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论城邦守卫者的幸福

→辩论者：苏格拉底/阿德曼托斯

苏格拉底：这时，阿德曼托斯在我谈话时插进来一个话题。

阿德曼托斯：苏格拉底，要是有人说是你让我们这些守卫城邦的人找不到任何幸福，并使我们自作自受地成为忧愁的人，对此你要做出怎样的解释呢？事实也是这样，从表面上看，好像他们保卫了城邦，但他们却得不到任何好处，不能享受和平常人一样的获得土地、建造住宅、置办奢侈家具等待遇，更不能拿出自己的物品献祭诸神、接待宾客，来取得神和人的欢心。也就是说，只要是金银财宝以及希望幸福的人们常有的一切，我们的城邦守卫者统统不能享有。他们是受雇佣的，用自己的生命赢来了国家的安全，而到头来他们却一穷二白。对这种说法，你如何回答呢？

苏格拉底：你说得不错，我甚至还可以替问这一问题的人补充一点。守卫者仅仅能得到吃的，除此之外，他们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拿到金钱。因此，他们想去哪里都无法如愿，旅游更是与他们无关，高消费、女人、奢华的住宅更不敢多想。要是继续说下去，我还能做出更多的补充。

阿德曼托斯：假设我刚才说的话全都是对你的质询，你如何回应呢？

苏格拉底：你不就是让我解答你的提问吗？

阿德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我们沿着刚才的讨论继续下去，我相信就会找到正确的答案。现在我做出的回答是：我说的城邦守卫者的那种一穷二白的生活是最幸福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理想目标并不是让某一个阶级独自享受幸福，而是让这个国家的全体百姓幸福。我认为我们所要寻找的正义也只有在这样的国家中才能找到，如果在一个无序的国家或城邦里，非正义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么这样的国家或城邦也就无望了。现在，我们找到了正义的国家和不正义的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比较出哪种国家的公民更幸福了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这种模型应该是全民性的，而不是为极少数的人打造幸福。

后面，我们还要接触到与之相反的国家模型。我先来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正准备给一座塑像上色时，一个人过来说：“眼睛是人体最美的部分，而最美的部分应该用紫色来表示，你为什么不把眼睛涂成紫色，而涂成黑色呢？”对于这样的疑问，我认为可以这样回答他：“尊敬的先生，看来你根本不想让我美化眼睛，因为如果按你的想法上色，那么眼睛看上去就不是眼睛了。”这个道理放在其他器官上也是一样。画家作画，用人体的五官应有的色彩去表现它们，这样才能表现出整体的美。

我讲这个例子是要说，不要按你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守卫我们城邦的士兵的幸福观，否则他们就不是什么守卫者了。你要知道，农夫们可以穿上礼袍、戴上皇冠去种田，他们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可沉迷于吃喝玩乐，没有人敢对他们怎么样；制陶器的人可以躺在沙发上打发时间，制作陶器的事想干多少就干多少。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国家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以获得幸福，全国的人民也都是幸福的。但我对此却不以为然。因为真的这样的话，那么，农夫将不再是农夫，陶工将不再是陶工，同样，其他各领域的人也将失去他们的阶级本性。以上这些现象，出现在一般百姓身上不是什么大问题，比如，皮匠因为懒惰而不干活，这仅仅是让人们没有了皮鞋穿。但如果发生在国家和法律的保卫者——守卫城邦的人身上，他们就不是真正的守卫者，或者说只是名义上的守卫者，那么你就会亲眼看到国家的前途就断送在他们手上了。我们培养国家或城邦的守卫者，目的就是让他们保卫国家，而不是颠覆国家或城邦。而那些整天抱怨我们培养国家守卫者的人没有任何责任心可言，是自私的。他们一心只想着正在花天酒地的农民，而不是正在履行国家职责的公民。如果真是这种情况，我想我们谈论的就不是同一个话题了，而他们所说的也不是一个国家。因此，当我们选择国家守卫者时，很有必要对他们的幸福先进行一番考察。也可以这么说，要先看他们的幸福观与保卫国家的工作是否会发生冲突。

假如你赞成我的观点，那么就有责任劝导国家或守卫城邦的人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还要劝导国内其他职业的人以国为荣。如此一来，整个国家才会得到和谐有序的发展，国内各种阶层的人也才会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一份幸福。

阿德曼托斯：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不知道你是不是赞成。

阿德曼托斯：不妨说出来听听。

苏格拉底：应该有两个原因会造成技艺的退化。

阿德曼托斯：是哪两个原因呢？

苏格拉底：贫穷和财富。

阿德曼托斯：它们怎样使技艺发生退化呢？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制陶者发了财，那么，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发展他的手艺吗？

