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英国黑人文学的历史如同英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有关黑人文学的定义和范畴自然也是争论良多，大卫·戴比迪（David Dabydeen）认为黑人文学既非本质主义的概念，也非凭空构建的想法，因此是无法确切定义和控制的（Stein,2004:10）。而弗莱德·达圭尔（Fred D'Aguiar）则提出，黑人文学是莫须有的存在，定义文学作品的因素应该是阶级、性别、种族、时间和空间，而英国黑人文学的概念会导致读者误认为，黑人作者的作品相互雷同而非精彩各异（Stein,2004:11）。达圭尔的说法固然有理，但是如果认为一位少数族裔背景的作家在种族氛围相对紧张的英国会具有英国本土作家相同的境遇，那自然也不合情理（Stein,2004:11-12）。因此在英国社会遭受排斥的流散经历以及与故国的文化渊源成为黑人作家之间联系的纽带，因此英国黑人文学非但是指拥有相同种族、文化和区域背景的社会群体，更是意味着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新民族性》（“New Ethnicities”）中提出的群体的概念。虽然英国黑人小说家群体具有相对的异质性，但是他们共同的边缘化和流散性的经历，以及相似的文化和种族渊源能够成为他们构成群体的纽带（Hall,1996c:164）。

尽管众说纷纭，英国黑人文学始终是英国文学领域中非常强势的存在，黑人作者始终站在揭示英国与其殖民地的经济和心理关系的最前线，18世纪的奥拉达·艾奎亚诺（Olaudah Equiano）和伊格那修·桑奇（Ignatius Sancho）等代表作家以自传叙述的方式来寻找自我。他们的作品通常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宣誓自己的人性，同时反抗英国的蹂躏和践踏，由此成为英国黑人小说的开端。依据戴比迪和（Dabydeen &Wilson-Tagoe,1987a:931）对英国黑人文学的理解，黑人小说可以定义为，由出生或者旅居英国的黑人作者创作，在英国范围内发表或者出版，主要针对英国读者的小说作品。这种早期的定义宽泛而松散，并且没有对英国黑人小说家的群体做出明确的界定。严格来说，英国黑人小说的界定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英国黑人小说是指非洲、亚洲或者加勒比背景的有色小说家的作品及其相应的文化和美学传统（Stein,2004:18）；狭义的英国黑人小说特指那些具有非洲加勒比（或者西印度群岛）血统的英国籍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而当代英国黑人小说是指“帝国疾风号”（SS Empire Windrush）以后的小说作品。其实这种划分也具有可商榷之处，因为像奈保尔和大卫·戴比迪等作家本身就同时具有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血统。因此，当代英国黑人小说的界定也并非界限鲜明。

马克·斯坦（Mark Stein）将英国黑人小说定性为成长式小说，同时赋予其施为功能（performative function）（vxi）。这意味着，当代英国黑人小说在描写和记录黑人移民主体构建过程的同时，也通过描述英国种族主义氛围、重新勾勒英国的社会图景和运用文化影响的方式重新塑造21世纪英国的形象，进而重新定义英国性（Englishness）。当代英国黑人小说在6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肩负和构建着改变的两种使命，因此当代英国黑人小说独立成篇的原因包括该小说家群体相同的流散经历，小说作品相似的美学传统及其肩负的共同的历史使命。

一 20世纪50—60年代孤独的伦敦人

搭乘“帝国疾风号”而来且活跃在50—60年代英国文坛的黑人小说家对英国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将英格兰塑造为一个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的同时也赋予英国文学国际化的视野，从而避免其在帝国的消亡后而萎缩成为狭隘的小英格兰主义（Little Englandism）。当英国的其他人群纷纷自称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或者北方人来宣布与英国的决裂时，这些充满生机的黑人却迫不及待地想成为英国人。英国既没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也没有身处欧洲的阴影之中，而是在20世纪后半期被重塑为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维度的国家（King,2000:14）。E.R.布雷维斯特（E.R.Braithwaite）是最早在英国获得声誉的西印度群岛作家，埃德加·米特霍兹（Edgar Mittelholzer）、塞缪尔·塞尔凡（Samuel Selvon）、乔治·莱明（George Lamming）、安德鲁·萨尔基（Andrew Salkey）、威尔逊·哈里斯（Wilson Harris）等紧随其后。赛尔凡的《孤独的伦敦人》（The Lonely Londoners,1957）被批评家们认为是英国黑人经典小说的开山之作，在20世纪后期被争相效仿，“孤独的伦敦人”的意象也被认为是此时英国黑人移民的象征。《孤独的伦敦人》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后期烟雾弥漫的伦敦，特立尼达移民摩西带着作家的梦想来到伦敦，未想竟然沦落为贫困落魄的劳工，最后带着满腔的遗憾回归故里。他眼中的伦敦是一个孤独而冷漠的城市，这座城市被分割成数个小世界，你只是待在自己所归属的那个世界里，除了报纸上的消息以外，你根本无法知道其他世界中发生的事情（Selvon,1991:60）。

