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中国语言生态环境研究的缘由与意义

一 中国语言生态环境研究的缘由

（一）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切合当前社会的现实需要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国内外的形势而提出的重要决定。这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语言生态环境”作为“生态环境”的一个分支，没能像“自然生态环境”那样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有“语言生态环境”这个概念，他们对语言生态环境领域的语言污染、话语暴力视而不见。保护语言生态环境也就无从谈起，在日常生活中，语言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由于人们对于语言生态环境的不了解、不重视和肆意破坏，导致当前语言生态环境日益失衡，阻滞了社会的和谐，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语言交往层面来看，表现为语言污染和语言暴力。众所周知，说粗话脏话是不道德的，却对冷语、霸语、蔑语、官语等给语言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熟视无睹，这种现象在某些宣传口号中尤为突出。这些语言不和谐的因子，在社会中产生了极坏影响，阻碍了社会和谐，进而扰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从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语言交往层面来审视，语言生态环境失衡表现为话语权的不平等。这种国际话语权的不平等，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相背离。在国际交往中，话语权的不平等导致不同国家在国际交往行为中的“伪交往”或“畸形交往”，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处处受制于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硬实力的提高为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基础，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初步获得了参与世界性对话的话语权，这表明了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显著。经过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积极探索，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方法和途径，稳步扩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使中国在国际交往平台上发出应有的声音。显然，开展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权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从行为主体与语言生态环境互动关系层面来考量，语言生态环境失衡表现为行为主体对语言的奢用与滥用，严重威胁到语言的可持续发展，导致“言语奢华”现象攀升。很少有人意识到，当前语言资源也面临着被滥采乱用、难以为继的问题，如不及时制止，人类的语言生态系统也面临资源枯竭、后继乏力，最突出的表现是“言语奢华”现象。例如：在产品命名中体现称王称霸的用语：净霸、洁霸、彩霸、小霸王、王中王、霸中霸等；还有一种常见的语言资源滥用现象就是对语言文字的私改乱造。例如：燃“煤”之急、爱“才”如命、据“礼”力争、坐以待“币”、谈“股”论“金”。特别是近几年流行的网络语，听起来令人费解，使本来清晰明快的语言变得艰涩难懂，不仅影响了当代的交流，对后世的文化继承也设置了障碍。

本书针对当前社会的语言生态环境失衡现象，运用马克思主义语言生态环境思想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交往行为理论逐一展开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以净化当前语言生态环境为目标。对内促进语言生态环境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构建主体间和谐语言交往的平台，使主体间通过语言沟通和平等交流来调节人们的行为，以此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使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状态；对外扭转我国在国际交往平台上的语言生态环境失衡之现状，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二）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切合当前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建设的组成部分，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话语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方式，在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过程中，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方式，搭建“以人民为中心”的贴近人民的话语交流平台，改进落后过时的话语方式，遏制西方话语挤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都需要营造风清气正的语言生态环境，为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理论支撑。

二 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本书提出了“语言生态环境”这个命题，高举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运用“语言生态环境”理念，有针对性地研究当前中国的语言生态环境构建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对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其一，和谐语言环境的形成推动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届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语言文字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通过政策宣传和制定切实的措施，让领导干部及普通公民都达成“提高语言素质”的共识：因为，这是提高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需要，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把本民族语言规范标准地使用，这是最基本的精神文明。[1]在加强国内和国际交往、促进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必须注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语言失范，直接影响语言生态环境的净化，有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倡导。语言的规范化、纯洁化，是一种求美心理的趋同体现。保护我们的民族语言，防止语言的污染和退化，避免大量外来词的不良干扰，最终需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毫无疑问，一个成熟的政府应该关注群众的语言生活是否健康向上，关注一个国家、民族的语言发展前景。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对内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面貌的完美展现，对外则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风尚的最好展示。

其二，剔除语言暴力有助于保障精神文明建设顺利进行。语言失范及语言污染对语言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威胁，同时也严重影响精神文明建设。然而，语言暴力在公众心中还未引起足够重视。人们都知道“我爸是李刚”，这些显性的语言暴力以“趾高气扬”的姿态引起公众的反感，但对身边常见的一些隐性的语言暴力，类如“你怎么笨成这样，叫你爸来见我！”“到外面去，我没叫你的号”等软暴力语言漠然置之。可见，语言暴力在公众心中还未引起足够重视。从心理学上讲，这种语言是对私权的一种藐视，对主体的蔑视，命令式甚至带有辱骂性的语言严重摧残他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其次，出现在公权力层面的不规范语言对公众权力的冒犯，更是不易觉察的语言暴力。在许多人眼中，公权部门代表了国家权力，有着神圣的权威。然而，当权者如果满嘴油腔滑调的官腔和雷语，会给公众造成精神伤害，不仅影响了党的形象和干群关系，与精神文明建设也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必须对“乱搭乱建，全家短命”“偷井盖者，抓住剁手”这样的充满暴力的宣传语引起高度警惕，严格做到反映公权力的语言应以保护公众权利为准则，反映弱势群体的语言应以维护人的平等和尊严为前提。[2]语言生态环境所提倡的和谐语言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不仅需要自觉践行，更需要法律监管。当然，语言竞争过程中也会产生语言暴力，这不是通过显性方式呈现出来的，更需要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来平衡。戴庆厦先生曾指出，语言竞争虽是语言演变的自然法则，但可以通过国家语言政策、语言规划来协调。处理好的，就会出现语言和谐，不同的语言“各尽所能，各守其位”；处理不好的，就会激化语言矛盾。[3]语言矛盾的避免毫无疑问取决于语言政策的有效调控。剔除语言暴力，仍要依靠语言政策进行微观层面的规划和治理。

