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唯物史观与中国发展理论体系框架的提出
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具有方法论指导作用，这一点定位，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进入19世纪后，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形成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方法，如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新历史考据研究方法、“新史学”研究方法，与这些方法相比较，唯物史观既与它们有相容之处，不是完全对立的，同时又有着自身非常不同的特点。从时间历程上看，唯物史观的方法已经提出并应用了一百多年，至今仍是史学研究领域中的科学的、有效的方法，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一 中国共产党选择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
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现象与规律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既是历史学领域的基本理论方法，也是指导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唯物史观，并以之指导中国社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
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诚信仰，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与应用的组织保障。同时，中国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则赋予唯物史观以伟大的社会实践意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发展，最终应提升到社会发展理论体系的探索和建构层面，只有这样，它才能具有普遍的价值意义，才能成为可以贯彻于社会研究中的原则。
从近代以来，建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里程碑。建党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随之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思想进行治国理政，改革开放是坚持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回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它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是中国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继承与实践。
19世纪末，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中的唯物史观内容也被先进分子所宣传、接受。1903 年，留日学生马君武较早注意到了唯物史观的重要性，他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说“马克司（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9]，他认为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称马克思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1905 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简要介绍。此外，日本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英国社会党主席汉德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也译成中文出版，在宣传唯物史观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后，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学派等，较早主动地译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虽然他们是有选择性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不够全面，但希望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社会问题，成为传播唯物史观的主要力量。
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传播出现了一个新高潮，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人对唯物史观方法论科学性的认识。代表人物是李大钊，他主要宣传唯物史观，在解释唯物史观时特别注重方法论。1920年，李大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推动着唯物史观在中国进入全面系统的传播阶段。随后，李大钊又相继发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尝试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1924年5月，李大钊作《史学要论》一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1924年，蔡和森作《社会进化史》一书，15万余字，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结合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并融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主要观点，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引用中国案例加以说明，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做了思想准备，被看作中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方法写成的社会发展史著作。这两本书对唯物史观的概括和总结，超越了此前任何学术组织与政治力量对唯物史观的传播水平，这表明唯物史观正以内容上的科学性，快速发展为一股较为强劲的思想潮流。20世纪学术界能自觉强调、凸显唯物史观“方法”的重要性，李大钊为第一人，他把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矛盾和群众史观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这一点，直接开启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将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科学方法”的先河。
一旦认识到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的科学价值，中国共产党就毅然倡导以此为遵循，践行和体现它的科学性与指导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主要还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时，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发展，便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此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发展就行进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道路上，形成了史学理论的方法运用和中国具体问题研究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史观的内容与方法，将其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论取向，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发展观念。
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既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也为世界上渴望实现民族独立、期望实现社会发展的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近代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唯物史观，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首先，唯物史观满足了先进分子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需求。这一需求最初指向西方社会，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发展的真理。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资本主联合侵略中国，学习西方的可能性失去了。20世纪初，随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唯物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发展观念，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具有直接现实指导意义的科学方法。这一模式，为中国先进分子打开一扇新的窗口，那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救中国。
其次，唯物史观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它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用、私有制的起源、阶级斗争的作用、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等理论，具有辩证性和说服力，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具有相似之处，中国人接受起来并不隔阂与陌生，反而能够较为信服地接受，并能自觉将其作为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理论武器。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初期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先进知识分子与这一理论就结下了深刻渊源，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特点和趋势具有深刻的影响，在激烈的社会革命、社会变革、社会建设中，唯物史观的内容与影响也在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从早期传入到广泛传播，从宣传介绍到接受运用，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扩大自己影响力。按照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革命与建设是一个唯物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中国最大的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得出的基本判断。当前，对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方法论的探索远远没有结束，我们有必要不断重新考察它的方法论内涵、具体要求，并在新时代的中国继续充实与发展它。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思想的演进
