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当代解读

马克思总体性思想与当代中国问题

以总体性视角来关注整个生活世界，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诚如卢卡奇所言：“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方法的本质。”[1]我们知道，马克思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凸显的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双重关切。就“形而下”来说，马克思认为哲学不是纯粹抽象的观念思辨，哲学应该密切关注人类存在的历史性过程及其形态演进，以彰显其“时代性”；而就“形而上”来说，马克思认为哲学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实证科学，必须将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考察诉诸一种辩证总体性方法，实现对生活世界的超越，以彰显哲学反思的“精神性”。因此，要切实实现“时代”与“精神”的统一，就必须诉诸辩证总体性的研究方法。今天，中国的改革与社会实践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节点，需要我们对于改革的总体性有一种理论前瞻，即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以确保中国改革的顺利推进。基于这一背景我们认为，自觉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 “总体性”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总体性是人类赖以生活的基础，它涉及人存在的根本性维度。我们知道从哲学层面来说，总体性不是一个局部性的、经验性的问题，对于总体性的彻底性回答，必然要指向全局性和超验性。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制于外界必然性并服从于自然的规律，人能够提升自己，把自己甚至把世界作为对象性存在来进行反思，这样，就必然产生关于“总体性”的追问——人作为个体与世界是什么关系？人所面对的世界究竟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它能够被人把握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总体性是人的超越性努力的体现。唯有从人的超越性角度理解总体性，对人才是有意义的。

人作为主体性存在，既需要认识这个世界，更需要感受和体验这个世界。而只有在体验的层面，世界与我才不会陌生，才是我所亲历的、为我的存在。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当人与对象世界处在一种平衡状态的时候，世界就变成了“无机的身体”，变成肯定人的存在的对象。但是，工业文明的出现终结了人与世界的这种平衡，世界的图景开始改变。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马克思就强调：“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当世界作为人的肯定性对象而呈现的时候，人与世界是融为一体的，人此时作为主体性存在亦能感受其“总体性”价值。但是资本的逻辑让这个世界变快了，可谓变幻莫测、异彩纷呈。资本的逻辑诉求是要将整体的世界精确地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并用各专门的技术与科学去分门别类地研究其特殊的、局部的规律，进而达到“合理化”地把握世界。但是如此一来，整体的世界图景被肢解了，片面的、局部的世界对应的则是片面的、局部的人，人甚至成为异己的、无根的存在，生活的种种劳作与人的目的性追求没有关联。

从这个角度看，总体性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被凸显出来，与人类的现代性历史实践息息相关。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前现代文明哲学家不关注“总体性”，探求人的生存境遇、关注人的世界统一性，这一直是哲学家们绕不开的话题。因为人们不堪忍受无根的、飘忽不定的生活，不堪忍受纷繁陈杂的世界，总期望赋予这个世界以一种秩序、一种统一图景，如此人类才能安身立命，构建出属人的生活世界。众所周知，现代性作为人类现代化实践的内在精神，始终在与资本逻辑的实践展开相伴随。我们这里旨在强调的是，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导致有机的世界被技术化了，从而遮蔽了“具体的总体”[3]“历史过程的整体”[4]，因此，建构总体性就成为现代性历史语境中首当其冲的主题。

正是在现代性历史语境中，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才彰显出其独到的价值。我们知道人类在前现代文明发展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尚未充分展开，总体上还处于一种原初的和谐状态；而就人的社会文化生活而言，每个民族都还处于一种相对隔绝的状态，所呈现的基本图景还是离散时空的发展格局，正如中国先秦思想家老子所描绘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5]。人类前现代文明时代的交往受限于地域，受限于人的活动速度。例如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马车是人们最基本的交通工具，时速一般不会超过30公里。而现代工业文明开启了人类发展的新纪元，人类从地域性的交往走向了全球性的交往时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

