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力量

私人慈善事业在扶贫中的关键作用在美国一直受到肯定，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也很流行。从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的《财富的福音》（Gospel of wealth）（1889）到毕晓普（Bishop）和格林（Green）的《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如何拯救世界》（Philanthrocapitalism：How the Rich Can Save the World）（2008），再到公众人物的专著，例如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捐赠者们坚持认为，私人财富对研究、项目的投资和最近风险资本对贫困地区的资助是解决“贫困问题”最好的方式。但旨在解决全球性贫困的慈善理念或“创造性资本主义”的倡导者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在2007年，一个叫“鼓励！有色人种妇女反暴力” （INCITE！Women of Colors Against Violence）[36]的组织出版了《革命不会被资助：超越非营利工业联合体》（“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Funded：Beyond the Non-Profit Industrial Complex”）。在这本书中，学者和活动家记录了一个发展完善的“非营利工业联合体”——指国家和私人资助者之间牢固的共生关系，这个联合体维系权力关系，并且没能成功解决结构性不平等问题。INCITE！出版物中的特色研究展示了非营利性工业联合体如何监督和控制社会正义组织，引导活动家将激进的能量转化为专业化的行为，并鼓励社会运动模仿而不是挑战商业和企业活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表明了私人基金会如何利用公共资金和税收减免从事那些改良性的活动，以掩盖造成贫困和不平等的剥削性资本主义工作。

《革命不会被资助：超越非营利工业联合体》这本书建立在关键的“葛兰西学派”（Gramscian）慈善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该学术传统表明三大基金会（卡内基Carnegie、洛克菲勒Rockefeller和福特Ford）是维护教育体系和对外政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中坚力量[37]。借鉴意大利文化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思想，这些研究表明资本主义控制是如何通过直接的力量和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得以维持[38]。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可以被理解为通过一系列世界观来管理意识形态的力量系统，比如占主导地位的自助理念，这些意识形态被强加给穷人和受压迫的人。当由基金会推动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看起来像是自然的“常识”时，它们就会成为“霸权”，并且通过维持现状波及每个人，甚至让每个人都从中“受益”[39]。这些研究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基金会三大巨头如何通过宣称消除系统边缘化的根源来创造流行的共识。尽管如此，事实上，通过改良性项目和薄纱掩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他们维系了这个权力系统，而这个权力系统产生了那些他们宣称要消除的问题[40]。

最近一项对这一传统进行的研究表明，虽然宣称关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紧迫的粮食安全问题，但比尔（Bill）与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实际上是在通过其合作伙伴嘉吉公司（Cargill）[41]和孟山都（Monsanto）促进人们对转基因作物的依赖，并实施新形式的土地私有化。[42]国际活动组织，例如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谴责这种从贫困农民手里掠夺土地，并且将本应用于人道主义的投资用于商业目的的潮流[43]。与此类似，基金会用于美国公立学校改革的投资已经表明，它们几乎总是在推进私有化、选择和竞争性方法，而这些为私人的教育服务提供者营造了市场机会，却没有改善贫穷学生的状况[44]。其他研究还证明，诸如新奥尔良的情况下卡特里娜飓风灾后恢复援助是如何通过非营利组织、基金会与私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被转变为逐利的经营活动[45]。即使是慈善事业内部人士也与这种趋势保持一致。最近，亿万富翁慈善家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的儿子彼得·巴菲特（Peter Buffett）描述了基金会在消除不平等根源上的无能，因为“慈善殖民主义”的诅咒在“慈善工业联合体”内被富有的信托基金追捧。巴菲特（Buffett）说：“他们总是用右手寻找那些因为左手产生的问题的答案。[46]”[47]

就像这种新兴的批判性研究一样，我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那些看似慈善项目的框架，如自助、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穷人组织的机构化、机构职员的专业化，削弱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并改变其工作目标，而非营利组织本来是旨在解决贫穷和不平等结构性根源。然而，不像许多文献和流行的专家意见，我注意到，在资本主义议程或统一的伟大愿景中控制并非总会被清晰地描述出来。相反，在不同的历史节点，私人慈善的力量体现在对激进社会运动的领导和战略进行改写、协商并最终使其混合且中立的渐进的过程中。

社区组织者、运动领导者和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的私人资助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约翰·阿瑞娜（John Arena）在他2012年的书《来自新奥尔良的驱动力》（Driven from New Orleans）中用丰富的历史记录描述的那样。阿瑞娜（Arena）的书基于他自己作为活动家的经验和详细的民族志研究，展示了20年来整个新自由主义时代中新奥尔良的非营利组织如何在拆迁和私有化公共住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追踪社区围绕公共住房的斗争，从后隔离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对拆迁的抵抗，到HOPE VI住房计划错失机会，再到因卡特·娜飓风 （Hurricane Katina）肆虐而产生的建设与反再开发斗争，阿瑞娜（Arena）的书展示了基层活动家是如何变成非营利组织员工的。虽然出现并正在继续很多激烈的战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非营利组织内工作的专业活动家直接放弃了与包括房地产和政治机构在内的主要机构进行内幕谈判的行动。最后，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使开发商和政客的行为合法化，这些行为需要非营利组织的支持，这些非营利组织并没有服务于他们声称所要代表的基层的利益。

