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书前

周良沛

纳齐姆·希克梅特（Narim Hikmet 1902—1963）是世界现代诗坛的一座高峰，一部诗的传奇。

海外有包括希克梅特在内的“世界三大诗人”之说，不知出自何处，但称希克梅特为有他广泛国际影响的“大诗人”，当是没有疑义的。

传说中的三位诗人，包括西班牙内战死于长枪队的费德里柯·加西亚·洛尔迦（F.Garcia Lorca，1898—1936）；再有就是经历过长期监禁，死于突发心脏病的希克梅特；还有曾是国会议员，遭到反动政府迫害，长期在智利政局的动荡中逃亡，后来在智利的一场政变后去世的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他们都出生在人口不多、土地有限，除西班牙语外，语种分布面积都不大的国度。在他们当中，聂鲁达与洛尔迦生前有私谊，与希克梅特也是相见恨晚，像聂鲁达所说的，都是“属于我们穷人”的人。他们的诗，也都是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摆脱奴役、压迫，寻求解放的沥血之作。

希克梅特《在哈米达王的时代》中写道：

在哈米达王的时代

我的父亲在也门

服务不到十年时光，

他是高级的官吏，总督的儿子。

我背叛了我的阶级，成了共产党员，

我所服务的地方就是监狱，

在这奇妙的土耳其共和国时代，

我在单身牢房里坐了九年。

我这职务虽然不是自愿，

却也用不着抱怨，

我的职务不过是爱国者的天职，

谁也不知道还有多长的期限。

这不是他最好的诗，却有着对他自己最确切的说明。在一次大战前，也门尚属土耳其帝国的属地，他的祖父，那位“总督的儿子”的父亲，是奥斯曼帝国时期数省、同时是萨洛尼卡最后一任省督。他那位“高级的官吏”的父亲是外交官，曾任驻汉堡领事、新闻出版署署长。在那封闭的帝国，母亲是以音乐和法语素养见长的才女，外祖父也是著名的语言学者和教育家。从个人的教养来讲，书香门第对他的学业和诗歌创作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的催进。作为官僚家族的富家子弟，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可以完全让他成为一个游手好闲、高端消费的纨绔子弟。然而这位少年没有堕落，而是背叛了他所属的阶级。当自己的城市遭遇外国军队的占领时，他的诗开始显露出它的锋芒。一首歌颂海员英雄主义的篇章被海军部长见到以后，他立即被邀到海军学校学习，随后加入水兵们的革命行动，反抗英、美、意的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因此被学校开除。这个十八岁的青年，投笔从戎，以圆他的英雄梦。他用诗歌为武器，丝毫不逊军人的刀枪，他号召伊斯坦布尔青年为民族解放而战的英雄誓言，产生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响。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接见了他：“现在一些青年走上写内容空洞的所谓现代诗的歧途，我建议你们写目的明确的诗歌。”百年前的一位封建国君关于诗的这句话，至今也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一九二一年，他在博户短暂几个月的教书生活，应该是他筹划下一个行动的过渡时期。年初，他在安卡拉结识了来自德国的土耳其学生，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它倡导以共同的斗争推进自己民族的解放。九月，他毅然决然地前往苏联，对于这位旧官吏的子弟而言，这可谓是脱胎换骨的变化。今天，苏联的解体不论有多少教训要总结，它都不应成为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否定，而是对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精神的否定。当年，十月革命的炮声是新世纪的曙光，人类解放的希望。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希克梅特如此坚决、果断、勇敢地往这里走，也是真正地“背叛了我的阶级”。在我国的“五四”时期，许多青年反对封建礼教，背叛自己的家庭，是很普遍的现象。一个时代能如此，那是一个时代的伟大。

他到苏联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学习法文、物理及化学。他既埋头于功课，也活跃于课外活动。他写诗、朗诵诗，在莫斯科“黑猫电影院”导演他自己编写的土耳其戏剧。同时，与“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天才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В.В.Маяковский1893—1930）交往，结识同学中的中国朋友——时称埃弥·萧的萧三。三十年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布拉格卡洛林那大礼堂授予希克梅特“国际和平奖”的盛典上，正是萧三出面对他做详尽的介绍。当初在莫斯科分手后，他在一张外国报纸上读到萧三为中国革命牺牲，被刽子手蒋介石砍了头，随即写了一首让许多土耳其青年为之流泪的长诗《蒙娜丽莎与萧》。不想二十七年后，他同诗中悼念的“死者”再次相见，不约而同地唱出“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成为诗坛的佳话。

