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澳门的新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其实并不活跃，虽然有一些刊物先后面世，但成绩相对于旧体文学创作而言并不突出，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澳门文学的发展就日渐兴旺起来。这个文学过渡期的出现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1981年，澳门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东亚大学创立。1983年3月，澳门东亚大学的一群大学生创办了一个名叫中文学会的学生组织，它在20世纪80年代对澳门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983年6月30日，《澳门日报》创办了澳门历史上的第一份纯刊登文学作品的副刊《镜海》，它成为当时在澳门发表文学作品的最主要阵地。最初在《镜海》上面刊登的作品大多出自澳门东亚大学的学生，特别是该校中文学会的成员。在《镜海》创办以前，澳门的报刊上只有一些文艺性的副刊，如《澳门日报》的《新园地》等，但都不是纯文学刊物，所以《镜海》的面世象征着整个澳门社会开始认同澳门文学存在的价值及其重要性。也可以说，从《镜海》这一副刊的创立开始，澳门人有意识地努力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形象。《镜海》创立以后，澳门各大报纸的副刊也增加了刊登文学作品的比重。同一段时间，《澳门人周报》也开辟了文艺专栏《活流》。1983年至1984年的时候，中葡双方还没有开始就澳门问题展开谈判，而澳门东亚大学的创立、秦牧先生的访澳等，其实可以说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1984年3月29日，澳门日报主办了一个港澳作家座谈会，在中国澳门长大、在东南亚和中国香港以写新诗成名的韩牧先生呼吁澳门人应该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对当时的文艺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于1985年1月出版了澳门历史上第一套文学作品集，就是《澳门文学创作丛书》，共有5册，由当时东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云惟利博士（笔名云力）主编。1986年1月3日至6日，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在澳门日报会议厅举行澳门文学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共有17人，分别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以及韩国。大家就中国文学在澳门的发展概况，香港、澳门与内地现代文学的关系，区域文学数据的搜集与研究，还有澳门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这对研究澳门文学，特别是1986年以前的澳门文学的发展极具参考价值。澳门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李鹏翥等人提出应加强文学活动，扩大文学园地，壮大创作队伍。他在《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中，对澳门文学的过去和现在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认为澳门自1986年开始，即将面临一种新的过渡期转变，这是400年来的大转折，意识到“澳门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也将有新的变化”。

在澳门文学座谈会后不久，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又与澳门华侨报、澳门天主教教区青年牧民中心及澳门学生联会等组织，联合举办了第一届青年文学奖。同年，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又办了新诗月会，由韩牧先生主持（后来这个活动交与澳门中国语文学会继续办下去，并易名为文学月会）。从1983年3月一直到1986年，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在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自觉地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1987年1月1日，澳门笔会正式成立，并创办会刊《笔汇》。它的成立是澳门文艺界应澳门在政治上与经济上过渡期的来临而做出的反应，其成员几乎包括所有在澳门活动的文艺界人士，这个组织几乎把所有在该地区活动的文艺界朋友团结了起来。1989年5月，澳门的五月诗社正式成立，这个诗社有三十几名成员，可以说几乎把大部分在澳门活跃的老中青三代写现代诗的诗人都招罗于旗下，只有极少数的向往并力保独立个性的诗人没有参加。五月诗社的刊物《澳门现代诗刊》出版，澳门文学因此繁荣起来。1987年以来，澳门文坛的主要活动以澳门笔会或五月诗社的成员为主。1990年7月29日，澳门中华诗词学会正式成立，这个写旧体诗词的组织的成立，说明了澳门文学界的朋友对传统文学的尊重。更难得的是我们从其刊物《镜海诗词》里面看到，原来以写现代诗著称的诗人，如陶里、苇鸣等，也写些旧诗词。1992年3月31日，澳门写作学会成立。

在研究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学的时候，不能脱离澳门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自16世纪以来，葡萄牙人就逐渐侵占了澳门半岛。利玛窦1518年踏足澳门，澳门就成了中西文化传播的窗口，所以澳门也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利玛窦是从中国澳门进入内地传教的，将欧洲的宗教文化传给中国内地，又将中国内地的文化输出给西方，使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揭开新的一页。因此，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它的意义是世界性的，是近代人类文明史的一座文化桥梁。澳门虽然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宗教方面大三巴古迹负有盛名，妈阁庙、观音堂具有几百年历史，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巴哈伊教等都在澳门存在，这些丰富的文化可以说是历史存留下来的文化财富。但是澳门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小渔港，尽管历史上有很多文人来过澳门，但他们不过是将澳门当作一个旅游点或避风港，或者将它作为一个政治避难所，所以澳门早期也有文学，却并非真正的澳门文学。澳门虽然融合着中西文化，但由于地理的局限，生存空间狭窄，历史上少有中学和西学之争，中葡文化相容并存，没有冲击碰撞，文化形态是相对平静的。几百年来，澳门华人的文化价值观承袭了内地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儒家思想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正由于这样也形成了社会较大的稳定性，所以，澳门的文化形态是温情脉脉的。一般来说，“稳定”的社会文化形态难免产生文化消极，对文化中先进成分的接受比较缓慢，使文化发展不能与时代同步，这种情形的出现也直接抑制文学的发展。因此，澳门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只有文化刺激才能跃动，静态的文化是很难产生文学的。此外，澳门早时并非是一个繁华的闹市，也没有大量的文学人才汇集，加上自身的文化环境气氛不浓，文学资源有限，缺少文学刊物，大部分文章都是发表在报纸上，没有出现一本文学杂志，这都是澳门文学发展的局限。

