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是法国20世纪不容忽视，却最容易被人遗忘的小说家、评论家、哲学家。他用这样一句简短的话语描绘自己的一生：“莫里斯·布朗肖，小说家与评论家，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文学和文学特有的沉默。”（TLO:5）他始终思考着这样两个问题：“文学是什么?”“是什么使文学成为可能?”正是在对文学进行思考的过程中，诞生了他对“死亡”“中性”“沉默”等的独到见解。他那“言说即是沉默”的理论不仅贯穿其作品始终，也贯穿他的一生：他极少出现在公共场合，也拒绝接受媒体采访，外界对他了解甚少。就这样，他用自己的写作行动和实际行动，将自己消解在他的字里行间，最后给世人留下了一个极其神秘的形象。然而，正是这份神秘让布朗肖充满吸引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这位法国20世纪著名的“隐匿者”。
（一）
1984年，在《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报刊成立20周年之际，布朗肖应邀发表了一篇名为《相遇》（《Rencontres》）[1]的文章。文章篇幅极小，寥寥几字，布朗肖借报刊周年之际追忆自己的一生。在77岁之际，当他回想起过往，他唯一愿意提笔写下的只有以下几次相遇：1925年与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在斯特拉斯堡的相遇，以及那个时期对胡塞尔（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阅读；1940年与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勒内·夏尔（René Char）的相遇；1947—1957年长达十年的孤独写作以及最后1958年与罗伯特·昂戴尔姆（Robert Antelme）及其朋友的相遇。似乎正是这几次相遇点亮了他的人生，为他的思想标明了航线。其中，对布朗肖思想形成起关键性作用的，当数布朗肖与列维纳斯的相遇，以及他们对海德格尔的共同阅读。
***
1925年，布朗肖与列维纳斯相遇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他们因极其相似的思想及完美契合的心灵迅速成为挚友，并将这份友谊维持了一生。列维纳斯是布朗肖“唯一用‘你’称呼的密友”，在布朗肖心中，此次“喜悦的相遇点亮了他那本黯淡无光的生命”[2]。早在德国现象学被引介到法国之前，他们便一同接触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L'être et le Temps），并不时进行讨论。布朗肖曾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道：“要是没有列维纳斯，我将无法读到《存在与时间》。对这本书的阅读在我心中激起了真正的思想震撼，一个伟大的事件就此诞生。时至今日，此次事件所产生的震撼依旧无法在我的记忆中平息。”[3]可以说，如果海德格尔是照亮布朗肖思想的灯塔，那么列维纳斯就是将这束光带到他生命中的人。此后，列维纳斯与布朗肖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列维纳斯更多是从犹太思想（judaïsme）出发，通过对海德格尔存在思想的反思，提出建立在“我”与“他人”之间无限关系基础上的伦理学；布朗肖则更多从文学出发，通过对与文学相关的写作经验和死亡经验进行考察，在超越海德格尔存在思想的基础上继续思考。
布朗肖的文学思想与海德格尔的文学艺术思想[4]有诸多相似之处。海德格尔在思考艺术作品的本质时，其实是在思考“存在”被“敞明”的真理；同样地，布朗肖在追问文学的本质时，其实是在思考人在追寻文学过程中所陷入的某种特殊模式。海德格尔同时探讨着作品的“作品存在”及作品的“对象存在”；同样地，布朗肖也同时探讨着作品两个层面的“存在”：作品与书籍。海德格尔在探讨艺术作品的同时，也在探讨世界的敞开；同样地，布朗肖在讨论写作行动时，亦讨论着让写作成为可能的空间与不同维度世界之间的关系。总之，人们越是深入考察布朗肖的文学思想，就越会发现这一思想与海德格尔文学艺术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
不过，两者文学艺术思想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在海德格尔那里，对文学艺术的思考始终以其存在思想为前提，文学艺术被构思为让“存在”向自身“敞明”的场所与条件。在布朗肖的思想体系中，“存在”一词则被弱化甚至不再被提及，对文学的探讨不再被某个存在思想所统摄，而是其自身将占据绝对核心的位置。于是，正是在以文学为中心的一系列本质追问中，布朗肖得以实现从思考“存在”到思考“存在物”（ce quiest）或者列维纳斯所说的“存有物”（il y a）的过渡，并得以揭示先于任何对“存在”之命名的“中性”（neutre）。
最后，出发点的不同将导致海德格尔与布朗肖的文学艺术思想产生本质的差异。具体而言，有关二者文学艺术思想的区别，列维纳斯在《论布朗肖》（Sur Maurice Blanchot）一书中做出了很好的总结：
……海德格尔与布朗肖都对传统艺术观进行了颠覆，都不再认为艺术追求的是现实世界背后的理想世界，而是认为艺术就是光亮。但在海德格尔那里，艺术是来自天上的光亮，正是这个光亮构成了世界；而在布朗肖那里，这个光亮却来自地底，是黑暗的光亮，会让世界消解，将世界带回到其源头，回到“窃窃私语”，回到一个总是还不够从前的深刻从前。[5]
从上文可以看出，艺术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来自天上的光亮”，在布朗肖那里却是“来自地底的光亮”；在海德格尔那里会让世界得以形成，在布朗肖那里却会让世界消解。一个来自天上，一个来自地底；一个意味着构成，一个意味着摧毁。事实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而是艺术本身的一体两面。当海德格尔从其存在思想出发并将该思想投射到艺术上时，他看到的更多是艺术的发光与构成性本质，从而让艺术与“存在”的自我“敞明”产生呼应。由此形成的依旧是以“存在”为中心的闭合循环（先预设“存在”，再对“存在”进行论证），并未逃离德里达所指出的西方传统哲学中的逻辑中心主义。相反，当布朗肖不再从任何存在思想出发对文学进行映射，而是让思想以文学本身为中心时，文学或艺术将得以摆脱存在的纠缠与统摄，逃离那个以“存在”为中心的循环，并将自身的另一面，即“黑暗”“摧毁性”的一面释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通过对文学的不断思考，布朗肖得以在超越海德格尔存在思想的基础上继续思考，并由此为思想领域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总之，通过对海德格尔的共同阅读，布朗肖与列维纳斯从不同方面做出了超越海德格尔“存在”思想的共同努力。在这条道路上，两位好友之间亦产生了复杂的相互影响。列维纳斯后期许多文学思想深受布朗肖的影响，与此同时，列维纳斯亦可算作布朗肖哲学方面的“老师”，在他们不断交流与讨论的过程中，布朗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列维纳斯犹太文化的影响。在布朗肖对文学的论述中，就时常出现“流浪”（errance）、“无限”（infini）、“荒漠”（désert）等在犹太文化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尽管布朗肖并未立即进入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语境，但他却与列维纳斯一样，认为应该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及本体论框架中出走，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思考。最终，可以说，正是布朗肖与列维纳斯的相遇让他们得以一起靠近海德格尔，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海德格尔的思想带到法国，从而大大影响了法国知识分子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接受。这就是为何，德里达曾在献给列维纳斯的专著《永别》（Adieu）一书中写道：“莫里斯·布朗肖与列维纳斯之间的友谊是一份恩赐，是我们时代的福祉。”[6]2015年，简尼科·多米尼克（Janicaud Dominique）在《海德格尔在法国》（Heidegger in France）一书中指出，“在过去的五十年内，海德格尔俨然已成为所有法国哲学家的老师”[7]，而且“法国人似乎比德国人更能理解德国的哲学家，比如尼采和海德格尔，从而创造出了专属于法国的尼采思想和海德格尔思想”[8]。对于这个“专属于法国的海德格尔思想”而言，布朗肖无疑起到了源头式的作用，他与列维纳斯一道为法国思想家带去了别样的海德格尔思想的力量。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光亮的源头，那么布朗肖就是放在这束光下的滤镜，从而使这束光以独特的方式照耀在法国思想界的上空，在那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