希克梅特从阿布杜拉·迷哈达的极端暴君专制，以及疯狂迫害进步人士的基鸿尔政权的黑暗中，来到另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世界，为自身思想沐浴。家庭和社会生活之间强烈的反差，让他无法不意识到作为一个富家子弟的“原罪”并因而感到内疚，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铸造一个全新的自己。在后来长期监禁的苦难中，他刚毅、坚忍、百折不挠的斗争事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一九二二年，希克梅特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四年，他在莫斯科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一月二十八日》，同年回到土耳其。他的所言，所行，所写，都在他的热情和天才中，爆发为鼓舞人心的人民解放的力量。他编辑一份《光明杂志》，鼓吹革命斗争，这就注定了他要成为当局的死敌。反动派不停地跟踪、监视、迫害他，封闭他的杂志，查禁他的书，他不止一次地遭到拘捕，被投入监狱，甚至被押上军事法庭。因为法律不能判三十年，有次判决是二十八年六个月又五天，多次的判决，前后合计达六十五年之多，直至死刑。他七十多岁的老母，手举“要求释放我儿子”的纸标站在伊斯坦堡的大桥上，警察一再驱散人群，来人却越来越多，仅仅四十五分钟之内就有三四千人签了名，且都写下自己的住址。由于大众的声援、反抗，他的死刑被撤销，刑期也减缓了，最终竟在监狱中待了十七年。虽然有国际进步人士联合土耳其工人和知识界的抗议，还出版了《纳齐姆·希克梅特》这种专门刊物，然而，他走出了这道铁栅，却走不出当局对他永远的监禁。

萧三曾记述希克梅特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布拉格对他的一席夜话：

他出狱之后，（当局）几次企图害死他（有一次——纳齐姆·希克梅特昨晚告诉我们说——当天晚上他和他夫人回家的时候，一辆小汽车用非常快的速度向他开来。他急忙躲开，心想这个开车的司机大概是喝醉了。但他刚到街的另一边，另一部汽车又闪着巨眼——灯光直向他撞来。幸好他夫人机警，立即用力把他拖到一旁并把他推倒在地上，这才幸免于难）。最后，竟征他去服兵役，虽然他已年近半百，而且经历了长年的监狱生活和绝食（一次，为了使外面群众能进行公开的活动，诗人在狱中绝食了十八天，体重减少了二十公斤，医生说，再饿两三天必死，经革命群众劝告乃暂停绝食）……健康很坏。但官方雇一医生来“检查”，说：健康状态平常，可以从军。诗人心里明白，这是当局要置他于死地的办法，反动者可以在任何时候，找任何借口，比如说他企图中途逃跑而枪毙他……诗人于是不得不下最后决心，逃出虎口，逃出他的祖国。土耳其反动统治者在诗人逃走之后，愤懣地开除了他的国籍。

二〇〇九年一月五日，土耳其政府、总统居尔、总理埃尔多安俱签署批准废除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关于开除纳齐姆·希克梅特土耳其国籍的政府决定。这个五十八年后迟到的消息，不仅希克梅特本人，就连比他后走二十多年的萧三也无法听到。政府可以倒行逆施，但是，人民不畏强暴。在这之前，有五十万人请愿签名，要求恢复他的国籍。前总统德米雷尔，在一次国际会议的讲话中还引用了他的诗句，二〇〇一年，英国举办了纪念性的研讨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二〇〇二年是“希克梅特年”。其他的，包括土耳其民间，类似的活动无以计数。

对土耳其人民而言，不论政府怎么说，希克梅特，永远都是他们自己的诗人，“是自己的为和平、民主与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战士”。作为诗人，他的作品，正是这一切的最好说明，他那无终无了的苦难，正是对这些作品最好的解读。

他十四岁开始写诗，六十岁去世，四十六年，有不少剧本上演和拍成电影。一九七九年，土耳其与苏联合拍的《我的爱，我的忧伤》用的就是他的剧本。这和那些被作曲家谱曲的诗篇，以及一九三六年他那尖锐、极富针对性的政论《德国法西斯主义与种族论》一样，无疑是扩大他作品影响力的最好方式之一。可是，不论什么人，首先还是视他为诗人。自莫斯科出版他的处女诗集后，从零星的文讯便可得知：仅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两年间，他就出版了《八百三十五行》《1+1=1》《已经三个月了》。翌年，又有《沉默的城市》出版。自然，还有不少被当局查禁了的和不能出版的。但他在美国出版，被评论为“史诗小说”的《同胞群像》及长诗《致塔兰塔·芭布的信》等，都没有找到原诗和译诗。一九六一年去世的希克梅特，生前曾希望他的《同胞群像》能在一九六六年进入土耳其，让他的同胞读到这首诗，至于一九六六年有什么机遇不得而知，可一九六六年之后又过去了半个世纪，至今，我们仍然没有机会看到这些珍贵的作品。