真正的澳门文学的产生是经过时代的风雨洗刷激发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激发的抗日救亡运动刺激了澳门文学的萌生，它和历代来澳避难的文人感怀身世的文学作品有本质的区别，是“澳门第一次文学思潮”。澳门与内地息息相关，内地每一时期的变动都直接影响着澳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地改革开放也对澳门文学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内地和东南亚新移民作家的加入也使中国澳门文学做出了新的调整，同时澳门经济空前的发展也为澳门文化注入了新质，这对澳门文学的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黄晓峰在《澳门现代诗刊》（澳门五月诗社1989年出版）创刊词中认为：“毋庸置疑，文化开放与文化交融应为澳门文化的特征，正是由于80年代的移民潮为这块因东西生活方式渗透产生诱人的魅力的弹丸之地增添了生气，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猛进方面，也表现在文学艺术创造力突发方面。”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坛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气势。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学的发展并非偶然，一方面受内地改革开放和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寻根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等的崛起都对澳门文学起酵母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澳门自身文学意识的增强，尤其是新移民作家的加入，增加了澳门的人文基础，为澳门文学注入新的血液，触动了澳门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是“澳门第二次文学思潮”。

由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意识增强，作家队伍壮大，澳门涌现出了许多风格各异的作品，标志着澳门文学步入世界华文文学之林。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梁披云（雪予）、李成俊、李鹏翥、伍松俭（徐敏）、林中英、李艳芳（凌棱）、陈艳华（沈尚青、周桐）、鲁茂、余君慧、廖子馨（梦子）、邓景滨、胡培周等，诗人方面有陶里、云惟利、韩牧、黄晓峰（高戈）、淘空了、流星子、江思扬、玉文、云独鹤、胡晓风、苇鸣、汪浩瀚、李观鼎、舒望、懿灵、凌钝、罗大明等。

20世纪80年代是澳门文学的鼎盛时期，无论是作家、诗人队伍的壮大，还是文学作品的丰富性，都是澳门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澳门文学因此揭开新的一页。

虽然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学有了蓬勃的发展，但是文学所表现的并不是有宣言或流派的文学运动，它是一个渐变的探索阶段，加上澳门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缓慢，20世纪80年代文学艺术的发挥仍然被作家所处的生活环境和作家自身的文化视野所限定，所以文学艺术的表现并不十分突出，对主体意识的凸现和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还有欠深化。这样的文学形态也就成为澳门文学的主要特征。

就文学作品本身而言，澳门华文文学都是沿袭“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的创作手法，由于受地理位置的局限，表现的是一种温情脉脉的文学现象，具有一种真善美的文化意蕴。如林中英的小说集《云和月》、周桐的长篇小说《错爱》等，以及《七星篇》（七位女作家合著）、徐敏的《镜海情怀》、凌棱的《有情天地》、鲁茂的《望洋小品》等。

从这些作品来看，作家们以一颗颗强烈的爱心去关心广大市民的疾苦，表现着一种温柔敦厚的内心世界，弘扬善良人性的光辉，怀着人道主义的关怀，充分地体现了真善美的特色。然而，这种真善美的抒写无形中局限了作家的艺术视野，由于作品中的人物个性没有矛盾和冲突，艺术表现较为单一，缺少自我意识的弘扬，主体意识还没有进一步深化，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刻画还没有全面发挥，使作品呈现一种“温情脉脉”的基调。由此可见，小说、散文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内在的文化精神的表现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疑，作品的创作背景是个“小地方”，如果能将地方色彩的精髓放在技巧成熟的创作中，也不失为具有地域特色，从而进入世界文学著作中。另一方面，尽管澳门的作家已经自觉地提高思想性和艺术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更多的作品不过表现为作家体验的交流，缺乏将作品中的生活气息与时代脉搏、与广阔的整体社会联系起来，不能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历史方位上进行创作，深入开拓其内涵，真正做到“以小见大”，揭示出时代的特征和生活发展的趋势。