布朗肖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传承决定了其思想在哲学领域的出发点。与海德格尔一样，布朗肖也认为应该超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界限，摆脱该传统对形而上存在（être）的预设。不过，哲学应该从对“存在”的讨论过渡到对“生存”（existence）以及“此在”（Dasein）的讨论，从而转向某个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e）——正如海德格尔所做的那样，萨特就是海德格尔这一思想倾向在法国的弟子，还是应该更新对“存在”的预设，从而从“统一性”（unité）或“总体性”（totalité）转向他异性（altérité）或差异（différence），由此提出另一种形而上学——正如列维纳斯所做的样。对于这个问题，布朗肖的态度是暧昧不明的。布朗肖既未转向某个存在主义，也未真正转向另一种形而上学，而是游离于二者之间，不再提及相关概念或者只是以次要的方式提及。布朗肖的思想之所以表现出以上特征，那是因为，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不再是任何有关“存在”的预设，而是“文学”本身。其中，布朗肖以文学为核心的思想涉及其思想源头的另一条主线：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可以说，对马拉美文学思想的重要参考决定了布朗肖文学思想的基本走向。
首先，在对文学或者诗歌本质的认识方面，布朗肖深受马拉美的影响。在这个方面，马拉美和布朗肖都拥有某个浪漫主义的源头。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马拉美体验到了诗歌的某种独特“存在”，并始终思考着如何通过写作抵达这个“存在”，以完成他所谓的“完美之书”（Livre）。布朗肖亦被马拉美在写作经验中所体验到的这个独特的“存在”（文学或诗歌）所吸引，并不断思考着文学之所是。只不过，一方面，如果说马拉美更多关注的是诗歌，想要通过对某种“纯诗”的创作来思考诗歌之所是的话，那么布朗肖更多关注的则是小说或叙事，想要通过对某种“纯叙事”（récit pur）的创作，来思考叙事以及文学之所是；另一方面，在布朗肖那里，对早期浪漫主义者们所说的“大写作品”（Œuvre）或者马拉美所说的“完美之书”（Livre）的渴求已经不复存在，布朗肖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马拉美、卡夫卡（Franz Kafka）等追寻文学或诗歌本质的小说家或诗人的写作经验本身，通过对这些写作者追寻“大写作品”之经验的考察，去思考“何为文学”以及“文学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最终，正是在这一点上，布朗肖对文学的思考——不直接思考文学的本质，而是思考“让文学成为可能”的写作经验——既有别于欧洲浪漫主义传统（对“文学绝对”的追寻与对“大写作品”的渴求，马拉美身上依旧保留着这样的印记），也有别于海德格尔存在哲学框架下的文学思想（文学被构思为让“存在”向自我“敞明”的光亮）。从此，对布朗肖而言，“文学”既不再被预设为早期浪漫主义者们所说的不断返回自身的某个“绝对”，也不再被预设为海德格尔所说的独特“光亮”，而是将变成某个与以文学为追寻对象的写作经验息息相关的存在。最终，正是通过对这个写作经验进行某种类似现象学的考察，布朗肖得以发现文学的“消失”本质，并在“文学”消失处，发现了隐藏在作品深处的“文学空间”以及位于“存在”思想深处的“空无深渊”，由此敞开了德里达所说的“哲学始终无法直接进入的领域”[9]。
其次，在对文学语言的思考方面，马拉美亦对布朗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然，在马拉美的思想中，依旧保留着写就“完美之书”这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希望，不过，马拉美早已意识到，与“完美之书”相关的并不是简单的词或诗句本身，而是隐藏在词或诗句中，也就是隐藏在语言中的“空无”（vide）与“沉默”（silence）。文学或诗歌在本质上与语言的沉默相关，可以说，马拉美的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布朗肖，并构成了布朗肖文学思想的一大重要支柱。只不过，如果说马拉美始终思考着如何“挖掘诗歌”（creuser les vers），让诗歌抵达其绝对的“沉默”，从而迎接“完美之书”的到来，那么布朗肖则在对马拉美等人写作经验的类似现象学考察中，发现了语言所蕴藏的这个“沉默”的“不可能”本质：在布朗肖看来，语言的“沉默”并非意味着某个独特的语言形式（前期的马拉美始终追寻着这样一种形式），而是对任何语言形式的删除。在布朗肖那里，与这个“沉默”相关的是某个以“沉默”为本质的中性“声音”（voix），以及在这个“声音”的牵引下所产生的写作进程。该进程蕴藏于诗歌或小说作品中，作为绝对不可视的部分，构成文学语言的“沉默”。
因此，从“文学的绝对”到“让文学成为可能”的写作进程，从语言的“沉默”到让语言产生“沉默”的生成进程，显然，在马拉美文学思想基础之上，布朗肖的文学思想发生了细微而又重大的偏移。最终，正是这样的思想偏移让布朗肖得以将文学从自身相对封闭的场域中解放出来（自早期浪漫主义以来，人们始终在通过写作追寻文学的绝对，但始终无法真正抵达文学的困境中苦苦挣扎），让其向着哲学敞开（是向着哲学的敞开，而不是浪漫主义者们所声称的对哲学的统摄），并使其变成一种绝无仅有的哲学行动。
***
毫无疑问，海德格尔与马拉美构成了布朗肖思想的两大思想源头。对这两大思想源头的追溯不仅使本书得以将布朗肖同时置于西方哲学传统以及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进行考察，而且还使本书得以从这两大源头的交汇处出发，去探查布朗肖文学思想的独特性。一方面，布朗肖的文学思想以比海德格尔更为激进的方式逃离了西方哲学传统，因为它不再是在传统哲学思想框架内对某一个哲学思想的超越，而是对思想的传统哲学范式的总体逃离，从而尝试提出一个思想的“文学”范式（或者也可用其他名称进行命名）。另一方面，思想的“文学”范式并不等同于早期浪漫主义对某个“文学绝对”的追寻，并不意味着用一个“文学真理”来代替以往的“存在真理”，而是将文学从这样的预设中解放出来，将其变成一个在且仅在以文学为追寻对象的写作进程中才能显现的对象。于是，思想的“文学”范式最终落脚于写作进程：文学是该进程的追寻目标，但同时也是该进程的动力。因为正是在文学意象的吸引下，写作者才会不断写作，让写作进程得以持续，由此形成的是一个以文学为中心的闭合循环。不过，与海德格尔所揭示的西方形而上哲学以“存在”为中心的闭合循环不同（先预设“存在”，再对“存在”进行论证的闭合循环），如果说形而上学传统更多是通过辩证、理性、逻辑等方式论证“存在之在”的话，那么布朗肖的写作进程则需要通过实际的写作行动，在某种极限的写作经验中，让文学“自我呈现”（se présenter）。因此，当思想的中心从“存在”变成“文学”，重要的并不是某个名称的简单变换，而是以该名称为中心进行思考之方式的转变：写作（écrire）正是布朗肖相较传统哲学思考方式所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思想范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布朗肖不断追问文学、提出作为全新思想范式的写作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为他的思想提供不竭动力，这个源头就是：布朗肖有关死亡的思考。可以说，“死亡”是除了“文学”，始终充斥在布朗肖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布朗肖对“死亡”的特别关注并非源自某个哲学传统，而是来自他自身的独特经验。年少时，由于医院误诊，布朗肖患上了败血症，在随后的生命里，他深受疾病的折磨。或许这就是为何，在《至高者》（Le Très-Haut）、《死亡判决》（L'Arrêt de Mort）等叙事作品中，出现了诸多以医院为背景的场景。在这些叙事中，始终充斥着布朗肖对死亡与生命、疾病与健康之间关系的探讨。此外，报社同事的突然离世以及后来他自己在法国南部乡下差点被俄罗斯士兵枪决的死亡经验，都使得思考死亡的迫切需求在布朗肖那里变得越来越强烈。无论如何，布朗肖对死亡的思考首先是经验性的：在某些极限的情况下，布朗肖体验到了死亡的不可能性，感受到了某个无限的濒死（mourant）状态。这样的极限经验超越了可被思考的范围，没有具体的形象，亦无法被言说，仿佛一层薄雾始终笼罩在布朗肖的生命中，并逐渐构成布朗肖思想的底色与深度。
