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城池建设

明朝定都北京，北京西倚太行，北靠燕山，既可震慑塞外铁骑的侵扰，又可尽享东北和华北两大平原的丰富资源和交通之便，可以等距离有效调动全国的资源和力量。顾祖禹说：“依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而负险，有建瓴之势，太宗（明成祖朱棣）深鉴于金陵之已事，建都于此，实为完全计也。”[18]毛泽东主席也注意到此举的意义，1951年4月他在游览十三陵时赞扬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19]。

明朝迁都北京，真定府的地缘位置发生了质的变化。

真定府是立足于黄河流域中原政权和立足于草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权边疆，也是华夷文化的交汇之地。既是少数民族政权南下的必经之地，又是中原政权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明朝定都北京后，真定府的地缘价值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是两个政权、两种力量的冲突之地，现在则成为都城北京的南大门，也就是说以前是国家安全的外围防线，而现在则成为保证都城安全的南大门。顾祖禹分析得最为清楚：“（真定）府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若夫历清河，下平原，逾白马，道梁宋，如建瓴水于高屋，骋驷马于中原也。盖其地表带山河，控压雄远。”

唐宋时期中原政权的政治中心在陕西与河南，真定府是中原政权边疆防御的军事要地。尤其是唐末五代以来中原政权的主要外来威胁是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真定成为中原政权国防的北大门。所以宋祁说：“河朔天下根本，而真定又河朔之根本。其地河漕易通，商贾四集，屯田潴水，限隔敌骑，进战退守，绰然有余，故常倚为北面之重。”[20]北宋以真定为军事重镇，这个地方关系着北宋政权的安危。

辽金元以北京为首都，以蒙古草原为腹地，欲南下与中原政权一争高下，选择大漠南侧，华北北端的北京为都城是最佳选择，进可攻，退可守。而明朝政权的经济文化基础均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北京为都城，国家的政治中心设置在两个政权两种文明的交汇之地，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这样北京便在少数民族政权的直接威胁之下，没有缓冲地带。为加强北京的防卫，明朝在燕山一线部署重兵，称为九边，建造了明长城。又在太行山一线修建了内长城和关口。而北京南部的华北平原则是无险可守。真定府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便成为守卫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成为京畿重镇。唐宋时期正定是国家边防的北大门，明朝则升级为首都安全的南大门。这种政治军事价值的变化，使得真定府对明朝政治中心的安全具有了特殊价值。明朝在真定府驻军多达两个卫，真定卫和神武卫。为彻底发挥真定府的地缘政治价值，明朝增加真定驻军，扩大真定卫和神武卫的防区，北至保定，西至山西娘子关，均为真定卫和神武卫的驻防之地。较能体现真定府地缘价值的还有一项内容，即明朝真定府的州县城池建筑的发展。

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和部分府州城墙高度在6.7米以上，大部分县城的城墙高度在3.3米到5米，亦有县城城墙不到3.3米，也就是说北宋时期大部分县城城墙只有3米至4米。如此高度的城墙可以用来防范小规模的抢劫，而在大规模战争中基本没有防御作用。明朝时期真定府各级政权所在府州县城大规模修建城池。城池是保证都邑安全的基本条件，在冷兵器时代，政府军队与外族军队、民间武装在武器上没有质的差别，维护都邑和政权的稳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建设封闭性的聚落，用城池保卫聚落，保卫府州县城，也正是因为城池的建造，政府治所驻地才被称为府州县城。城即城墙，池即护城河，明代真定府管辖州县，府城、州城、县城均修建了城池，可以说每一座城都像一座堡垒维护着正定地区的稳定，更捍护着都城北京的安全。

真定府城池始于南北朝时期北周（557—581）建造的规模不大的石城。唐朝宝应元年（762）因滹沱河洪水灌城，石城垮塌，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重新扩建正定城池，宋元期间屡修屡坏。真定城池的大规模建设在明朝时期。明朝定都北京，真定为畿南重镇，真定城池的修建是在正统年间（1436—1449）进行。1449年，明英宗出征瓦剌失败，在土木堡被俘，景泰皇帝在于谦等人拥护下即位，北京被围。为防瓦剌进入华北平原攻城掠夺，右佥都御史陆矩受命于真定驻防。为巩固真定城防，右佥都御史陆矩和御史陈金的组织下，大修城池。“增筑城址，浚治壕隍，为固守计。”[21]这次城墙以夯土建成，为土城。此次城池规模超过元朝，拆除元朝旧城墙，保留改建旧城门，元朝真定城的南门改建为阳和楼。