其三，创立语言生态环境学有助于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我们需要有语言生态环境学的学科意识，在学界和全社会层面上共同倡导保护语言生态环境的理念，在理论研究层面和保护意识层面共同推进语言生态环境学的创立。一些人虽然认识到来自各方面的语言污染对语言生态环境的危害，在行动上却对这些污染源毫无作为。诚然，这些语言污染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根除的，清除语言文字垃圾，剔除这些垃圾所造成的精神污染，必须有长远的规划和机制保障。创立语言生态环境学，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创造语言生态环境，为语言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更好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语言生态环境建设息息相关，没有语言生态环境做基础，精神文明建设将步履艰难。因此，语言生态环境学的创立将为精神文明建设和保护语言生态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动力源泉。

（二）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对汉语言保护及国际传播具有指导意义

提高汉语言的保护和国际传播力的命题，源自英语对汉语的挤压态势。据统计，全世界每年出版翻译著作大约有2.4万种，其中60%是由英语翻译成其他文字的，而美国英语著作又占其中的80%以上；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家用本民族文字写的作品，能够被译成英语或法语的，只占2.4万种翻译作品的5%。[4]由此可见，英语不仅挤压着汉语言的发展空间，而且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语言生态已形成包围之势。在我国的公共语言文本中，英语字母呈现泛滥趋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语言生态环境正常运行形成威胁，严重阻碍汉语言的良性发展。我国的语言生态环境建设是国际语言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优化本国的语言生态环境，首要任务就是汉语言应从英语的挤压空间中破茧而出，赢得自己的发展空间“站得稳”“走出去”“行得远”以增强汉语言的影响力。

抵制新语言帝国主义——英语霸权的负面效应，就要拓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让汉语言“走出去”。遗憾的是，我们在南京大学和广西大学校园的调查显示，两校大学生意识到“英语对汉语构成威胁”的只有25%，而大多数大学生并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英语霸权主义在世界所构成的威胁集中表现在互联网上，中国的汉语言在互联网上明显处于劣势。据统计，目前互联网80%以上使用的都是英语，我们在互联网上的中文网址仅为1%，这种技术上的劣势，使我们在网络文化传播上处于劣势，显然文化竞争也会处于不利地位。[5]对比中英文在互联网上所处的不同地位，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英语霸权在全球的强势蔓延，我们只能在语言推广方面加快步伐，努力寻求综合的解决思路。法国曾通过一项立法，严格规定其互联网的所有宣传文字以及广告必须译成法文。荷兰与德国也紧随其后，开发研究德语网络，抢占国际互联网的先机。我们也应该学习他国经验，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言生态环境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抵制英语新帝国主义在我国扩张，净化汉语言文字的使用环境，扩大对外传播汉语言的平台基础，从而扩大我们汉语言的国际影响力。

国际语言生态环境为语言的国际传播提供发展的环境。当今世界，各国对本国语言的国际推广都高度重视。因为人们普遍认识到语言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为国家硬实力提供铺垫，增强本国经济、政治的国际影响力，还为增强文化软实力提供直接动力。语言是文化交流的工具，同时也是文化影响力的衡量指标。在国际上，汉语的话语权明显处于劣势，而英语霸权却日益强盛，成为世界通用语言。中国至少拥有13亿人口使用汉语，汉语也同样面临全球化的挑战，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力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但是，在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语言障碍”成为影响东西方交流的鸿沟，其中突出的问题是掌握外语又有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凤毛麟角，人才的匮乏阻滞文化接触面的扩大。在国际间拓展文化外交首先是把语言的影响力做强、做大。语言的魅力将有利于带动传统文化“走出去”。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已被西方国家加以利用，日渐对我们形成包围之势，《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影视作品以及游戏《三国志》，无不是美、日等国利用中国文化资源创作的产品。[6]尽管有人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也是我们文化独具魅力之所在。然而，在引以为豪的同时，要清醒地意识到我国文化产业的开拓缺乏活跃、积极的因子，无力抢占国际市场，或者说我们的知识产权立法没有跟上，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相对匮乏。

