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视角下的中国—拉美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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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大变局视角下的中拉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2]“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3]。“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4]。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2012—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4.6万亿美元,约占同期世界GDP增量(12.0万亿美元)的38.4%。[5]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实现了2.3%的经济增长,初步核算的GDP约为101.6万亿元人民币。[6]按美元现价计,2020年中国GDP约为14.7万亿美元。[7]

一 大变局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成就

1978年中国主动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1978—2019年中国GDP由2936亿美元增至115375亿美元,年均GDP增长率约为9.1%。[8]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1978年中国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为1.1%,美国所占的比重约为24.0%,欧盟[9]约为28.8%。2019年中国占世界GDP比重升至13.6%,美国所占的比重降至21.6%,欧盟降至19.6%。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增加值约为1.9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总额的18.3%。[10]“这意味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丢掉的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被我们重新拿了回来”[11]。201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27.6%,北美洲(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约占19.3%,欧洲约占22.3%。[12]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增至3.9万亿美元左右,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总额的比重提高至28.3%。[13]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1978—2013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由211亿美元增至4.16万亿美元,中国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比重由0.8%提高至11.0%。2013年美国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0.3%,欧盟为31.6%。2019年中国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1.9%,美国为11.0%,欧盟为32.7%。[14]2020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约为4.6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15]2020年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年,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是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16]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17]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席卷拉美地区,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简称“拉美国家”)被迫进行改革。拉美国家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1982—2019年拉美地区GDP由2.5万亿美元增至6.2万亿美元,年均GDP增长率约为2.4%。按美元现价计,1978年中国 GDP 约为1495亿美元,约为拉美地区 GDP (5435亿美元)的27.5%。2019年中国GDP约为14.3万亿美元,为拉美地区的2.5倍。1978年中国人均GDP约为156美元,仅为拉美地区人均水平(1578美元)的9.9%。2019年中国人均GDP约为10262美元,为拉美地区(8870美元)的1.16倍。[18]2019年拉美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约为7383亿美元,约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18.9%。[19]2019年拉美地区商品贸易总额约为2.14万亿美元,约为中国商品贸易总额(4.58万亿美元)的46.7%。[20]

2020年5月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21]、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22]发布的联合研究报告指出,2014—2019年拉美地区年均 GDP 增长率仅为0.4%,为1950年以来增长率最低的6年。拉美经委会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拉美地区在经济、社会、生产、环境4个领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该地区正经历20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20年拉美地区 GDP 增长率预计为 -7.7%。[23]拉美地区59%左右的就业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24]2020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将增至2.147亿人,贫困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升至34.7%;绝对贫困人口将增至8340万人,赤贫率(绝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升至13.5%,拉美国家需要额外增加财政支出以纾解贫困,这部分额外支出占拉美地区GDP的比重在2.8%以上。[25]拉美国家的财政政策空间较为有限,一方面,税收征收较少,2018年25个拉美国家的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为23.1%,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34.3%的平均水平;[26]另一方面,税基侵蚀较多,据拉美经委会估计,2017年拉美地区偷漏税金额约3250亿美元,占地区GDP的6.3%[27]

拉美国家不仅必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且更要应对因疫情而趋于恶化的内部结构性脆弱和外部制约因素,即“新发展陷阱”。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长阿丽西亚·巴尔塞纳(Alicia Bárcena)女士指出,拉美地区正处于文明的十字路口,该地区只有通过全球性合作才能走出困境。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衰退正在抛弃传统模式,拉美地区需要新的发展模式。拉美经委会指出,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变革,世界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正在扩大国家(地区)之间的差距,拉美国家需要重新从“国家”角度考虑区域一体化、自然资源专业化、生产多样化和增加正规就业。

二 大变局视角下的拉美“新发展陷阱”

2019年10月拉美经委会、CAF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28]、欧盟、经合组织联合出版了《2019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转型中的发展》研究报告[29],该报告认为,拉美地区的商品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2003—2013年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在此期间,拉美地区年均GDP增长率为3.9%。2014年以来,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且长期低迷,拉美地区陷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第三轮、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一轮“失速年代”,拉美地区陷入了“新发展陷阱”。