明朝重修的真定城池周长24里，城垣高10米余，上宽6.7米。护城河宽33米，深6.7米，河堤高3.3米，宽3.3米。这次大修奠定了以后真定城池的基础，以后城池建设基本是对此次城池的修葺和完善。隆庆五年（1572）开始修建真定砖城，在夯土城墙外包裹砖石，砖城完工于万历四年（1576），工期历时5年，工程款多达6万多两白银。此次砖城建设，真定军民全员参与，工程由真定府所辖各县和驻军正定卫、神武卫分段包干。城墙外为护城河，明朝末期，护城河淤塞严重，崇祯四年（1631）知府侯应璨疏通护城河，将城池外西北部的大鸣泉等50多眼泉水引入护城河，堤上植柳，池中栽莲藕，形成美丽的环城水系。“缘水环流，芰荷弥望，堤柳掩映，鸬鹜回翔，可以泛舟，擅河北胜览。”[22]崇祯十二年（1639）又对城池西南进行了补修，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修建了瓮城，即月城。南门瓮城上建有城楼，匾额上书“襟山带河”四个大字。城垣四角增建角楼。

获鹿县城池，始建于隋朝，原为土城。明朝逐步改建为土石结构，城墙周长3里左右，高10.6米不等，宽5米左右，明成化十六年（1480）用砖包甃土城的方式对坍塌部分进行补葺，正德九年（1508）知县刘鈇重修。正德十六年（1521）知县柴士元大修东西南三门城门，东曰迎恩、西曰威远，南曰和熏，并在城门上建楼各三间。嘉靖二十年（1541）知县刘坤用石材包甃北面城墙，嘉靖三十一年（1552）兵宪朱公征修建敌台即烽火台五座，嘉靖三十四年（1555）知县赵惟勤用石材包砌东西二门的瓮城。[23]明朝时期的护城河相对完备，池“深一丈三尺，阔一丈五尺”[24]。但是池中无水。获鹿县城只有东西南三门，未设置北门。北面为高山阻隔，人员往来不多，东西为交通要道，南门面向平原，设置北门的意义不大，故未建北门，故获鹿有谚语曰：“获鹿城样样全，就是没有北门和北关。”现在城池建筑只剩下西门威远门。

井陉县城池本是唐后期天长镇旧基，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8），井陉县移治于此。金元移治所于洺水。天长镇城池遂废。明初洪武元年（1368）将井陉县治所设于天长镇。“设土城，周围凡三里二十步，高三丈五尺，厚半之。嘉靖九年（1530），城为河水所坏，知县刘汝弼葺之。二十二年（1543）南城复坏，奉巡抚命，固关管关通判窦仁督同晋州州判陈爵石砌南门以东一面。隆庆三年（1569）六月井陉普降大雨，雉堞崩毁，知县钟遐龄砌为石城，高厚如旧。”[25]井陉县城南为绵水，建成石质城墙后，防御洪水的能力提高，“井陉城池，绵水从西来，绕南而东而北，故西南屡被水患。自砌为石城，而水患可避矣”[26]。明朝井陉县城的护城河深4.3米，阔3米。

赞皇县城池最早为土城，建于隋朝开皇六年（586），明初早已废坏。明景泰元年（1450）重修城池，城墙南西东各开城门一座，城中建樵楼。县城南部是发源于苍岩山的槐河，槐河洪水泛滥，将南城门冲毁，樵楼便当作南城门使用。正德元年（1506）知县张璞重修城池。因为赞皇县域较小、人口少，经济不发达，赞皇县城一直没有改建为砖城。土城“周围四里，高一丈五尺，广如之。槐水环抱为池”[27]。栾城文人陈九德在《赞皇县新城记》述说赞皇县人口之少，却又不得不修建城池，赞皇县“地僻民寡，居其（县城）中者仅六七十家”[28]。但是又不得不修城池，明朝建立之初，朝廷就要求“内外有司修建城池，盖固国以为民也”。

