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加强

全球化现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和“背景依据”。关于全球化的本质、形成和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这一现象同样是影响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产生的首要背景。

一 全球化的提出与形成过程

（一）全球化的提出

“全球化”这一概念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的，它的内涵指的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历史与理论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全球化，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全球性交往、交流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是“非现代性事件”，它在人类历史上曾广泛存在，现有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均能证明这一点。然而，作为一个学术术语，也就是说对人类全球性的交往进行理论概括，进而提出“全球化”这一术语却是实实在在的“现代性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该走向何处，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人类究竟该如何交往引起了各民族国家的沉重思考。“全球化”逐步进入人类视野成为人类关心自身发展的重要思维视角。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对“全球化”的研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细致地考察了“全球化”的历史轨迹和形成语境。罗伯森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后提出，当时间的车轮跨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术语终于替代了之前已经流行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全球性”（Globality）、“全球的”（Global）等说法，成为刻画人类交往日益密切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原初意义上的“全球化”即“全球性交往”虽然一直存在，但是在“世界的压缩”和“整体意识”不断强化的当代，它的重要意义才真正显现出来。现实是理论的来源，理论是现实的反映。20世纪末，国际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全球经济一体化现象已经明显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全球化”已渐成事实。从理论上对它进行界定，从而达成基本共识是实践的需要，也是理论深化的前提。在诸多观点中，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对“全球化”的定义在日后被广泛引证，颇具代表性。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本质上反映着“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由此他把全球化看成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趋势。[2]他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使得相距遥远的世界各地能够相互连接，这种连接关系使得在世界上某个角落中产生的事件可能由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地事件而引发。反之亦然。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则认为全球化其实就是在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中形成的一种“网络系统”。[3]荷兰思想家让·内德文·皮斯特对全球化的历史和相关理论进行了总结，在其著作《作为杂合的全球化》中提出全球化的释义中最具代表性的观念是受技术、商业和文化趋同的推动，世界正在向“更加一致”和“更加标准化”转向，这种趋同起源于西方并且常与现代化紧密相连。[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的提出与“世界关系”越来越紧密，人类“整体性意识”越来越强化不无关系。“关系网络”“标准化”“现代化”可以说是全球化概念的关键词。它说明身处“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整体发展中都处于其他民族、国家的影响、变动之中。

（二）全球化的形成

考察全球化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更好把握这一现象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以及对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的影响。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全球性的世界交往为全球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通过对全球通史的考察后发现，早在公元前1世纪，甚至更早，各民族国家的商贸、文化交往就已经开始了。到了公元1世纪，四大帝国即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川和汉帝国之间由于相互交往而连成了一条文明地带成为人类全球性交往最好的脚注。这条文明地带穿越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是当时人类社会交互影响的有力见证者。历史进入中世纪，欧亚大陆整体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各大帝国相继扩大势力范围，一方面获得了财富、人口和土地，另一方面推动了人类交往。其中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8世纪中叶，其国土范围已经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随后的几百年里，伊斯兰教帝国的扩张从未停步，其势力边界已经延伸到了中亚、东南亚和非洲腹地。而这一时期的中国不仅全面介入到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而且还成为国际交往、世界贸易的枢纽。当时的唐朝首都长安人口达百万之多，纵横交错的城市大道上时常挤满了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在外国人眼中，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与世界关系最为紧密，最为开放的国度之一。之后，13世纪兴起的蒙古帝国在世界历史和人类交往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它把朝鲜、中国，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囊入版图之内，形成了有史以来欧亚大陆上最大的帝国。[5]可见，全球交往，世界贸易等现象是一种历史上早已出现的现象，但这并不等同于今天所说的“全球化”。