该时期的作家通常会书写住房、工作和安全等摆在眼前的问题，小说通常致力于表现黑人移民在宿主国的不安和不适，同时对故国满怀乡愁。黑人小说的主人公都以男性冒险家的面孔出现，他们在忧心金钱、工作和住房问题的同时也对白人女性充满幻想，此时的小说中还未出现生活稳定而富裕的黑人中产阶级。英格兰的住房并非如黑人移民所期望的那样干净和舒适，而是昂贵而肮脏，并且有色移民在寻求住房时会遭遇公开的歧视。赛尔凡的四部伦敦小说都与住房相关，因为它既是生存的必需条件也是定居英国的象征。赛尔凡的《孤独的伦敦人》以诙谐和夸张的手法记录着黑人移民初到英国时的兴奋和痛楚，“当摩西初到伦敦的时候，他希望能找到一个便宜的地方落脚，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同时也能找到几个男孩子闲聊来打发时间——这座城市在你独处的时候是那么孤独”（Selvon,1991:55）。后来，书中的反英雄（antihero）摩西将其他西印度群岛移民领到地下室的蜗居中并且从中渔利，最终买取一处破烂不堪的旧房出租获利。他就这样一边剥削他人，一边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赛尔凡的《住宅区的云雀》（Housing Lark,1965）中的黑人移民在求租和求职方面都历尽艰难，最后竟然乔装成印度移民来达成目的。乔治·莱明《移民》（Emigrants,1954）中的人物同样面对空气烟雾污染、气候潮湿阴冷、住房肮脏阴暗和用品配给定量等问题。住房和土地都是文学作品中归属和传承的象征，而黑人移民遭遇的住房困难也让他们丧失安全感。此后数十年的英国黑人文学都会谈及住房问题，他们抱怨英国房东窥探隐私，势力霸道，并且制定出很多针对黑人房客的严格规定，也抱怨英国住房恶劣的卫生条件，非但朋友留宿成为痴心妄想，就连晚归的房客也会被拒之门外。浴缸、淋浴和门锁钥匙成为英国居民和黑人移民之间文化战争的象征物。正因如此，黑人移民和他们的后代虽然身处英国，但是仍然无家可归，他们无论在出租屋里还是在社会上都是不被接纳的。

此外，文化冲突的问题在此时的小说中也多有涉及，居留英国的黑人移民在面对种族歧视的同时也对自己的行为和身份做出思考，并且感到无所适从。非英国的举止被认为是特殊甚至野蛮的，而英式的行为则会带来“模仿者”的风险。萨尔基的《逃到秋天的柏油路》（Escape to an Autumn Pavement,1960）表现出伦敦赋予黑人移民的无限自由与牙买加中产阶级刻板保守的道德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莱明的《流放的喜悦》（The Pleasure of Exile,1960）在讨论自由的观念时以普洛斯彼罗（Prospero）和卡利班（Caliban）来表现白人殖民者和黑人被殖民者。而后来的《浆果拌水》（Water with Berries,1971）作为对莎士比亚《暴风雨》的戏仿，将伦敦的黑人移民塑造成普洛斯彼罗土地上的卡利班。哈里斯的《乌丹的遥远旅途》（The Far Journey of Oudin,1961）讲述一个移民家庭因为英国资本主义方式与故国的传统相互背离和冲突而无法适应，最终家庭分崩离析的故事。莱明和其他原殖民地知识分子同样思考的问题是，如果被殖民者全盘接受殖民者的语言和表述方式，又如何能实现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

