格尔的边际思维从财货拓展到时间而形成迂回生产说、并由此大大推进了奥地利学派一样。

（二）本丛书的研究重心

本丛书侧重于从假设前提尤其是作为行为基础的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来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它从具体的人伦日用中提炼人类行为的一般机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进而以此来对真实世界中的行为互动以及相应规范进行深入考察。这些研究内容分别体现在本丛书的不同专题中，这里做一简要介绍。

第一，《关注“人”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定向批判》。本书主要目的在于确立经济学科的本质特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进而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地位进行审视。为此，本书展开对经济学说史的系统梳理，并由此考察经济学科的演变轨迹及其相应的时代背景。一方面，集中于经济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演化轨迹：在内容上，主要考察边际革命引起的争论以及变革时的社会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同质化均衡和异质化演化的差异及其形成背景。另一方面，致力于对经济学应然面目的揭示，由此来深刻辨识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性：它是具有限度的抽象，并且要逐渐回归具体；进而，致力于沟通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对应性，由此推动经济学的合理化发展以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

第二，《经济分析的行为基础：现代经济学的硬核批判》。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真实世界中的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由此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硬核进行审视。为此，本书对经济人假设的形成和确立做了系统的学说史梳理，考察了其在经济学中确立起支配地位的演化过程和历史背景，剖析了其主要特征以及经济人模型化分析的内在缺陷。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沿袭主要根基于自然主义和工程学思维，由此却混同了人处理自然物的工具模式和与社会互动的行为模式。究其原因，真实世界中的社会互动所依据的主要是交往理性而非工具理性，具有强烈的亲社会性而不是经济人的无伦理性。相应地，通过剖析社会互动的行为特征及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理性内涵，就可以提出更为合理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由此替代“经济人”而作为经济学的硬核。

第三，《协作的策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博弈思维》。本书主要目的是探寻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互动行为及其策略思维，由此来推动合作博弈的发展。其实，现代博弈论面临两大问题：（1）在社会实践中如何避免低收益水平的囚徒困境？（2）在理论上如何解释社会现实往往要比推理结论更优的现象？但主流的非合作博弈迄今为止并没有有效解决这一点，由此就带来博弈论研究的转向——寻求协作的策略。要从理论上加以逻辑分析，根本上涉及对现实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的理解，也涉及对人类理性内涵的理解。一般地，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性就在于，他能够考虑长期利益而抑制短期私欲，因而认知力和意志力就成为人类理性的重要特征。同时，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类个体，不仅关注自身，也会关注社会和他人利益，因而亲社会性也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特征。正是基于由“认知力+意志力+亲社会性”构成的人类理性，人们在日常社会中更倾向于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显然，按照这一行为机理，人们在采取策略行为时往往会纳入他人利益的考虑。这不仅体现了人类互动行为中的交往合理性要求，而且也有助于促进个体行为协调和社会互惠合作，从而为协作策略提供了思维基础。

第四，《合作的文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社会规范》。本书主要目的在于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探寻人类文明和社会规范的根本特性。一般地，“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扩展和沉淀，逐步孕育出为社会成员所遵守的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社会伦理的不断沉积和凝化，又会在更大地域乃至世界范围内被接受而最终孕育出人类文明。因而，伦理道德和人类文明都内含了人类认同和合作倾向。正是基于“为己利他”行为逻辑，本书挖掘了应然伦理的根本特点，进而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被实施的广度和深度中认识伦理的实然形态；同时，本书又剖析了人类文明所内含的合作性本质，并对文明的现实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行考察。事实上，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本书系统剖析作为应然的规范伦理和作为实然的元伦理，通过引入伦理的内生性考虑将两者沟通起来；由此，就可以更深刻地把握文明的实质，更清晰地界定文明的起源：人类文明根源于社会伦理的扩展，亲社会性以及生成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则是人类文明的微观基础，因而人类文明从本质上说就具有合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