“全球化”在今天的语境中特指的是资本主义兴起后，资本主义国家有意识地对外扩张以及由此造成的世界关系的变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势。换句话说，今天所说的“全球化”与“前全球化”的全球性交往不同，是世界关系融合的“自为史”，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掠夺财富和开辟市场试图把其他地区和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之内的过程。从时间上来看，这一过程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化的步伐。第一个阶段始于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并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航海大发现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航海大发现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创造了难得机遇。由于这一发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从此被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美洲走上了殖民化的道路。殖民者加大了对殖民地的贸易和原料掠夺的力度，商业、航海业和工业从中获益匪浅。这为处于崩溃边缘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航海大发现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扩大了人类交往，推动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的巨大发展。它以前所未有的生产贸易方式对封建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的生产方式产生极大冲击，使原有的阶级关系走向破灭，并使市场日益超越国界扩大为世界市场。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随着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再加上随后兴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有意向外扩展，广大亚非拉国家不可避免地沦为殖民地。殖民与反殖民为“全球化”的最初形象涂上了不光彩的颜色，其中最重的画笔无疑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世界霸权地位的确立。就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中描述的那样，在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中，农业国是最主要的组成者，而这些农业国“都围绕着一个工业中心——英国”。[6]可见，“资本扩张”“殖民掠夺”是“全球化”在形成之初的代名词。了解这一过程有利于我们更好认识“全球化”的本质，避免掉入西方国家“全球化”的话语陷阱之中。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可以从19世纪末算起，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在全球贸易，世界大战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等综合因素的促动下，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力量对生产要素和世界市场的配置影响与日俱增，大量以西方发达国家利益为标准的“国际规则”“西方价值”“民主制度”“发展模式”等得以确立并向全球扩张，美国替代英国渐成世界霸权中心。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比前一阶段更快，对人类的影响也更深了。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时期，各民族国家要求平等参与世界管理事务与经济贸易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发展中国家的相互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撼动，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共识。在此境况下，每个国家都在以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参与世界交往。地区联盟、世界组织、区域中心不断出现，再加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全球交往已变得十分便捷和密切，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使人们认识到全球宣言、全球共识、全球纲领、全球行动的重要性，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地增强了。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认为直到20世纪末，在信息与通信科技的刺激下，在政府和国际机构不断解除管制并提供专业化政策的协助下，全球性的世界经济才真正变为现实。[7]也就是说全球化直到第三个阶段才真正体现出其巨大动能。概言之，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被越来越彻底地消灭有力地冲击了各民族国家的“原始关闭状态”。物换星移，全球化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因素”，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发展都不可能回避这一首要背景，世界各国的发展都不得不以“进入世界历史”为前提条件。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我国准确研判，积极应对，主动适应和融入这一进程，努力在与各国的对话与交往中发展经济，增强实力。从实践来看，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与实施对外开放的国策基本一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决定把国家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要实行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1979年，广东、福建两省率先在全国实行对外开放。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获准成立，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先行示范窗口。随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在沿海地区逐步落实。到80年代末，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沿海开放地带基本形成。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等一系列新论断，有力地推动了对外开放进程，展示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竖定决心。1994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做出了“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国际互接互补”的决定。之后，我国对外开放的布局也从沿海向沿江，沿边全方位推进。2001年，经过长达15年的磋商和谈判，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范围和质量都大幅提高，中国在遵守国际经贸规则的同时也主动的参与相关规则的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不断地提速，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会议对中国经济如何全面提高开放水平做出了新的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绕不开的话题，适应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必然。报告还进一步明确了要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具体来说，一要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要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式转变；三要创新开放模式，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四要加快走出去步伐，统筹双边、多边和区域开放合作，有效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十八届五中全会还把“开放”作为未来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一。在此情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亚投行”的设立与运营、自由贸易实验（示范）区的建立等系列举措纳入我国对外开放的轨道。这标志着当前我国对外开放已经步入新阶段，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前所未有地加强。可以说，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系实现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是中国经济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重要体现，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紧紧抓住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机遇，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国模式”正享誉全球。同时，中国的开放也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共同发展的机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共识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三）“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本意指的是“经济全球化”。它的主要意涵是随着技术革新和政策变革，特别是通过交通和通信成本的下降和市场机制的运行，全球经济活动要实现的一体化的目标。在此进程中，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必然会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领域，还产生了“文化全球化”的说法。对此，应客观分析、辩证看待。从全球化的本质和当前国际竞争的视野来看，“文化全球化”的提出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战略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其目的是通过摧毁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支柱，达到精神文化上的资本主义化。