的确，从15世纪到17世纪的人类地理大发现，新生的资本主义逐渐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尤其是打破了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此后的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相互影响、联系密切的整体，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但是马克思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所开启的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7]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资本逻辑追逐的是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物质利益成为支配人的社会生活的主导要素。马克思分析指出，西方工业革命有力地推进了早期资本主义手工生产方式向机械化大生产方式的变革，机械化生产清晰地描绘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关系的现实表征：机器本身作为人类异化的类本质已经成为工人的直接隐喻，人就是机器，甚至“由于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8]。可以说，近代工业文明的诞生史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本质异化为资本的流变史。“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9]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所开启的这种“现代性逻辑”正在使有机的世界被重新塑造成为纯粹物的、碎片化的世界——物质的扩张阻抑了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系。“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10]资本逻辑导致了人的全面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被迫从事异化劳动。劳动的异化性表现为，个体通过劳动生产的东西并不被他自己占有而是被他人剥夺，人通过外化劳动将自己的类本质让渡到劳动产品中，却没有从这些劳动产品中得到其本质的回归，结果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变得陌生了，从而造成人的类本质丧失与个体人格完整性的解体，并由此进一步导致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体发展之间的分裂甚至对抗。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与其对于人类“总体性”建构的历史使命是相辅相成的。资本与现代性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同质化，越来越失去灵性，所以必须呼唤总体性思维，培育辩证的总体观。我们看到在马克思的相关文本中，不乏一些与“总体性”精神表达相近似的概念如“完整性”“全部丰富性”“共同体”“全面的本质”“全面而深刻感觉的人”等。透过总体性哲学的构建，表达着马克思扬弃私有制和异化的革命立场，标示着马克思哲学批判的超越性维度。

二 马克思总体性思想的逻辑展开

诚然，对于总体性思想，马克思并没有系统而具体地予以阐发。但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的确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方法。如前所述，哲学的“总体性”是一个指向全局性和超验性的范畴，当然也是一个有着价值承诺的范畴。同样，马克思哲学作为关注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彻底的、革命的理论，必然要诉诸总体性考察视野。

我们知道在黑格尔哲学那里，总体性就曾经受到过特别的关注。他对总体性的具体表述是：“哲学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哲学总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但哲学的理念在每一部分里只表达一个特殊的规定性或因素，每个单一的圆圈，因它自身也是整体，就要打破它的特殊因素所给予的限制，从而建立一个较大的圆圈。因此，全体便有如许多圆圈的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这里每一个圆圈便是一个必然的环节，这些特殊因素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念，理念也同样表现在每一个别环节之中。”[11]显然黑格尔这里对总体性的哲学表述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但是与黑格尔哲学对总体性的理解不同，马克思所强调的总体已经不再是一种绝对精神的演绎，而是包含在人类客观历史过程中的具体，是在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中被发现并在社会行动过程中被重新赋予了现实性的总体。对于总体性哲学方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有过非常具体的说明：“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虑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性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12]

的确，在马克思那里，总体性是一个有着终极关怀的价值预设。总体意味着大全，而人们不可能在经验层面获得总体性，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总体性是一个超验性范畴，唯因其超验性，才确保了以总体性思维去分析考察社会生活现实的绝对合法性。卢卡奇将“总体性”标注为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与核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说正是基于总体性的视角，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一个统一辩证的过程，对之进行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分析。马克思以此来对抗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以及人的异化与片面化发展。对此，我们做一具体展开分析。

首先，从总体性视角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本来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但是，在现代性的历史展开阶段，理性与技术都成了肢解有机自然的工具，结果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甚至受伤的自然开始报复人类。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切归因于人的态度，不是自然出了问题，而是人出了问题。在现代性语境下，资本主义人以一种功利化心态面对自然、解剖自然：“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13]现代性助长了人的傲慢，人的这种傲慢又导致人与自然愈演愈烈的疏离态势，结果是人失去了自己的存在之根。

从总体性的角度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类与万物共同来源于自然界并且具有共同的物质基础，所以，人与自然也本应处于互养相成的平等地位，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14]人与自然必然要产生相互作用，在自然面前，人既要凸显自己的主体性，但是更要强调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性，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5]，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16]，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自身的一切都拥有自然属性。要找回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首先就要有效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强调要克服这一矛盾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起由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公有制社会，从而最终在人类“和解”的基础之上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而这就是共产主义所要致力的工作，“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7]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是将共产主义置于总体性的层面来予以关注的，因为唯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才真正实现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即人与自然的共同解放，通过与自然的和解进而达到人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

