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代交游别离诗的繁荣原因

别离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在唐代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唐代交游别离诗繁荣兴盛的原因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社会原因、政治原因、交通原因。

一 社会原因

首先是战争与生计造成了别离。唐代连年的边塞征战，使大量的青壮丁从军戍边，远离家乡。对于一般百姓来说，他们迫于生计，也经常要外出谋生，不得不辞亲别友，离开家园。唐代的商贾更是长途贩运，行商四方。中唐时期的安史之乱，又导致很多人因为避乱远祸而饱尝颠沛流离之苦。

其次是士人的读书仕进与干谒交游造成的别离。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古代的士是不可以留恋安逸的家居生活的，必须要离家游走四方，登山访胜，游学游宦。唐代士人的这种离别则更多，应试赴举、漫游干谒、升迁贬谪、入幕从军等都会产生离别。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对此种现象有过评说：“当时以长安为中心，在通往四方各地的大道上有多少来往奔波的行人，商贾不必说，应考的士子一年有几千人，还有为数众多的应吏部铨试的地方上各级基层官员。至于州刺史以上大员的调动及随从人员，就更不用说了。”[2]唐朝士子通过科举考试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要想正式步入仕途，尚需经吏部铨试[3]。科举考试中设立了“以诗取士”的制度，使诗歌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天下文人特别是那些希望进身仕途的文人就更加热衷于诗歌的创作了，以诗会友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习惯，离愁别绪用诗来表达也成为一种必然。

再次是拜友唱和。唐代诗人中，有许多情投意合往往被相提并论的挚友，像王孟、李杜、韩柳、元白等，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游集聚，互相唱和，彼此留下了不少相知相惜、感人至深的唱和诗和送别诗。

二 政治原因

唐代开国之初便确定了以文治国的方略，这对唐代诗歌的繁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贞观初期，天下安定，唐太宗励精图治，深知“致安之本，唯在得人”（吴兢《贞观政要·择官》），采用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传上》），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唐太宗时期，建弘文馆，遴选天下文人，给予优厚待遇校理典籍，同时送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弘文馆学习。受此影响，唐代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官学制。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算学；在州县设有州学、县学。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扶持、奖励政策。这些政策的推广与实施，使得唐代社会中能够接受教育的群体大大增加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给诗歌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另外唐代的最高统治者有胡族血统，不耽于沉思，更爱好歌唱。他们提倡风雅，唐人“非歌诗无以见惜别之志，不可以不赋”（梁肃《送窦拾遗赴朝廷序》），也就是说凡是离别场景，赋诗赠别已经是一般的社交礼仪，这又大大地促进了别离诗的创作规模。以诗赠别这一特殊礼物，在唐代特别盛行，而且赠别诗还有一些特殊规定，比如字数、用韵、形式、内容等，有时兴起还会特地推举“擅场”[4]。在这种状态下，竞争的意识自然增强，“送行数百首，各以铿奇工”（孟郊《奉同朝贤送新罗使》）的局面自然得以形成。也正因为诗歌当时崇高的社会地位，才使亲人朋友在离别时以诗相赠成为习俗，诗歌也成为离别时赠给亲朋师友的一份厚礼。

三 交通原因

我国古代交通不便，交通工具有限，不管是骑马还是坐船，都无法像现在这样朝发夕至，早出晚归。古人出行前都会做充分的准备，“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庄子《逍遥游》），说明出行要提前准备路途给养，很早就造成别离的气氛。杜甫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赠卫八处士》），反映出古代交通不便，音信难通的客观实际。千里迢迢，背井离乡，跋山涉水踏上漫漫征途，一旦出发，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年半载方能归家。路途莫测，前途难料，甚至经常有此次一别便是人生永别的现象发生。故而离别主题成了诗人笔下的重要题材，诗人们将离别聚散，别易聚难的苍凉感付诸诗笔，写尽人生离别带来的无尽忧伤。离别之时感慨良多，但人们普遍有着“相见时难别亦难”的心理，这种心理因景而伤、因时而伤，常常变得惊心动魄，故而送别题材的诗歌读来有格外感人的力量。

别离是唐代诗人的重要活动，统治阶级的重视和用人制度的改革直接催生了唐代交游别离诗，加之大唐盛世促成文人士子游学往来于祖国的名山大川之间，还有诗歌本身的抒情功能，共同促成了唐代交游离别诗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