分析代表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能更清晰透视“文化全球化”的真实面目。“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包括文化在内的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幕后推手”。它以“自由化”为旗号，主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转变。在“新自由主义者”的眼中，“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私有化的发展道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等附加物应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通过资本输出、跨国贸易等方式向全球扩散。他们极力鼓吹“经济全球化”内在地包含着“文化全球化”。在新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之下，“全球文化系统理论”“地球文化”“文化全球化”等概念在西方理论界浮出水面。这些概念最初指的是随着全球经济交往的密切，美、欧、亚等地区出现的一种大型的文化交融现象。尔后这些概念逐渐演化为随着跨国资本的发展，文化也将步入“跨国化”轨道，并通过传媒的相互交流、渗透，乃至交融，改变各种“文化的原点”的理论主张。可见，对于“文化全球化”的理解首先要弄清楚这里的文化指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毫无疑问，在“新自由主义”那里指的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对此日本学者星野昭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化全球化”的“西化”实质。他认为鼓吹“文化全球化”其背后反映的不过是“非西方文化”被“西方文化”同质化的野心。[8]进一步讲，“文化全球化”其实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或者说是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领域败退后向文化领域的一种进攻谋略。“文化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本土文化，主要手段就是运用经济政治权力，宣扬并普及外来文化的种种价值与习惯。[9]对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帝国主义列强所采取的文化侵略政策其目的就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信众和愚弄广大中国人民。[10]

可见，“文化全球化”的提出先天地包含着“文化侵略”“文化霸权”的基因。如果“文化全球化”像它的鼓吹者所说的那样得以实现，那么就意味着全球诸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将会消亡，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将受到毁灭性打击。这将是人类文化发展莫大的悲哀。因此，“文化全球化”出场后并未得到太多国家的呼应，它存在的合法性一直饱受质疑。例如法国等西方国家就坚持在全球化中采取“文化例外”的政策。所以说到“全球化”，主要指的还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不过是“经济全球化”衍生出来的虚假概念。

二 全球化的表现特征与态势

（一）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当前，全球化已经成为对世界发展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概括起来讲其主要表现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四个方面。生产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被世界性的分工所消解和替代，其突出标志为跨国公司日渐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生产分工最主要的力量。这体现在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拥有跨国公司或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足迹可谓遍布全球。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全球经济的生产过程正在向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发展。贸易全球化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速远高于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速，国际贸易规模日益庞大，世界贸易的依赖性大大增强等方面。特别是1995年1月1日，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诞生极大地推进了贸易全球化。这样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的构筑催生和推动了贸易全球化及世界市场的迅速发展。“一个市场的观念”“世界市场的观念”使整个世界都快速而深入地融入其中。[11]投资全球化表现为全球投资活动日趋活跃，全球性投资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与国际贸易增长率和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比，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率远高于前面两者等方面。金融全球化表现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总量在不断扩大，质量在不断提升，形式在逐步增多，全球金融已经成为支持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区域性金融集团不断出现并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像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也越来越成熟。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在这样一些机构的推动下不断提速，特别是巨额资金的筹集、分配和运用，正在超越国界，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此外，金融国际合作，融资证券化，金融合作利益增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等都显示出金融全球化的未来前景。概言之，全球化正透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将全球经济发展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共同体”正跨越国界成为现实。

（二）全球化的基本特点

全球化的基本特点是相对于全球化形成之前的世界经济运行状态而言的，不同的学者对全球化的基本特点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代表性的观点如金梁善将全球化的特点概括为信息、知识、高科技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媒介，区域经济联盟越来越紧密，国际跨国大企业集团和金融集团的强强联合已成趋势，各国联合行动是化解世界经济问题的必然选项，全球经济的调控对世界经济组织的依赖越来越强。[12]王玉梅认为全球化的特点体现在经济体系的演变、经济运行的逻辑思路、经济格局的演变、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四个方面。具体来说就经济体系的演变而言，全球化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就经济运行的逻辑思路而言，全球化是“跨国思想”的结果；就经济格局的演变而言，世界经济将会在区域集团化的基础上形成多极化的格局；就世界经济结构而言，水平分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将取代垂直分工主导下的产业结构。[13]严朝晕则把全球化的特点概括为世界贸易迅速增长、跨国公司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金融全球化进程日趋明显、国际经济关系愈加复杂多样四个方面。[14]杨雪冬认为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基本特点呈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呈现出复合进程的局面。这表现在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全球化交融、交织更加复杂，更加深入。二是全球化呈现出“多力量推动”的局面。这表现在全球化进程正在改变原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局面向着多层次、多领域方向扩展。三是全球化呈现出更为频繁的“双向互动”局面。这表现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导致了诸多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问题的“国内化”，只有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经济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四是全球化呈现出“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这表现在全球性问题和全球风险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已经开始出现，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显得更加重要。五是全球化呈现出对“国家职能”转变的新要求。这表现在受全球化影响，国际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传统国家职能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严峻挑战。[15]2009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人们重新反思“全球化”，从而对“全球化”的特点也有了新的认识。裴长洪认为后危机时期全球化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点：一是在危机救援中国家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的直接融合成为重要路径。二是为刺激经济复苏国家资本跨国化正成为新的力量。三是全球化中出现的新矛盾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新要求。四是新的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正成为推进全球化新的支撑。五是全球市场正在为跨国垄断资本提供新的空间。[16]概言之，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主要体现在经济联盟紧密化，国际利益复杂化，国际金融集团化，危机化解世界化等方面。