可以说，正是这些独特的死亡经验让布朗肖真切感受到了现有哲学思想范式的界限。此后，他似乎用一生思索着超出这个范式继续思考的可能性，并以此构建一个以“死亡”为中心的思想。最终，正是在对文学及与文学相关的写作进程的考察中，布朗肖找到了答案：同其他辩证思想不同，在以文学为追寻对象的写作进程中，与思想相关的不再是任何形式的“存在”，甚至也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向死而生”的“存在”，而是当人身上所有对“存在”的预设被清除后留下的“剩余”（réserve），即布朗肖所说的“中性”（neutre）。然而，当“中性”意味着对所有“存在”的清空、意味着某种“空无”时，它就是一种绝对的死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朗肖指出，在写作进程中，是“死亡”在言说。这里的“死亡”指的并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自然死亡，也并非哲学传统中与永恒或生命概念相对立的死亡概念，而是始终伴随着生命本身的某种绝对的“否定性”（négativité）或绝对的“不在场”（absence），是人类思想中“没有基底的基底”（le fond sans fond）。对布朗肖而言，以文学为对象的写作经验与他所体验的极限死亡经验拥有相同的本质，在这些经验中，都是“死亡”在“言说”。正因如此，作为本质哲学行动的写作在逃离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存在”范式后，可被视作一种死亡思想。
事实上，对写作经验与死亡经验的共同考察构成了布朗肖思想最核心、最深邃的部分。如果说对写作经验的考察依旧更多围绕文学这一中心的话，那么对死亡经验的考察则将使布朗肖得以与西方哲学传统产生持久的对话。其中，布朗肖最重要的对话对象正是黑格尔。在不断的对话中，布朗肖不仅将揭示出黑格尔建立在死亡之“绝对可能性”基础之上的、充满光亮的理念世界的界限，而且还将在这个光亮世界之外敞开一个建立在死亡之“绝对不可能性”基础之上的、让所有光亮都熄灭的独特空间。因此，诚然，布朗肖与海德格尔一样，都以黑格尔为超越对象。然而，如果说海德格尔更加注重对西方形而上学界限的揭示，从而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存在哲学，那么布朗肖则并没有构建另一个体系的野心，而是在超越黑格尔界限后继续思考。从某种角度出发，如果说黑格尔是对人类“精神现象学”进行考察，那么布朗肖则是通过对黑格尔思想的不断逃离，揭示出黑格尔囿于形而上框架及主体中心论所忽视的人类精神领域。该领域既逃离了以主体为中心的来自理性或自然的光亮，也尚且还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来自天上的光亮，而是“黑夜”（nu it）。可以说，“黑夜”正是布朗肖所敞开的此前始终被忽略的人类精神领域。这是思想的“不可能”领域，从某种角度出发，布朗肖所考察的写作经验和死亡经验都与这个思想领域相关。
总之，布朗肖的文学思想拥有以下三个重要的思想源头：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启蒙、马拉美文学思想的启发以及自身独特死亡经验的滋养。这三股思想源头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布朗肖复杂而又深邃的思想。这个思想无法被简单地归类为某个文学思想或者某个哲学思想，而应该被视作以文学为方式的思想，将不仅为文学领域带来独特的声音，而且也会为哲学领域开启不同的方向。最终，从其所敞开的那个独特精神领域出发，布朗肖将让所有那些被他思考的对象都获得全新的命运。
***
从以上源头出发，布朗肖的思想主要沿着以下两个路径展开：一个是通过对诸多不同时代思考着文学之本质的小说家或诗人进行考察，从而去思考以文学为追寻对象的写作经验之所是以及这个写作经验与死亡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在思考文学与写作经验的同时，去考察法国20世纪思想领域所关注的诸多其他主题，从而在为这些主题带来全新力量的同时，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产生对话。
在对文学与写作经验的考察方面，布朗肖作为文学批评家，在各大报刊发表了数量众多的评论文章，评论对象涉及面极其宽广，主要涉及欧洲19—20世纪诸多小说家或诗人。用德语书写的小说家或诗人尤其包括卡夫卡、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托马斯·曼（Thomas Mann）、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等，其中，卡夫卡是布朗肖写作经验研究的重要参考对象，相关文章被集结成册，以《从卡夫卡到卡夫卡》（De Kafka à Kafka）为名发表；用法语书写的小说家或诗人尤其包括马拉美、兰波（Arthur Rimbaud）、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瓦雷里（Paul Valery）、阿尔托（Antonin Artaud）、纪德（André Gide）、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让·保兰（Jean Paulhan）、勒内·夏尔（René Char）等。当然，其中亦不乏对英国文学中的佼佼者伍尔夫（Virginia Woolf）、乔伊斯（James Joyce）等的关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布朗肖对这些作家的评论并不处在任何西方文学批评传统中（19世纪与20世纪正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蓬勃发展的两个世纪），而是另辟蹊径，始终关注这些小说家或诗人的文学创作中与写作经验相关的部分，并最终分别以《火的部分》（La Part du Feu）和《未来之书》（Le Livre à Venir）为名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由这两部作品的名称便能看出，在那些评论文章中，布朗肖关注的并非作品创作与写作者生平之间或清晰或隐晦的关联，也不是某部作品中某个或某几个具体主题的对比，而是所有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创作经验共同呈现出来的作品的“火的部分”。如果说在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的哲学中，“火”（feu）指的是统治宇宙运作与变化之物，意味着宇宙整体之真理的话，那么布朗肖所说的作品的“火的部分”指的亦是始终统治着作品的部分，意味着作品真理的显现，对应着浪漫主义者所说的“大写作品”或马拉美所说的“完美书籍”。诚然，作为“真理”的作品永远无法被写就，但它却可以宣称自己的到来，作为“真理之火”或者“未来之书”显现。此外，在关注与考察这些小说家或诗人写作经验的同时，布朗肖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思想，并在名为《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的重要著述中对该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这部作品也将成为本书的重要参考书目。
在与同时代思想家的对话方面，事实上，与同时代人一样，布朗肖也处在法国20世纪大的思想背景之下，同样讨论着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主题：现象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等。不过，布朗肖思想的出发点及其独特的思考方式会将这些主题引向某个全新的方向。
首先，文学是布朗肖思想的绝对核心，但这个文学与某个以文学为追寻对象的写作进程相关，而这个写作进程离不开写作者的具体承载。因此，在探讨写作进程的同时，布朗肖不可避免地需要思考写作者在追寻文学进程时的主体状态。这样的考察将让他得以同时与在那个时代正流行的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产生对话。一方面，在考察作为一种想象活动的写作经验时，布朗肖亦沿用了现象学的方法论，将写作进程视为写作者“转向”（tourner vers）文学的某种“知觉”行动。不过，他所关注的这个“现象”即文学却属于绝对不可视的范畴。于是，这样的考察让布朗肖得以指出胡塞尔现象学的可视性界限及其对光亮（无论是自然光亮，还是精神光亮）的预设，并进一步将思想带入了绝对不可视的深处。另一方面，当写作者以这样一个绝对不可视的对象为追寻对象时，他将在追寻过程中失去主体性，陷入某种绝对的“被动性状态”（passivité），写作主体所陷入的这个特殊状态亦让布朗肖得以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来的精神分析学产生对话。事实上，布朗肖亦很早就关注到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也曾熟读拉康精神分析学的相关论述[10]，而且还对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及萨德（Sade）等经常出现在精神分析研究中的作家有过特别的关注。不过，他关注的更多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状态下的“冲动”与写作经验中某种对超验之“欲望”（désir）的关系，以及拉康精神分析中提到的“在主体的精神分析实践中那空无的话语”[11]，由此开辟了一种在精神分析学范畴以外思考人的这一特殊状态的可能性。
