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时代语境

在全球化语境下要想客观真实地对中国新时期文学[40]进行还原性解读，除了深刻把握西方话语的理论主线和中国文论的批判精神，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和深刻联系外，我们在对新时期的文学思潮、创作群体和经典文本进行个案分析时，特别是进行有关“现代性”的话语阐发时，一定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文化本土的具体语境，否则就容易陷入“词不达意”的尴尬之地或产生较强的隔膜之感。

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知识性理论附加于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随即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然后又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这类文化想象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老照片》之类“怀旧病”的流行就是例证，它实质上触及了民族记忆与意识形态的“中国语境”。这个时期作家作品中的个体经验与集体叙事，历史真实与心理感应等由于拓展“后文革记忆”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由中国社会具体语境在特定情感激发下所引发的文化现象。[41]我们对西方理论不能机械地照搬，更不能全盘“克隆”，而只能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和发展。

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带给中国文学的客观现状是：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体制内/传统意义的作品与代表民间立场的前卫作品/先锋作品相安无事。各种风格迥异、反差极大的作品共置一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混杂、竞合和暧昧状态，反映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全球化与后殖民、精英主义与犬儒主义、先锋与通俗、文化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的纠缠不清，而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社会里又由于增添了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使问题的复杂性更为加剧。

传统文学理论中，地域性和全球性或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被表述为“越有民族性，便越有世界性”，这一由歌德提出、产生于西方现代化初期的命题，在今天便显出其内涵的可疑性和缺失性。这种“可疑性”和“缺失性”是由评判标准掌握在谁的手里所引起的。所谓“地域性”或“民族性”常常与“本土化”联系在一起。如何评判“本土化”的标准并未掌握在文化母国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世界”即“西方他者”强势话语的文化手中——中国新时期文学，特别是根据这一时期文学母本改编而成的电影一再上演“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悲喜剧便是明证。对于东方自身来说，所谓的“本上化”只不过是一种虚构。它不仅不是对全球化的对抗，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为全球化的产物或同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强化对西式评判标准的认定。

2019年9月，Nicer Odds公开了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中国作家残雪位居第三位，高出村上春树等人而名躁一时。虽然最终残雪并未获奖，但各大媒体对她的疯狂追逐、强烈聚焦和深度发掘，彰显了诺贝尔文学奖巨大的溢出效应。残雪作品属于小众化，在中国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她作品中的“本土性”或“民族性”也较弱，这恰恰成为她在“本土化”之外或“全球化”赢得“重大惊喜”的可能。事实上，正是有了全球化的前提，“本土化”才真正成为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西方化”，即按照西方的理念及其扩张需要所构建出来的一种隐蔽的后殖民意识形态。打着“后现代”或“前卫”旗号的“本土化”（如残雪自己宣称她捍卫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性），却极易滑入与本土文化中的“前”现代意识形态合谋的泥沼中。

西方后现代所倡导的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并非表面上所说的“怎么样都行”，而是在经历了长期的现代化所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和基础上的多元主义。而我们在本身的现代化模式尚未建成的状况下，所谓的“后现代”也不过是“西化”的又一被扭曲的符号，[42]它的本土化是极为虚幻的，至少在内容上是如此。“中国后现代”这个问题的出现本身就包含了双重的历史意味：它一方面表明“现代性”过程在中国远远没有完成，还将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地回到我们面前；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中国现代性一定程度上的展开正是“中国后现代”问题的客观条件，而在此条件下出场的“中国后现代”必然包含了对现代性经典理论的再思考和“重读”，也必然包括对现代性的客观现实的反省和批判。[43]