该时期的英国黑人作家主要秉承英国文学传统中的现实主义文风，但是特立尼达群岛的卡利普索（Calypso）中独有的自嘲和反讽以及各种腔调的黑人英语都能够显示出英国黑人的存在。他们在英国居无定所，同时丧失家园和归属，进而丧失自我；而这种丧失所有和迷失自我的状态同时也预示着自我身份构建的开始。

二 20世纪70年代的寻根梦想

20世纪70年代的西印度群岛黑人不再是英国移民大军的组成部分，而成为英国黑人。70年代中期约有半数黑人儿童出生在英国，他们在英国成家立业，生根发芽。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小说家审视英国的视角也从暂时过渡为永久，并由此开启英国黑人的时代。该时期随着加勒比艺术家运动（Caribbean Artists Movement）的偃旗息鼓，加勒比文学也逐渐转变为西印度群岛文学，同时赋予英国黑人文学新的视野和内容。70年代活跃在英国文坛的除了五六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黑人小说家以外，又新增布奇·埃默切塔（Buchi Emecheta）、贝丽尔·吉尔罗伊（Beryl Gilroy）等女性小说家。

70年代的黑人小说首先表达的是英国黑人生在英国、长在英国，却不被英国所接受的挫折和困惑。布奇·埃默切塔的自传体小说《在阴沟里》（In the Ditch,1972）中生活在阴沟里的女主人公努力为自己在英国争取一席之地。而后的《二等公民》（Second Class Citizen,1976）中的女主人公艾达因为非洲女性的身份而被双重边缘化，她在小说中与她残暴的丈夫斗争，同时还要照顾一大群孩子。贝丽尔·吉尔罗伊的小说《黑人教师》（Black Teacher,1976）讲述着她作为伦敦北部一名黑人教师的经历。在完成从黑人移民到英国黑人的转变后，黑人作家先是以上述作品来对抗种族歧视，但更主要的还是从故国的题材中寻找创作的灵感。英国社会压抑的氛围和严重的歧视迫使此时的黑人小说家回望自己的故国，并且从中寻找创作的体裁和灵感，而他们寻根的梦想也帮助他们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等身份构建的问题。

尼日利亚伊博族（Igbo）文化以及齐诺瓦·阿切比（Chinua Achebe）、纳帕（Florence Nwapa）和曼欧尼（John Munonye）等伊博作者开创的写作模式在英国黑人小说中得以继承和发扬。小说将伊博村庄中安全而有机的生活与都市中的机遇、自由、严酷、堕落和危机相对比，描写传统伊博村庄与欧洲文明之间的冲突。埃默切塔在《奴隶女孩》（The Slave Girl,1977）中成功地效仿尼日利亚作家爱曼达（Elechi Amada）的手法，从女性的视角揭示出传统部落社会的真实面貌。此后埃默切塔将目光从尼日利亚的过去转向她的现在，创作的主题也容纳进政治和历史等宏大叙事。然而，埃默切塔在书写故国体裁的同时也表达出自己作为英国作家和非洲作家两种身份之间的冲突，对非洲的忠诚和对英国自由生活的渴望也使她摇摆不定。并且，多年英国生活中接触到的女性主义思想也使她在故事的讲述中选取女性主人公和女性视角。《新娘的价格》（The Bride Price,1976）故事中短暂的婚姻虽然幸福却多遭诅咒，最终以新娘难产死去为结局。故事中的女性在经济方面只能任凭男性的摆布，但是同时也表现出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伊博部落的宿命论两种思想观念的对抗。阿切比在《崩溃》（Things Fall Apart,1958）中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视为单纯的个体行为，而埃默切塔却以此比拟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从而赋予该行为象征意义。她还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掺杂进小说创作，从而推翻女性为男性附属品的观念，这说明伦敦的生活经历使她的女性主义意识得以增强。《强暴湿婆》（The Rape of Shiva,1983）在抨击欧洲帝国主义的同时，也批评男权对女性的控制和掠夺，非洲的部落文明被掠夺的欲望和科技的冲击所摧毁，原来平静的村庄在接触到外界思想后也开始以售卖矿物来换取食物和枪支，从极乐伊甸园到新殖民主义地狱的坠落令人猝不及防。此外，加勒比克里奥尔文化（Creole Culture）中温情而亲密的家庭观念也在英国黑人小说中得以表现，默尔·霍奇（Merle Hodge）的《噼噼啪啪，猴子》（Crick Crack,Monkey,1970）中传统观念在大家庭的代际中传承，而其中的殖民文化则迫使故事中人物趋于沉默和自我，最终为追名逐利而远走他乡。吉尔罗伊所写的《赤素馨之家》（Frangipani House,1986）讲述圭亚那妇女金妈妈的生平故事，她虽然辛苦养育数代家人，却落得孤独终老的命运。小说试图打破黑人妇女性格刚强且百折不挠的神话，表现出她们在传统大家庭解体后的孤寂和失落。

