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金融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也愈加深入，金融史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成果丰硕。朱海城教授的力作《近代华商股票市场制度与实践（1872—1937）》，无疑是中国金融史研究领域中又一新成果。这部著作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大幅修订而成，亦是其独立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

作者从制度与实践的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华商股票市场的演进历程。近代中国华商股市制度变迁和实践运行中的主要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是其所探讨的主要问题。近代华商股票市场发端于晚清，延续至1949年民国政府在大陆统治结束。上海华商股票市场是近代中国华商股市的“重镇”，也是华商股市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最为典型的股票市场。因此，上海的近代华商股市是其主要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以1872年中国第一股——轮船招商局的创立为起点，终点至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华商股市奉命停业，历经清末、北洋政府时期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前十年，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剧烈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华商股市制度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到1937年，已初步形成制度体系。而这一时期中国华商股市的实践发展与制度发展并不同步，某些时期甚至呈现出逐步疏离的迹象。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在对大量史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近代华商股市初创的特点为：（一）近代中国华商股市制度具有典型的外生性。在制度引进时多是照搬照抄，较少修改，制度的系统性研究和长远引进规划缺乏，致使引进的制度往往存在系统性的缺陷与风险。（二）近代华商股市总体趋向为本土化。西方股市制度引入中国时，虽然拥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但它在冲破中国仍然强大的传统经济结构的同时，也必然会受到来自中国传统经济的反作用力，而它要与中国社会的传统经济相衔接，争取更多地从传统经济走来的中国投资者的支持，就不得不遵从中国传统经济的惯例和要求做出调整，以顺应中国本土化要求。（三）股市制度、实践的基本特征植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股票市场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体系的一个元素，受到了来自中国近代社会经济体系多重因素包括经济、政治、传统习俗等作用与影响。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特殊性，即经济基础薄弱、租界制度、有法不依、政府角色等问题，是近代华商股市特点产生的本源。

研究我国近代的股市，是为了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以古鉴今。诚如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所言：“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得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抚今追昔，我国近代股市与当代股市的发展背景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国家由封闭半封闭向世界开放、社会剧烈转型、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制度的外生性等方面。股市运用得当，能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管理不善，也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社会动荡。因此近代华商股市的研究对我国当代股市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作者将此概括为三方面，我以为很有价值，并将其加以简单整理为：

（一）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要兼顾投资者和融资者。近代与当代股市存在类似的问题是对投资者的权益重视不够。投资者和融资者均是股票市场中的重要主体，两者共生共荣，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得到充分的考虑与尊重。（二）近代历届政府都没有扮演好自己在股票市场中的角色。而我国当代股市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缺位、越位并存；一方面存在典型的“政策市”，干预和控制股票市场过多；另一方面存在有法不依、监管不严的问题。在股票市场中，政府必须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将工作落脚于加强市场培育与监管，维持股市的正常运行。（三）加强制度建设与行业自律。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使其逐步完善。做好制度研究与建设规划，科学论证，科学引入，既要解决当前问题，又要立足长远；另一方面，需要加强行业自律。在证券市场的监管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同样，行业自律也难以替代，良好的行业自律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是政府监督的重要补充，否则难以避免诚信危机与股市风险。总之，发展经济，尤其是工商企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才是股市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股市建设的根本目的。没有工商企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股票市场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有股市健康发展，方有利于实体经济盘活资金，不失时机地融资与扩大经营，方有利于民生。

我与海城认识于2013年，是年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博士后，也是在那时得知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已获得立项。数载耕耘，几番磨砺。如今，他的这一项目终于完成，并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批准结项。当沉甸甸的书稿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知道这其中凝结了作者多年的心血。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博士后指导小组的老师，我衷心希望海城在学术上能积极探索，辛勤耕耘，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董志凯

2019年2月7日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