“四个脆弱”(即“生产脆弱、社会脆弱、体制脆弱、环境脆弱”)是拉美地区陷入“新发展陷阱”的主要内因。如图1所示,生产脆弱主要表现为低工业化水平,拉美地区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和资源类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低价值链参与、低生产力增长。劳动生产力增长缓慢是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根本原因之一。1950年拉美地区的平均劳动生产力相当于欧盟成员国平均水平的75%, 2017年前者仅为后者的40%左右,部分拉美国家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已达65年之久。对于大部分拉美国家而言,如果其劳动生产力不能实现较快增长,则这些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至少还需要40年的时间。社会脆弱主要表现为中产返贫,约占总人口40%的中产阶层较不稳定,其中相当一部分易重新返回贫困状态;非正规化,非正规就业人数较多;低储蓄率和低投资率。体制脆弱主要表现为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社会诉求难以满足,公民纳税意识淡薄,政府财政资源不足。环境脆弱主要表现为碳排放量增加,自然资源枯竭,可持续性降低。

图1 拉美地区“新发展陷阱”

资料来源:CEPAL, CAF-Banco de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 Unión Europea(UE), Organización para la Cooperación y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s(OCDE), Perspectivas económicas de América Latina 2019:desarrollo en transición,OECD Publishing,Paris,2019,p.127.

拉美经委会认为,“中心—外围”是拉美地区陷入“新发展陷阱”的主要外因。拉美地区“外围化”的主要表现之一是该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所降低。1913—1950年拉美地区占世界 GDP 比重由4.5%提高至7.9%。[30]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1980—2018年拉美地区占世界GDP的比重由8.9%降至7.4%。导致拉美地区“外围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中心”国家主导科技和技术创新。例如,美国和中国拥有75%的全球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两国共同处于数字经济的领先地位。第二,美元约束。保持拉美地区较高程度的“美元化”是美国对拉美地区施加影响力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这不仅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美地区初级产品价格涨跌和经济增长波动的指挥棒,而且使拉美国家对外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在货币币种的选择方面受到较多制约。第三,对外国直接投资(简称“外资”)和外部融资有较高程度的依赖性。2014—2018年拉美地区年均外资流入量约为1758亿美元。[31]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简称“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截至2018年拉美地区的外资存量约为21161亿美元,约占拉美地区GDP的39.8%。[32]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国际债务统计》,截至2018年拉美地区外债总额约为18680亿美元,约占国民收入(49720亿美元)的37.6%。[33]

在《2019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转型中的发展》这一研究报告中,中国与美国、欧盟共同被置于世界发展趋势的中心位置。无独有偶,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全球价值链中的两大角色之一。2019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了年度世界发展研究报告——《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34],这是世界银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首次以贸易为主题发布的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世界银行在该报告中指出,全球价值链约占全球贸易的50%。21世纪以来,全球价值链加速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融入全球经济是主要原因之一。从产业角度看,全球价值链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电子、交通运输设备等领域;从地理区域角度看,主要集中在东亚、北美和西欧;从国家角度看,中国和美国是两大主要角色。这两份研究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认识,即中国、美国、欧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三个中心。

三 拉美视角下的美国、欧盟、中国合作方案

拉美地区与三个中心有多种合作方案,其中有四种影响较大。一是美国的“封闭的泛美主义”方案。自19世纪末以来,“封闭的泛美主义”一直是美国对拉政策的主线。美国将拉美地区视作“后院”,独霸“后院”是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基本点。“封闭的泛美主义”是美国为保护其“后院”而构筑的“篱笆墙”。美国在拉美地区推行“封闭的泛美主义”主要有三个意图。第一,防止欧洲势力重返拉美。拉美国家曾经是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自独立(1776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美国用了大约170年的时间将欧洲势力赶出了拉美地区。第二,防止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发展成威胁或敌视它的大国。第三,阻止或管控中拉关系的发展,这是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新增添的一个意图。