由上述可见，英国黑人作家通常会以书写故国的方式来对抗移民生活中的愤懑和失落，故国的书写在满足他们寻根梦想的同时，也帮助他们在创作的生涯中逐渐羽翼丰满，并且拥有足够的自信来涉足英国体裁。对罗伊·希思（Roy Heath）来说，书写加勒比能够帮助他远离英国的喧嚣与愤怒，其小说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夹缝中寻得平静的生活，仿佛免受历史变迁的打扰；超现实的村庄盛行着各种神话和仪式。小说《回家的人》（A Man Come Home,1974）中充满神秘色彩，主人公在莫名消失许久后衣锦还乡，作者也借机凸显了比圭亚那的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异国情调。本·奥克瑞（Ben Okri）的早期作品《鲜花和阴影》（Flowers and Shadow,1980）和《内部的风景》（The Landscapes Within,1981）都是非洲体裁，将非洲各部落的意象、文学传统和神话传说与英国以及欧洲文学传统相结合，展示出当代非洲社会暴力和腐化的传统根源。布克奖作品《饥饿之路》（The Famished Road,1991）是有关非洲神话、历史和政治的循环往复的模式，故事中的灵童多次经历生死轮回，奥克瑞也将现实和灵魂世界融为一体。

非洲体裁似乎是该时期英国黑人作家的钟情话题，但是小说中非洲部落的描写中也掺杂着欧洲都市的机遇、自由和危机；在表现非洲部落女性命运的同时也流露出女权主义的意识；在颂扬非洲部落智慧的同时也凸显出西方理性主义的思想；在描摹非洲村庄平静生活的背后也透视出都市生活的喧嚣与堕落。黑人小说家也会从欧洲理性的视角审视非洲虚假的唯心论，以及盲目的非洲崇拜和非洲中心主义。因此，此时的英国黑人作家虽然以故国体裁来满足自己的寻根梦想，但是他们无法成为传统意义的西印度群岛作家，因此也始终感受到无处是家园的寂寥。因此埃默切塔通过她的作品《新部落》（The New Tribe,2000）表达出：“我们不再属于非洲，我们是英国人。也许是英国黑人，但是这是我们的家园……所有寻根的想法都是如此陈旧，看看英国黑人是如何改变英国文化的面貌，你难道不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吗?”（Emecheta,2000:113）

三 20世纪80年代的身份困惑

80年代活跃在英国文坛的黑人小说家主要包括本·奥克瑞、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大卫·戴比迪、琼·莱利（Joan Riley）、伯纳丁·埃瓦雷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等。该时期的小说家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在故国体裁的书写结束后他们的创作生涯应该何去何从，又该如何将故国的历史创伤与现代的都市经历相结合来进行自我定义和身份构建，因此，此时的黑人小说家正式拉开身份构建的序幕。8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作为一个白人国度的时代宣布结束，而有色群体的文化也从英国文化的点缀转变为其组成部分。英国黑人文学也随着普拉布·古朴塔拉（Prabhu Guptara）的著作《英国黑人文学》（Black British Literature,1986）的出版而得到认可。80年代的英国黑人小说家是流散生活的代言人，他们以寓言（fabulist）的方式将幻想与现实、历史与自传相结合，作品中充满卡通式的夸张、幽默的故事和荒诞的意象。另外，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来自格林纳达的作家为英国黑人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些小说展示出格林纳达近30年的政治和历史风貌以及美国的入侵，作品的政治色彩浓重。