更现实的问题是赞皇为真定府属邑，亦为京畿重地。“嘉靖壬寅岁（1542），北虏寇边，中国预防之计以城堡为急。适府判窦公以事至邑，人请城之。”[29]一是朝廷要求，一是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当他们不能攻下北京时，便南下骚扰真定府地区，赞皇县民众为自保也要修建城池。

行唐县城池选址于郜河北岸台地上，源于唐代李光弼在此修筑堡垒打击安禄山叛军。城墙周长5里，高6.7米，宽11.7米。城外有池，池深2.7米，宽6.7米，池外有堤，池内侧与城墙之间有一道夹墙，应为防水冲毁城墙而建。景泰元年（1450），因瓦剌首领也先保卫北京，知县王哲重修城池，呈罐形，西南北三面设置城门，西门为罐口，南北为罐耳，东城未置城门，似罐底，故称为罐城。崇祯十一年（1638）皇太极领兵入山海关南下，抢掠于行唐，城垣遭兵火而毁坏严重，崇祯十四年（1641）知县陈其成修补三门，增建砖质月城。可见行唐城墙除了瓮城外，均为夯土版筑而成。

灵寿县城垣初建年代不详。明正统十四年（1449）知县茹公用因防卫蒙古也先侵犯而整修城池。成化十八年（1482）知县尚濂在城上改建砖堞，于城门上建小房，弘治二年（1489）、嘉靖五年（1526）、嘉靖二十二年（1543）、隆庆三年（1568）、万历三年（1575），多次重修。崇祯十二年（1639），知县曹良直建瓮城城门三座。城垣之外有护城河。灵寿县城主体仍为夯土建成，只有女墙、城门和瓮城为砖城。城垣周长3里，高6.7米。护城河深6.7米，宽5米。

藁城城池建设在明朝有较大发展，明初旧城垣周长3里，只有东西城门。城垣较小，只有两面城门，阻碍藁城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德九年（1514），县令陈素认为县城面积过小，“卑狭难为守御，乃内外坚筑，越旧制而拓之。高三丈，厚二丈，复益以瓮，城门皆砖石”[30]，藁城位于真定东部，是从真定府经过山东到达东南的必经之路，故藁城西城门外的西关成为集贸中心，西关的人口数倍于城内，为保证西关的社会稳定，维护经济秩序，正德十五年（1520），藁城城垣向西扩建，将西关划入城内。扩建之后，城垣“广袤计四里许。城下凿池，新旧俱阔三丈，深一丈五尺。继立四门，东曰瞻岱、西曰太宁、南曰嵩寿、北曰恒镇。门上各设层楼，楼之楹亦如东作西成之数，而高广过之，檐牙相望，掩映云霞，藁邑至是改观矣”[31]。

栾城县治元朝时期位于今栾城焦家庄村东，元末因战火城垣毁坏严重。洪武十年（1377）知县沈贞在旧县城东以东两里之处创建新城，旧县治废弃。因为明初草创新城，城垣为夯土建筑，设有四座城门。土城防御洪水的能力较低，故多次重修。较大规模重修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由知县杜潮进行，加高加固城墙，修建砖质城垛，城门修建瓮城，引冶河水疏通护城河。崇祯九年（1636），明朝遭遇到辽东女真和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内外双重威胁，同年知县陈心镜改营砖城。经过杜潮的重修后，城垣的达到城池周长3里、高9.3米、宽6.7米，池护城河深6米、宽10米的规模。栾城进士陈九德在为杜潮写的《重修栾城记》中专门强调夯土城墙抗灾性差和蒙古入侵的威胁，“霖雨之秋，民多患之。况频岁丑虏累犯山西，栾实密迩，唇齿之地，尤所宜患者。”[32]