其次，布朗肖所关注的以文学为追寻对象的写作进程同样离不开语言的承载，因此，对文学语言的思考亦是布朗肖思想的重要内容。从某种角度出发，语言可算作20世纪思想界始终无法绕过的主题，法国的思想家们更是将对语言结构的分析运用到了各个领域，并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整体转向。不过，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布朗肖从一开始就对从语言结构出发的各类分析持怀疑态度。布朗肖曾指出：“对语言的各类研究总是充满迷惑性，由此研究的语言总是相较真正的语言过多或过少。语言首先应该是‘写作’，然后在永远无法到来的‘将到’中，变成‘没有语言的写作’。”[12]事实上，布朗肖对语言的结构分析始终持拒斥态度，他更加关注的是与写作进程相关的、隐藏在语言中的绝对“沉默”。正因如此，当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出发，诸多法国思想家在各个领域发起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运动时，布朗肖并未立刻参与其中，而是始终与同时代思想家保持一定的距离。事实上，在布朗肖的年代，大部分人被语言结构所吸引，并在各个领域发起所谓的结构主义运动的同时，还有另外一部分包括布朗肖在内的思想家始终只关注隐藏在语言结构背后的部分。尽管直到德里达1966年发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人类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时，语言的这个深层结构才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并产生了所谓的从结构到解构或后结构的思想转向，但事实上，布朗肖对语言沉默的持久关注早已使他跨越结构主义，提前为法国思想领域带去解构的摧毁性力量。
总之，可以说，布朗肖所考察的以文学为追寻对象的写作进程不仅意味着对主体思想的不断逃离，而且意味着对语言结构的不断超越，由此导致布朗肖思想与同时代思想之间总是存在某个间隔。正是从这个间隔出发，布朗肖不断牵引着思想走向那个曾经被思想领域忽视的独特空间。这个独特的思想空间正是布朗肖文学思想最终的落脚点。在此基础之上，以该独特思想空间为隐秘中心，从《无尽的谈话》（L'Entretien infini）和《灾异的书写》（L'écriture du Désastre）开始，布朗肖将目光从文学上转移开，并尝试构建他独特的哲学思想。到了后期，通过对列维纳斯的绝对他者理论以及巴塔耶的内在经验进行借鉴，尤其通过对罗伯特·昂戴尔姆对集中营极限经验的考察，布朗肖开始深刻思考涉及人与人之间基本关系的伦理问题，并尤其关注“共同体”（communauté）、“孤独”（solitude）、“友谊”（amitié）等主题。正是在对这些主题的思考中，布朗肖尝试在其文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
（二）
布朗肖思想的深度与独特性使其作品以晦涩难懂著称，他本人也被视作“法国20世纪最难懂的作家”[13]。当人们论及布朗肖时，总不免将之与“黑暗”“沉默”“不可视”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克里斯托夫·毕当（Christophe Bident）称之为“不可视的合作者”，凯文·哈特（Kevin Hart）将之形容为“黑暗的凝视”，法国《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éraire）称之为“神秘的布朗肖”。所有这些词汇都或多或少反映出了布朗肖所选择之道路的艰难，同时也指示出了布朗肖思想的不易亲近性。正因如此，无论是在法国、英美国家，还是在中国国内，对布朗肖思想的接受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在法国，布朗肖始终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保持着距离。他生于20世纪的法国，却仿佛并不属于那个年代：他因小说风格的独特性被同时代人萨特（Jean-Paul Sartre）评价为“夏尔·莫拉（Charles Maurras）的徒弟”[14]，他与巴特（Roland Barthes）进行的是一场“古老的对话”[15]。在喧嚣热闹的法国20世纪思想热潮中，他似乎也没让自己留下太多的痕迹。据凯文·哈特和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在《争论的力量：论布朗肖》（The Power of Contestation-Perspectives on Maurice Blanchot）中所说，1966年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著名的结构主义研讨会上，也就是德里达发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人类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时，布朗肖依旧鲜被提及。[16]
如果说萨特因其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而被视作照耀在法国20世纪思想领域上空的太阳，那么布朗肖则因其对死亡的独特思考而被视作在黑夜中发光的月亮。布朗肖总是谈论着孤独、死亡与沉默，即便他偶尔也会谈及友谊、交流和共同体，但这些看似熟悉的字眼在他那里却完全改变了模样，立即变得陌生起来。他似乎并不是在我们中间言说，他的声音仿佛来自地底深处。
正因如此，布朗肖为20世纪法国思想界带去的是一股黑色的力量，或者如列维纳斯所说，一股来自地底深处的力量。这个力量没有耀眼的光芒，也没有可视的形象，从地底而来，复又消失在地面，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却在其所到之处慢慢浸润着人们的内心。对于这股力量，当人们想要用理性之光将它抓住时，黑暗将会被立即驱散。这就是为何，在列维纳斯看来，布朗肖的思想位于哲学思想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现有哲学的失效。[17]
然而，正是这股黑色的力量对大批同时代法国思想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悄然改变着法国20世纪下半叶思想的走向。正如克里斯托夫·毕当所说，布朗肖就像是“隐秘的发动机”，不断为法国20世纪思想家输送着养料。乔治·巴塔耶称这位挚友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指出“他为我们带来了最新奇的视角，揭示出了人类存在视野中最出乎意料的东西”[18]。列维纳斯在《论布朗肖》一书中说道：“布朗肖对艺术和文学的思考有着最崇高的野心，他的作品位于所有评论与阐释之上。……他思考的不是哲学，不是说低于哲学，而是因为他在哲学中没能看到‘最后的可能性’，同时在‘我能’的可能性本身中也没能看到人的界限。”[19]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年轻时就梦想成为像布朗肖一样写作的人；始终思考着如何走出主体哲学的福柯没能在萨特那里找到共鸣，在梅勒-庞蒂的语言现象学那里也没能找到足够的慰藉，直到最后被布朗肖对“疯癫”的阐释，以及他那“无法言说‘我’的状态”所深深吸引。在福柯看来，“通过将文学视作一种经验，布朗肖将我们带离了那个从笛卡尔一直延伸至胡塞尔的主体哲学”[20]。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从不吝惜他对布朗肖的赞美之辞，他曾回忆称，布朗肖是“让他思考最多且最经常启发他思考的作家之一”[21]。至于布朗肖对法国20世纪思想领域的影响，哈特与哈特曼在《争论的力量：论布朗肖》中做出了很好的总结：“一方面，布朗肖激励着那些认为有必要超越现象学进行思考的年轻哲学家，比如拉库-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和南希（Jean-Luc Nancy）；另一方面，那些抛弃现象学，尝试摆脱所有超验思想进行思考的哲学家也对他青睐有加，比如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福柯；最后，他还深刻改变了包括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路易-勒内·德·弗雷（Louis-René des Forêts）、罗热·拉波尔特（Roger Laporte）等在内的作家，还有包括勒内·夏尔、米歇尔·德吉（Michel Deguy）以及埃德蒙·雅贝斯（Edmond Jabès）等在内的诗人的写作活动。”[22]