80年代的英国黑人小说反映出英国黑人流散的生活状态以及无所归依的心灵状态，因此有关身份问题的讨论也习以为常，而很多小说家也将身份构建的开始定格为对历史的追溯和缅怀，特别是有关奴隶贸易的历史。菲利普斯的《最后的通道》（The Final Passage,1985）和《更高的地面》（Higher Ground,1989）都以非洲奴隶贸易为起点书写黑人流散者的故事，很多非洲人出于奴隶贸易的缘故而流离失所，最终滞留国外。菲利普斯认为这些黑人流散者既无法回归非洲，也无法同化进英国白人社会，由此沦为局外人的尴尬境地。《剑桥》（Cambridge,1991）通过主人公剑桥的故事来探究英国首批黑人移民的历史和身份问题，故事中其姓名的数次改变能够呼应他生活中的不同境遇，同时也帮助他发现自己身份构建中的不同层面。《渡河》（Crossing the River,1993）的故事也发生在18世纪，非洲的一位父亲将三个孩子卖给奴隶贩子，小说以多声音和多故事并行的方式叙述他们的曲折人生，其中的黑人流散者和白人妇女都因为社会压力的原因而沦为局外人。菲利普斯深知流散经历导致的局外人身份的尴尬，强调英国黑人应该具有黑人意识，但是同时也意识到种族身份的局限和虚幻。这种两难的矛盾心境让他对家园的概念有着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家园就是你想要的葬身之所，同时也以“黑色大西洋”的概念表达出他希望能够被埋葬在联结英国、非洲和美国的大西洋的思想中（Phillips,2002:277）。

对历史的追溯和反思并非仅仅局限于菲利普斯一人或者19世纪80年代一时，而是成为英国黑人小说的传统。S.I.马丁（S.I.Martin）《无与伦比的世界》（Incomparable World,1996）的故事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讲述着美国独立战争中为英国而战的黑人以及他们战后在伦敦穷困潦倒的底层生活。达圭尔的首部小说《最长的记忆》（The Longest Memory,1994）讲述一位生活和劳动在18世纪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中的名叫怀特·查佩尔的黑奴的故事。《喂鬼》（Feeding the Ghosts,1997）的灵感来自利物浦默西塞德海事博物馆（Merseyside Maritime Museum）的参观，创作基于黑奴大屠杀的故事，其中132名黑人奴隶因为保险的原因而被从贩奴船上扔进大海而丧生，故事中的明塔（Mintah）就是此次屠杀中的幸存者。安德里娅·利维（Andrea Levy）的历史小说《屋里灯火通明》（Every Light in the House Burnin',1994）、《从未远离》（Never Far from Nowhere,1996）、《柠檬的果实》（Fruit of the Lemon,1999）、《小岛》（Small Island,2004）和《长歌》（The Long Song,2010）等都是以奴隶贸易等历史片段为背景来探讨当代英国黑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利维的小说《柠檬的果实》借助主人公费丝的经历显示出，英国黑人，特别是西印度群岛背景的黑人需要知道历史知识来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费丝在她的伦敦生活也陷入混乱后接受父母的建议，开始自己的牙买加之旅，见到形形色色的白人和黑人。旅途所见的牙买加既非想象中的热带天堂，也非听闻中奴隶成群的种植园，而她也深深意识到她是谁和她从哪里来。由此，黑色英格兰的起源和历史成为黑人小说中反复吟诵的主题。

对局外人身份的探讨是英国黑人小说弥久而恒新的话题，而黑人女性小说家的探讨中自然会渗透进女性主义的思想。牙买加裔英国黑人作家琼·莱利的小说《无所归依》（Unbelonging,1985）、《在暮光中等待》（Waiting in the Twilight,1987）和《浪漫》（Romance,1988）都是描述西印度群岛女性定居英国时遭受的种族和性别歧视，以及她们日后复杂的生活状态。《无所归依》中将冰冷的英国和温暖的加勒比进行对照，使得女主人公将后者视为热带的伊甸园而心驰神往，但是回归之后发现的却尽是贫穷、肮脏和犯罪。加勒比居民催促她尽快回家，而英国学校的女生同样让她回家。莱利的作品通过描写黑人妇女所遭受的失败、创伤和丑恶呈现出一个穷途末路的世界，其中的人物面临着失业的威胁，生病时无法得到医疗救助，时刻提防着警察的暴力。莱利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普通的劳动阶层的黑人移民，既非英雄也非恶棍。但是他们一方面被牙买加的历史所禁锢，另一方面被早期的英国移民经历所伤害，因此始终感到无所归依。