根据真定府城与几个县城城池修建我们可以发现，真定府大规模的城池建设集中于明英宗以后。明太祖八次北伐、明成祖五次远征蒙古，将抗击蒙古的主战场推进到蒙古高原，针对蒙古的防线分布在从嘉峪关到山海关的明长城一线，真定府直接承受的少数民族的军事压力并不明显。明朝中期以后，不再深入大漠打击蒙古，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长城一带成为两军对垒的战场。蒙古部落的瓦剌部、鞑靼部，从西北威胁中原，辽东女真从东北威胁中原。他们穿过长城南下威胁北京。北京城防坚固，物资储备雄厚，少数民族无法攻破城防，占领北京。在此情况下，入长城南下的少数民族改变进攻战略，他们越过北京，进入河北、山东等华北大平原掳掠人口和物资，烧杀抢夺。居于北京南部的真定府倍感少数民族进攻带来的军事压力，故明朝中期以后，纷纷加固城防，重修城池。

明中期修建城池，城墙的高度都在6.7米以上，真定、获鹿、藁城、获鹿城墙高达10米。城墙厚度增加，城墙顶部可以行驶车马。而北宋都城开封的城墙高度只有6.7米。财政条件较好的县将土城改为砖城，比如真定、藁城、栾城的城池。所有城门都修建了瓮城和角楼，瓮城和角楼是城池防卫重要的军事设施。城墙之外修建护城河。崇祯年间，元氏城墙还专门修建炮台，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得到提高。外敌入侵时，县域内民众闻警携带主要财产入城躲避，城垣高厚，护城河深宽，垛口敌楼瓮城等设施完备。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远程进入华北，缺乏攻城的重型装备，难以攻下城池。其军需后勤主要依靠沿途劫掠，民众入城，坚壁清野，所以他们于华北平原逗留时间不会很长，便会因为后勤中断而不得不撤兵。真定府内高城林立，以坚壁清野和持久消耗的方式化解少数民族的攻击力量，进而实现保卫北京的战略目的。从城池的城门的名称也可以看出真定府大规模建筑城池的目的是保卫北京。束鹿、灵寿、高邑、行唐等县城池的北门都以拱辰为名。真定府北向为首都北京，辰为北辰即北极星，《论语》中说：帝若北辰，而众星拱之。建造城池的战略目的就是保卫北京，保卫朝廷。

明朝时期，真定府各州县治所在地有所调整，栾城县城、束鹿县城为新建，井陉县城由洺水迁至天长镇。此后州县治所在地基本固定。在县治选址上主要根据土地和河流等条件。耕地与河流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距离河流较近可以保证护城河与县城生活用水。濒临大河建城，大河本身也是县城的天然城防设施。真定在滹沱河北岸建城，行唐在郜河北岸建城，灵寿在城南为滹沱河的支流。平山县城北为滹沱河，西为冶河。水土条件为经济发展提供潜力，但是洪水灾害也会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样城池的另一功能就显示出来，城池有防洪减灾的功能。

郜河从行唐县城南面和东面环绕流过向东而去，县城东隅地势较低，为防止郜河洪水淹没县城，县城东城墙未修建东门，这样东城墙全面发挥着护城堤的作用。明朝时期发源于白鹿泉的太平河从获鹿县城北侧以西北至东南走向流过，夏秋两季太行山洪水顺太平河奔腾而下，为防止洪水从城门涌入县城，明朝获鹿县城也没有修建北门，北城墙发挥着护城堤的作用。灵寿和平山城墙多次被邻城河流的洪水冲坏，试想若没有城墙阻挡，灵寿、平山县城必将一片汪洋。直到20世纪60年代城墙的防洪功能依然明显。1963年秋河北中部发生洪水，毛泽东在停靠邯郸车站的专列上听取河北省委领导刘子厚汇报灾情，当了解到有些县城由于有城墙，群众没有受到更大损失时，指出：城墙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水，我看还得搞。大村庄也要有个地方呆嘛，要把城墙和护村堤埝看成生产资料，没有它，耕牛、犁、耙都要被冲跑。现在是两个问题：一是大城市，如邯郸、石家庄、邢台，要不要修城墙；一是大村庄修大围子。当林铁谈到正定县群众反对扒城墙时，毛泽东说：“我们没有知识，不能再扒了，城墙是为了对付水，不是对付敌人。”[33]直到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等大型水库在太行山修建之后，蓄洪泄洪提升，彻底解决了滹沱河等洪水引发灾害问题，城墙防洪减灾的功能才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