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拟态环境：媒介“内容与形式”结构

现有研究对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注意力集中在信息内容方面，与现实环境呈现割裂状态。以媒介环境学的理论视野为出发点，本书从媒介的传播实践出发，对既存的理论话语提出质疑，重构由媒介内容和形式共同建构的拟态环境，并从与现实环境联结的立场上，考察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关系。

一 “拟态环境”概念及研究现状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他的经典著作《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中，第一次提出“拟态环境”概念，用以指代由媒介建构的符号环境。这个概念还被翻译为“假环境”“伪环境”或“模拟环境”等名称，但指向的对象是一致的。李普曼援引柏拉图的“洞穴神话”，指出无论公众还是大众传媒的从业者，都是固定成见的囚徒，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上真实世界的投影。真实的世界包罗万象，变动不居，各种主客观因素，如信息检查制度、接触机会、时间和注意力资源，以及事实本身的呈现程度等限制，使我们难以应付，依赖各种新闻机构提供信息，帮助我们掌握这个纷繁世界的概貌——“真正的空间、真正的时间、真正的数字、真正的联系、真正的分量都丧失了。观点、背景和行动的范围都在固定的成见中受到修剪和凝练”，[1]在人和现实环境当中，插入了一个新的事物，即拟态环境。现实环境和新闻报道之间，存在着时差和偏差，但我们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主观真实当成现实环境本身，如此，人的行为很多时候，其实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却在真实环境中发生作用，[2]而人的认知和行为遵循着“客观环境—拟态环境—环境认知—人的实际行为”[3]的模式。

1985年，藤竹晓以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对“献身的三角形”事件[4]的研究为例，更详细地论述了拟态环境。藤竹晓指出现代人通过大众传媒提供的拟态环境来确定并解释自己环境的生存现实，今天，对现实环境的亲身把握显然已超出个体五官所能感受的范围，人们不得不借力于他者的中介。这种情况下，人们通过现实环境的象征化的副本，即拟态环境来了解世界，而现实环境被称为原本，传播媒介机构是专业化为人类提供拟态环境的机构。由此，藤竹晓进一步论述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包含两个维度的意涵：一是由于人们倾向于根据媒介提示的拟态环境行动，现实环境因而变得具有拟态环境的特征；二是拟态环境（副本）从现实环境（原本）中派生，但是副本对于世界的建构，对于人们主观世界的影响，反而超过了原本，媒介通过将现实环境片段组结，或是蒙太奇的方式，向人们提供的是“原本的副本部分以及这些部分的构成化”，由此产生了一种“副本自立”现象，但现代人在日常的媒介使用中是很难有意识地去思考、辨别这一点，由此，拟态环境在事实上对现代人起到了现实环境的作用。[5]

郭庆光认为，相对于现实环境，拟态环境是一种“二次环境”。“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6]郭庆光进一步指出，人们通常意识不到拟态环境对信息的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是在媒介内部进行的，一般受众无法接近其过程，往往会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他具体论述了拟态环境的特点：构成信息环境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字、声音、图画和影像等，它们具有特定的含义，按照一定的结构组合成具有完整意义的讯息，这些讯息不仅仅传达着消息或知识，还包含着特定的观念和价值，它们不仅仅是告知性的，而且是指示性的，对人的行为具有制约作用。一个时期和社会信息环境的特色和潮流达到一定规模的某类信息决定。信息环境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制约着人的行为。[7]

总体来看，李普曼从新闻与舆论控制的视角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藤竹晓以电视媒体为例，主要探讨的是大众传媒的拟态环境，而拟态环境在郭庆光看来，是一种由传播媒介所建构的信息环境。本课题基于拟态环境概念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及其后续研究实际，将拟态环境定义为：传播媒介，尤其是大众传媒所建构的一种信息环境。