黑人移民此时的处境促使菲利普斯渴望构建出世界新秩序，因为当代社会流散者在世界多处都安家扎根，但是却始终要面对“无处是家园”的境况。正如菲利普斯在《世界新秩序》（A New World Order,2004）的介绍部分提及他自身与非洲、纽约、圣基茨岛和利兹的纽带，表达出自己对英国既依附又排斥的情感。菲利普斯也认为，所谓的多元文化并非意味着各种文化在毫无交集的状况下平行并置，真正的多元文化社会是由多元文化的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的一己之躯能够综合和承载不同的世界，同时也能在多个世界中游刃有余（Phillips,2002:279）。

四 20世纪90年代的种族融合

随着更多的非洲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在英国定居，英国黑人文学的种族基础以西印度群岛移民为主的现象也发生改变。多数的非洲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具有中产阶级的背景，甚至布里克斯顿（Brixton）都成为北部和西部非洲移民的领地，并且能够代替白人青年引领时尚。科迪亚·纽兰（Courttia Newland）和卡迪加·西赛（Kadija Sesay）编辑的《3号身份代码：新英国黑人文学的企鹅书》（IC3:The Penguin Book of New Black Writing in Britain,2000）中的很多青年作家都具有非洲背景，还有很多具有种族混合的血统。

20世纪末期的种族纷争和融合首先发生在英国黑人内部，黑人移民的群体也开始根据肤色的色差而开始分裂。那些棕色皮肤的多种族混血逐渐自成一派，并且因为他们类似白人的行为举止而遭受黑人移民的抨击，而实际上肤色争斗背后隐藏的是阶级矛盾。有关黑人文学、黑人文化和黑人群体真伪的争论反映出英国黑人中专业人士和劳动阶级之间的分裂和差异，而英国社会其他群体的认可和支持又加深了这种分裂。迪兰·阿德巴约（Diran Ade bayo）的首部小说《某种黑人》（Some Kind of Black,1996）通过一个牛津黑人毕业生的视线来探究当代英国社会中黑人身份的含义。作者通过主人公德勒（Dele）与西印度群岛毒贩、黑人左派人士以及黑人运动积极分子的交集来质疑黑人身份的观念，揭露黑人之间的剥削和利用竟然比白人对黑人更甚，从而将黑人和白人的种族歧视并置。因此小说关注的议题已经超出黑人青年所处的社会环境、伦敦的酒吧场景、英国黑人的疏离感以及他们的语言风格等，而体现出种族情绪的危险性以及家庭观念的重要性。小说中很多劳动阶层的白人都曾经或者正居住在黑人社区，他们甚至比主人公德勒更加熟知黑人的传统和现状，但是他们仍然遭到那些仇视白人的黑人极端主义者的袭击。小说的主人公时而和非洲-非洲人（African-Africans）为伍，时而被视为一个装腔作势的牙买加人，时而在遭到袭击后向有色人种的警察乞求帮助（Adebayo,1996:47）。因此他不但从一种社会角色过渡到另一种社会角色，而且还成为不同有色人种之间的桥梁。

很多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家都具有多种族混合的血统，因此他们本身就是种族多样性的体现，他们的作品体现出对英国黑人中间的白人血统的兴趣，关注到白人劳动阶层和白人妇女的生活境况是否类似黑人移民，而跨种族婚姻中的白人成员又是如何感觉。迈克·菲利普斯（Mike Phillips）的小说与那些发生在黑人社区或者贫民窟的故事有所不同，虽然他的作品中也会出现类似的场景和关注黑人青年所面对的问题，但是小说中的英国黑人多数是中产阶级，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在生活中与英国白人和其他族裔频繁互动。菲利普斯的作品书写西印度群岛移民跻身中产阶级后所面对的焦虑和问题，尤其是黑人青年之间的贫富差距。菲利普斯同时也认为，英国的西印度群岛移民群体已经成为英国人，任何的个体都具有很多潜在的身份且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中得以展现，西印度群岛移民的经历对于多种族英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菲利普斯的视角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而非单纯文化和种族的。菲利普斯在《血之权利》（Blood Rights,1989）中以侦探小说的形式探讨黑人移民的生存和身份问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愤世嫉俗且穷困潦倒的侦探山姆·迪安（Sam Dean）及其女朋友。侦探山姆是英国黑人，而他的女朋友是黑人和英国人混血，而山姆的儿子的存在则为菲利普斯创造出很多评价英国黑人青年的机会。该小说可以视为英国阶级和种族关系的寓言，主人公山姆敏感地意识到英国黑人社区的变化，伦敦街区的黑人历史、黑人与白人的关系、黑人政治问题、西印度各群岛黑人移民的差异，以及西印度群岛、尼日利亚和美国黑人的异同等。《血之权利》的故事旨在说明，英国的白人和黑人应该正视那段使他们联系紧密的历史，并且做到相互承认和包容。

