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方案

第一节 研究问题

一 研究背景

（一）手机媒体广泛应用

手机媒体（Smartphone Media）是指以智能手机为媒介、各种手机应用程序（App）为平台的个性化信息传播终端。因其具有传播媒介便携性、传播方式交互性、传播对象定向性等特点而在青少年群体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1.2%；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平均每周上网时长27.9小时，平均日均时长近4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即时通信App、网络视频等。[1]其中10—39岁网民占65.1%，20—29岁网民占比最高，达24.6%。

（二）手机媒体依赖问题凸显

手机媒体功能的不断扩展和用户体验的持续改善极大地增强了手机使用黏性，逐渐形成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低头族”“刷屏党”或“屏奴”。据韩国科学与信息通信技术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有超过98%的韩国青少年使用手机，10—19岁的青少年中，约有30%被归为过度依赖手机。2018年4月我国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指出：“教育引导中小学生绿色上网、文明上网，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必然要求。”[2]团中央权益部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75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1%；城镇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9%，农村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0.3%，32.9%的小学生网民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93.9%的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上网。[3]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在京发布的《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19）》显示，未成年人在享用互联网给生活学习带来便捷高效的同时，也面临着网络违法侵害、不良信息影响、个人隐私泄露、网络沉迷成瘾等网络风险和伤害；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保护和规制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乃至全球性的问题，关系到网络强国建设和“强国一代”培养的未来发展大战略。[4]韩国研究者发现由于作为数字土著的年青一代通常使用智能手机作为上网的主要工具，因此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5]

二 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手机媒体依赖或手机媒体成瘾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测量工具开发与结构维度分析、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研究两大方面。

（一）手机媒体依赖的测量工具开发与结构维度分析

目前大部分研究参照现有技术成瘾标准，特别是金伯利·杨格（Young，K.M.）的“病理性网络使用”（PIU）诊断标准[6]，开发量表并据此分析手机媒体依赖的内在结构，如Bianchi等编制的《手机问题性使用量表（MPPUS）》[7]、Billieux等编制的《问题性手机使用问卷（PMPUQ）》[8]、梁永炽编制的《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PAI）》、Kwon等开发的《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AS）》及其减缩版SAS-SV[9]，我国学者徐华等编制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10]、熊婕等编制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等[11]。上述大部分研究对从耐受性、戒断性、突显性、低效性等维度衡量手机媒体依赖水平已形成共识，但不同研究者在其量表中因切入视角的不同而包含了其他内容。例如，Park等量表中的无意识使用和时间消耗维度、Billieux（2008）量表中的危险使用和经济问题等维度、Kwon（2013）和Dong-II Kim（2012）等量表中的虚拟关系维度等，这导致了目前在手机媒体依赖方面未能形成被广泛接受的测量工具。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目前所有技术成瘾测量工具开发的原始依据是物质成瘾标准，而能作为成瘾物（如药物、毒品等）的功用普遍具有单一性，因而据此开发的工具对于测量基于简单媒体（如电视）的被动依赖较为有效，但当用来测量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这样功能丰富、用户选择主动权较大的综合媒体依赖情况时显得力不从心。二是早期关于问题性手机使用的相关量表旨在综合了解研究对象存在的问题行为类型及其程度，将手机使用动机（或依赖倾向）和手机依赖水平综合评价，因而严重影响了量表的鉴别能力。传播学媒介使用与满足（U&G）理论认为，个体使用媒介的行为是基于个体需求和愿望的能动性行为，不同个体因其内在需求的差异而导致对手机媒体不同功能的偏好，进而导致不同的手机媒体依赖特征。[12]近年来韩国研究者的系列研究开始尝试将手机媒体依赖倾向和依赖水平分开加以测量。[13]