二是欧盟的“三支柱”方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拉美国家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为19个拉丁美洲国家,即18个西班牙语国家和1个葡萄牙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原宗主国位于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所以这一组国家也被称作“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第二组为14个加勒比地区国家,其中12个为英国的前殖民地。欧盟“三支柱”方案主要表现为“政治对话+政策协调+自由贸易”。在拉美地区,该方案主要应用于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其典型代表之一是“南方共同市场—欧盟协定”。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4个创始成员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开始与欧盟进行“三支柱”协定谈判。2019年6月欧盟与南共市完成全部谈判并签订协定。[35]目前,欧盟正在墨西哥和中美洲推行“三支柱”方案。对于第二组国家,英国脱欧将为其带来不确定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将其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基地租借给美国,以换取美国的几十艘老旧军舰,租期为99年,2039年前后到期。2019年1月时任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曾对媒体表示,英国正在制订计划,拟新建两个军事基地,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另一个在东南亚地区。[36]

三是拉美的“开放的地区主义”方案。该方案主要表现为,在推进拉美地区一体化的基础上,开展多元化合作。这一方案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中心—外围”理论,由阿根廷经济学家、拉美经委会首任执行秘书长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 1901—1986年)于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其基本思想是将世界分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外围国家主要向中心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从中心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因此,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有不平等的初级产品出口依赖关系。2019年10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在《初级产品与发展报告·2019年》[37]中将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等17个拉美国家列入初级产品依赖型国家名单。联合国贸发会议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初级产品依赖型国家的发展能力与初级产品价格正相关,当初级产品价格高涨时,这些国家的发展能力提高,反之则降低。拉美“开放的地区主义”方案有三项重要政策主张和两项主要目标。“三项重要政策主张”为地区一体化、工业化、多边主义。“两项主要目标”为改变过于依赖初级产品的状态,摆脱不平等的依赖关系。

四是“中拉命运共同体”方案。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提出“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携手共进”是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

美国和欧盟的方案意在维护“上帝之下的资本主义体系”,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也属于这一体系,因此,美国、欧盟、拉美三个方案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但是,三者之间也存在矛盾甚至对立。拉美与美、欧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于国家主权,美国和欧盟不尊重拉美国家的主权,甚至要求拉美国家以“主权换发展”。美、欧之间也存在矛盾,无论是欧盟的“三支柱”方案还是英国的“加勒比军事基地”计划,都表明欧洲势力一直在寻求重返拉美的机遇。

四 拉美视角下的携手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拉美国家普遍认可和接受“中拉命运共同体”方案,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拉美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已位于世界发展趋势的“中心”位置,这是拉美国家对中国发展成就和国际地位上升的肯定。第二,中国与拉美理念相近。2019年10月25日习近平主席与应邀来华访问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举行会谈。博索纳罗表示,中国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中国是巴西的伟大合作伙伴。[38]巴中两国虽相距遥远,但理念相近。第三,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推进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视为拉美国家跨越“新发展陷阱”的历史性机遇,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的考虑。

第一,中拉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应对拉美“四个脆弱”。“一带一路”倡议是深化中拉合作的重要途径。2018年1月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一带一路”特别声明》。该声明指出,拉共体国家外长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深化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经济、贸易、投资、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的重要途径。截至2019年上半年,已有19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双边文件,[39]这必将带动中拉贸易、投资、金融、产能、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助力拉美国家借鉴中国经验。在中国的诸多成功经验中,拉美国家认为有三条较为重要。一是融入国际社会。1971年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快速积累经济、贸易、科技、军事等实力的基础上,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两大领域的影响力已经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程度。二是发展现代工业和高新技术。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发展高新技术是中国工业化模式的主要内涵。三是消除贫困。自改革开放以来,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使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消除贫困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展示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方面。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助力拉美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一方面,有助于拉美国家凝聚政治共识、社会共识,制定国家战略、发展规划、发展政策,以便于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另一方面,有助于拉美国家把握机遇,深化和拓展对华合作。

第四,推进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携手打破传统“二元中心”桎梏。拉美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改变欧洲、美国主导的传统“二元中心”结构,使之开始向欧洲、美国、中国并驾齐驱的“三元中心”结构转变。在这个“三元中心”中,中国是拉美可信、可靠、平等的伙伴。拉美欢迎这一结构性转变,这与其“开放的地区主义”相吻合。

中国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美欧发达国家仍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有待提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40]。拉美经委会呼吁拉美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构建“联盟”关系。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自主发展,不仅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共同追求和目标,也是中拉“携手共进”的本质内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21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72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页。