这些诗，是个人，也是为民族的苦难所激发寻求解放的心迹。一首《铁笼里的狮子》，从诗题已能读到他和他的人民的生存状况及人民不屈的反抗。而在《一根我无法点燃的香烟》里，一位迎着死亡从容就义的勇士——

今夜什么时候他都可能死去，

一片焦斑在他的左襟上。

他走向死亡，今夜，

自愿地，不受强迫。

你有香烟吗？他说。

我说

有。

火柴呢？

没有，我说，

一颗子弹会替你点燃。

他拿了香烟

走开。

也许此刻他正横躺地面，

一根没点过的香烟在他唇间，

一个燃烧的创伤在他胸上。

这支在生死之间“没点过的烟卷”，折射怎样的一种人生气概啊。他患Angina Pectoris——心痛症，他说：

我的心呀一半是在这儿，

而另一半，医生，另一半

是在中国，

是在那滚流向黄河的部队中间。

当要求释放诗人的运动高涨时，国会里的反动议员在议席上引用了这两句诗，以证明他不是爱国者，不能释放。而它，正好表现了诗人志在解放全人类的胸怀。

长诗《卓娅》，可以说是他的政论《德国法西斯主义与种族论》的诗化。我们看到，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并未被轰轰烈烈地书写。希克梅特用既热烈又温柔的笔调写了——

你的脸是多么的灵秀，

你那孩子似的脖子是多么的柔嫩；

这脖子上不该是绳套、绞索，

它的上面应该是项链。

你是多么纯洁啊，丹娘！

无怒斥，无痛悼，只是很平静地将绞索和项链并列于此，人与兽的紧张对峙与激烈冲突，在此，回归到最原始、最朴素的人性中去，恍如管弦的交响顿降天籁。艾青周边的人不止一次听他说道：他是写不出《卓娅》这样的诗来的。此话，由此君说出，可不是容易的事。今天，能读到希克梅特的这些诗，是我们阅读中的幸事。

希克梅特的诗是战士的诗，是用热血和生命写成的诗；是自由和光明的颂辞，是野蛮、奴役和黑暗的咒语，是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

对于不能读外文的读者，得感谢为我们提供译文的（以其译诗排列之先后为序）陈微明、非马、余振、孙玮、铁弦、丘琴、刘兴杰、李以亮、魏荒弩、郁泯、王槐曼、戈宝权、罗大冈、李敏勇十四位译界名家，可惜，这些诗也全是从俄文、法文、英文转译的。不过，希克梅特和萧三一样，是参与自己诗的俄译的，而且他学过法文，也参与自己诗的法译，那些诗行也就不可能失去希克梅特，英译的转译若有些相异处，别样的芬芳也是花朵的芬芳。

一九五二年九月，希克梅特应邀访华，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希克梅特诗集》，并且很快又印了第二版。此后的六十多年，他确实在视听中淡出远去了。除了一九五七年《诗刊》创刊时戈宝权译了几首，以后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看到希克梅特的译诗。十年动乱过去，重编聂鲁达的诗选时，也曾请戈宝权译一本比一九五二年出版的希克梅特的诗选更丰富一些的版本出版。他答应了，而且他还保留了一大摞当年作者赠与和他在苏联收集、保存完好的希克梅特的诗集，堆放在他的书桌上。夏天，他在干面胡同社科院专家宿舍里赤膊挥汗地细读精选，那种劳动精神，真让人十分感动。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外事、外访的任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直到他病逝之前，都不忍心催他继续有关希克梅特诗歌的译事，致使这一计划最后流产。

近年，海外有人提出，中国大陆诗坛怎么会忘记希克梅特呢？今天，《我坐在大地上》在花城出版社出版，正好印证了诗界和读者朋友对这位异国的铁窗诗人未曾中断的缅怀。诗人歌唱道：“我的朋友们，我们还要继续战斗，我们将一同走进阳光灿烂的花园。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等待着我，别忘记了我！”随着岁月的迁流，有些诗篇从今天看来，留有当年意识形态的印迹，但是，他反对专制奴役和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始终如一，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作为诗人，只要他把他的诗歌献给了人民的事业，人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