阿德曼托斯：很明显，不会的。

苏格拉底：他会变得越来越懒，越来越不重视自己的技艺，对不对？

阿德曼托斯：是的，他很快就变得腐败不堪了。

苏格拉底：如果这个制陶者不懒，但因为贫穷，没有买工具和原材料的钱，他是不是同样没有能力将自己的工作做好，更没有能力带好自己的儿子或是徒弟？

阿德曼托斯：这是当然。

苏格拉底：这么说贫穷和财富都能让技艺及掌握技艺的人发生退化，是不是？

阿德曼托斯：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既然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一种罪恶的根源。国家或城邦守卫者必须时刻对此保持警惕，尽一切努力去防止它们悄悄地潜入国家或城邦内部。

阿德曼托斯：你说的罪恶指的是什么？

苏格拉底：就是刚刚提到的贫穷和财富。一个人会因为贫穷而变得懒散，也会因为拥有财富而变得奢侈。这两者难道不是国家或城邦中消极的、罪恶的东西吗？

阿德曼托斯：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苏格拉底，但我还想知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财富的支持，要怎样同侵犯自己国家的敌人打仗呢？特别是不得不与一个比本国富足而强大的城邦作战，那时，我们不是明显处于劣势吗？

苏格拉底：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但我认为，与一个强势的敌人作战比较困难，但与两个强势的敌人作战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阿德曼托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苏格拉底：我们与别的国家发生战争时，不得不派出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兵迎战，而对方的军队则都是由富人组成的，对吗？

阿德曼托斯：对的。

苏格拉底：那么答案就出来了，一个技艺超群的士兵足以对付十个技艺不通、身体肥胖的富人，何况我说的是只有两个敌人。

阿德曼托斯：如果两个人同时发起进攻，我认为也是很难获得胜利的。

苏格拉底：我不这样认为。我有办法让他取胜，他可以先脱身在前面逃，然后将两个对手中先追上来的人打败。如果争斗发生在烈日之下，他如此重复几次，凭借自己的技艺，很容易就能将两个身体素质极差的富人打败，以一敌十是非常有可能的。

阿德曼托斯：如果都按你说的去发展，当然会取得胜利，但这个方法如同儿戏，听上去没有什么精彩之处。

苏格拉底：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承认，在军事科学和素质方面，富人获得的知识会更多、更宽广。

阿德曼托斯：是的，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的勇士如果与比自己多两倍、三倍的对手拼搏，应该是不会吃亏的。

阿德曼托斯：我同意你的说法。

苏格拉底：战争发生之前，如果我们派一名使节到其中的一个敌国去，将我们的优势展示给他们，告诉他们我们有打胜仗的能力，但没有金和银，而你们国家富有，难道就不想与我们联合去消灭另一个强国吗？听到这样的话，有谁愿意去和一只瘦而精壮的狗打仗，而不愿意与它联合起来去打败另一只肥笨的大绵羊呢？

阿德曼托斯：大绵羊和狗之间，有谁会选择狗呢？但现在的问题是，多数的财富都集中到一个大国家去，对穷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苏格拉底：你将我们所建立的理想国家以外的任何别的国家，称作一个国家，这让我感到很忧虑。

阿德曼托斯：那我应该怎样称呼它呢？

苏格拉底：别的国家都是由许多个群居的社会积聚在一起的，因此，你应该称之为“它们”，而不是“它”。无论什么样的国家，都可以分成穷人和富人两部分。这两部分好似水火，互不相容。而且这两部分的人群之间还各自分成若干个更小的对立部分，你在其中会感觉无所适从。如果你将这些都看成是独立的社会群体，而不是一个国家，并将整体的财富、权力分给他们，那你就会交上很多朋友，且只有极少数的人与你作对。因此，你的国家只要坚持贯彻执行一条既定的方针，就会有序地发展下去，终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我这里说的“强大”是真正的强大，不是名义上的强大。谁也不能找到像我这样能缔造一个真正的具有规模，且独立的理想国家，不论是海伦尼斯还是它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与这样的国家相抗衡。对我所说的，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阿德曼托斯：我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了。

