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民俗学产生以来，民间口承叙事作为民俗学研究的源起和开端，一直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视角与对象。我国的民间口承叙事研究多是在西方民间叙事研究理论的引领和借鉴下展开，在理论层面的创新和建构相对较少，这从中国本土民俗学史的发展轨迹上可以明显看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浪漫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民族主义、文化进化学说、太阳神话学说、神话仪式学说等学派先后开启民间叙事研究的先河。20世纪以后，受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交互影响，民间叙事研究中出现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法、女性主义、形态学等理论视角，先后形成“历史—地理学派”、“地域—年代假设学说”，以及“功能主义流派”和“文化方法论”等研究范式。20世纪中后期，民间叙事研究的跨学科、多元化趋势日渐明显。其中，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和民族志诗学成为最有影响力和最为活跃的三个流派。与之相应，国内自20世纪初期的歌谣学运动以来，对民间叙事的研究先后经历了文本采录收集、类型学、主题学、故事形态学、文化精神分析、口头程式的展演和建构、对讲述者及讲述空间的关注等多维度的研究拓展。尤其是随着口头程式理论和表演理论的深入探讨与运用，国内学界对民间叙事的研究出现从“文本”向“表演”、向“讲述人”和“讲述背后的情境”过渡的取向和趋势。叙事文本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对隐藏在水下的巨大冰山底部的关注和开掘越来越成为民间叙事研究的主要审视与阐释对象。这种研究理路的转变不仅体现出民俗学以人为本的学科本质和研究属性，还为研究者考察民间口承叙事、从本质上理解民间文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想象。本书即是基于上述这种现代学术语境，以一种跨学科解读与全视角审视的角度，对辽宁满族民间叙事展开的解析与阐释。
掩卷而思，本书有以下几处可圈点：
其一，以微观、中观推及宏观，建构了满族文化研究的“逆推式”视角。
在以往的满族民间叙事研究中，学者们多已习惯于将东北满族的历史与文化视为一个整体板块予以审视，基于这一视角，对东北满族民间叙事的研究与阐述自然多带有“统而言之”“大而化之”的宏观性质。事实上，以居住于辽宁地区的满族来看，由于区域生境、族群历史、人口构成、社会背景等因素制约，辽宁满族在文化建构上与吉林、黑龙江两省以及河北省和北京地区的满族有许多相异之处，区域内的满族民间叙事也与其他区域不同，反映的是辽宁满族民众与区域内“小生境”的磨合适应，带有鲜明的农耕生计及满汉文化融合特点，是对辽宁区域历史的一种全景式展演。再以辽宁境内的满族来看，分布于辽东、辽西两地的满族在文化建构方面也是同中有异，对此，只要将辽东、辽西两地的满族民间叙事作品作一比较，便不难发现其在整体上既有不同于“白山黑水”区域的某些共同特质，同时也存在一些颇有价值的细节性差异。本书的研究特点即在于对满族民间叙事的阐释与解析没有因袭以往“满族文化一统论”的宏观背景，而是将辽宁满族视为东北满族群体中一个有着独特生境与发展历史的族群支系，以微观与中观推及宏观，建构了不同以往的“逆推式”研究视角，从而使本书对辽宁满族及其口头传统的解析研究显现出不同以往的“深描”性质，阐释中时有新见，有效提升了一些相关立论的可靠性。
其二，引入新史学观念，辟建复线性、多元化的区域文化史构架。
20世纪崛起的新史学倡导“总体历史”的观念，认为“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又提醒人们摒弃宏观史学，反对狭隘的政治史，认为历史由论述构成，充满断层，应透过各种论述去还原历史，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新史学还提出，在当下的思想史研究领域，存在着从精英主义向平民主义过渡的必然性，诚如美国学者迈克尔·莱恩所说，“有些有代表性的奇闻逸事抓住了历史的独特性与社会的偶然性，但是它们也提供了通向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中权力的系统运作的路径”[1]。事实确乎如此，君不见，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没有握持书写历史权力的普通民众也是历史的经历者，对历史也有深切的感受、看法和评价，他们在历史的和声中也应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一些历史本文经过时代意识的过滤，经过一代代与其发生关联、对其有所体验的普通民众用心灵去解读和感悟，倾注进他们的情感与道德判断，再通过口口相传，才得以汇聚成“嘈嘈切切错杂弹”的民众心声，产生了犹如恒河沙数、脍炙人口的民间叙事作品。