可以说，在20世纪的法国，尤其是在那些杰出的知识分子中间，布朗肖从来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1976年，德里达在美国《语法》（Gramma）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布朗肖的文章《步伐》（《Pas》）。他在文章中说道：“布朗肖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在前方等待我们的到来，等待着被我们阅读与重新阅读。”[23]时隔近40年，埃里克·何博诺（éric Hoppenot）在2014年为艾尔纳出版社（Herne）编写的《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手册中也提出：“通过多年的研究阅读，现在已经是时候将布朗肖视作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进行‘严肃’讨论了。”[24]
不过，尽管布朗肖对法国20世纪的思想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一影响是隐秘的。总体上，在学术研究与影响力方面，法国学界对布朗肖的研究相对滞后，一直到美国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踊跃研究布朗肖后，法国国内对他的研究才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在英美国家，对布朗肖的接受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首先是20世纪40—80年代，布朗肖逐渐以小说家、小说家—哲学家的身份被介绍到美国。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应该算是最早将布朗肖介绍到美国的学者之一，他为布朗肖撰写的文章《作为小说家的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as Novelist》）1951年发表在《耶鲁法国研究》（Yale French Studies）期刊上。在文中，布朗肖是作为评论家和小说家被评述的。当时，普莱刚发布其重要理论著作《论人类时间》（études sur letemps humain）不久。即便这篇文章篇幅较小，但普莱却很好地指出了布朗肖小说的独特性：“布朗肖的小说是对所有生命的持续摧毁”[25],“死亡不是布朗肖小说的终结，而是‘最初的灾难’”[26],“没有任何小说家不比布朗肖更具现实主义”[27]，等等，从而将布朗肖与那个时代所有其他文学流派区分开来。考虑到在当时，人们正绞尽脑汁用时下的文学流派对布朗肖的小说进行归类，萨特甚至认为“人们缺乏的只是对布朗肖文体的发现”[28]，普莱对布朗肖小说的评介可算是别树一帜，最大程度地将布朗肖小说的核心特征凸显了出来。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也很早就将目光投向了布朗肖，不过这次是作为哲学家—小说家的布朗肖。1961年，哈特曼撰写的《莫里斯·布朗肖：哲学家—小说家》（《Maurice Blanchot:philosopher-novelist》）一文发表在《芝加哥评论》（Chicago Review）期刊上。在文中，除了对作为小说家的布朗肖进行评述，哈特曼还尤其探讨了布朗肖作品中的遗忘主题与海德格尔遗忘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布朗肖与黑格尔艺术观的不同。最后，哈特曼指出：“布朗肖的独特力量在于，他的叙事不是哲学的，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虚构的，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模糊状态……它指示出了某种介于哲学与艺术之间存在的可能性。”[29]哈特曼模糊地预感到了布朗肖作为哲学家的另一面，为研究布朗肖指出了不同的路径。
不过，在那期间，英美国家对布朗肖的接受依旧非常有限。直到1973年，布朗肖的代表作《黑暗托马》（Thomas L'O bscur）英译本才由一个小出版社出版，反响平平。长久以来，布朗肖虽然被零星地讨论着，却始终没有走进学院范畴。据哈特曼说，这是因为，“在布朗肖的作品中，人们并没有找到某种有待发掘的理论或方法，以供学院研究使用”[30]。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布朗肖的重要作品才开始被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等学院出版社出版。在所谓的“后结构主义”在美国兴起20年之后，布朗肖终于以锐不可当之势席卷校园。紧接着，有各种布朗肖读本相继问世，还有各种研究布朗肖的专著被出版，这股风潮同时也刮回到了法国境内。在整个过程中，德里达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这位被视作开启了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思潮的元老级人物，嘴边却时常挂着对读者而言如此陌生的名字，以至于这些追随者再也无法忽视布朗肖的存在。
不过，迄今为止，在所有研究布朗肖思想的著作中，最常被提及的两本书依旧出自法语地区，一本是比利时哲学家弗朗索瓦茨·科林（Françoise Colin）在1971年出版的《布朗肖与书写问题》（Maurice Blanchot et la question de L'écriture），另一本是玛尔莱纳·扎拉德尔（Marlène Zarader）在2001年出版的《存在与中性》（L'être et le neutre）。这两本专著为其他诸多有关布朗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71年，《布朗肖与书写问题》一书问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书中，科林从布朗肖思想的核心——文学出发，分别从“何为文学”以及“文学如何成为可能”两方面对布朗肖的思想进行论述，其中涉及对“写作经验”、“等待”（attente）、“意象”（image）、“中性”（neutre）、“他者”（Autre）等布朗肖作品中至关重要的术语的讨论，最后还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将布朗肖的思想与其他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对比。列维纳斯认为科林的成功在于，她做到了“在让布朗肖作品进入哲学语境的过程中，同时纳入了针对这些作品能讲的话和不能讲的话”[31]。可以说，科林用极其谨慎的哲学话语，在言说能够言说之物的同时，让那些无法被哲学话语谈及的东西作为沉默保留，从而尽可能忠实地体现出了布朗肖思想的核心，既未用哲学话语将布朗肖的思想吞噬，又让言说布朗肖的思想成为了可能。在整个过程中，她虽无法用哲学话语言明何为布朗肖的思想，却可以向读者展示布朗肖的思想如何得以超出哲学的限度。科林用哲学话语对布朗肖进行的阐释可算是布朗肖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布朗肖作品总是呈现出难懂甚至不可读的形象，而科林则为人们开辟了一条接近布朗肖思想的路径。
时隔30年，玛尔莱纳·扎拉德尔的《存在与中性》一书于2001年问世，作者在书中首次提出了布朗肖的“中性思想”概念，并对布朗肖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书中，扎拉德尔是在现象学的范畴下接近布朗肖的思想的，她将布朗肖的思想视作一种“极限现象”进行讨论。沿着这一途径，通过对比布朗肖与黑格尔、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思想，她成功找到了布朗肖与另外两位思想家分道扬镳的起点——对黑夜（nuit）的思考：黑格尔将黑夜视作让行动成为可能的否定性，海德格尔将之视作存在通过焦虑自我征服的可能性，而布朗肖则将它视作思想得以产生的地方本身。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进一步思考，在这样一个新的起点上思考，即他所谓的“中性思想”如何成为可能。在后面这个部分，她参考了布朗肖对文学的论述，但她似乎并没有完全转到文学，而是继续留在现象学的思考领域。无论如何，扎拉德尔成功指出了布朗肖思想得以产生的特殊领域：黑夜，以及在黑夜中继续思考的可能性，这对后来学者研究布朗肖的思想意义重大。
国内对布朗肖的研究开始较晚，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布朗肖的相关作品译入国内较晚：直到2003年，其主要文学理论著作《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才在国内翻译出版，其叙事作品及其他理论作品直到2015年前后才相继问世。此外，国内翻译出版的有关布朗肖的研究专著也寥寥无几，其中仅包括由乌尔里希·哈泽（Ullrich Haase）和威廉·拉奇（William Large）合著的《导读布朗肖》[32]（Maurice Blanchot）（2014）以及福柯有关布朗肖思想的评论文集《福柯/布朗肖》（2014）[33]。最后，布朗肖作品本身的不易亲近性也是重要原因。不过，布朗肖在国内也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物，他就像是个影子，时而隐藏在列维纳斯、巴塔耶、福柯和德里达的身后，在他们的思想中留下痕迹，但永远不让人抓住；时而又隐藏在罗兰·巴特的身后，他们对文学的思考并不相同，却都从“中性”一词中汲取养分。一方面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却不让人轻易接近：这就是为何布朗肖在我们中间总是呈现出神秘的形象。近几年，随着布朗肖作品的译介与推广，国内涌现出较多布朗肖作品的翻译者与研究者。总体说来，国内对布朗肖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国内读者对布朗肖作品的接受也还尚需时日，这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对布朗肖作品的研究中。