苏格拉底：还有，国家的统治者在考虑城邦的规模或想拥有疆土的大小时，似乎应该规定一个不能超过的最佳限度。

阿德曼托斯：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想法呢？

苏格拉底：国家的疆土要大，但也要统一，这就是最佳的限度，这种限度是不能被超越的。

阿德曼托斯：你说得太好了。

苏格拉底：这样，我们有必要交给守卫国家的士兵另外一项任务，那就是要有责任心，把我们的城邦看好，既不能让它太小，也不能让它只在表面上看着大，而实际上却不统一。

阿德曼托斯：这项任务不算难。

苏格拉底：在这里，我还要谈一个对于士兵而言更容易的任务。守卫国家的士兵还要确保他们后代的素质。如果后代素质低劣，就不能继承他们的行业再做士兵，而是进入其他阶级。而如果其他阶级的后代有优秀的素质，就可以将他们选拔上来做守卫者的继任者。我要说的是，国家用人要因人而异，整个国家没人例外。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天赋，就应该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这样才能发挥各人所长。如此一来，整个国家或城邦就会由分裂而变得统一。

阿德曼托斯：是的，这项任务看上去真的不难。

苏格拉底：阿德曼托斯，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执政者缔造的这套伟大的方案很简单，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难。因此，执政者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做不到，只要他们能有“我不将其称为大事，只将它称为能解决问题的事”的态度，那么，这问题就解决一半了。

阿德曼托斯：你说的“事”是什么？

苏格拉底：我说的是教育和抚养。试想，如果我们国家的公民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都可以明辨事理，那么他们在处理起我们谈论的事情和一些其他没有谈及的事情时，就会得心应手了。如婚嫁、生育等事情，这类事情的处理要遵循同一个原则，用一句俗语来说，就是“朋友之间不分彼此”。

阿德曼托斯：是这样的道理。

苏格拉底：归纳一下我说的话，就是要奉劝我们国家的执政者必须要注意，不能让自己的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败落，要始终坚守着自己国家的一切，如不能让体育和音乐出现新的样式，违反固有的秩序。当人们最喜爱的歌手推出新歌时，执政者就要开始担忧了。他们担忧的不是新歌被赞誉，而是新歌的花样。所以执政者不应该去称赞这种东西，而是应该指出诗人的意愿所在。因为音乐的任何翻新，对国家来说都是危险的信号，所以应该给予严厉的控制。戴蒙曾经说：“歌曲的形式一般是不会发生变化的，除非国家的基本法律有所变动。”我非常相信这句话。

阿德曼托斯：是的，我也会说这样的话。

苏格拉底：这样看来，我们的国家守卫者首先需要在音乐领域把好关。

阿德曼托斯：这种无政府式的东西确实很容易就潜进人们的生活。

苏格拉底：一般人只把它看作是一种游戏，似乎没有什么危害。

阿德曼托斯：仅从音乐本身来说，它没有什么坏处，但当它被视为一种工具时，就会成为一种精神，首先会渐渐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灵中去，改变人们的性格和习惯，然后会扩散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最后再由人与人的关系肆无忌惮地进入法律和国家的政治制度中。苏格拉底先生，我认为它推翻了公权的同时，也推翻了私权。

苏格拉底：你觉得是这样吗？

阿德曼托斯：我坚信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这样的话，我们必须严格教导孩子，训练和提高他们的智力。而这种训练要在法律的制约下进行，如果没有法律的制约，孩子们长大后，品行就会出现问题，很可能会做出违反法律的事情。

阿德曼托斯：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假如孩子们一开始就有遵守法律的思想，这种思想就会主导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就会自觉抵制和反对违法的娱乐。这种守法的精神如果能时刻支配着孩子们的行为，那么他们就能健康地成长。国家一旦发生动乱，他们会明辨是非，知道自己应该为国家的稳定做出怎样的努力。

阿德曼托斯：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孩子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长大后就能对眼前的事态有自己的理解，不会屈服于一些失误。他们会对遇到的一切不合理情况发出挑战，直到能制定出新的合理化秩序。

阿德曼托斯：秩序？指的是什么？

苏格拉底：我说的秩序指的是：年轻人在长者面前应该时刻保持沉默和肃静；见到长者时应该起立，给他们让座，以表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要注意发式整洁、着装得体；还要注意自己的仪容笑貌和行为举止。类似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你是否同意我这样的看法呢？

阿德曼托斯：我同意你的看法。

苏格拉底：一个人受什么样的教育往往会影响到他的发展，决定他将来的目标方向，这说的是“同林鸟效应”。事实是这样的吗？

阿德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的结果不外乎令人满意和不尽如人意，是不是？

阿德曼托斯：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既然这样，我认为已经没有为这些问题制定法律的必要了。