（三）全球化的最新态势

生产要素、商品及服务贸易、金融交易等在国际流动的规模不断增加，形式不断翻新是促进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路径也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鲜明标志。在此过程中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在合作也在不断深化。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渐成文化市场的世界现象就是明证。当前，全球化展示出新的发展态势，这些态势概括起来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在国际贸易的推动下获得进一步发展。其主要态势为与世界GDP年均增长速度相比，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以高一倍以上的速度运行，这一状况将持续下去并有力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国际分工和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将在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促进中获得动力。第二个方面表现在金融业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其主要态势为财富在全球的重新分配主要受金融业全球化的支配，国际货币体系将由单极向多极转化，证券市场在促进全球资源合理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第三个方面表现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受国际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主要态势为国际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将成为各国经济联系的新纽带，金融、贸易、企业全球经营的效率和质量正在随之不断提高。第四个方面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影响日渐显现。其主要态势为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扩大，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越来越高，这为国际关系走向合作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将对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但是这并未挡住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脚步。在推进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中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垄断资本依然发挥着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更能说明经济全球化态势并未缩减的是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生机制、运行条件和演进路径仍在继续。世界经济结构、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等虽然在不断调整但仍将持续发挥效应。这表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全球化的内生机制即世界经济结构不会发生突变，经济全球化运行的重要条件即美元霸权地位仍可发挥作用，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路径即全球经济增长模式还将在变革中前行。[17]概言之，由单一中心为主导的全球化局面正在新的历史时期被改写，多元推动、多元共存、多元发展的最新态势正在逐步形成。这是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当代中国发展和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发展所共处的历史阶段。

三 全球化产生的全方位效应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古老的民族工业逐渐被新的工业所排挤，生产和消费等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世界性的色彩。那种原本以地方性的、民族性的状态而存在的生产生活方式日益被民族间、地区间的沟通、交流、依赖、融合所取代。这种状况不仅在物质生产层面有着全面的反映，而且在精神生产层面也大量存在。[18]当前，全球化的表现、特点、发展态势表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加强。它已不只是一种大规模全球体系产生的“外在”现象，还是一种人类生存的“内在”品性。这体现在它已经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每一环节的变革，甚至影响着个人认同的“亲密行为”。[19]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对于当代中国，特别是对文化强国建设的影响需要进行正确的评估。

（一）全球化的积极影响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生产力的进步，世界市场的扩大，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参与到世界经济之中，共享发展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这些进步正在为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带来巨大机遇，它已成为国际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阶梯和桥梁。经济全球化之所以会带来积极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顺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一句话，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范围内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动因。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机遇来看，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虽然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存在矛盾，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一方面会继续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社会主义国家交流合作。这样一种态势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这些有利条件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升综合国力难得的机遇。此外，社会主义国家还可以在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交往中，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人才，缩小彼此之间的差距。对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时就说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这种脱离世界的状况是我们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危险。他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在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方面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积极成果，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主动与世界经济接轨。[20]这就要求我们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中利用其积极影响，寻找机遇，壮大自身。