拟态环境概念自20世纪20年代提出以来，被研究者较频繁地使用，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词之一，但从学理层面对其进行深入剖析的资料极其匮乏，多为蜻蜓点水似的概念性介绍和使用。张国良的《现代大众传播学》，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李彬的《传播学引论》，由人民大学郭镇之主译，沃纳·J.赛佛林（Werner J.Severin）与小詹姆士·W.坦卡德（James W.Tankard，Jr.）合著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等，这些国内外经典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都对这个概念进行了介绍，并从作者的理解出发作了阐释。此外，许多论文也关涉这个概念，但止步于描述性层面：字面意义上使用拟态环境一词，或在阐释其他问题时旁及拟态环境问题，如郑雷的《浅析大数据媒介拟态环境建构及影响》、师雪梅《新京报网在地震类新闻报道中对“拟态环境”的建构》、叶盛世、张文杰《拟态环境视阈下微博评论对社会舆论的影响研究》等，姜鹏《新农村建设中的媒介式乡土文化及其创新传播》，对拟态环境的内涵、型构、成因、性质等问题缺乏系统分析。

黄顺铭是目前国内在该领域的代表性研究者，他较早地进入这个领域，并富有成效。在《作为解释框架的新闻传播四维结构》《拟态环境：主体建构与主体解读的多重意涵》这两篇文章中，他对传播过程中的两个主体：传播者主体和受众主体进行了分析，根据新闻传播过程的现实，探讨传媒拟态环境的建构及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及主体对它的解读。黄顺铭在《“镜子”与“探照灯”辨析》一文中，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管翼贤的“镜子/反映论”和李普曼“探照灯/建构论”这两种对媒体与社会基本关系的思维模式进行了学理追问。[8]随后，一批对拟态环境的外延与内涵进行深入探讨的论文出现，这当中包括丁汉青、牛新权的硕士学位论文《传播中的拟态环境》《试论拟态环境之整体优化》，郭赫男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大众传媒建构的拟态环境研究》，曹劲松的《论拟态环境的主体建构》等文章，这些文章研究角度各异，但都结合了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从现有研究看，国内对于拟态环境的研究关注点在于对其内容层面的探讨，且基本集中于新闻报道领域，尚未对媒介形式给予关注，媒介环境学派的相关研究为拟态环境的概念架构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鲜的视角。

二 媒介环境学：媒介结构和互动视野中的拟态环境

尼尔·波斯曼在1968年的美国英语教师协会理事会演讲中，首度在公共场合使用“媒介环境学”概念，将其界定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9][10]媒介环境学派被视为继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后，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在中国，由于何道宽、林文刚等学者的积极推动，近年来的影响一直在扩大。经验学派关注传播内容“如何控制”，呈现的是功能主义社会影响观，批判学派热衷于探讨“谁在控制”，分析传播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寻求人的解放途径，媒介环境学派旨趣大相径庭，研究媒介的技术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探讨技术与社会变革、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共生关系。该学派认为，媒介的形式非常重要，不同的媒介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方式影响人们感知、认识、思考、理解和表征外在于人的世界，特定的形式偏好特殊的内容，从而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媒介环境学的方法论多半是定性研究，他们构建理论而不是检测理论，代表性学者有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等。媒介环境学的环境包含三个层次：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多重媒介环境。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将每一种媒介设想为一种符号环境，由一套独特的代码和句法组成。我们没有置身于媒介之外，作家的世界“读”起来是一本书，电影制片人的世界“看”上去是一连串现象和声音，我们身处符号结构当中，人的感知、意识受到这种环境的规制。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把每一种媒介设想为一种感知环境。对世界的感知需要调动我们的感觉器官，对世界的感知差异部分源于感官赋予我们的感觉资料不一样。媒介使我们的感官形貌发生变化，电视延伸了视觉，广播延伸了听觉，这样的变化影响了我们对感觉资料的获取，我们通过媒介的感知特征过滤世界，这种过滤重构的“现实”，是真实现实的“翻版”。运用媒介提供的资料来理解和建构周围世界的。多重媒介环境指的是，多媒介的社会是我们生活的实际情境，为了获取新闻、信息和娱乐，我们同时使用若干种媒介符号系统的组合，从多重媒介环境视角出发，我们的任务是考察多种共存媒介的动态与互动，研究他们生产了怎样的一个感知—符号环境，这个多重媒介环境不是各种构造成分的简单累加，因特网一部分是文字、图像，一部分是声音、电脑、电话等，是一个独特的符号环境。[11]多种媒介构成了人类生存生活的一种环境。