语言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必须摒弃侵略与吞并“异己语言”的野心，才可能获得自己语言文化的独立的健康发展。必须遵循和谐、自然、生态的战略原则，多层次、多方面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政策，建立和谐的国际语言秩序，优化平等对话、和谐共生的语言生态环境。只有置身这样的环境中，汉语的国际影响力才有施展的可能。

（三）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对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具有实践意义

其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源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升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全球化挑战而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学界对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已形成互补共生之势。有学者提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现出来的凝聚力、吸引力、影响力。[7]还有人认为，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8]以上都是基于文化立足点对文化软实力进行的概念界定。一些学者把文化软实力视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种无形之力，体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魅力、感召力：文化软实力是体现一国文化特色，具有区域的普适性并且对内发挥着凝聚力作用，对外有吸引力和号召力的一种无形的实力。它能够使硬实力得到更大的发挥，是提高综合国力的一种无形的力量。[9]值得一提的是，此概念的界定彰显了全球的视野以及国家层面的引领力研究视野。

其二，语言生态环境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二者的关系我们从邢福义教授的研究获得启示，即在语言学的立场上，把文化作为语言的环境，来看文化环境对语言的各方面的制约和影响。[10]语言在文化环境中备受制约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学者唐代兴指出，创造科学文化发展的环境条件，这是为科学文化健康发展营造更新的社会人文平台，[11]诚然，在社会人文层面上，语言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发展文化软实力的环境条件应该得到怎样的预设？我们认为，唐代兴所提倡的“科学文化发展的人性环境条件，它具体表述为认知环境、观念环境”[12]，其中已包括作为认知工具中介的语言成分，换句话说，语言也是环境条件之一，称为语言生态环境，其具备为文化健康发展、营造更新的社会交往与沟通的平台。基于此，我们可以概括语言生态环境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为：二者相互联系、互为基础、相辅相成。通过建构语言生态环境和和谐语言交往的理性状态，以扩大语言传播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信息的力度，推动、增强文化软实力；反过来，提升文化软实力也对语言生态环境的优化起到促进作用。

其三，语言生态环境思想对文化软实力的促进作用。首先，对扩大文化传播力的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播工具。文化软实力的强大需要扩大文化传播力，而文化传播力与其特有的传播载体——语言息息相关。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3]诚然，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意识产品、精神产品都受到生产力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是意识的存在连同载体语言，以及人的存在，都是在物质交往、生产劳动中实现的。换言之，语言和文化的发展繁荣必然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然而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飞速发展，预示着文化传播时代的到来。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还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这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4]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语言作为文化载体、文化传播的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显然，文化的扩张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殖民史表明，西方殖民鼎盛始终与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相关，语言成为西方推行其殖民扩张政策的直接武器。因此，我们拒斥纯粹政治目的的文化环境，倡导在和谐共生的氛围中建立文化传播环境，语言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其次，对提升传统文化吸引力的作用。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历史进程，工业文明带来的工具化和非人化问题在全球蔓延开来。为了克服这些现代社会大量凸显的不良趋向，必须聚焦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汲取其优秀精华和思想因素，整合并形成新的价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不止于此，有学者预测，儒家文明是未来世界领导法则的一种特定的文化表达，或者说可以构成世界领袖的思想源泉，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15]另外约瑟夫·奈认为，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吸引力。中国的传统艺术和文化，例如，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中国的书法、绘画、中国功夫，甚至中国的饮食和传统服饰等，在美国都很受欢迎。[16]传统文化是华夏子孙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我们要善于向世界人民展示和传播，更要致力于传承和发展。因此，增强传统文化吸引力才能赢得国际的广泛关注，才能有力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借助于建构语言生态环境之契机，以拓展文化的传播力度，避免文化资源被不断侵占和蚕食，最有效的办法是主动并全面出击，克服我国文化建设的劣势与传统文化资源的优势的不协调局面。在意识上要珍视传统文化与历史经验，我国才能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马克思曾为我们指出了方向：“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7]显然，任何文化遗产的历史性都会影响着周遭的世界，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语言生态环境的优化对传统文化“走出去”有现实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为构建语言生态环境提供了理论支持。反过来，语言生态环境为传统文化提供交流的平台和展示魅力的空间。没有整个国际间和谐、平等、生态的文化环境与语言生态环境的支撑，传统文化的传播就难以得到很好的实现，更不可能赢得世界的认同；如果无法获得世界的理解和尊敬，提升文化软实力将是困难重重。我们把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融入国际交往中，使其成为国际语言生态环境建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