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要研究问题

亚洲太平洋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逐年上升，亚太地区的经济总量占据全球总量的半数以上，亚太地区是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和作为新兴国家的中国博弈的主要舞台，也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战略所主要关注的区域。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制度大量兴起，以经济制度为主的各类制度迅速发展并嵌入地区秩序中。亚太地区大国之间除了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即对势力范围和交通枢纽的控制权的竞争）和地缘经济竞争（即在贸易投资领域的竞争），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竞争方式，即大国在地区规则制定权中的竞争，相比之下在其他地区却从未出现这种频繁的规则制定权之争。尽管大国的规则制定权之争主要集中于地区经济制度中，但显然无法仅仅从经济的视角来讨论这种竞争方式。因而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这种新的现象无论是对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还是对亚太地区合作与治理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选择的研究对象为冷战结束（1989）至反全球化浪潮开始之初（2016）的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合作制度。选择研究对象的理由如下。一方面，苏联解体前后的国际格局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本书选择冷战后亚太地区作为一种案例选择的时空范围，避免讨论的外延无限扩大和对过去历史的无限回溯；[2]另一方面，由于本书是基于实证研究，要避免选择那些尚未完全确定结果的研究对象的持续影响。由于2016年年末正值美国大选，在此前后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影响到了地区合作的逻辑，因此通过对时间的截断可以保证本书是对既有事实的研究和对热点问题的追踪，进而保障实证研究的有效性。此后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2017年美国退出TPP则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

本书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回答如下几个核心问题：亚太的地区制度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有何特点？亚太地区制度变迁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博弈有何特点，如何对地区制度的形成和变迁产生影响？同样的制度为何在不同时期内取得的进展截然不同，在相同的时期为何不同的制度取得的进展不一样？

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冷战后至今的二十余年中，亚太地区不同的地区制度的变迁过程不尽相同，许多有利于改善各国福利的经济制度却因为政治因素和大国的阻挠未能够得到实施，一些制度最初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终却逐渐虚化甚至完全演变为“首脑俱乐部”或者“清谈馆”。在这二十年内的不同时期中，不同国家在地区制度变迁中的行为也存在很大差异，有时会不惜牺牲部分的经济利益来推动地区制度的发展，有时对于制度合作则漠不关心甚至直接阻挠地区合作的进程。考虑国家在地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行为存在变化，本书旨在发现和解释导致大国在制度变迁中的行为变化的原因和条件，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在对本书的核心内容进行阐述之前，有几点需要进行说明。

第一，本书认为经济制度是亚太地区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但是由于在地区范围内，地缘政治的考虑始终影响国家对地区制度的参与，地区经济制度和其他的安全机制存在频繁的互动，完全忽略亚太地区经济以外的制度作用就无法准确理解大国在经济博弈中的行为。沃尔兹曾说过：“只要某一领域被正式地组织起来，该领域内单元可以自由地实施专业化，寻求自身的利益，而无需考虑发展某些手段，以保持自身的特性和安全。”[3]安全机制层面的合作与互信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各国之间行为更加可预期化，无需担忧他国用增加的经济实力来谋求政治权力，国家才能专心于经济合作。此外，许多地区合作制度同时兼备了经济和政治的功能，将两者割裂讨论是不可取的。因此，本书讨论的亚太地区制度主要以经济制度为主，重点分析APEC、东盟“10+3”机制、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中国新近推动的各类新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但也会将一些停滞不前或者胎死腹中的地区经济制度作为负面案例进行对比，同时也会少量涉及与经济制度相关的部分安全机制。

第二，本书是基于地区层面对阐述国家行为的变化对地区制度变迁的影响。亚太地区作为国际体系的子系统，地区内的政治经济制度会受到全球层面的因素的影响。全球层面的变化（例如“9·11”恐怖袭击和全球金融危机）无法用地区内的变量进行解释，因此本书将这些事件视作外部冲击。这些外部冲击会影响到国家参与地区制度的意愿和能力，从而影响到地区的制度变迁。

第三，本书以中美两国的互动和博弈为视角，但这并不意味着忽略亚太地区其他行为体（例如东盟、日本和韩国）的作用。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力经历由弱到强的过程。尽管最初中国实力较弱，但是中国的参与是亚太地区制度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本书讨论中美之间的互动时，同样考虑了中国和美国在不同时期、不同制度中会如何试图联合其他国家来加强自身在制度中的收益。本书以中美博弈为主线，加入其他国家对中美博弈的影响来考察它们在亚太地区制度变迁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