民间叙事作为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的手段，是区域史记载的重要工具和策略。新史学观认为历史具有双重属性，既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历史故事”。从历史学科的视角出发，历史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从叙述历史故事的视角出发，历史可以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演绎出来的，带有虚构、想象和叙述色彩的历史故事。只有在“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之间建立起互文性对话，这种建构和解读才可以构成相对完整的历史。近年来我国的人文研究也已基本形成这样的共识，即：官修正史与民间口头传统都具有记录历史和诠释意义的价值，是言说历史的两种方式。民间叙事是社会民众随性而不规则化口述历史的一种展现，通过对民间叙事隐含的史料价值的挖掘和剖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和复原特定族群的历史及区域发展史。换言之，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口头传统之于历史的书写可谓另辟蹊径，是与正史互成合力和分力完成的历史建构与书写。所谓合力，是指民间叙事不断强化正史上曾经发生的事件或情绪，为正史的记录有补充之功，是做加法；所谓分力，是指民间叙事又不断删减或滤出不被社会民众所接受和认可的历史事件与族群情感，为正史的记录有过滤之意，是做减法。正是这种合力与分力、加法与减法的互为补充，才能使人们在走进历史时不至于“误入歧途”，得以窥见比较完整的、多元的、丰富的、接近本原的区域族群历史及区域文化史。
新史学观的上述主张，在本书的研究中多有体现。辽宁满族民间叙事的内容与文化蕴含极为丰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本书作者以辽宁满族民间传承的各种类型的叙事文本为对象，列举了作品中大量可与正史形成“互释互证”的历史景观与社会生活细节描述，将辽宁满族口头传统与区域文化史的建构相关联，揭示了辽宁满族民间叙事的叙事类型、主题旨向、文化内涵等特质与特征，结合辽宁地方志等文献资料，剖析了这些叙事文本中所描述的辽宁满族的族群建构、生态认知、生计方式及其演化、信仰观念建构和家庭伦理观念等日常生活图景及普通民众的心灵起伏轨迹，多维度地揭示了作为民众历史记忆、知识积累、经验传承的民间叙事，在满族民众个体的成长经历、族群整体的精神滋育乃至辽宁区域文化史的建构中所发挥的多种功用。值得提及的是，作者在展示满族社会普通民众被遮蔽了历史情感和“真实的”历史活动细节的同时，还展开了一种多元的历史记忆，摆脱宏大历史文献的束缚，对与满族社会生存与发展关联的“历史本文”及其衍生的叙事“文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析，阐释了历史本文怎样经由满族民间文学的创作者创化为艺术叙事，以及满族民间叙事如何在与族群历史语境的互动中彰显出多元的文化史意义，使“历史本文”原本具有的多种对话关系及多种含义得以呈现。上述种种，都为研究辽宁满族文化史乃至东北满族族群史架构了多元化视角，提供了读解历史的多声部言说。
其三，以人为本，打捞潜隐的日常，见人见事见生活。
以辽宁满族民间叙事的“文本生产”来看，很多叙事都不是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段里生成并完善的，大都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因而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许多叙事，在其动态的传承历史中，实际上都经历了与一代代区域内听众“蓄积性”反应的研磨，民间叙事的本质及主要内容都是紧扣着辽宁满族的文化传统并符合“在地性”听众的心理期待的，在映照出不同历史时期辽宁满族民众的思想意识及其道德伦理观念的同时，也表述了某些潜隐的日常生活与历史事实。
众所周知，民间叙事作为一种口承文学样式，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承和流动的，对民间叙事的研究离不开对其载体的研究，尤其是对这一传统的积极携带者——叙事者的研究。平心而论，调动着一代代民间叙事传承人乐此不疲、反复传讲的果真就是那些故事吗？本书将理性的探询目光投向了辽宁满族故事家群体，对这一群体及其代表性传承人予以了分层级的剖析。在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中，作者既有对辽宁满族故事家群体“森林”的扫描审视，也有对其中代表性传承人“单体树木”的年轮解析。