其次，从总体性视角把握人的社会生活。从总体性视角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生活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生活视为一个不断生成、不断完善的动态发展过程，认为只有诉诸总体性眼光才能准确把握社会生活的历史演进，进而探寻其发展的规律。例如正是基于总体性的角度，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8]的社会形态理论。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9]可以说这一结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研究的思想结晶。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生活是一个由多种社会要素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它的发展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能动自觉参与的不断进步的过程。此外，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其他相关著述中所使用的“社会形态” “社会经济形态” “社会意识形态”“世界历史”“世界的文学”等概念，都折射了马克思力图从总体性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努力。

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特别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具体描绘了一幅社会有机体结构和功能的发展图景，这可视为马克思社会总体性思想的系统性表达：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0]

从社会总体性来看，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是跨层次性的囊括社会生活领域的。社会总体性不是全部社会生活条件简单相加，而是有机整合，在这一有机体内，人一方面要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另一方面还要进行人自身的生产，以实现种的繁衍。另外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要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物质和精神对应于人之不同的需求层次，物质的富庶与技术的进步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舒适更便捷，但是它不能解决人的精神充实问题，所以人类需要人文精神的介入。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这种目的性标示着人要创造文化、追寻意义。正是人的精神世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同样，人的精神维度标识着物质进步的方向。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了物质文化世界和精神文化世界，物质世界满足了人的肉体生理的需求，精神世界满足了人的主体精神需求。而谋求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平衡正是社会作为有机体的内在要求。

再次，从总体性视角致力于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总体性同样要具有个体性关怀，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1]。具体的个人才是社会生活的最真实要素，只有个体的发展与完善才是为未来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可以说，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是“个体的总体性”的表征。马克思说，新的社会制度“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22]反抗劳动的异化，反抗资本逻辑下人的片面发展，这是马克思最鲜明的立场。人类的社会进步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演绎，而是拥有具体而真实的历史内容的，人类社会进步的各种成果只有最终落实到具体的人的发展层面，才称得上是完整意义上的进步。

塑造“总体的人”[23]（Totaler Menschen）是马克思反思与批判资本现代性的价值旨归。从人的生存境遇来看，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二重性存在，我们每个人既有肉体，也有心灵，所以人既有动物性也有神性。人的肉体需要满足，心灵也需要满足，只有身心平衡才符合“完整的人”的基本要求。但是资本逻辑的展开却导致个体成长的异化，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时，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24]个体被降低为通过纯粹物的占有才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可怜境地，拥有欲代替了人的一切，人的灵性因此被遮蔽了。马克思指出必须通过私有制和异化的扬弃，才可能恢复人与世界的本真关系，进而实现“完整的人”的塑造，“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25]只有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人才能够在自己的对象性活动中确证自己的存在本质，才会在物的交换关系中生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本质交换关系，所以说完整的人是人对于自己本质的全面性占有。“因此，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人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人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26]只有每个个体呈现出自由自觉的生活状态，由此所生成的社会总体性才是真实的、富有意义的。

三 总体性哲学与当代中国问题

梳理考察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实践需要理论自觉，正如马克思所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7]中国改革前行已经40余年，我们不能再一味去“摸着石头过河”，而应该在实践中完善我们的社会发展意识，以使我们的改革更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

检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首先看到，我们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通过灵活多样的经济形式尝试，激活了社会发展潜能。现如今，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跻身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指数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走向的风向标。但是冷静思考我们会感到，中国发展的代价也是空前的。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实际只是经济上的一枝独秀，而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综合改革举措并没有及时跟进，这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我们的政治改革滞后，文化建设不尽如人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切都成了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紧迫性问题。呼唤改革的全局性思路，关注社会的总体性发展日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思考应然性问题是哲学体现其价值之所在，我们必须自觉摈弃那种只注重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提升、见物不见人的片面发展模式，在顶层设计层面要对未来中国发展具有总体性的价值关切。