澳门作家的作品所表现的那种“温情脉脉”的文学气息又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人们长期生活在宁静的文化氛围中，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种温情的密切关系，作家的创作意识自然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对自我意识的增强难免受到制约，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澳门人生存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中，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重大冲击，虽然文化价值观紧紧维系着内地儒家传统思想的价值观，但是，在道德观念意义和实践方式上，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也直接影响着澳门文学特色和审美风格。比如内地儒家伦理道德十分重视自省内悟的内心体验，而澳门群体观念的历史文化沉积，一般随遇而安，人与人之间致力保持一种传统的温情关系。这种关系对作家而言，难免造成审美心理的转移，自我内省的主体内悟相对减少，外在的观念与固有的观念没有冲突，社会生活与内心的交流相对平缓，这也是造成澳门文学特色的重要因素。因为20世纪80年代澳门并没有经过什么痛苦的蜕变，所以，人的思想感情没有沉重的负荷，也没有与外来文化的冲突，而是自然地吸取和接纳，人们的思想感情较为轻松，对生活的体验无须进入痛苦的反思和忧患、深沉，相反，由于商品经济的兴起，直接功利的刺激，人们追求生活利欲的真实，迅速地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念，视野较为直观、感性，这也直接影响着作家的审美风格和特征。

诚然，20世纪80年代澳门散文、小说呈现较为温馨的一种特色，创作手法较为平实，艺术意蕴较为平和、轻快、单一。这一方面说明了澳门作家受澳门这种独特文化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作品都是报刊的专栏文章——港澳地区的专栏都较为重视时效性和信息性，文章风格较为直接，艺术性难免被削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显得轻快，缺少深沉，这是现成澳门文学特色的原因。但是，也有作品吸取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如陶里《寂寞的延续》等；对社会人生有比较深入思考的作品有林中英的短篇小说《重生》、黄淑媛的短篇小说《影子》等。前者是对两性之间性主题的开拓，后者反映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冲突。就小说、散文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而言，澳门文学有它的时代性也有局限性。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澳门的小说、散文创作手法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其艺术和风格表现是“温情脉脉”的轻快基调，那么新诗明显地具有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内地20世纪80年代新诗潮风格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文学品格。20世纪80年代是澳门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新诗史上的黄金时代。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迅速，澳门从小渔村开始迈向现代都市，各种不同的文化随着经济大潮涌入，新诗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诗人的不同文化选择展列奇观，诗人各自以不同的生活经历建筑起新诗殿堂，推动澳门新诗上升。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移民诗人及东南亚移民诗人介入，与本土诗人一起，刺激了中国澳门诗坛，一时间异军突起。中国内地移民诗人如高戈、淘空了、流星子、云独鹤、骆南侨等人，大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到中国内地新诗潮的影响。而东南亚移民诗人如陶里、玉文、胡晓风等，他们生活在南洋，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尤其受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台湾的现代诗派影响。这些移民诗人将中国内地新诗潮的艺术创作手法及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台湾现代诗的创作手法带到中国澳门。加上本土诗人如韩牧、汪浩瀚、陈达升、梯亚、江思扬、懿灵、凌楚枫、罗大明、金浪等人，他们都受到20世纪80年代内地新诗潮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潜移默化影响，这都是直接促进澳门新诗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个时期，澳门诗坛艺术风格各异，诗人各自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文化感情去进行创作。诚如李鹏翥在为澳门五月诗社出版的《五月诗侣》（十一人合集）的序言中所说：“五月诗社的各位新老诗人抒写的内容，追求的艺术风格并不一致，这似乎与因历史原因同一诗风而聚合的诗社不同。但处于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一个诗社成员的诗风多元化，正是反映复杂社会和思想的好事情。”正因为这样，20世纪80年代澳门诗坛出现了多元化的新格局。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摆脱了澳门诗坛传统的“田园牧歌”的文化因袭，横向和纵向地大力吸取各种现代艺术形式，以各种不同的创作手法去凸现艺术的火光。20世纪80年代澳门诗人并没有什么流派和宣言，都是诗人自觉地去对诗歌艺术进行实践和探索。澳门五月诗社出版的《澳门现代诗刊》创刊号提出这样的口号：“破除一切新旧八股的陈腔滥调和传统因袭的应酬老套，竭尽全力地自我突破古典文化的思维定式和传统观念的审美惯性，挺身而出大胆响应当代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和席卷全球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澳门新诗在追求创新、变革，大力提倡现代主义的创作流向，对诗坛的重铸和自我改造及自觉深化。不管是传统诗和现代诗，诗人都弘扬着自我个性，表现当代生活，显示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活力，无论是本土诗人还是移民诗人都有共同的出发点，就是呼唤文学，尤其是新诗用严肃的思考和激情去呐喊讴歌，热情、积极弘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80年代澳门新诗之所以会蓬勃发展，一方面主要是受20世纪80年代内地文坛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文化思潮、文艺思潮的触动下，崛起新的美学原则如“朦胧诗”“实验诗”“先锋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重大影响，以及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的“心智的启发”和“风格的暗示”，这些都促使澳门诗人相继仿效来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另一方面是诗人的文化冲突的结果，主要表现在诗人的心灵难以适应澳门的文化氛围从而产生了文化碰撞，尤其是移民诗人，如中国内地的移民诗人高戈、淘空了、流星子、云独鹤、苇鸣、舒望等，东南亚移民诗人如陶里、玉文、云惟利、胡晓风等。他们初临澳门，对澳门社会风气、文化心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均产生了陌生和疏离感（尤其是中国内地移民诗人），同时他们普遍带着浪子心态和过客心理，所以在作品中大都表现忧郁、恐怖、孤独、渺小、虚无等特征，这恰恰迎合了现代主义的创作基调，所以他们借助现代主义的手法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其次，20世纪80年代澳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种现代主义思潮随之涌入，向澳门较为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吹进了一股新风，使诗歌创作美学出现变化。本土诗人如汪浩瀚、江思扬、懿灵等在这股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也自觉地吸取了现代诗派哲学，突破了传统诗歌艺术规范，使新诗创作迈出了新的步伐。总之，澳门新诗的发展并非偶然，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和时代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具有时代的文化意义。