经过众多黑人小说家多年的挣扎和努力，多元文化社会的构想最终在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小说中得以实现。2000年的出版传奇是史密斯的《白牙》（White Teeth,2000），故事中居住在当代伦敦都市中的人物有新印度群岛人、穆斯林人、罗马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史密斯通过各种人物形象来颠覆现有的种族类别，并且表达出对种族杂糅的颂扬。《白牙》是发生在多种族的英国的多元文化故事，伦敦被描述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其中的人们和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同时《白牙》也是一个有关冲突的故事，小说呈现出新怨恨和新成见，故事中的伦敦仍然深陷动荡和危机。2002年的《签名销售商》（The Autograph Man）仍然体现出史密斯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种族标签的不满与不屑，并且通过彰显个体差异的方式来对抗群体的身份认同。此时的英国黑人小说家已经开始找到摆脱边缘化命运的途径，也从失望愤怒的局外人转变为思路清晰的局内人，而英国也从后殖民时期过渡到多元文化时代。

五 新世纪重塑英国的努力

新世纪先锋派的英国黑人小说家显然试图将自己的声音同后殖民时代的作者相区分，同时也将新世纪的抱负和渴望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英国民族精神加以区别。利玛（Maria Helena Lima）在文章中提及年轻英国黑人在社会边缘化处境以及文化中心地位之间的矛盾，重点关注英国黑人文学并且预测说，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将席卷英国，而其中混血的棕色英国人的负担就是如何让人们对英国黑人的身份感到舒适自由（Lima,2001:47）。弗赖尔（Peter Fryer）在文章中指出新世纪的英国黑人小说家与他们的前辈以及非英国出生的黑人小说家在世界观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同时也体现在他们的语言、意象以及对身份的看法中。新世纪的英国黑人小说家相比他们后殖民时期的祖辈和父辈来说没有那么尖锐好斗和处处设防，而是更加复杂和世故。他们通常出生在英国的族裔混合的家庭中，也很少在作品中书写他们的持久力和忍耐力（Fryer,1984:386-399），因为移民经历并非属于他们。他们坚定地认为，英国是他们的祖国，他们如今的使命是重写英国的文学历史并且规划其未来。

有研究认为，年轻一代的英国黑人小说家完全抛弃前辈们所纠结的他者身份及其带来的愤懑不满，同时也非常傲慢和愚蠢地断言英国黑人声音的出现和存在（Dawes,1999:19）。这种观点有些夸张和极端，新世纪英国黑人小说仍然探究身份问题，但是他们的身份并非完全纠结于种族差异及其引发的他异性，而是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身份构建因素。夏弗纳（Raimund Schaffner）总结出新世纪的英国黑人小说家的立场时说道，对他们而言，身份构建是开放的、辩证的和动态的永久协商过程。该过程是指向未来的，而并非仅限于寻根的梦想，然而后者的重要性却并没有被忽略。他们向往文化多样性，否认各种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刚性边界，并且认为它们并非自给自足，而是相互影响的（1999:70）。埃瓦雷斯托的《爱人先生，小说》（Mr Loverman,a novel,2013）的身份困惑来自迟暮之年的巴里·沃克（Barry Walker）与年龄相仿的老年男子的同性恋情的经历。埃瓦雷斯托的诗体小说《拉拉》（Lara,2009）和《皇帝的宠儿》（The Emperor's Babe,2001）中的身份构建非但有关种族，同时还涉及性别、母性和家庭关系等复杂问题。《飘雪》（In the Falling Snow,2010）中的基思（Keith）突然感到自己似乎要迷失在伦敦的都市生活中，而迷失的原因则包括他和同事之间的性关系，以及与妻儿之间无法修复的冷漠状态。肯帕杜（Oonya Kempadoo）的小说《所有体面的动物》（All Decent Animals,2013）中的主人公特立尼达建筑师弗雷泽被确诊为艾滋病后在生命的最后时日经历着冲突和挣扎。他出身特立尼达中产阶级家庭，在剑桥接受教育，同时也是同性恋者，因此他本身也被这些相互混杂和矛盾的立场颇感困惑。杰琪·凯（Jackie Kay）的小说《小号》（Trumpet,1998）讲述享有盛誉的爵士小号手——乔斯·穆迪（Joss Moody）的生平故事，最后透露出他实为女性的惊天秘密，由此在公众和他的亲朋中间激起千层浪。小说在谈及身份的主题时融合进爱情和亲情等因素，同时掺杂进愉悦和悲伤的情绪。