（二）手机媒体依赖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研究

此前在韩国对大学生进行的研究表明，手机媒体依赖与心理健康、校园生活、人际关系、自我控制和生活压力有关。[14]媒体依赖诉求和心理特质（自尊感、闲暇无聊感和刺激寻求感）与手机依赖呈显著正向相关。[15]当前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学特征对手机媒体依赖的影响和个体内在心理因素与手机媒体依赖的关系两大方面。在人口学特征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年龄在16—25岁的青少年人群更容易出现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16]；女性比男性手机媒体依赖的倾向更明显[17]。关于个体内在心理因素与手机媒体依赖关系的研究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外向性、神经质人格特质可以正向预测手机媒体依赖[18]，宜人性、尽责性特质对手机媒体依赖水平具有反向预测作用[19]。抑郁、焦虑、孤独、无聊等负面情绪与手机媒体依赖显著相关。其中，抑郁水平、人际焦虑与手机媒体依赖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但孤独感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目前尚未得到确认，刘红等的研究表明孤独感与手机成瘾显著相关[20]，但Takao等的研究发现孤独感并不是手机媒体依赖的预测因子[21]。另有研究表明自尊、自控和效能感对手机媒体依赖具有反向预测作用，其中低自尊对手机媒体依赖的正向预测和自控、效能感对手机依赖的反向调节作用得到确认。此外，还有研究者进一步将个体情绪（如抑郁、孤独、焦虑）、自我意识（自尊、自控、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来探讨人格特质与手机媒体依赖之间的作用机制。[22]Billieux在对现有问题性手机使用形成机制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问题性手机使用的路径整合模型”用于解释手机媒体依赖的形成机制。[23]整合模型提出了问题性手机使用形成的四种路径：冲动—反社会路径，主要因冲动控制力太差而导致的不受控的冲动、失控使用；过度追求安全的路径，主要因维持关系和从他人那里获得安全感的需要引发；外向性路径，由持续而很强的与他人交流或建立新关系的渴望引发；网络成瘾迁移路径，即基于计算机的网络成瘾行为向手机平台的迁移。[24]笔者在前期的探索研究中基于U&G理论建立起了“人格特质—媒体使用动机—手机媒体依赖”的分析逻辑，试图揭示手机媒体依赖的形成机制。虽然也发现一些规律（如高外向性、宜人性群体的娱乐消遣动机较高，高神经质群体的人际沟通动机较高），但在研究中逐渐发现这些以问卷调查为主要形式的横断研究虽能够得出自圆其说的研究结论，但不同研究的结论之间依然存在不小矛盾。例如，大量研究一方面指出低自我评价者更容易产生手机媒体依赖以寻求虚拟满足，另一方面却得出在实际生活中社交关系较好的外倾性个体也容易产生依赖；另有研究表明技术依赖对依赖者的心理健康有益，因为在线交互可以通过扩大个体的交际范围、增加社会资本而改善个体负面情绪。[25]可见，现有研究从整体上无法解释是负面情绪和低自我评价引起了手机媒体依赖，还是因手机媒体依赖造成了负面情绪或低自我评价，更谈不上有效干预策略的提出。此外，由于人格特质具有相对稳定性，虽然可以分析它与手机媒体依赖的关系，但对于探索有效的干预策略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意义不大。因此，本书不再深入探索这些因素的影响。

三 研究问题聚焦

综上分析，在手机媒体依赖测量研究方面，目前倾向于将依赖倾向和依赖水平两方面分别加以测量以综合分析不同个体的手机媒体依赖特征。在手机依赖的内在机制研究方面主要探索了人格特质（外向性、神经质等）、负面情绪（抑郁、焦虑、孤独）和其他因素（自尊、自控、自我效能感）与手机媒体依赖的关系，但由于大多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因此难以综合解释手机媒体依赖的形成机制，对依赖行为的干预策略更是无从谈起。笔者认为手机媒体依赖是一种多因多果的技术依赖现象，不同情绪状态的个体因具有不同的使用动机而呈现出不同特征的依赖症状，进而反作用于个体身心健康。据此，本书提出了一种多指标多原因（MIMIC）分析模型，以焦虑、抑郁、孤独、无聊和自卑等负面情绪为“手机媒体依赖倾向”的前因变量，以“信息获取”“虚拟关系”等不同使用偏好为依赖倾向指标变量，采用纵向研究设计，通过交叉滞后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来综合考察手机媒体依赖的动态形成机制，并据此探索手机依赖的有效干预策略。

四 研究意义

（一）学术价值

本书基于媒介使用与满足理论对手机媒体依赖的测量从依赖倾向和依赖水平两个方面分别加以考察，能够更为准确地分析个体手机依赖特征，对于探明以综合媒体为对象的主动技术依赖行为的内在形成机制，完善网络成瘾、游戏成瘾的形成机制，进而丰富技术成瘾理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二）应用价值

本书聚焦于较为易变的个体情绪变量，并深入手机媒体依赖倾向层面动态分析负面情绪对依赖行为的作用机制，可以据此探明不同情绪状态个体的具体依赖行为偏好及其之间的动态变化与关联机制，进而对探索青少年手机媒体依赖的干预策略、指导青少年健康合理地使用手机（或iPad等其他数字化终端）具有重要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