虽然唯物史观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理论并未对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发展给出具体的行动方案和建议。遵循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为发展策略，实现了社会的全面变革和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发展的理论体系。这个发展理论体系无疑是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方法的，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唯物史观，而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结合具体的中国国情所形成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凡一国之发展思想落后必导致一国之发展实践长久落后，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事实。一个发展理论在国家综合国力提升中的地位和作用，既受到世界国际格局的影响，也取决于自身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实践状况。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发生过深刻的调整和变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具体来说，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思想的奠基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创立与发展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形成阶段。
（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思想的奠基阶段：1949—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使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面对西方国家施加的强大压力，新成立的中国政府，主要以苏联社会发展模式为模仿对象，在有限的战略空间内积极谋求自身发展，为维护新中国的主权独立、加强工业化建设水平而努力。具体来说，主要发展措施有：第一，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方针。1949年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工业体系和技术，只有一些残破的造船厂、发电厂，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缺少技术、工人，工业产业几乎为零起步状态。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五”计划，按照“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以支持和保证国家工业化建设。第二，推动国家公有化建设。自1953年开始，中国农村合作化道路开始，以农民自愿为原则，逐渐推进。同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步进行，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与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转入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6年年底，全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从体制上保证了重工业的快速发展。
工业化和国有化的发展政策，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富有前瞻性的科学理论。如果没有工业化，中国的工业产品的消费市场就会被国外产品垄断，国家安全也就受到威胁，如果不推进国有化，工业化就难以为继，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没有说服力。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农业国有化发展程度提高，与工业化道路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农业发展为工业发展服务，农业成为国家工业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支持力量，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漫漫长路，也是新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典型特征。实践证明，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从多年的战乱中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有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相对合理的国民经济体系，一定水平的工业规模，能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大国之一，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的工业化发展理论功不可没。不过，由于没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面对西方国家封锁形成诸多发展瓶颈，重工业优先发展，工业化的积累压缩了生活开支，造成经济发展不稳，人民生活改善有限，长期存在着普遍贫穷的事实。
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史观，最先提出了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的框架，对社会发展的共同性和特殊性问题的认识有独到见解。他熟悉中国历史，1919年，他较早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著作，逐渐成长为中国第一批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10]。毛泽东同志用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工具，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规律，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与性质，科学阐述了中国近代革命的任务、目标、对象、动力等一系列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历史主义分析方法，指出要尊重中国历史的辩证发展，他说道：“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1] 这说明，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原则，是一种科学分析历史的方法，能够为近代中国的国情分析提供科学依据。
毛泽东同志对唯物史观的最大建树，在于重申了马克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立场。他把这一观点与中国革命宣传结合起来，具体化为“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对群众负责、一切依靠群众与向群众学习。毛泽东同志灵活运用了唯物史观，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树立了光辉典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创立与发展阶段：1978—2012年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丰富、成熟与完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工业上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农业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体来说，主要发展措施有：
第一，优化工业化发展结构。除了继续坚持重工业发展之外，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也被提上日程，注重以轻工业增长为主导，采取改善人民生活第一、工业全面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体现了工业发展结构的全面性，使重工业、轻工业相互促进、结构协调、同步发展。
第二，开展国有企业改革。通过解除国有企业全面公有化的单一机制，鼓励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发展，积极引进外资投入，极大地解放了国有企业的生产力。在多种经济成分的推动下，以家用电器和日用消费品为中心，中国进行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消费改革，社会发展活力大大增强。中国经济在规模、技术、资金、人才、信息、渠道、体制等方面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丰富化。
第三，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理论上纠正了对社会主义的偏见，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让中国人民富起来，而富起来的任务就是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最直接的成就就是使中国总体上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社会。
邓小平同志非常善于运用唯物史观解决实际问题，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等，阐述得十分透彻。1975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不但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还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深刻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等科学论断。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利用唯物史观，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邓小平同志强调唯物史观对中国发展的指导意义，说道：“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2]。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过不同时期的曲折与倒退，这正是违背唯物史观的原则造成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及时地依据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体现了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的自觉性。
此后，江泽民同志依据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文化学说与群众观点，将其与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强调指出：“如果头脑里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可能以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来认识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13]他把唯物史观的地位上升到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以及指导思想紧密关联的高度，构成“三个代表”这一完整的理论体系，科学地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胡锦涛同志将唯物史观与科学发展相结合，坚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史观对社会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努力提高探索解决新时期基本问题的本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两个发展理论，都表达了一个明确的宗旨：唯物史观是用来说明现实、指导现实的，这就为中国在21世纪的社会发展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它们对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都有涉及：如何处理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地位问题，如何处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怎样对待生态文明的问题，如何处理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都做了精辟的论述。