当代英国黑人小说家在自我构建的同时从未忘记改变英国的使命，而他们普遍选择的场所则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伦敦都市。场所是构建民族认同的核心因素，而在20世纪更是如此。伦敦不仅是英国的首都，更是英国性之所在。在过去数十年的英国黑色存在的影响下，伦敦的社会构成和种族结构已经发生深远的变化，这种改变实则开始于50—60年代的《孤独的伦敦人》。阿德巴约最近的小说《我的从前》（My Once Upon a Time,2000）编制出一个有关非洲流散者的丰富诱人的故事，故事的素材来自对伦敦夜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多元文化声音的仔细聆听，处处闪耀出全新构建的文化神话的火花。埃瓦雷斯托和扎迪·史密斯两位黑人女性作家分别在自己的小说《皇帝的宠儿》和《白牙》中采用全新的方式谱写出伦敦的种族图景且诠释英国性，呈现出作为想象共同体的伦敦并非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世界，而是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杂合英联邦。它们重新勾勒出伦敦种族杂合的图景，并且重新定义英国性从而吸纳进有色英国人、殖民历史以及当代的移民现象。扎迪·史密斯的《西北》（NW,2012）仍以伦敦为场景，如果《白牙》将读者引入伦敦新世界，那么《西北》似乎是要关注该世界的人物如今的生存状况。史密斯没有大肆渲染书中人物的种族背景，而是悄无声息地将其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书中人物的经济地位、政治原因和社会等级等因素导致他们或自由、或自信、或困惑的情绪。

英国黑人文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其对英国和英国性等重要概念的参照作用，同时暗示出上述概念正在经历改变和调整。对黑色英国性（Black Britisheness）的坚持所流露的挑衅意味以前被理解为：“我们就留在这里了”；而如今则被解释为“我们将重新定义我们所居留之处，要主张自己对于该空间的权利，并且重塑该空间”。（Arana & Ramey,2004:3）如今的年轻作家相比“帝国疾风号”一代拥有更多的权利和更有利的地位，正如小说家安德里娅·利维所说，“如果英国性无法定义我，我就会重新定义英国性”。利维立场鲜明的话语中包含的非但仅是抵触和放弃——放弃传统的、排斥性的和遥不可及的英国性，同时还有些许的依恋（Stein,2004:17）。

小结

T.S.艾略特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时说，最新的文学作品进入文学经典的时候并非仅仅附着在后者之上，而实际上会改变原有经典的本质属性，改变其现有意义上的历史过去和文学传统（Arana & Ramey,2004:1）。英国黑人小说关注的重点不仅包括具有非洲加勒比血统的个体在英国的生存状况和身份构建，他们在英国社会孤独无依的状态、回首故国的寻根经历、追溯历史构建身份的努力；同时也包括黑色存在对英国的社会现状和文化构成的影响和重塑，英国社会因为黑色存在的影响而实现种族融合，最后演变为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因此本书讨论的身份认同问题包括英国黑人的身份构建和英国性的改变两个层面。由此该小说应该同时被视为构建的小说（novel of formation）和改变的小说（novel of transformation）。本书以当代英国黑人小说为对象，分为构建和改变两部分：前者主要展示黑人移民在英国社会中挣扎求存和身份构建的过程，而后者则探讨英国黑人移民在英格兰性（Englishness）到英国性（Britishness）的改变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研究的前四章分别从黑人移民的身份危机、寻根梦想、身份构建和种族融合四个阶段梳理他们在英国社会的发生和发展；而后四章则从都市伦敦、文学传统、英国历史和英国民族性格四个方面来历数英国性在后殖民和后帝国时期发生的改变。因此从总体来说，当代英国黑人小说应该被定义为成长性小说，而自我的成长总是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改变携手同行；小说主人公的成长和成熟反映出英国文化因为曾经的局外人影响而发生的改变和重构。因此，当代英国小说中最终的成长式主人公则是英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