媒介环境学派将媒介视为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与由江河湖海、日月星辰组成的自然环境，由现实的芸芸众生、纷繁世事连缀起来的社会环境并置，它是一种象征性环境，由技术和各种符号组成，构成我们生存于其间的生存环境。媒介环境学派给予了“媒介化生存”这样一个描述性概念一种具象的空间想象和认知，开辟了在结构和互动中考察多种媒介的新视野。它的理论特点是，相较于传统的内容取向，给予媒介形式以优先性，这种研究倾向虽然屡获批评，但正是这种独特鲜明的学术风格，使其研究独树一帜，并终于使得对于媒介形式的考察逐渐步入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视野，给予本书研究全新的考察视野和理论架构启发：媒介的内容和形式是一体两面，研究既应给予媒介拟态环境当中信息的内容面向足够的关注，也应充分考虑长期被遮蔽的拟态环境的空间结构面向，特定的媒介形式影响着信息传播方式和架构方式，这些都应被纳入分析视野。消费信息传播的意义，既源于其内容，又源于信息形式，媒介形式不是传统认知上的中立渠道，它本身承载着意义。

三 真实世界和媒介世界

拟态环境的概念蕴含着两个含义丰富的世界：真实世界和媒介世界。拟态环境体现的是媒介与真实世界的动态关系，真实世界建构着媒介世界，而媒介世界也在反映和建构着真实世界。一方面，媒介拟态环境的符号—感知环境建构，通过改变受众的主观真实，而带来真实世界的改变，是我们日常的媒介体验；另一方面，媒介化生存的现代社会中，真实世界和媒介世界的分野并非泾渭分明。

以“江歌案”为例。真实世界中的新闻组织运作常规，如政治因素的考量，政治风险的规避，专业主义精神的恪守，收视率、发行量、流量等诸多因素，对媒介的节目制作产生影响。抢夺注意力的媒介市场生存生态下，鼓动性、具有接近性的事件更受媒体青睐。这种“真实世界”的操作规则下，“江歌案”在案发地和审理地日本反而相对沉寂，中国媒介的跟进热情都很高涨。新闻事件通过媒介呈现在受众面前，受众借由媒介真实建构着关于事件的主观真实，但是，多年以后，“江歌案”关涉的人、事凭证消失后，媒体关于此案的报道，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记录，以及受众脑海中的记忆，会成为彼时的真实物料，重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看，“江歌案”因媒体的关注而迅速成为争议焦点，成为受众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在社会层面搅动了关注探讨，《局面》的视频呈现，咪蒙等大V的顺势炒作，使得中国媒介伦理问题和专业操守的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江案”呈现了真实世界、媒介世界，客观真实、主观真实辩证动态的关系，拟态环境表征和再现着真实世界，它所建构的媒介世界为受众铺设了通往真实世界的路，这条道路在今天的现实情境中，实际上通过决定我们感知真实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我们如何建设自身生存世界。媒介无法将包罗万象的现实巨细靡遗地一一呈现，理想状态下按比例地浓缩现实，将现实环境变成微缩袖珍形式，再通过媒介展露出来的情形，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同时，拟态环境通过符号化方式、以各种类型语言为中介，对现实环境的抽象和再现，这种象征性实践，本身就暗含着选择的过程，限制与排除是一种必然的常态。正是有这种选择与排除的权衡过程的存在，各种权力话语的运作斗争才得以获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