可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果断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发展成为新时期中国的主题。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是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现代社会发展体系的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指导下，勇于抛弃意识形态笼罩下的陈旧理论，不断调整发展思路，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范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再度点燃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激情，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为什么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论述和思想，让市场经济全面取代计划经济，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社会发展引进了现代企业制度，资本市场开始崛起，开创了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渊源，为我们冲破政治意识形态羁绊、走向科学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扭转了学术界对发展理论的“妖魔化”“牛鬼蛇神化”的研究路向，推动着唯物史观视域下发展理论研究走向更加宽容、客观、科学的方向。
在前30年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发展，逐步消除了计划经济的体制弊端，形成了市场经济下的有效激励机制，推动资源重新配置，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经济被局限在工业化的狭窄空间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占据着主导地位，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其他发展领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工业化道路无法创造出足够的财富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无法满足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形成阶段：2012年至今
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不曾有过的深刻转折。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封建主义发展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所代替；1978 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社会发展理念的变革，在本质上都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作为西学东渐中的理论，中国主动选择唯物史观，不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表现出的鲜明的时代特征，直接影响到21世纪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提出。
发展理论只有在实际运用中才能有所发展，才能得到升华，并逐步形成有系统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和新挑战，中国人民对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也更加具体。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唯物史观，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深度思考中国社会发展与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重大问题，重新概括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在多个国际国内场合的重要演讲和谈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和现实、物质和精神、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角度，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的伟大命题，目的就是要阐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程度和将要发展成什么样的状态，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新发展理念的形成。
新发展理念提出了一些新见解：第一，关于创新发展，突出了生产者、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关系，把科技创新作为生产力的一个关键方面对待。第二，关于协调发展，认为应当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上把握一个时期的整体性。第三，关于绿色发展，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具有眼前的现实意义，还具有长远意义。第四，关于开放发展，阐述了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重要性。第五，关于共享发展，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判断标准。可以说，与之前的发展理论相比较，新发展理念有了明显的不同，它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视野更开阔，提出了许多新理念，二是思想更加解放，看到了更大局面，三是突破了一些传统观念禁区，内容更加全面。
新发展理念表明，新时代的中国，不仅要全面发展，还要有质量、有水平的发展，即更加注重人民主体的感受和存在价值。这是对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以高度的时代站位、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情怀以及宽广的世界视野，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史上的伟大飞跃，可以说，新发展理念不仅仅是新时期中国道路的经济发展观，更是新时期中国道路的发展立场和理论坐标。
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有失败的教训，更有成功的经验。虽然不同时代的发展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使人民逐渐走出了物质匮乏时代。但是，传统发展理念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发展，有成就，也有弊端，旧发展理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部分错位，反过来可能制约社会发展，这些制约性的凸显，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传统发展理念的滞后和对新发展理念的呼唤。
通过对不同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真正的社会发展不仅仅是在顺应历史，而是在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通过实践在改造客观现实。对社会发展理论的总结和概括，将会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方面，没有理论就没有方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成果的表述上，将更加重视研究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指导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
具体来说，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唯物史观的发展是和中国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发展，需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需要唯物史观能真正不回避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唯物史观是有生命力的科学理论，在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的一般趋势的同时，也能够满足中国现实实践的特殊需要。也就是说，唯物史观和现实实践是分不开的。唯物史观自身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只有扎根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做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唯物史观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前进。
其二，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唯物史观方法论作用的发挥，是在中国社会革命与建设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的。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工业化建设理论，就没有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就没有改革开放。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学习并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论，从来都是和中国社会的革命和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社会现实问题的特殊环境所决定，运用唯物史观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主流指导始终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唯物史观方法论。方法论不能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存在，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将对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介绍和研究，紧紧地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联系在一起。
其三，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首先是理论上的成就，没有唯物史观理论的不断进步，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没有唯物史观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的一些主要问题，如社会的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社会评价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辩证关系等，都有理性的、全面的认识。在方法论层面，唯物史观也吸收了不同研究领域的经验，如计量方法、比较方法、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口述方法等。这些方法是科学研究领域对唯物史观方法论的补充，对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理念的现实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之中，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为唯物史观的运用提供了空前广阔的舞台，唯物史观不仅面临着尖锐的挑战，而且也面临着自身发展的难得机遇。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唯物史观研究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结合起来，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使社会发展理念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2]顾肃：《理想国以后——政治哲学与法学论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9]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译书汇编》第11期，1903年2月。
[10]《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