理论自觉是行动自觉的前提。放眼世界我们看到，伴随着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之相对应的各种社会发展理论层出不穷。对于当下的中国发展而言，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切实解决中国问题的社会发展理论尤其重要。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14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建设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透过党中央的这些举措，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其他国家的社会转型及其现代化实践相对比，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中国问题”的确具有特殊性；就宏观历史跨度来说，中国的社会转型面临着历时性文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共时性（各种问题矛盾集结呈现）承受问题；而就具体社会生活层面看，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涉及各种利益关系的深度调整，其复杂性、敏感性和艰巨性可谓前所未有。因此必须告别先前那种修修补补的碎片化改革思维，要从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性战略高度来布局谋篇，确保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今天的中国改革需要确立总体性思维。重温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对于我们破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笔者以为，从总体性角度看，改革要紧紧围绕关乎全局性的矛盾问题展开，突出改革的系统设计，探索改革的总体方案，谋求改革的整体突破。从这一总要求考察中国社会发展，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社会发展的公正性、发展的平衡性以及发展的人文性问题。

首先，要注重发展的公正性。公正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品质，更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着眼点也许正在于此。从哲学的层面来看，公平并不单纯是一种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的增减，就其性质而言，它还具有人类理性的内在“善”的要求，表达的是社会的良知。社会财富越增加，公平越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公平公正作保障，可能社会财富越多社会矛盾越突出。所以着眼于中国改革的总体性要求强调社会公正，就显现出特别的意义：其一，社会是否公正关涉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我们看到中国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效率优先的观念被过度强化，市场经济逻辑也被泛化，结果导致在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问题：权力寻租时有出现，民生保障尚未完善，社会公益性事业发展还不健全，再加上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所有这些问题已经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成为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只有确立社会公平，真正让全体中国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我们的改革才不会迷失方向。其二，社会是否公正关涉百姓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社会越公平，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就越一致，每个人的社会参与热情便越高。公平是效率的根本保证，关注公平就是关注人心所向。社会越公平，人们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倾向便越小，从而社会总体的活动效率便越高，就会进一步在社会基础层面夯实人们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其三，社会是否公平公正，关涉社会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在全球化的发展时代，社会将越来越关注个体发展质量，即越来越从“集体记忆”走向“个体感受”。公平公正的社会才会产生自由而全面的有个性的人，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技能和文化，这样的社会才更有活力，更能够发展。从一定意义来说，社会公平公正所保证的，其实是群体的多样性——使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有更好的生存机会和生存品质。唯有这样，社会才可能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会有某些个体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引导整个族群得以延续。

其次，要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当前中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许多领域都有所表现，区域发展间的不平衡、城市与乡村发展间的不平衡、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文化产品供应之间的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间的不平衡，此外还有诸多导致社会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如两极分化导致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受到资源与环境的制约，等等。应该说我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有其历史与现实的、自然与社会的、体制与机制的、政策与措施的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是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可否认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发展会释放发展的活力，对社会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如果发展不平衡问题得不到根本改善，则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总体性哲学角度来看，发展的平衡性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即指社会的和谐状态，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等。要做到平衡发展，就需要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的特性和演替动力，遵照自然法则和社会发展规律，去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达到环境合理、经济高效、行为高尚、社会文明和系统健康，进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最后，要注重发展的人文性。中国所致力的社会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其核心价值诉求就是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把人当成人，一句话，人是目的。显然，这体现出鲜明的人文导向。通过社会发展，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8]文化是社会进步的灵魂，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文化的进步和国民素质的提升，这种进步就是不真实的。正如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容否认，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重技术经济而轻人文精神的现象，存在着精神文化被淡化和边缘化、生活中神圣的东西被消解的倾向；在个体实践层面，则存在着感性欲望的泛化、主体道德人格迷失和精神价值消解的倾向。由于人文关怀的缺失和物质享受欲的泛滥，进一步衍生出了诸多社会问题，人的个人生活被碎片化、实用化，缺少恒常的人文关怀。人类世界不能成为物质所堆积的、追逐名利的场所，我们的世界更不能完全通过科学技术来“祛魅”，因为当这个世界被祛魅之后，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机械呆板的死的世界，精神、信仰、理想、灵魂这些本该让我们心生敬畏与虔诚的词汇便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我们的社会应该夯实培育精神充实、人性崇高的社会基础，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总之，丰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构建全社会的人文关怀，应成为我们社会发展的目的性指向，以此来赋予社会发展以恒常的价值与意义，以确保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全面性与可持续性。

（原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