如何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文化本土的具体语境，如何在这种具体语境下把握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时代脉搏，如何对西方话语体系、特别是“后现代”理论进行反省和批判，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工作者首先面临的重大课题。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如何增强中国文学的自信力，如何凸显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如何以建构的眼光看待文化母土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化？对这些问题思考得越多，就越能感觉到“中国语境”沉甸甸的分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理论，但在运用这些理论时不能盲目，也不能盲从，更不能“拿来即用”，而应当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即这些理论的意义是再现和阐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而不是将“中国经验”经过刻意剪辑，成为迎合西方理论预设和阐释的现实支撑。“中国经验”是无可替代的关键词和理论场域的制高点，[44]强调这个问题，不是心血来潮的狭隘认知，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排他意识，而是由中国特殊国情、特殊场景和特殊语境所决定的。那么，全球化浪潮下特殊的中国国情、特殊场景和中国语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内容或怎样的精神态势？我们至少可以从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文化角度上看，东西方文化和新旧文化的冲撞交会，使得前现代性[45]、现代性[46]和后现代性[47]的各种文化形态，共时性地相互渗透、纠缠，并置于同一时空中，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特定的历史际遇和空前复杂的文化背景，使得当下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拥有西方人所不具备的“包容性”。这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性”。同时，在中国经济崛起和“全民奔小康”之际，各类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在国家与社会、日常生活领域和精英文化领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与国际主流意识形态之间造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中介面，作为特殊的思想场域，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个人想象和集体自我形象的重塑空间。这个空间既是后工业社会、商品化和全球化在中国的产物，又由于中国本身的历史积淀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产生对撞，使之反过来在传媒、商品、资本、国家和国际意识形态主流之间创造出来一个能够自由发展的文化新天地。

第二，从认识论角度上看，20世纪80年代文化思潮的主流话语是把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视作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对立面，在这个不同寻常的过渡时期里，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于对普罗大众进行“启蒙”。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反思中则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现代性的反面，而是另一种现代性方案，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为特征的现代性话语。[48]这个时期的大众仍然需要启蒙，但不是传统方式的启蒙，而是批判性的启蒙，或所谓的“新启蒙”。因为，西方的启蒙话语中也同时包含了殖民话语和“西方优先”的自大惯性，而包括胡适、林语堂，甚至鲁迅先生在内的“五四”那一代时代先锋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和“西方优先”思想过于掉以轻心，即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过于急迫地拥抱西方，而没有对西方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在随后的30多年里，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和国家撕裂中苦苦挣扎，无暇顾及其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全身心投入国家建设中。改革开放以来，作家、知识分子基本上照搬“五四”前辈那一套，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也接受了殖民话语和“西方优先”的思维定式，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的、不公正的简单否定态度。[49]这样的殖民话语“西方优先”的思维定式对近代以来中国本土的生存空间、文化认同和价值标准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在我们常常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并自觉地按照西方人的要求和暗示去从事种种有关中国具体问题的论证。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殖民话语的勇气。[50]这是必须引起注意并加以批判的，这也是当今中国最高决策层强调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

第三，从思想角度上看，近代以来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的主要心理态势是以追求现代化（西化）为精神导向的。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始于列强侵略，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让清王朝真切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威力，也由此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古老国门，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既饱含屈辱，又奋力抗争，他们对西方的愤恨、疑虑和对现代性的愤恨、疑虑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对现代性的愤恨、质疑和批判本身恰恰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

这种冲突性结构正是现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种活力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内在活力也正来自对现代性的愤恨、批判和冲击本身。[51]中国现代性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形态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其历史意义在于大众通过社会革命而成为历史的主体。但从现代性理想的角度看，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性却始终面对物质生产、技术革命、消费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巨大压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不仅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迟到的“理性化”阶段，更在物质积累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层面上为中国现代性的新阶段做好了铺垫。中国现代性从来都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后”现代性。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在接受现代性洗礼的同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带着一种对“现代之后”的想象和期待——在这个“现代之后”的世界里，现代不再是外在的、异己的、强加的“时代要求”，而是多元化的生活世界的自得其所。这种“过去”和“未来”在“现在”的时空里交会、重合，它造成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恰恰是构造中国“后现代”特征的蕴含所在。

第四，从大众生活上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东西部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使百姓生活的现状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当今中国既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前现代“小耕农”时期的落后生活，又有日新月异的现代都市“一次性消费”的生活（如各类电子表、快餐店、洗脚按摩、卡拉OK等）和“千里眼”“顺风耳”，以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微信、抖音和各类APP等新媒体时代的后现代生活，以及两者兼具更大范围的现实生活。在这里，意识形态的阴影越来越退出日常生活的表层，取而代之的是无孔不入的商品化与感官刺激。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国民在舒筋活骨、丰富生活本身的同时，也使拜金主义和个人欲望膨胀得无以复加，这种肉体和感官的本能欲望消解、扭曲和玷污了大众曾经有的追求、理想、道德、情操和人格。“犬儒主义”大行其道，大众文化以种种隐私、诱惑、欲望将传统、经典和先锋艺术改写得面目全非，中国社会的个人生活和公众生活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市场化过程中受资本制约的、追求自我却又失去自我的“新状态”。