（三）
布朗肖一生著述颇丰，不仅写作了《文学空间》、《未来之书》、《火的部分》、《无尽的谈话》、《灾异的书写》、《失足》（Faux pas）、《来自别处的声音》（La Voix venue d'ailleurs）等偏理论性的书籍，还创作了《黑暗托马》、《亚米纳达》（Aminadab）、《死亡判决》、《最后之人》（Le Dernier homme）、《至高者》、《等待遗忘》（L'Attente L'oubli）、《一步（不）之外》（Le Pas au-delà）、《没有陪伴我的那一个》（Celui qui ne m'accompagne pas）、《我的死亡时刻》（L'Instant de ma mort）等可被视作小说或叙事的作品。他的作品以艰涩难懂著称，令人难以接近，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分散性的特质。一方面，他的许多著作，如《未来之书》《无尽的谈话》《火的部分》等，都是由相互独立的文章集结而成，这些文章一开始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并不存在任何预先的体系将它们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布朗肖的其他作品，如《灾异的书写》《等待遗忘》等，都是由一些相对独立的段落组成，没有标题，也不分章节，仅由纸张上的空白间隔开来，属于片段式的写作，因此自然体现出分散性的特征。
布朗肖作品的分散性特征不仅体现在形式方面，还体现在其思想本质方面。布朗肖与海德格尔一样，都认为提问是思考的开始，而且布朗肖也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布朗肖曾在《无尽的谈话》中的《最深刻的问题》（《La question la Plus Profonde》）（LEI:12）一文中指出，所有提问分为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一种是“总体提问”，假设有一个总体的真理在前方等待我们，进行提问是为了抵达那个总体；另一种则是“深度提问”，是与“总体提问”相对应的，不以总体为目标，而是不断逃离、不断深化问题的提问方式。布朗肖在他的思考中进行的就是“深度提问”。这样一种提问方式决定了布朗肖的写作风格：不是通常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式的论述型文章，而是在提出问题后，不断围绕这个问题提问、思考，不断深化这个问题本身。如果说“总体提问”总是将我们引向某个结论，那么“深度提问”就是让我们逃离任何固定的结论。这样一来，想要用哲学话语从整体上把握布朗肖的思想将变得不再可能。比利时哲学家弗朗索瓦茨·科林就在《布朗肖与书写问题》的“前言”中直言不讳地说道：“这世间存在着一些危险无比的事情，想要从哲学角度阐释布朗肖作品的意图应该就算一种……想要抓住布朗肖作品重点的做法，其实就是任由其重点流失。”[34]
事实上，正是布朗肖作品所体现出的分散性特征使得对其思想的研究变得困难重重。然而，当我们透过这个分散性表象进一步考察时，我们会发现，布朗肖的思想并不是没有任何中心。正如布朗肖在《文学空间》开篇处所说：“任何书籍，哪怕是碎片化的书籍，都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在保持不变的同时又不断移动，越来越清晰，又越来越隐秘，越来越不确定，又越来越迫切。”（LEL,5）通过从布朗肖整体著作出发进行分析，我们会看到，布朗肖的所有作品，无论是理论性著作，还是评论性或叙事性著作，不同文体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让人捉摸不定。但是，无论哪种类型的作品，只要布朗肖开始言说，我们总能感受到他在朝着某个我们看不见的方向靠拢。那个方向就像是夜空中的北斗星，总是指引着布朗肖的思想前进。通过阅读布朗肖的作品，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文学就是那个始终指引着他的思想前进的中心。只不过布朗肖对文学进行的是“深度提问”，因此自始至终未给出“何为文学”的答案，而是围绕这个问题，通过考察写作者的写作经验，来不断追问文学之所是以及文学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这样的追问方式极具摧毁力，在追问过程中，所有现存的确切文学理论都将失去其赖以存在的根基，所有人们通常对文学持有的观念，以及所有有关文学、写作、写作者、读者的理念都将遭到彻底的颠覆。最终，正是通过对文学颠覆式的追问以及对写作经验的考察，布朗肖得以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思想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有行动的主体（写作者），有指导行动的思想（写作），还有行动的目标（文学），但是所有这些主体、思想与目标似乎都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发生了彻底的翻转：行动主体恰恰将失去主体性；思想恰恰超出了任何现有的哲学思想界限；目标永远无法抵达；就连作为意义载体的语言在那里也已经失效，变成意象被搁置起来。布朗肖称这个空间为“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
在布朗肖的思想中，“文学空间”指的是写作者在对文学的无限追寻过程中、在文学消失处所敞开的特殊空间。这个空间并不是具有任何现实性的实存，只能在写作进程中被敞开。写作进程在敞开“文学空间”的同时，还意味着在写作者主体性之外敞开一个“外在”空间（dehors），在语言的能指—所指结构之外敞开一个“沉默”的语言空间，在作品中敞开一个让任何作品不再可能的“无作”的空间，等等。尽管在不同语境下，布朗肖用不同术语对该空间进行了命名，不过，所有这些空间都共同指向某个“空无”（vide）或绝对的“不在场”（absence）——要么是文学的不在场，要么是主体的不在场，要么是作品本身的不在场等——因而都与某个作为绝对“否定性”的死亡相关。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些空间构成了布朗肖文学哲思的所有出发点与最终归宿。它们蕴藏于布朗肖的所有作品中，尽管不可视且不可言说，却会作为某个“空无的中心”或“不是中心的中心”，以倾斜的方式吸引着布朗肖的所有话语。这样的“中心”不仅不会促使布朗肖的思想形成任何体系，而且还将导致布朗肖视域下的任何固定体系或理论消解。最终，可以说，这个思想“中心”就是布朗肖黑暗力量的源泉，是德里达所说的布朗肖思想所开启的特殊领域。
在确定了布朗肖思想的“中心”以及基本特点之后，我们会发现，正如科林所说，对这样一个分散而又晦涩的思想进行研究将是极其困难与危险的事情：一方面，布朗肖思想的“中心”逃离了建立在可能性基础之上的整个哲学话语体系，因而无法被言说，更无法被论证；另一方面，要想研究布朗肖的深邃思想，必定离不开对这样一个“中心”的观照。那么，在研究中，要如何尽可能地靠近布朗肖思想中所蕴藏的那个独特空间，从而最大程度接近布朗肖文学思想的核心；要如何在保留布朗肖思想的独特性与深刻性的同时，保持论证的清晰性?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成为摆在每一个布朗肖研究者面前的难题。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既不能从总体出发，通过层层递进的分析，尝试在结论处抓住布朗肖思想的核心，也不能在不考虑布朗肖核心思想的前提下，满足于对他的局部思想进行描绘。这两种研究路径都只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布朗肖深邃思想的“中心”或独特性流失。与以上两个路径不同，本书将以布朗肖思想所揭示的那个独特空间为隐秘中心，以布朗肖对文学各元素的思考为基本线索，尝试论证布朗肖如何得以在他对文学各元素的思考中敞开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空间。这就是说，同布朗肖的论证方法类似，本书遵循的也不再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线性路径，而是以那个空间为隐秘中心，既以该中心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以该空间为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最终，正是在这样的研究中，本书将得以勾勒出布朗肖在超越各方面界限并敞开该空间时所留下的印记。如果说布朗肖在思想中所敞开的那个空间是一个“空无深渊”的话，那么本书就是通过对布朗肖思想路径的描绘，让这个“空无深渊”的边缘或者边界凸显出来。正是在这个边界之外，“空无深渊”自在地敞开。
