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一
哲学研究与哲学,在方向、动机、目标、范围、方法等方面实各具个性。就整体而言,哲学始终是当世的,它必专注未有,挚诚于未来的召唤,以返本开新之姿行进于当世的泥泞之途,探究何以存在的形上之知和怎样解救的生存之法。与此不同,哲学研究从来是历史的,它必专注已有,执着于历史和传统,挖掘和诠释,使之复活或再生。
严格地讲,哲学研究属学问范畴。学问可抉发思想,解释思想,却不以创造思想为己任。好的或者高位格的哲学研究,可游弋于学问与思想之间。并且,哲学研究可成就哲学史家或哲学学家,但难以成就哲学家。如要成己为哲学家,须突破“学问与思想之间”的游弋范式,走向当世的存在之问。《在学术与思想之间披肝沥胆弘儒学》或给出这方面的很好诠释。
二
哲学的优良传统是追求确定性,特别关注动机和目的,或手段与结果,由是铺开唯心和唯物相消长的历史。但现代主义遭遇后现代解构的进程,激活潜沉于中西哲学传统中的过程思想。《中国哲学与过程思想》提出“东西方对过程思想的适切应用甚至可视为全人类的当务之急”,因为西方过程思想在中国,中国过程思想在西方,当代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必进入思想的交流与互鉴,思想的交流与互鉴必要哲学开道。《基于过程哲学的生态伦理:辩护与抵抗》认为,过程哲学既构成“质疑科学唯物主义的基础”,又能为消解“管理主义”重建人与地球共生“提供实现这一转变所需的生态伦理学形式”。
过程思想实是“变中不变”和“不变中变”思想,它本是中西哲学的源头传统。怀特海返本开新这一源头传统创建过程哲学。基于这一视角,《过程、进步和过度:怀特海与社会和平》指出,怀氏过程哲学强调存在的整体性,整体存在敞开过程,过程孕育生长,生长推动进步,进步重建社会,创造和平。和平构成人类存在的目的,也是自然的目的。《从体验哲学到体认哲学》和《对现代实体语言学的哲学反思》运用过程哲学方法进行体认哲学和有机语言哲学的探索,或为创建当世哲学拓展视野。《整体论与怀特海教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运用过程哲学研究教育,指出“在文明的文化危机时期和不确定时期,教育是济世的良药”。教育要成为“济世良药”,需要哲学的牵引和激励。什么样的哲学可肩负起使教育成为“济世良药”的使命呢?《生境存在:现代社会终结的未来可能性—生态理性哲学基本概念诠释(3)》予以正面回应:“开启存在拯救的当世哲学。”或可是生态理性哲学,它的基本主题是重建生境存在。生境存在既是场态存在,也是关联存在;生境存在的敞开是限度生存。限度生存的通俗表达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和‘我的自由止于你的鼻尖’,前者构成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边界法则;后者成为人类建构制度社会的边界法则”。
三
哲学的存在之问敞开三个基本维度,即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此三者生成转换鼎新的逻辑是:通过知识论的检讨和建构,道德批判和伦理学解释成为形而上学达于实践之域引导人和社会共生存在的方法论,又同时经由知识论检讨与建构回归形而上学,为形而上学提供开新的源泉。因为形而上学的存在之问,直接源于当世存在的困境和危机,并总是以层累的方式解构伦理存在和道德生活,如何解决人类伦理品质和道德生活能力弱化的状况,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解决方案,《程序性道德增强》描述了这一方案:一方面,人工智能能够开发一种在智力、经验能力、对修正保持开放、共情理解以及对偏见的避免等方面均优越人类能力的增强道德的程序性技术。另一方面,以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为两翼形态的新技术,不断衍生出最紧迫的技术伦理问题。《人类基因工程伦理辩论中的滑坡论证》指出,“允许使用影响到后代的基因治疗将必然导致优生学,导致人们想要通过使用基因技术来创造出超级人类。由此该论证主张,我们绝不允许迈出第一步,将此类基因技术运用在人身上”。如果说基因工程引发伦理溃退和道德解构,还让人们对未来心存侥幸,而《“人工情感”研究的进路分析》表现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乐观,或许没有想到人的生物情感密码被破译的后果,人的最后心灵防线也将面临溃散,人被机器奴役的可能性会不断增大。人工智能技术无阻碍地开发,正不声不响地重构着社会的结构、秩序和管理机制,形成技术专家制,《智能技术视域下的技术专家制批判》从政治、经济、伦理三个维度展开批判,没想到技术专家制的实质是技术权力专制,其所引发出来的根本问题是制度和法律应如何应对?
人口、资源、环境、新技术、疫灾以及由此形成的后经济-政治陷阱,将人类和平问题推到生存-发展的风尖浪口,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的古老问题演变为国家与国家如何可能“在一起”的问题。谋求解决这一问题所需建构的基本框架中,法,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万民法〉中的战争与和平:康德,罗尔斯与武力的使用》的价值和意义就此呈现出来。当世人类自我解救不仅需要“万民法”,更需要共同价值诉求的责任伦理,《约纳斯的责任原理探析》响应这一主题,探求以“责任命令”为核心理念的责任伦理,或可为当代人类如何走出后世界风险,提供一种伦理准则。
四
哲学向前开新,必先返本。返本探讨可着眼于具体。《王船山立制公正论的三层逻辑》重在阐释王船山制度实施如何可以通过“立纲修制、制度修明、制度简公”而达于公正。《庄子“物”论析解》解析庄子之“物”论来透视人、物、道之存在关系,以呈现“我”的本原位态,或可为消隐的当世之人和失落之“我”,提供一自立存在的“观世情怀”和方式。《孔子伦理思想学说大纲》从孔子对人、小人、民的分类定义入手,呈现仁、礼、乐三者的逻辑关系和认知框架,抉发孔子如何以中正之道贯通仁德和公道,形成以中庸为准则,以孝、弟、忠、恕为行为规范的德性—德行体系,或为解答孔子如何创造影响人类进程的“思想范式”,打开一扇窗户。
对传统的返本开新,更需要整体视野。《如何构建世界—科学与宗教的核心冲突》揭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源于近代自然主义将意志的自然改造成理性的自然和“对人性的不同认识”,由此使“科学取得了规定世界和人性的权力”,宗教不得不“将自己限制在道德和个人幸福的领域,远离公共世界,在科学主导的世界的角落寻找栖身之所,这个角落正是科学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扁平化理解所带来的困境”。《从中西哲学看教育之魂》将教育置于中西哲学大框架中比较,指出“信任,希望,爱”是人类教育的内在要求。《从“信仰的竞赛”到“道德的竞赛”》呈现信仰的竞赛诉求“信仰上的专一和热诚”,道德的竞赛诉求“行为和接纳异己”,“宗教宽容就是道德竞赛取代信仰竞赛的一种后果”。
《为生态文明寻求哲学基础:中西思辨形上学》和《中西传统文化当代复兴的哲学方法论刍议》在更宏阔的视域中开新探究:前者反思全球生态危机,予以中西思辨的形上学考量重建生态文明何以可能;后者审查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认知个性、知识构成等方面的独特性,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要真正迈向当代,走向真理必须转向思维现象学的新现代主义实践哲学的方法论”,这种发散性探讨或可为哲学的存在之问提供另一面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