第五，从经济学视角上看，全球化语境下出现的国际资本与一些国内权力集团以形式多样、花样迭出的勾连是一种新的现象（如跨国化的收购风暴、地下钱庄的疯狂、外汇的巨大流失以及各种形式的里通外合的“官倒”等）。一方面，把这些现象完全归罪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引起的是不公允的，至少是片面的；另一方面，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已经远远不能在传统的或单一的社会主义语境中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夸大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程度无疑会忽视中国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社会“暂进式的改革”的特色和前提所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注定了西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中国的“落户”与“扎根”必然要经过“本土化”与“民族性”的改造，如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混合，市场与国家间的重叠，权力的灰色地带与法律的空隙之间，外企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国港、澳、台企业的“登陆”以及内地的国营、集体、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等共处于一个经济发展的生存空间。无论学术上的争执如何，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既非普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又非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既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又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新阶段”，[52]这正是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时代特色，也是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个体身份的具体表现。

第六，从道德伦理上看，中国新时期的作家、知识分子虽然对商品化大潮、特别是后现代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而感到痛心疾首，对广大市民“不要崇高、及时行乐”忧心如焚，却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进行制止，比方，像传统的文人志士那样奔走呼号，为民代言，四处“启蒙”等。但是，对作家、知识分子自身而言，面对社会的种种实利、不正之风和诱惑，他们还有“保全道德底线”的最低要求；面对普遍的对于公平、正义、人权、民主等宏大叙事的渴望，他们至少可以用“不负责任的姿态来表现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不负责任，是因为他们负不起这个责任；表现社会责任感，是因为他们有着自己道德的价值底线。这虽然是一种无奈，却也是一种安慰。另外，尽管国家权力系统和作家、知识分子阶层之间存在着矛盾与目标分野，有时甚至因为某个问题形成激烈冲突，但两个精英集团的互相依赖、互相呼应、互相融合却是根本性的。它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共同基础。如果暂时撇开两者间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往往被似是而非地描绘成“左与右”“官方与民间”的冲突），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本冲突却不是“左与右”的对垒（这多多少少与精英知识分子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的“道德想象”有关），而是现代性精英集团（国家权力及依附于这种权力的主流知识分子群体）与兴起于市场、民间力量和日常生活领域里无名的消费大众之间的紧张对峙关系。[53]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道德出现的一种特征。

第七，从法制建设上看，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司法制度越来越严谨，法律条例也越来越具体，法制建设也越来越完善，“囚徒困境”的现代性个案也越来越多——所谓“囚徒困境”是指两名共同犯罪的嫌疑人被隔离讯问，如果一方坦白并检举另一方，则可判罪5年；如果一方顽固，被另一方坦白和检举，则判罪20年；如果双方都顽固，既不坦白也不检举，警察因找不到证据，只能将二人释放。但是，一些地方“人治大于法治”、“有法不依”和“知法犯法”的现象和事实仍然层出不穷。古代的“酷刑”如“五马分尸”和在人体上打上犯罪记号，包括割鼻、断肢、十指穿心、吊打、捆绑、幽禁、水牢等继续存在于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还有封建主义的“定心论罪”、“失礼入刑”和“刑不上大夫”等也继续以各种形式在中国的土地上顽固地生存着，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祖先、维系亲情，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这种“前现代”私制宗法也仍然发挥着某种威力。与此同时，以激进女权主义法学、法律与文学运动（法律故事学）、批判种族主义法学为主的后现代法学也在中国社会占据了一席之地。后现代法学中的“法律故事学”批判现代法学只讲一个故事，从而使得“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同性恋者”等曾长期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的弱势群体进入了社会的视线；后现代法学那种“杀了上帝，仍然按上帝活着时候的安排生活”俨然成了最时髦的口号，中国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用加强法制教育等方式来规范社会大众行为，提高道德修养、自觉意识和反省精神，它也恰恰反映了中国当下社会法制话语多种成分共存的混杂特色。

诚然，上述七个维度的归纳远远不能穷尽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它只提供一个粗线条式的一孔之见，是个人的思考、经验和感悟，因为中国的历史、知识、生活和意识形态等千差万别，层次丰富如河，任何企图归类的做法都将面临“将复杂事情简单化”的质疑，因而，上述各个方面的“镜相”都只能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社会局部问题的简单勾勒。但是，这些并不全面的“镜相”，已经显示出中国社会与发达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精神态势；与发展中国家其他各国的现实相比，也表现出了中国自己独有的特色。这些特色有如高密度的显影液，使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胶片上“镜现”出自己独具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