因此，可以说，本书并没有构建某个布朗肖思想体系的野心，笔者无意用某个来自外面的光亮照亮它，而是尝试在忠实地靠近布朗肖文学思想的同时，让隐藏在该文学思想中的作为“黑夜”的独特空间呈现出来。该空间正是布朗肖以文学为目标和方式、在超越任何哲学范式的基础上所敞开的此前一直被忽视的精神领域，是布朗肖思想中最深刻的部分。不过，在勾勒布朗肖文学思想所跨越的界限时，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将其思想和诸多文学思想或哲学思想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描绘出布朗肖在这些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并跨越不同界限的痕迹。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能赋予布朗肖文学哲思以其他名称，诸如“中性思想”“死亡思想”“断裂思想”等，从而指出布朗肖思想与其他思想之间的区别与界限。不过，所有这些思想都始终以那个独特的空间为隐秘中心。最后，在呈现出那个独特的空间后，笔者还将跟随布朗肖的步伐，将思想从“文学”的范式中解放出来，从而去思考这样一个空间的敞开对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意味着何种改变。
鉴于此，本书将分为三大部分：“写作空间”“作品空间”“文学与世界”。首先，在“写作空间”部分，本书着重分析让“文学空间”得以敞开的以文学为追寻对象的写作进程，一方面将该进程与死亡经验进行对比，从而指出布朗肖思想中写作与死亡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对加入该写作进程的写作者进行细致考察，从而以具体的方式描绘出作为本质行动的写作进程如何超越各类思想界限。其次，在“作品空间”部分，本书着重描绘得以承载写作进程的行动空间——作品空间，一方面对其时空特征进行分析，指出该空间的双重性以及被空间化的时间，另一方面对让该空间得以具化的语言进行深层结构分析，指出蕴藏在语言中的“沉默”空间，接着在这个空间基础之上，讨论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问题。最后，在“文学与世界”部分，本书侧重于讨论随着写作进程中“文学空间”的敞开，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改变，一方面指出“真实世界”本身如何在该空间敞开处作为不在场本身显现，由此产生独特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另一方面指出人在该空间敞开处所抵达的最后界限，并在这个共同界限的基础上，讨论某种独特“共同体”的可能性。关于本书的具体结构，需要尤其指出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研究的大框架以及各部分的标题可以看出，“文学”始终是本书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并且承担了将各部分串联起来的关键角色。从“文学的消失”到“写作者的祭献”“作品的诞生”“文学语言的奥秘”，再到“读者的介入”，正是这些与文学各元素相关的标题让各个章节之间拥有了连贯性，同时也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立足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本书是对布朗肖文学思想的研究。不过，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表面的连贯性之下，始终有一个空间纵向地牵引着所有这些主题，从而让文学变成“文学空间”，让写作者变成“中性”，让作品变成“无作”空间，让语言变成“沉默”，让读者变成“无知”的读者。该空间始终笼罩在整个研究的上方，在吸引文学各元素自我消解的同时，让自身得以显现，从而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构成了本书的“中心”。
第二，除了文学这条明线，本书还隐藏着另一条以布朗肖哲学思想为线索的暗线：无论如何，布朗肖的文学思想是以文学为目的与方式的独特思想范式。本书第1部分勾勒的本就是作为本质哲学行动的写作进程对其他哲学思想（存在思想、主体思想、现象学等）的超越，由此尝试提出专属于布朗肖的死亡思想。诚然，本书第2部分更加关注文学方面，描绘的是得以承载极限写作经验的行动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让“文学空间”得以敞开的条件。不过，本书更想做的是，以此为出发点，揭示出包括写作经验在内的所有极限经验所涉及的思想场域：“黑夜”的思想空间，空间化的时间，返回自身沉默的语言，在这种经验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等等。因此，通过对写作经验思想场域的勾勒，本书更想呈现的是属于所有人类极限经验的思想场域，该思想场域构成了人类经验中极其深刻的一部分。正是在由此勾勒的思想场域的基础之上，我们将得以讨论处在该思想场域之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尝试以文学以外的视角去把握布朗肖思想的深度。
第三，文学与哲学这两条线索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本书的有机整体：没有以文学为线索的描绘，我们将无法深入布朗肖思想的最深处，从而敞开那个独特的空间；同时，对文学线索的描绘又离不开对哲学线索的借鉴。最终，正是在文学线索与哲学线索的相互作用下，我们得以将布朗肖的思想带离现有的哲学范式以及传统文学范式，由此得以凸显布朗肖思想的所有独特性。总之，本书既是对布朗肖文学思想的研究，亦是对其哲学思想的探讨。通过本书的分析，我们将看到，从这个“文学空间”出发，不仅任何与文学相关的理念会被颠覆，而且几乎所有固定的理念和思想都会被摧毁。于是，通过不断追寻文学从而呈现“文学空间”，布朗肖将可能为人类指出一个全新的思想起点以及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全新关系。可以说，不仅对文学领域而言，而且对哲学思想领域而言，这将意味着一场深刻的革命。
本书的创新性在于，笔者是从让布朗肖思想产生摧毁性力量的源头区域，即“文学空间”出发，从整体上对其文学思想进行研究。目前，国内虽已有诸多论及布朗肖思想的研究，但大多数研究是从某个具体主题出发，比如“文学的沉默”“文学语言观”等，对相关内容进行阐释。如果说现有研究尝试回答的问题更多的是布朗肖的文学思想具有哪些独特特征的话，那么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则是布朗肖的文学思想为何会表现出那些特征。正是这样的思考将笔者引向了对“文学空间”的考察。此外，从“文学空间”出发来考察布朗肖的文学思想，也将为我们研究布朗肖的哲学思想提供全新视角。事实上，以科林和扎拉德尔为代表的国外布朗肖研究者，以及国内大部分布朗肖研究者往往更多为布朗肖的哲学思想所吸引。诚然，这些研究对布朗肖哲学思想的考察几乎都离不开对布朗肖有关写作经验之论述的关注。但通常情况下，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布朗肖所描绘的写作经验视作一种极端现象，并通过对这一现象的考察，得出布朗肖的思想相对于其他哲学的独特性。这对于研究布朗肖的思想路径固然至关重要，它使人们得以在布朗肖的思想与其他哲学思想之间建立起联系。然而，在笔者看来，写作经验的核心在于“文学空间”。当人们将写作经验视作一种现象，从而尝试从外部靠近这个现象时，作为核心的“文学空间”并未被赋予它应有的力量。本书则不再满足于将写作经验视作一种现象，而是从追问文学本质开始，在深入这个“文学空间”之后，再去考察文学各元素如何在这个空间的视域下被逐个消解。最终，通过从文学的路径出发接近布朗肖的思想，我们将有望让位于该思想核心的“文学空间”拥有其全部的黑色摧毁性力量。
[1]Le Nouvel Observateur,n°1045,novembre 1984,p.84.Le texte de Blanchot paraît dans un dossier intitulé 《1964-1984/les grands tournants》,Cité dans éric Hoppenot,Tabate Dominique[Dirigé],Maurice Blanchot,Paris:éditions de L'Herne,2014,p.14.中译文详见附录二。
[2]Lettre de Maurice Blanchot à Catherine David,《Penser L'apocalypse》,10 novembre 1987,publiée in Le Nouvel Observateur,22 janvier 1988,p.79.Cité dans Christophe Bident,Maurice Blanchot,Partenaire invisible,Champ Vallon,1998,p.44.