（二）全球化的消极作用

全球化在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裹挟着诸多弊端。比如世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加速、局部地区人们生活质量下降、金融危机蔓延以及不断激化的社会、政治、文化冲突时有发生。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全球化浪潮还导致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指标的恶化。就像罗马俱乐部在《人类处于转折点》中所说全球化进程带来了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危机，并且这些危机已经对长期以来指导人类社会演变的一些最基本前提发起了挑战。[21]当前，这种挑战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承受着不安全和经济上的威胁，发达国家也难逃藩篱之外。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只要不平等的全球经济体系续存下去，第三世界的不安全状况，尤其是严重的贫困问题就会诱发发达国家的不安全。因为经济停滞、贫穷恶化、生态破坏、市场萎缩不仅使发展中国家利益受损，发达国家也会因此而不能继续获得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而导致经济无法良性循环。除此之外，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文化压力也不可小觑。早在1999年，法国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就富有远见地提出，美国借“全球化之手”已将其霸权地位延伸到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领域，铺天盖地涌向全球的大众文化产品便是美国输出意识形态和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载体和手段。乌·贝克、哈贝马斯等人则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西方文化”不断向世界各地蔓延，而“非西方文化”则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他们认为全球化是碎化与整合的同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世界相互依赖的形式不断更新，而“他人”也正是在这样一些新形式形成的过程中消失了。[22]这样一种文化图景和发展轨迹，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因为假如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文化传统不能得到很好的传承，这就说明“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正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吞噬。这一现象引发的后果就是文化传递和创新的能力将不断退化，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的“伪文化”将在光怪陆离的时空转换中肆意传播。[23]概言之，全球化浪潮的涌起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许多消极作用，特别是对低势位文化体系的冲击在所难免。这是因为在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碰撞中，总是高势位文化掌握交流、吸纳的主控权，而低势位文化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和受控制的局面。

（三）正确看待全球化中当代中国的得失

从对全球化的积极影响与消极作用的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整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二者的相互斗争、相互转化，相互渗透。正确看待全球化中当代中国的得失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所说运用辩证法的眼光看问题，要看到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24]反过来说，如果在看问题时只看到肯定的一方，而试图消除否定的一方，辩证运动就会被人为地割裂。这样处理问题的态度和做法就是与辩证法相违背的。运用辩证法看待全球化的影响要看到，全球化在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提高不同国家整体生活水平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但是它在侵犯国家主权、侵蚀本土文化传统、威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造成的隐患也难辞其咎。从文化的层面来看，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加强有可能使人们发觉尊重其他国家文化特性和利益的重要性，但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各自的文化特性都将受到威胁和损害。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认为20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特征就在于国家之间、文化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而且正是这些界限的存在维持着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区域实体内部的关系和秩序。然而，历史进入21世纪，却与20世纪那种“战国群雄”的面貌迥然不同，相关民族国家在文化的分化与整合中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新自身的使命。[25]的确，时处当下，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问题不断国际化，特别是随着经济生活的一体化以及如音乐、绘画、建筑艺术、服饰、饮食等各个层次上的文化共享和对“真”“善”“美”的热爱与对“假”“恶”“丑”的憎恶，善意、同情、基本的正义感等的心理回应的增强，这种了解“文化他者”，并进而希望与之对话和共享的期许越来越高，越来越烈。[26]

对于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来说，这一进程更具独特意义。在一项关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得失的调查中，61.7%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人根本不了解西方，简单模仿造成许多“文化变态”；20.9%的被调查者认为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总体积极，负面影响次要。[27]这说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开放—封闭”的悖论在文化上的表现已经非常明显。在此情况下，经济上的休戚相关和政治上的各行其是、文化上的各美其美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矛盾。这给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带来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课题，即“文化自觉”和“文化调适”问题。[28]依费孝通先生之见，解决好这一问题，应该建立一种“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关系”。这种“文化关系”在应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要基于“价值反思”的自觉和“民族主体”的立场正确看待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所处的特殊文明情境。应当承认适宜于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体系的“中国价值”应当是生态价值观。也就是说伦理精神的生态对话与生态发展的理念是当代中国文化应对全球化的合理的和现实的价值理念。所谓生态价值观，简要地说，就是在伦理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有机体中理解、建构、确证、把握伦理精神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价值观。[29]

总之，全球化正扩散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并在持续不断地发挥影响。不管我们是否已经自觉地意识到，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社会”中的行动者和反应者的一员，而自处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也都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30]换句话说，全球化是事实判断同时又是一种价值判断。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关注着全球化这股巨大的历史浪潮如何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何改变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节奏，这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产生与解决不可能回避的世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