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的意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随着冷战后单极世界的到来，制度和规则在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全球或者亚太地区范围内会出现康德式的和平，相反，在经济和国际制度的领域同样存在大国角逐。地区制度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中起到了一种约束和构建的作用，但是制度的非中性特征使得政治和经济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将地区制度作为一个因变量，即探讨国家和市场之间的互动如何对地区制度变迁产生影响，这项研究具有以下几点理论启示和意义。

1.加深对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战略选择的认识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了财富、权力和道义，其外部行为是丰富多样的。然而对于国家行为研究的文献通常集中于大国对权力和势力范围的争夺，或者讨论道义和规范因素对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影响，较少集中于大国如何通过对地区制度的影响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目的。本书则重点讨论大国如何通过各种权力和经济因素来推动对自身有利的地区制度，从而加强自身经济和政治实力。

2.建立解释地区制度变迁的理论

在不同学科内都有各类对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政治学领域往往集中于民主或威权制度的建立、转型和崩溃，经济学领域则聚焦于企业、规则和产权制度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也有关于制度形成的讨论，但很少有研究集中讨论地区制度的变迁。很多理论研究也尚未意识到地区体系和全球体系之间的差异会影响到地区制度的构建，因而关于地区制度变迁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地区体系的特殊性的理解。

3.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制度变迁

现有的制度变迁理论可谓是汗牛充栋，但是这些理论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综合这些理论，理解这些理论的内在逻辑和范式之间的关系？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有助于加强对普遍性的制度变迁和具体的亚太地区制度变迁的理解。

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涉及地区经济合作的核心议题，即地区内的制度安排。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影响到具体的地区制度安排，同时地区制度的安排又会反馈到具体以经济议题为核心的地区治理上。随着冷战后大国战争的可能性降低，经济上的竞争与合作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议题，研究国家如何通过影响规则制定权来获取政治经济优势显得越发重要。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希望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下现实问题：

首先，总结冷战后大国推动地区合作和影响制度变迁的现实经验。亚太地区在解除了冷战的束缚之后，摈弃了阵营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为地区机制的构建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与欧盟逐渐形成超国家行为体的一体化模式不同的是，亚太地区以双边和论坛性质的多边机制为主。亚太或者以亚太国家为成员的地区机制已经超过200个，而这些机制的功能也逐渐拓展和完善，如亚太经合组织的成立、东盟和中日韩“10+3”机制的创设、东亚峰会的举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成立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提出等等。对于东亚制度变迁的一般性规律的解释显然有助于理解过去和现在的特定机制形成和变迁的原因与条件，为未来中国参与地区制度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启示。

其次，获得对中国处理与霸权国在地区制度中的竞合关系的政策启示。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是霸权国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受益者。但是，在无法避免新兴国和霸权国的结构性矛盾时，中国在地区制度中的发展空间也受到霸权国的很大制约。本书所讨论的是，美国除了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对中国进行防范和遏制之外，还试图通过改变国际经济中的贸易和投资的规则来降低中国在制度中的收益。即便中国在短期内无法在规则制定权的竞争中与美国势均力敌地抗争，中国也可以运用恰当的策略来避免与美国在地区制度中的正面对抗，通过在周边打造互利共赢、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秩序”来谋求影响力上的平衡，从而实现对美国的“制度再平衡”的战略对冲。

最后，分析地区制度的走向与可持续性。近年来，中美在地区制度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中美两国纷纷推出了各自版本的地区制度。在奥巴马政府的中后期，美国曾经一度力推TPP和TTIP，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积极加大在各类地区合作机制中对中国的压力。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于地区制度的参与积极性开始逐渐下降，这又会为新的地区合作制度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中国也开始逐渐构建自己的地区合作制度框架，尤其在2013年和2014年，中国相继参与和建构了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众多地区制度。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大量的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协议，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也是亟须研究的方向。这些机制的效果究竟如何，是否可以达到中美所预期的战略目的，在推行的过程中会有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在了解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之后，我们可以对这些现实问题做出一些初步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