[5]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统计数据计算,2021年10月19日。

[6]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1年3月1日第10版。

[7] 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统计数据,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2021年10月19日。

[8]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统计数据计算,2021年3月15日。

[9] 欧盟28个成员国合计。欧盟28个成员国为: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克罗地亚、捷克、丹麦、英国、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

[10]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统计数据计算,2021年3月15日。

[11] 王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纵横·十年)——访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苗圩》,《人民日报》2012年9月18日第9版。

[12]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UNIDO), World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Statistics for Quarter IV 2020,March 8, 2021, p.10, https://stat.unido.org/content/publications/world-manufacturing-production.

[13]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统计数据计算,2021年3月15日。

[14]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UNCTADSTAT)计算,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101, 2021年10月19日。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20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3515719/index.html, 2021年1月18日。

[16] 《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21年3月13日第3版。

[17]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2版。

[18]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统计数据计算,2021年3月15日。

[19]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统计数据计算,2021年3月15日。

[20]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UNCTADSTAT)计算,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101, 2021年10月19日。

[21]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西班牙语全称为“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缩写为“CEPAL”。

[2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西班牙语全称为“Comunidad de Estados Latinoamericanos y Caribeños”,西班牙语缩写为“CELAC”。

[23]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2020, Santiago,Chie, 2021,p.11.

[24] CEPAL,Organización Internacional del Trabajo(OIT),“El trabajo en tiempos de pandemia:desafíos frente a la enfermedad por coronavirus(COVID -19)”, Santiago, Chile, mayo de 2020, p.9.

[25] CEPAL,“El desafío social en tiempos del COVID-19”, Santiago, Chile, mayo de 2020, pp.1, 16.

[26] Organización para la Cooperación y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s(OCDE),Centro de Desarrollo de la OCDE,CEPAL, Centro Interamericano de Administraciones Tributarias(CIAT), 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BID), Estadísticas tributaria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2020, OECD Publishing,Paris, 2020, p.19.

[27] CEPAL,“Mayor cooperación financiera internacional es crucial para que paíse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puedan enfrentar la ‘tormenta perfecta' desatada por la crisis del COVID-19”, https:// www.cepal.org/es/comunicados/mayor-cooperacion-financiera-internacional-es-crucial-que-paises-america-latina-caribe, 2020年6月5日。

[28] CAF-Banco de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

[29] CEPAL,CAF-Banco de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Unión Europea(UE), Cooperación y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s(OCDE), Perspectivas económicas de América Latina 2019: desarrollo en transición,OECD Publishing, Paris,2019.

[30] [英]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31] CEPAL, 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Direct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2019, Santiago, Chile, 2019, p.28.根据Cuadro I.2中2014—2018年的数据计算。

[32]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STAT,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 2020年6月5日。

[33] World Bank Group,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2020,Washington,DC,USA, World Bank, 2019,p.20.

[34] World Bank Group,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Washington, DC., World Bank,2019.

[35] Lia Baker Valls Pereira,“Primeiras reflexões sobre o Acordo Mercosul-União Europeia”,Conjuntura Econômica,Julho 2019, pp.48-49;“Acordo Mercosul-União Europeia: novas reflexões”, Conjuntura Econômica,Setembro 2019,pp.60-65.

[36] 参考消息网:《英国防大臣称英军将在南海周边设立军事基地》,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9/0103/2367164.shtml, 2019年7月21日。

[37]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mmodities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9:Commodity Dependence,Climate Change and the Paris Agreement,Geneva,Switzerland,2019.拉美地区的17个初级产品依赖型国家为:阿根廷、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圭亚那、牙买加、巴拉圭、秘鲁、圣卢西亚、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委内瑞拉。

[38]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会谈》,《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6日第1版。

[39] 中国一带一路网:《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 https://www.yidaiyilu.gov.cn/gbjg/gbgk/77073.htm,2020年5月11日。19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为:智利、圭亚那、玻利维亚、乌拉圭、委内瑞拉、苏里南、厄瓜多尔、秘鲁、哥斯达黎加、巴拿马、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巴巴多斯、古巴、牙买加。

[40]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