事实上，民间叙事者由于彼此生存环境、经历、信仰、价值取向不同，性别、年龄、文化、个人资质各异，在叙事活动中，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这一点很像解释人类学的代表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说，“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因而，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阐释性科学”[2]。作者发现，正是在“森林”与“树木”的相互滋养与交相映衬下，辽宁满族地区才呈现出浓郁的叙事传统和独特的叙事特质。这是因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们是以生命的体验作为文化创造的内在驱动力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民众正是由于各自的生命体验内容和表达形式不同，才构建出了不同特质的文化，形成了种种文化间的差异和趋同现象。以民间叙事者来看，由于他们各自的生命体验内容和表达形式不同，因而他们每个人既是传统的承载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创造者。以往，研究者对民间叙事者的关注，主要因于他们在文本传播中的作用，因而多偏重于对叙事者的传播功能、特点的研究，致使此类研究常常陷于“见事不见人”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窠臼。其实，民间叙事者在叙事中传达的并非只是文本的内容，叙事过程还附加着许多与文本相关的特殊意义，只有走进叙事者的生活史并对其讲述的文本进行田野还原，如此的文本诠释与叙事研究才是有效的。
例如，社会底层民众记录历史的立场便多秉承眼光向下的视角，展现他们在历史事件及历史进程中的存在感及心理诉求。这种眼光向下的底层视角，在民间叙事对历史的表述和传播过程中，也往往遵循一定的原则。一方面，在对重大历史事件或英雄人物进行书写和塑造时，底层民众会想方设法将其自上而下拉回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将重大历史事件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将英雄人物赋予普通人的情感和经历，以此拉近官方及上层社会与底层民众间的距离，增强族群后代对族群英雄或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在解释特定区域的风俗习惯及地方风物由来时，底层民众又善于将普通的民俗、风物自下而上提升到重大历史事件或精英人物的人生经历之中，以此建立与英雄人物或上层社会间的关联，从而为风俗习惯的流传、地方风物的普及提供必要而权威的解释和支撑，强化风俗的合法化和制度化依据。正是通过这种有意识地将英雄历史向下拉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将风俗习惯向上提升至官方解释的双向互推过程，底层民众的存在价值和表述力量方得以彰显。本书的研究理路即凸显着以人为本的情怀，致力于打捞潜隐的日常，故而也使研究呈现出见人见事见生活的温暖特质。
本书聚焦辽宁满族的独特“生境”，将辽宁满族民间叙事视为辽宁满族日常生活的精神引领与审美表述，对辽宁满族民间叙事的生态定位、族群特征、历史记忆、审美意蕴及其演化变迁等进行了剖析。认为，辽宁区域特有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土壤，不仅使辽宁满族民间叙事呈现出开阔的表述空间和灵动的艺术韵味，同时也滋育了一批满族民间叙事大家。辽宁满族民间叙事以满族传统为依托，承载着辽宁满族的历史记忆、生存智慧与文化审美，已经形成自成体系的叙事风格，具有辽宁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对辽宁区域文化史的建构形成了有力的支撑。对满族民间叙事进行研究，可以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审视辽宁区域的发展历史与发展潜力，为当代社会重构辽宁满族“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提供一个别致视角。当代社会应对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及其价值予以重新审视与评估，深入发掘其蕴藏的文化特质与精神内核，使其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以及辽宁区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特有的功能与作用。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间叙事与区域史建构——辽宁满族民间文学的文化透视》的结项成果，本书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迪当不止于上述。此外，作为一部学术读本，本书汲汲于草根气息，鼓振起山野之风，使人阅读时有清新会意，不致感到枯燥无味，这恐怕也是本书的另一特点。
是为序。
江帆
2019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