阿德曼托斯：是的，你的理由看起来很充分。

苏格拉底：可是有关商务的问题就不一样。现在，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起来了，人们在市场上互买互卖，这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契约，如工匠与工匠之间的契约。但同时也出现了违约现象，相应地就出现了有关侮辱和伤害的诉讼。此外还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民事案件的起诉有指定陪审员等繁杂的问题，有关市场和码头税金的征收问题，市场与警察、海港的操作规则问题……这些问题真的很难数清。我们是不是应该逐一为它们制订相关的法律条文呢？

阿德曼托斯：我不这样认为，这太劳民伤财了。对那些正义的人来说，他们一辈子也无法读完强加给他们的这些法律条文。或许当他们知道该如何按照法律条文去做时，他们已经老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主动寻找适合自己的法律条文的。

苏格拉底：是的，阿德曼托斯，只要他们得到神灵的帮助，能遵守住最初给他们制定的法律，就足够了。

阿德曼托斯：如果得不到神灵的帮助，他们将没完没了地制订烦琐的法律或更改原来的法律，一生都是这样。

苏格拉底：你是不是将他们看作是生活上放纵无度、没有什么自制能力的人？

阿德曼托斯：你说对了。

苏格拉底：这种人虽然可能总是去看医生、吃药，但病情也很可能越来越严重，可他们一直指望能有一种灵丹妙药将他们的病治好，使他们恢复健康。

阿德曼托斯：大概是你说的那样吧。

苏格拉底：不仅这样，有趣的是，他们对那些在他们面前讲真话的人，怀有一种莫名的敌意。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身上最大的病症是暴饮暴食、游手好闲、寻花问柳。无论是医院的内科、外科，还是辟邪镇魔的符咒，都无法医好他们的这些病症。

阿德曼托斯：既然他们对讲真话的人怀有敌意，那你为什么还说他们“有趣”呢？

苏格拉底：我想，这种人说什么你也不会对他们有好感的。

阿德曼托斯：是的，不会产生好感。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国家也用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人的方式来治理，我想也不会得到你的赞同。但事实上真的有这样的国家。他们的秩序非常混乱，却不允许公民违反国家的制度，一旦违反就会被处以极刑。而这些国家中也存在一些政治嗅觉比较敏感的人，虽然处于不良秩序下，但是仍热情地为国内的公民做事。为此，他们还不惜巴结和奉承下层人，窥探他们的心思，满足他们的欲求，以此来换取公民对他们的尊敬。你不觉得他们就是恶魔所说的那种有病的人吗？

阿德曼托斯：是的，在这种国家里，这都是一些让人不齿的病人，不值得任何的称道。

苏格拉底：但还有一种人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奉献着，他们同样是政客，甘心从众，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你说这样的精神是不是值得我们称赞呢？

阿德曼托斯：这是当然的，但不能称赞那些没有主见、唯命是从，甚至还沉迷于公众的赞美的人。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是在自欺欺人。

苏格拉底：你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你就一点也不同情这种人吗？假如一个人不懂得如何测量自己的身高，那么当他遇上一些也不会测量身高的人，但他们对他说他的身高是六尺，你说他会相信那些人说的话吗？

阿德曼托斯：他当然会相信。

苏格拉底：因此，你就不必生他们的气了。他们就像是舞台上的小丑，既可怜也有趣。其实，他们也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希望通过对法律条文做出一些小小的改革，能找到办法来杜绝市场上的一些不合理和不合情的弊端，但他们却不知道，这样做无异于拿刀砍九头蛇[1]。

阿德曼托斯：是的，他们是在做着这样的事呢。

苏格拉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论是政治上井然有序的国家，还是杂乱无章的国家，真正的立法者在法律和宪法上都不应该以标新立异自寻烦恼。这是因为政治秩序良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很容易制订，并且有很多宪法条文可以参照前人留下的相关制度；而政治秩序混乱的国家，法律和宪法就是一纸空文。

阿德曼托斯：你这么说的话，立法人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苏格拉底：是的，我们没什么可做的，但特尔菲之神阿波罗还是有事要做的，他还要制订很多重大、高贵的法律。

阿德曼托斯：还要制订哪些法律呢？

苏格拉底：还有很多，如百姓们祭神需要的庙宇、程序、仪式，奉神、半神及英雄的其他形式，殡葬、招魂、驱鬼等所要遵循的统一的规则。我们并不懂得这些事，但我们是理想国家的缔造者，不能将这些事交给巫师之类的人，因为那简直是对祖宗和神灵的亵渎。阿波罗是大地之神，位于中央，是人类宗教的阐释者。我们应该充分信任阿波罗。

阿德曼托斯：我同意你的说法，我们可以按照你说的做。

注释

[1]译者注：古希腊神话中的怪蛇，有九个头，砍掉一个头会又生出两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