对基金会而言，在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和诸如农业贫困这样的筹资领域，这种动态变化不易觉察，也不够简单明了。与那些在主要城市和遭受到严重破坏的改革的部门中（例如教育、住房和医疗保障）进行的投资相比，在这里进行的投资所带来的影响相形见绌。例如，第三章重点关注的移民参与合作（Immigrant Participation Collaborative）（IPC）[48]的案例，就显示了各种各样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如何鼓励外来移民组织起来，考虑通过基金会资助的公民参与计划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权利。因为有多年的农业工人运动经验，一些移民参与合作计划（IPC）的成员知道，那些想要解决贫困问题的公民参与和自助路径不仅有可能激进地挑战不平等结构，还有可能掩盖不平等结构，这两种不同的结果取决于谁设定障碍。他们也知道，尽管他们希望取得实质意义上的成就，但他们依然可以让他们的工作围绕着资助者“旋转”。不是完全被欺骗、安抚或控制，移民参与合作计划（IPC）的募捐者和领导者围绕着一个问题制定战略，即如何从被他们直接确认为羞于对抗的“保守”的理事们那里吸引来社区组织项目所需的资金。然而，即使当非营利的受赠者试图就公益创投（grant-making）程序进行战略性协商时，参与基金会推动的合作之中，最后依然会将移民参与合作计划（IPC）组织成员的注意力从组织移民和农业工人社区与选民的真实过程转移开。

在第二章中，记录的一个谈判的例子仔细观察了农业工人运动领导者塞萨尔·查韦斯（Cesar Chavez）与支持运动的资助者之间的争论。这些和谈促成了几个最近的运动，这些运动被学者认为是查韦斯（Chavez）从劳工运动转移到建立专业化志愿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标志，并认为这种转移导致了劳工运动的消亡[49]。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有关纳入和控制的故事，虽然查韦斯（Chavez）对私人基金会不愿意资助工会组织感到愤怒，但他同时为与基金会的联盟模式感到矛盾。由于赞同通过在社区服务组织接受培训，从而将宗教团体和社区组织成员纳入成员支持的公民机构的传统，查韦斯（Chavez）认为自己是一位独特的工会领袖，因为他不是一个“工会人”[50]。正如我采访的一位长期从事农业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所回忆的那样，查韦斯（Chavez）曾经问过农业工人联合会（UFW）核心领导人：“我们是橡树（oak）还是槲寄生（mistletoe）[51]？我们是想要从一个强大而稳固的行业中获益吗？就像生长在橡树上的槲寄生那样？我们是想要限定我们的谈判合同吗？或者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机构建立一个自我维持的运动吗？[52]”除了工会化，查韦斯（Chavez）有兴趣建立一个农业工人领导的互助组织，这个互助组织会建立新的集体生活模式，并促进农业工人成为可持续、可敬的职业。尽管他对基金会感到沮丧，查韦斯（Chavez）最终同意菲尔德基金会（Field Foundation）成立私人非营利组织，并成为第一个国家农业工人服务中心（National Farm Worker Service Center）。然而，根据资助者的说法，他们无法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最终，建立非营利组织的协议首先满足了资助者和运动领导者双方的需要，但需要有杜绝与产业相冲突的变革理论和那些专业化实践经验。

通过我的档案和人种学研究，我观察到了资助者和社区机构之间存在的专业管理要求和不明朗的协议机制是如何从致力于解决贫困根源转变到其他方向的。要求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的农业工人和移民（最贫穷的加州人），同意与资助者和世界上最富有的农业生产者一起商定扶贫行动战略，就需要在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并保持农业健康发展的方法上达成一致。然而，这个协议回避了由农业生产和区域性废弃而保持的巨大的不平等问题。异议、矛盾以及弱势一方的政治经济利益由此被掩盖，最后形成了一致意见。换句话说，回忆文化理论家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说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个阶级的霸权并不会大到能够为世界上其他部分强加上统一的世界观，但从另一种程度上讲，它可以表达不同的世界图景，从而中和他们政治观念中对抗的部分”[53]。

除了加利福尼亚中央山谷（California's Central Valley），自助扶贫行动的力量在20世纪的非营利和慈善部门中获得了发展，这些也会在下面的部分讨论。随后，我提供在本书中提到的研究的地理和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