20世纪80年代澳门的文学评论从总体来看是较弱的一项，原因是文学评论正在起步阶段，与文学创作还不能相平衡发展。这是由于缺乏文学批评的专业人才。20世纪80年代末，澳门才有文学批评出现，一般都发表在报章上，对澳门文学创作及作家起着鼓励和促进的作用。澳门文学批评数量不多，至今出版的评论集有《澳门文学论集》、李鹏翥的《濠江文谭》、黄晓峰的《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评论》、陶里的《逆声击节集》、廖子馨的《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庄文永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澳门文学评论集》及李观鼎的《边鼓集》这几部，应该说澳门的文学评论还未能与文学作品同步发展。但是，从这些文学评论的著作来看，它们的意义和内蕴都有一种对作家及作品寄予的厚望和期待。

澳门的文学评论大多是以对作家的鼓励为起点。如李鹏翥的《濠江文谭》，对澳门作家的鼓励寄予了一种深切的情怀，对各种艺术阐释如高山流水般地传递着美，和作家娓娓谈心，而非一种居高临下的指点江山，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亲切的。从审美需要来看，他的评论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以感情与理性相互交融，和人们进行艺术交流，形成了自己的评论的美学观。黄晓峰对现代艺术的热情弘扬，陶里对新诗学的纵横探讨，廖子馨对澳门女性文学的整体把握，庄文永对澳门诗人、作家的文化阐释，李观鼎对澳门青年诗人的热切期望，都在各自的文学评论领域里显示力度，对澳门文学的发展都直接或间接起着推动的作用。

不过，澳门的文学评论领域还必须加深和拓宽，文学评论队伍还需要新血液注入，对文学评论这一学科还需要进一步地深化，提高艺术品位和美学意趣，除了对作家的鼓励之外，同时要进入作品中去，找出作品的不足之处，如此才能有利于澳门文学的发展和创新。就功能而言，文学批评应该承担历史和美学责任，促使自身走向更广阔的艺术世界，评论家必须不断地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在对创作实践负责的同时，还须一定程度地超越创作实践。文学评论必须具有自己的美学目标，形成一种自觉的批评意识，而且应把握作家、作品、生活、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对自身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有进一步的推动和发挥。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学批评在这方面还处于弱势，虽然评论家都在默默耕耘，各有所长，各有追求，但在评论实践中须有较高的眼光，除对澳门文学作品有整体把握外，也必须吸取和借鉴多种多样的艺术和美学的养分来丰富自己的理论表达，才能更有作为，更完善和成熟。

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学的发展有着它的时代动因，如内地改革开放的新文学思潮，对澳门文学起了酵母作用，促进了澳门文学多元发展。另一方面是澳门本身的一种社会变动，作家、诗人们开始意识到澳门应发展文学，摆脱“文化沙漠”窘境，提高澳门文学地位，加上文学前辈如李成俊、李鹏翥等人对澳门文学发展的大力推动，包括提携新秀，使澳门文学全方位跃动，出现了新格局，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学发展的因素。

《澳门文学编年史》第一阶段的工作做到1984年，可以说是一种刻意的安排，也是对历史的某种回应。这一年，澳门文学概念正式提出，澳门文学的讨论正式展开，澳门文学作品选本之类的编辑工作也正式开始。此后，澳门文学进入了学术和文化的自觉时代。这在澳门文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