[3]Lettre de Maurice Blanchot à Catherine David,《Penser L'apocalypse》,10 novembre 1987,publiée in Le Nouvel Observateur,22 janvier 1988,p.79.Cité dans Christophe Bident,Maurice Blanchot,Partenaire invisible,Champ Vallon,1998,p.44.
[4]此处主要参考海德格尔所著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及其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出发进行的诸多思考。
[5]Levinas Emmanuel,Sur Maurice Blanchot,Montpellier:Fata Morgana,975,pp.23-24.
[6]Jacques Derrida,Adieu,à Emmanuel Levinas,Paris:Galilée,1997,p.20.
[7]Janicaud Dominique,Pettigrew David,Heidegger in France,New York: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5,p.3.
[8]Janicaud Dominique,Pettigrew David,Heidegger in France,New York: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5,p.3.
[9]Jacques Derrida,in 《Sur les traces de Maurice Blanchot》,émission radiophonique citée.Cité dans Christophe Bident,Maurice Blanchot,Partenaire invisible,Paris:Champ Vallon,1998,p.37.
[10]相关观点，可参见André Lacaux,《Blanchot et Lacan》,Essaim2005/1（n° 14）,pp.41-68。在文中，作者通过对布朗肖不同时期作品的细致解读，来分析拉康与布朗肖思想之间的隐秘关联，以及这一关联的变化过程。
[11]参见André Lacaux,《Blanchot et Lacan》,Essaim2005/1（n°14）,pp.41-68。
[12]参见André Lacaux,《Blanchot et Lacan》,Essaim2005/1（n°14）,pp.41-68。
[13]Geoffrey H.Hartman,《Maurice Blanchot:philosopher-novelist》,Chicago Review,Vol.15,No.2（Autumn,1961）,p.1.
[14]参见 Michael Holland,《The Time of his Life》,Blanchot's epoch,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p.47。夏尔·莫拉（1868—1952），法国19世纪记者、文论家、政治家、诗人，法兰西学院教授，以写作论战性强而闻名。
[15]Éric Marty,《Maurice Blanchot,Roland Barthes,une “ancienne conversation”》,Les Temps Modernes,2009/3（n°654）,p.74.
[16]Kevin Hart,Geoffrey H.Hartman,The Power of Contestation-Perspectives on Maurice Blancho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p.13.
[17]相关观点，可参见Emmanuel Levinas,Sur Maurice Blanchot,Montpellier:Fata Morgana,1975,p.9。原句是：“布朗肖没有在哲学中看到最后的可能性，也没能在‘我能’中看到人类最后的可能性。”
[18]Georges Bataille,“Maurice Blanchot”,Une liberté souveraine,textes and interviews col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Michel Surya,（Vendôme; Farrago,2000）,p.67.Cité dans Kevin Hart,Geoffrey H.Hartman,The Power of Contestation-Perspectives on Maurice Blancho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p.1.
[19]Emmanuel Levinas,Sur Maurice Blanchot,Montpellier:Fata Morgana,1975,p.9.
[20]参见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eology of the Humain Sciences,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70,pp.383-384;Cité dans Kevin Hart,Geoffrey H.Hartman,The Power of Contestation-Perspectives on Maurice Blancho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p.7。作者指出：德勒兹已经在他的《哲学与权力的谈判》（Negotiations）一书中勾勒出了布朗肖对福柯思想的影响。
[21]Jacques Derrida,“Pas”,Gramma,pp.3-4.“Lire Blanchot I”,1976.Cité dans Kevin Hart,Geoffrey H.Hartman,The Power of Contestation-Perspectives on Maurice Blancho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p.7.
[22]Kevin Hart,Geoffrey H.Hartman,The Power of Contestation-Perspectives on Maurice Blancho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p.11.
[23]Jacques Derrida,“Pas”,Gramma,pp.3-4.“Lire Blanchot I”,1976.Cité dans Kevin Hart,Geoffrey H.Hartman,The Power of Contestation-Perspectives on Maurice Blancho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p.7.
[24]Éric Hoppenot,Dominique Tabate[dirigé],Maurice Blanchot,Paris:éditions de L'Herne,2014,p.11.
[25]Georges Poulet,《Maurice Blanchot as Novelist》,Yale French Studies,No.8,What's Novel in The Novel（1951）,p.78.
[26]Georges Poulet,《Maurice Blanchot as Novelist》,Yale French Studies,No.8,What's Novel in The Novel（1951）,p.78.
[27]Georges Poulet,《Maurice Blanchot as Novelist》,Yale French Studies,No.8,What's Novel in The Novel（1951）,p.79.
[28]Georges Poulet,《Maurice Blanchot as Novelist》,Yale French Studies,No.8,What's Novel in The Novel（1951）,p.81.
[29]Kevin Hart,Geoffrey H.Hartman,The Power of Contestation-Perspectives on Maurice Blancho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p.14.
[30]Kevin Hart,Geoffrey H.Hartman,The Power of Contestation-Perspectives on Maurice Blancho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p.14.
[31]Emmanuel Levinas,Sur Maurice Blanchot,Montpellier:Fata Morgana,1975,p.46.
[32][英]乌尔里希·哈泽、威廉·拉奇：《导读布朗肖》，潘梦阳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3][法]米歇尔·福柯：《福柯/布朗肖》，肖莎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4]Françoise Collin,Maurice Blanchot et la question de L'écriture,Paris:Gallimard,1971,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